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示范區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如何在不改變行政隸屬關系的前提下，為長三角地區的一體化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探求可推廣、可復制的實現模式與路徑。研究顯示，當前一體化示范區所屬的兩區一縣的產業升級依舊面臨挑戰，各區縣之間的產業結
摘要：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示范區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如何在不改變行政隸屬關系的前提下，為長三角地區的一體化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探求可推廣、可復制的實現模式與路徑。研究顯示，當前一體化示范區所屬的兩區一縣的產業升級依舊面臨挑戰，各區縣之間的產業結構雖然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并形成了各有重心的發展格局，但作為產業升級發動機的數字經濟和產業數字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較突出。為此，本文在分析示范區產業發展現狀及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以大力推進數字經濟為示范區發展的主要方向，以“創新引領、綠色為基、鏈式嵌入、高端高新”為產業升級的實現模式，并據此明確了發展重點和具體路徑。
關鍵詞：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產業發展;數字經濟
長三角的區域協同發展起步早，推進穩步有序。從1992年長三角15個城市經濟協作辦主任第一次聯席會議，到2018年《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編制完成，長三角的一體化大致經歷了五個歷史節點。目前，長三角已經形成以完善市場主導的資源要素配置機制，構建區域統一市場、降低要素和產品空間移動的廣義運輸成本，以及實現區域與城市間互聯互通、共治共享為目標的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的主體思路和行動計劃[1]。同時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協同治理框架，即包括決策層、協調層和執行層在內的三層運作協調機制，以及在各自層級下進行的四級會議制度[2]。
在經濟全球化進入新階段且國內發展模式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3]。當前，在宏觀整體層面上，從《長三角區域發展規劃》《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到《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一直到2019年12月頒布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長三角一體化規劃體系框架已經逐漸成熟，并設立了由三省一市成員集體辦公的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作為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具體協調和實際操作部門[4]。但是，從理念到操作，從戰略到戰術，一體化發展面對的主要問題依舊存在，如何進一步破除更深層次的體制機制障礙，包括如何破解由行政層級體制形成的區域發展壁壘，推動國家和區域治理模式的轉型，實現區域協同創新，其間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許多。
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簡稱一體化發展示范區)是我國第一次跨省建立的以經濟社會的全面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的一體化發展示范區。這既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與內在要求，也是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一大創舉。那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到底有什么樣的歷史使命，又如何從全球視野與國家戰略的高度，去實現其所要承擔的歷史使命?特別是如何通過協調示范區內的產業發展來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而形成新的增長點，引領長三角實現跨越式發展，就是一個亟待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發展現狀及問題
(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總體情況分析
1.與國際成熟城市群相比，存在階段性差距
長三角產業結構與發達城市群相比，具有階段性差距。國際發達的城市群，一般具有成熟的產業結構，在價值鏈中往往處于高價值區段。在表2中，2010年英國中南部城市群產業結構呈現“三二一”的產業比重，產業結構雖然具有一定的差異，但是服務業均超過50%，整體上城市群內產業結構的區域差異較小。核心城市倫敦的服務業比重更是達到70%。而2018年，雖然長三角三省一市整體呈現出“三二一”的產業結構，但區域內部存在較大差距，如上海服務業比重達到69.9%;江蘇服務業比重為51%;浙江服務業比重為54.7%;安徽服務業的比重為45.1%，尚未超過50%。雖然江蘇與浙江服務業比重已經超過制造業，但所超不多。服務業比重最高的上海也尚未達到70%，還不及倫敦2010年的水平(見表3)。另外，安徽的農業占比更是高達8.8%。長三角城市群整體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的城市群尚具有階段性差距。
