本文摘要：摘要:與經濟學中有關利益最大化的假設不同，本文將進城創業者的經營行動置放于城鎮市場經濟中進行理解，認為經營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來自于社會建構�；诮洕鷪鲇�-經濟行動視角分析發現，經營者追求經營效益最大化的目標來自于經濟場域的結構要求和行動者的個
摘要:與經濟學中有關利益最大化的假設不同，本文將進城創業者的經營行動置放于城鎮市場經濟中進行理解，認為經營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來自于社會建構�；诮洕鷪鲇�-經濟行動視角分析發現，經營者追求經營效益最大化的目標來自于經濟場域的結構要求和行動者的個體訴求。在實踐中，經營者理解的經營效益最大化原則和目標并非抽象的表達，而是基于對經濟組織運作以及所處場域的認知形成的可操作化的具體行動方案。在市場制度規范、小農文化以及市場經濟等結構因素的影響下，處于經濟場域中的經營者以“小步快跑”的形式追求具有合法性、穩定性的經濟利益，并以此形成了經營效益最大化的生意人文化與習性。
關鍵詞:進城創業,經營效益,效益最大化,經濟行動,社會建構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日常經濟實踐的觀察，費孝通先生曾細致地向我們展示了街集交易場所中的個體行動邏輯:在我們鄉土社會中，有專門作貿易活動的街集。各街集時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場上，各地的人到這特定的地方，各以“無情”的身份出現。隔壁鄰舍大家老遠的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換清楚之后，又老遠地背回來。之所以如此，關鍵在于在門前是鄰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當場算清是陌生人間的行為，不能牽涉其他社會關系的。①
為什么不辭辛勞甚至增加交易費用而將商品背到集市進行銷售，而不是直接在自己家門口將商品脫手給同一消費對象?在費孝通看來，費力的經濟行動意欲遮蔽已有的熟人關系，促成交易的完成。從經營者的立場來說，鄉土社會中的熟人關系混淆著交易中的經濟關系，羈絆著交易過程中的討價還價，而固定的街集交易場所則提供了陌生人世界的平臺。
在“生意就是生意”的經濟場域中，友誼與愛情這種令人心醉神迷的關系在原則上是被摒棄在外的②。在交易過程中，既然假設雙方沒有多少沾親帶故的關系，按照商品買賣的流程展開，商品經營者的經濟行動能夠指向最大化經營效益。對于經濟場域中的行動者為何要追求最大化經營效益，以及追求什么樣的最大化經濟效益，不同的理論表達有著不同的觀點。在經濟分析中，基于經濟人的假設，將利益最大化行為作為一基本假定和分析核心③，認定經濟行動者的邏輯在于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與經濟分析路徑不同，其他學科并不認定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假定，而將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養成視為“干中學”的過程，如在有關“理性農民”大討論中，秦暉認為，農民進入市場之后，他們的理性得到提升，心理漸趨成熟，盲目性逐漸弱化，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是其行動目標所在④。秉持效用論的學者將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建構與經濟行動的社會指向相聯系，如強調為了家庭發展而在個體經濟之中追求經濟利益⑤。
高崇將創業和生存聯系，通過對廣州海珠區的一個成衣社區的調查發現，進城創業者將創業作為生存策略，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在外面賺多一些的錢以滿足當前和將來家庭生活的需要。因此，生存原則是他們在生意中的主要競爭邏輯。為了實現多賺錢的目標，他們實踐著特定的計算模式和經營方式，包括采用無條件壓縮生活開支、使用無償家庭勞動力、自我剝削和割喉式競爭等辦法⑥。
在批判與解構過程中，有學者認為，經營效益與經濟利益并不等同，有時即使做到了經濟利益最大化，但是經營效益卻并非最大化，如“轉型交易”模式實踐中⑦，一些經營者運用欺詐等手段獲得最大化經濟利益，最后整個經濟行業陷入蕭條困境。深入剖析經濟行動過程，經濟實踐中的經營者也的確在以各種策略追求最大化經濟利益。
