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網絡效應使得規模先于利潤的互聯網模式能夠快速形成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和跨界的范圍經濟，強化贏家通吃的市場格局。政策制定者需正確認識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競爭環境，為應對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創造性顛覆做好準備。 當前，我們正處于從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
網絡效應使得“規模先于利潤”的互聯網模式能夠快速形成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和跨界的范圍經濟，強化“贏家通吃”的市場格局。政策制定者需正確認識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競爭環境，為應對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創造性顛覆”做好準備。
當前，我們正處于從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加速轉型和變革的時代。計算機處理能力呈指數型增長，計算成本大幅下降，數字信息的無形屬性和互聯網的全球覆蓋促使純數字產品和許多基于互聯網的服務急速擴張，由此影響了產生價值的資產的性質、所有權的授予方式以及價值創造的來源，進而影響到由數字平臺支撐的市場結構和運作體系，創造出新的供給、需求和交換生態系統，帶來經濟和社會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的本質變革。
目前，許多研究將數字化轉型與早期由蒸汽或電力等通用技術推動的工業轉型進行了比較，以此來說明經濟和社會正在發生更廣泛的重大變化[1] [2] 。如一些學者通過案例研究來說明IT 如何使企業能夠在整個組織中更快復制改進的業務流程，進而提升生產力、市場份額和市場價值[3] 。
還有一些研究認為，數字化改變了市場競爭的規則，相比邁克爾? 波特[4]的可持續競爭優勢理論，數字化條件下的競爭優勢是暫時的且難以繼續維持[5-8] 。數字化變革使得市場變得更加具有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引發了對就業和技能、隱私、安全、社會和經濟互動、社區的形成和組成、公平和包容觀念等方面的擔憂，并對現有的政策調整、適應數字化轉型提出挑戰。跨越“政策豎井”，建立一個靈活性、前瞻性和綜合性的政策框架至關重要。
一、數字化轉型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一)規模、范圍和速度：從規模效應到網絡效應
工業經濟時代，實物產品通常固定成本較高，邊際成本隨規模擴大而降低，因而工業經濟更關注規模效應，重點是企業，產能是關鍵，工業品的用戶之間很難形成網絡，范圍經濟是企業集團的特權。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產品的固定成本通常較低，邊際成本則接近為零，因而成功的企業和平臺能夠以極少的雇員和有形資產，快速實現國際化擴張，如WhatsApp、Spotify、Netflix 等。數字經濟更關注網絡效應，重點轉向用戶，連接是核心，輕資產的規模效應與跨界的范圍經濟特征凸顯，快速響應能力與時間的動態可逆性成為可能。
(二)所有權、資產和經濟價值：從有形資產到無形資產
有形資產和金融資產是工業經濟時代企業創造價值的主要來源，但是在數字經濟時代，無形資產正在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主要驅動因素。軟件、數據等無形資產備受投資者青睞，嵌入式傳感器生成數據流促使資產價值實現從“銷售產品”向“銷售服務”的轉變。如“云端”和高速網絡讓企業能夠在不購買設備的情況下獲取所需IT 服務，進而降低創業門檻、鼓勵創新。此外，數據流還促成新商業模式的形成，如工廠應用“數字孿生”技術完善生產流程、提高生產效率、提供產品全生命周期的服務等�；ヂ摼W平臺連接資產所有者與用戶，在網絡效應作用下，資產的價值符合蒙特卡夫定律，隨用戶規模擴大呈現指數級增長。分享平臺的出現重新定義了資產所有權和使用權，從物權獨占到利益分享，改變了價值創造的源頭。
(三)關系、市場和生態系統：從價值鏈到價值網絡
如果說數字化改變了產品本質，互聯網則改變了關系的本質。首先，互聯網讓數字產品能夠觸及全球，極大降低了通訊和交易成本，促使全球價值鏈集群的形成，突破地域限制促進個人、企業、組織和政府間的數據分享，這不僅為雙邊關系賦能，而且有助于強化市場運作和發展。另外，網絡化的數字技術有助于傳統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打造個性化、定制化網絡，如航空公司自建網站為顧客提供出行規劃服務，而不必再尋求第三方旅行代理服務。雖然數據連接虛擬的本質可能對一些交易的信心造成消極影響，但在線信譽評估系統、實時欺詐分析等大數據分析服務以及分布式賬本(區塊鏈)有助于增加信任。