與既有解釋相結合，看似能夠從形式層面賦予經營行動邏輯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但是，從經濟實踐出發，現實中的經營者并非具有先賦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偏好。以進城創業者為分析對象，他們原有的行動邏輯在于滿足家庭生計需求⑧，從鄉村社會走入城鎮經濟場域之中，他們也在通過不同的形式和手段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
如若說是一種習得的理性邏輯，他們又未能按照經濟利益最大化假設追求單位范圍內的經濟效率，實踐之中呈現出非理性的形式邏輯。為了能夠深化對進城創業者經營邏輯的認識，本研究從社會結構視角出發，旨在探究經營效益最大化認知的形塑過程⑨。
在具體分析過程中，我們將摒棄先驗的理解與描述，與經濟實踐相聯系，結合學理性思考，解讀已有進城創業經驗材料⑩，基于經濟場域-經濟行動之間關系的理解，將進城創業者的經營行動置放于所屬場域之中來理解，重點探究他們追求經營效益最大化的影響因素以及追求什么樣的經營效益最大化。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一方面明確經營效益最大化的社會建構過程，理解農民和市場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展現市場經濟中進城創業者的動機和態度，揭示他們的經濟行動邏輯和行動策略。
二、經濟效益的客觀要求與經營效益最大化
(一)經濟場域的結構性要求
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自主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②。對于進城創業者而言，處于經濟場域之中，經營行動受到市場經濟體制、交易情境以及社會結構的約束。經濟場域中的諸多約束則構成了經營者的行動規范，主要包括效益要求與角色規范兩個方面。在效益要求方面，與計劃經濟體制不同，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按照市場機制進行生產要素配置，強調經濟效益。
特別是對于規模相對較小且缺少國家干預的進城創業者來說，他們的經營行動需要滿足市場條件，并且在運作過程中能夠產生相應的經濟效益，否則，入不敷出以及利益低下的經濟組織很難存在與發展。經營者必須對照市場經濟中供給-需求規律、支出-收益規律等調整自身的經濟行動策略。在操作過程中，注重經濟利益成為他們經濟行動的首要原則。如在對新誠制衣廠的訪談中，經營者強調經濟效益很重要，否則房租水電費支付會受到影響，外面的原料費交不起，再加上人工工資開不出，廠子就要垮掉。如果生產成本較高而收益相對較低，兩者之間出現不對等的狀況，即成本大于收益。這種入不敷出的局面明顯說明經營行動的失敗，經濟組織則面臨著轉型或轉手的困境。
避免經濟組織困境的出現，在實踐中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則是經營者追求的經濟行動目標。在對玉米花糖流動攤販的訪談中了解到，經營者為了能夠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經常選擇人流量較大的地方。由此可知，經營主體行動受到經濟場域中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如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形塑了他們的經濟行動，使得他們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法則下采取多種策略獲取最大化的經濟效益，并以此應對市場經濟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二)經營者的自我訴求
在研究城鄉流動人口進城勞動這一現象時，許多研究者將其經濟行動的邏輯定位于生活壓力。鄧大才以年代為標準，將進城打工的邏輯劃分為三種類型，其中第一代是饑餓邏輯，即打工農民的行為及選擇受吃飯、生存目標所左右;第二代是貨幣邏輯，主要是為錢而打工;第三代是前途，即離農和擺脫農民身份，行為目標是追求終身利益最大化췍췍췍�；s有關城鄉流動人口行動的邏輯表達，大致可以歸納為生存與發展兩個方面。對于進城創業者而言，其作為流動人口的子群體，他們的行動目標也定位在生存與發展兩個方面。
三、實踐操作中的經營效益最大化
在經濟學理論中，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可以通過縮減經營支出及增加收益的方式予以實現，可與日常經濟實踐相聯系，理論抽象中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很難予以實現。處于城鎮市場經濟中的經營者受到社會環境的約束，并且在與社會結構的互動下，他們在經濟行動之中已經形成了基于經濟利益最大化操作化的經營效益目標췍췍췍。
其一，市場經濟中的制度規范強制性要求經營者必須遵守市場規定。對于經營者來說，他們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必須首先滿足市場規定。當經濟利益最大化目標與市場規定相沖突時，則只能修改經濟利益最大化目標，否則將會受到嚴格的懲罰。在經濟實踐中，對于“騙人來錢”的懲罰有正式制度的懲罰，也有非正式制度的懲罰，正式制度的懲罰是市場管理部門開出的罰單等，非正式制度的懲罰有時是身體的規訓。
如賣玉米花糖的流動攤販認為小生意想賺多也不容易，但通過騙則可以多賺一些�？墒撬謴娬{騙人會經常挨打，尤其騙到不好惹的人了，人家就會揍他。有一次，本來是十五塊錢一斤的玉米花糖，他跟別人說是一斤一塊五，稱好后又說一兩一塊五，別人不要，他非要別人要，爭執起來人家一打電話，來幾個人就把他打了。
事實上，無論對于坐商還是行商來說，通過欺詐的形式獲得最大經濟利益好比“殺雞取卵”，可能在短時間內偶然獲得較大經濟利益，喪失的卻是長期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如口碑等。因此，鑒于經濟利益的比較，經營者一般會采取合法的經營形式，雖然單位時間內的經濟利益有限，但能夠保證經濟利益的合法性，有利于規避不必要的風險。
其二，進城農民自身的小農文化影響著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實現。進城創業群體中的攤販、個體工商戶和企業主代表著經營過程的三個階段。從低階的攤販向高階的企業主轉變，不僅意味著投資規模的增加，更代表經濟利益的擴大化。在市場經濟中，投資規模的增加意味著市場風險的增加，稍有不慎，不僅沒有錢可賺，而且連投資的本錢都收不回。面對不確定性的存在，許多進城創業者在經營的過程中寧可抱守著現有的經濟收益大小而不愿意向更高階序邁進。在新誠制衣廠的經驗中，經營者曾多次向我們講述了2006年投資的一個印花廠例子。
四、經營效益最大化的習性塑造
在經濟場域之中，進城創業者以“小步快跑”的形式追求經營效益的最大化。在經濟行動邏輯方面，處于城鎮市場經濟中的他們不僅已經擺脫傳統農民的家計邏輯，而且不斷轉向市場取向的經濟行動邏輯，并形成經營效益最大化的習性。
五、結論與討論
在社會科學中，有關經濟行動邏輯的探討已經成為諸多學科中的經典命題。基于不同的預設，不同的學科對于個體的經濟行動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如在經濟學的視野中，從亞當·斯密開始，基于“經濟人”的假設，追求利益最大化便被視為個體經濟行動的動機和目標。與經濟學的視野不同，在經濟行動意義的指引下，社會學者認為，具有“傳統主義”的行動個體“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只追求為得到夠用的而付出的最少”④。
將理論爭議置放于日常經濟生活中時，有關農民經濟行動邏輯的研究則形成了不同的陣營，如信奉利益最大化的舒爾茨、波普金等，主張勞動-消費均衡的恰亞諾夫、黃宗智，等等。沒有達成共識的爭議在本土社會中仍然得以延續，并且目前仍然未有定論，甚至愈演愈烈，形成了諸如商品化小農、社會化小農等表達形式。如何理解當前農民的經濟行動邏輯，特別是進城創業者的經營邏輯，我們有必要借用“社會學想象力”的思維形式，對日益分化的農民群體進行分類討論，并且需要將不同形式的經濟行動與其所處的情境相聯系。將進城創業經營者的經濟行動置放于市場經濟場域之中，從“生意人”的視角進行理解。
我們不同意社會學純粹的非經濟分析，但也不同意經濟學中有關經濟行動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設，而認為經營者追求經營效益最大化的行動目標來自于實踐過程，是經濟場域-經濟行動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如若從經濟行動主體立場而言，他們的經濟行動表現也是經濟場域結構的客觀體現。在經濟場域之中，經濟行動者受制于市場模式和“生意人”身份等，塑造了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目標。對于長期處于經濟場域結構之中的經營者而言，他們的經濟行動不僅呈現出經濟計算的程式化，而且逐漸形成具有生意人特性的文化與習性。
經濟方向論文投稿刊物：《創業家》(月刊)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創業家》雜志社主辦、創業未來傳媒機構編輯運營出版的一本關注中國商業創新力量的雜志。主要報道對象：高成長創新型企業及創業家。成長使命：弘揚創業家精神、發現創新商業模式、關注陽光創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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