二、數字化轉型帶來的監管挑戰
(一)數字化轉型重塑數字企業規模評估標準，對基于“規模”的政策規則提出挑戰
數字經濟條件下輕資產的規模效應可能會挑戰目前面向“大”或“小”企業的政策。數字企業可能只有很小的“體量”，但在收入、市場份額和影響力方面可能很大。工業經濟條件下用員工、資本、設備等來評估企業規模的方式不再適用�；ヂ摼W使“微型跨國公司”得以實現，并從國家政策環境的差異中獲得“管轄權套利”，如互聯網企業可以從目前僅適用于大型跨國公司的稅收制度或管理數據的規則中獲益。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設計對“大”或“小”企業的評估標準，進而明確特定規則和補貼的適用對象，如基于規模的優惠待遇、投資激勵和定位激勵、關稅、稅收、社會成本等。
(二)數字化轉型加劇市場動態競爭，對反壟斷規制提出挑戰
網絡效應使得“規模先于利潤”的互聯網模式能夠快速形成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和跨界的范圍經濟，強化“贏家通吃”的市場格局，加劇市場支配的跨市場傳導，誘發反競爭行為、設立進入壁壘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阻礙市場競爭的現象[9]。同時，數字平臺的發展還可能引發平等準入、市場集中及“ 網絡中立”等問題，傳統的企業巨星因數字商業模式轉型失敗而隕落成為常態，政策制定者需正確認識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競爭環境，為應對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創造性顛覆”做好準備。
(三)數字化轉型擴展跨界的范圍經濟，對政府部門的協同及創新監管提出挑戰
數字化背景下跨界擴張門檻降低、領域邊界被打破，企業可以通過進軍新領域或收購的方式發展范圍經濟，產品可通過組合創新方式實現功能擴張，對不同政策領域部門和機構的交叉監管提出挑戰。如自動駕駛汽車會對稅收、環境、勞動力政策以及交通城市規劃等多方面產生影響，政府需要通用的政策框架以協調工作，打破各部門間相互孤立的局面。此外，新的數字商業模式對傳統監管方法提出挑戰，老辦法管理新業態導致的監管滯后性阻礙數字化創新與發展，政策制定者需要結合數字化轉型的諸多因素對現有監管進行衡量評估，根據不同領域的特點量身定制規劃監管辦法，為新技術提供良好發展空間。
(四)數字化轉型改變資產屬性及價值創造的來源，對無形資產的測度提出挑戰
分享平臺(包括云計算)的興起改變了資產權屬的性質，享有“租用權而非擁有權”的實物資產可能會影響經濟績效測度，如投資和生產率的測度，并增加了對這些資產增值部分分配的難度。不同國家知識產權資產權屬的跨境流動以及跨國界和跨成員之間的數據流動，對如何衡量無形資產和價值創造來源提出挑戰。例如，從稅收政策的角度考慮，很難決定數據產生的價值是否應歸屬于源數據，生成利潤是否應歸于源數據地。
(五)數字化轉型打破了空間的桎梏，對稅收、貿易和教育等政策提出挑戰
由于數字化轉型一定程度上解開了空間條件的桎梏，所以關注點不能按照傳統思維只集中在價值創造源地，還應更多關注價值分散消耗地，這對勞動力稅收、貿易和原產地規則以及教育政策等都將產生影響�？缇硵祿鲃涌赡軙箶底址⻊召Q易超出傳統商品貿易，并對服務貿易的界定產生影響，如應用數字孿生、3D 打印等新技術制造出的產品屬于“數字工程服務”還是“生產制造的貨物”值得探討。另外，數字化轉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發展和執行本國政策的能力，比如網絡活動追蹤和非法資源打擊越發困難，互聯網協議、RFID 標簽等技術手段遠不足以解決問題，由此對貿易、醫療、稅收(基金的稅收政策已經引發了稅基侵蝕問題)等政策產生影響。
(六)數字化轉型驅動邊緣賦能，對數據權屬和數據治理提出挑戰
從個人電腦到智能手機，再到正在發展的“物聯網”，邊緣賦能將見證前所未有的巨大數據流。數據正成為像勞動力、資本這樣的生產因素，大數據分析為經濟社會開啟重大機遇，同時也帶來數據所屬權、控制權、收集權等重要問題和挑戰。隨著各經濟領域開始由數據驅動，政府需要在所有政策領域考慮覆蓋隱私、安全的數據管理問題，推動數字標準的形成，以增加可操作性和可拓展性。
(七)數字化轉型催生平臺生態，對公共政策提出挑戰
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興衰沉浮對公共服務、競爭、勞動力、稅收等政策制定有諸多影響，如公共政策經常要求銀行過濾可疑活動( 如洗錢) 的交易，新的科技金融服務是否也負有類似責任?此外，公共服務在一些領域的作用正被削弱，政府需要建立或支持能夠滿足特定公共需求的平臺，比如愛沙尼亞的健康醫療、公投和稅收平臺。“一對多”大眾傳媒角色的削弱可能影響公共政策目標的達成，阻礙對虛假信息的監測工作。
三、對中國經濟數字化轉型的監管建議
(一)加強跟蹤研究，形成數字化轉型測度與評估方法論體系
一是建立和完善數字經濟統計監測體系。鼓勵和支持相關研究機構在無形資產測度、數字企業規模評估等方面開展研究，形成能刻畫數字經濟運行的經濟數據統計體系。二是開發和確立數字化轉型行業解決方案。針對數字化帶來的“顛覆式創新”，加強數字化轉型中觀層面的研究，把脈產業數字化發展，支撐政府決策。三是構建數字政府影響評估框架。跟蹤數字化轉型帶來的監管挑戰，通過數據驅動重塑政務信息化管理架構、業務架構和組織架構，形成“用數據決策、數據服務、數據創新”的現代化治理模式。
(二)釋放平臺價值，構建多元共治的協同監管機制
一是壓實平臺主體責任，探索建立政府、平臺、企業、行業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有效協同的治理機制。構建平臺企業與政府協作治理機制，充分利用平臺積累的消費者評價數據與現有政府管理效果對接來促進管理創新。二是強化數字信任，構建以信用為基礎的數字經濟市場監管體系。建立以信用為基礎的事中事后監管手段，加快市場經營主體的信用體系建設，推動各類信用信息平臺的對接，形成政企聯動、行業聯動的信用共享共治體系。三是發揮平臺網絡效應，完善社會監督舉報機制。充分發揮平臺經濟和社群經濟去中心化、規�；瘍瀯荩煤鸵龑鐣α繀⑴c數字經濟治理，形成有效的監管正反饋機制。
(三)鼓勵數字化創新，探索與新業態發展相適應的監管方式
一是強化市場競爭行為監管。嚴厲查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限制集中趨勢，營造公平、創新的市場競爭環境。防范超大型互聯網平臺企業依托核心優勢，通過提供捆綁搭售、掠奪性定價、拒絕交易、歧視以及市場擠壓等行為損害消費者利益，排除實際或者潛在的競爭對手等。二是增強監管的包容性和靈活性。通過建立“監管沙盒” [10] 以及向發展路徑不同的國家借鑒經驗等方式探索監管政策，以開放監管、指南性原則的方式保證政策靈活度。建立以人為本的監管框架，確保訪問和使用數字服務的簡單、便利，增強公民福祉。三是優化數字要素市場化配置。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構建市場有效、政府有為、企業有利的市場機制。探索符合數字產品、服務、技術進出口特點的貿易監管制度。加強技術和知識擴散，促進有形和無形資本投資，幫助中小企業綠色環保。
(四)完善法律法規，建立法治化數字經濟治理體系
一是出臺促進和規范數字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完善電子簽名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營造公平、有序、創新、活躍的數字經濟市場環境。二是健全與新業態發展相適應的規制體系。跟蹤評估電子商務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實施情況和效果，幫助改善政策設計、實踐、評估和執行。三是形成立體化網絡空間治理體系。加強網絡關鍵基礎設施的信息安全立法，出臺數據商用流通政策文件，保護個人數據、隱私以及知識產權。
(五)挖掘數據潛力，提升數字化治理水平
一是構建數據驅動的科學決策體系。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推進技術與管理并舉的數字經濟治理模式，提升數字經濟態勢感知、風險預警和防范能力，推動決策科學化、精準化，提升經濟治理能力、再造公共服務模式。二是推動數據信息共享，強調主體間共商共治。通過不斷整合數據、資源，逐步形成統一的電子政務公共服務體系、數據資源中心及對外服務平臺，提高數據資源的兼容性。鼓勵由個人、企業和政府共擔的數字安全風險管理實踐。三是建立數據資源要素交換市場，強化依據標準監管。制定政府信息化系統建設標準、數據對接標準和技術實施規范。推動數據交易服務，培育數據流通市場，發展和規范數據要素市場，推動建立數據資源的資產化和數據流通交換體系。
(六)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共建數字經濟國際治理體系
一是增強中國數字經濟企業國際競爭力。加強全球數字化轉型演進路徑、發展模式、運行機理等方面的研究，對接國際數字經濟規則，提高我國互聯網、通信和電子商務等企業的國際化經營能力，幫助中國數字經濟領域的企業更好地融入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二是講好中國數字化轉型“故事”。充分發揮WTO、G20、APEC 等國際舞臺的影響力，分享并宣介數字化轉型及數字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推動中國數字經濟相關標準、規則走向世界，提升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話語權。三是探索共建數字經濟國際治理體系。鼓勵和支持國內相關部門加強與OECD、世界經濟論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就確保不同監管體制在數據或其他橫向問題上具有互操作性的監管方法展開國際對話。
經濟師評職論文范文：中國共享經濟發展模式研究論文發表的范文
盡管共享經濟的前景一片大好, 但那只是宏觀環境, 創業者的機會不見得就肯定會多。2017年年底, 一份所謂的“共享單車死亡名單”刷爆了朋友圈, 這是一份已經倒閉和停止運營的共享單車企業名單, 那可以說是“尸橫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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