2.長三角三省一市產業結構級差明顯
長三角三省一市之間的產業結構區域差距明顯。各省市的產業結構所處階段分別為：后工業化發達地區(上海)、工業化后期(江蘇、浙江)、工業化中期(安徽)。2018年長三角的產業結構狀況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上海，特征是第一產業比重已經低于1%，第三產業比重接近70%，這基本上就是一個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狀態;第二個層次是蘇浙兩省，第一產業比重低于5%，第三產業比重在50%左右，而第二產業比重在45%上下。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產業結構，無論是現在的金磚國家，還是韓國或曾經在人均產出1萬美元階段的發達國家，都沒有這么高的制造業比重;第三個層次是安徽，基本上還處于工業化中期的產業結構狀態。而國際發達城市群內部產業結構差異較小。
3.三省一市制造業結構相似度較高
長三角三省一市之間的制造業結構相似度較高，產業發展的協調性欠缺。對三省一市的制造業結構相似度的研究，主要選擇27個制造業部門進行分析。圖2展示了2001—2013年長三角三省一市27個制造業部門產業結構相似系數，數值越接近于1，說明兩地的產業同構程度越高。在所有結果中，江蘇和浙江、江蘇和上海之間的產業相似程度最高，但江蘇和浙江之間的產業相似程度一直在下降，從2001年的0.924下降到2013年的0.886，年均下降3.5%。與之相反，上海和江蘇之間產業相似程度卻不斷上升，從2001年的0.836一度上升到2008年的0.914，后又逐年回落至2013年的0.866，但仍是所有次區域中產業相似度最高的地區。安徽與其他兩省一市之間的產業結構的差異化程度相對較高，其產業結構的相似性經歷了一個先降后升的過程，這一方面說明安徽對其他兩省一市的追趕現象，另一方面也說明隨著長三角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深化，長三角其他地區對安徽的產業輻射也越來越顯著。
(二)示范區產業發展態勢分析
1.二區一縣經濟發展呈現差異
示范區三個區縣的經濟發展有較大差異，其中吳江區的國內生產總值比嘉善和青浦兩區縣的總和還要多。從增長率上看，2009—2018年嘉善縣的增長速度是三個地區最高的，而青浦和吳江兩個區發展速度在2012年以后有一個明顯的回落，吳江區在2016年到達谷底，之后便開始較快速率的攀升，青浦的發展則一直較為平緩。
2.三地產業結構差異性明顯
三地產業結構之間差距較大。青浦區的第三產業增長速度領先其他產業，2018年增加值實現597.5億元，比上年增長11.9%，占全區的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上升為55.6%，在產業發展上體現出與上海其他地區更加雷同的趨勢，三產優勢更加突出。吳江區在第三產業的發展上有較大改進，三產增速達到8.5%，超過了二產增速，但是占比上仍然是二產占較大優勢。嘉善縣作為浙江接軌上海的第一站，區位優勢明顯，然而其總量、結構和增速都處于較低水平，在與其他兩個地區協同發展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差距，與長三角整體的三次產業比重相近。從增速和占比都能看出，青浦、吳江和嘉善三地在產業發展上都偏向于服務業，這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應注意二三產業的協同發展，因為沒有二產支撐的服務業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3.三地制造業發展水平不一
三地制造業發展各有側重。目前示范區三地的制造業發展狀況仍主要以傳統產業為主，且具有比較鮮明的地方性特色，地區間協同發展的基礎有待進一步夯實。青浦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1537.88億元，汽車制造業等前十大支柱性行業完成規模產值1173.4億元，占全區規模工業產值的76.3%。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制造業部分)的比重接近30%，且分布在5個以上的產業中，產業的規模效應相對不足。吳江區四大主導產業合計實現產值2904.42億元，增長5.0%，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82%。
其中，絲綢紡織與電子資訊兩個產業加起來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50%以上，產業集中度較高，但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業態較為匱乏。嘉善目前產業基礎較為薄弱，無論是傳統支柱性產業，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都有待進一步夯實基礎、發掘潛力。但嘉善的優勢在于發展速度快，具有相對的后發優勢。2018年，嘉善縣是三個區中唯一一個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增率超過兩位數的地區，且研發活動持續活躍。全縣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R&D經費支出16.08億元，占GDP比重為2.76%，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活動覆蓋率達到37.5%，全縣新認定高新技術企業69家，新增省級科技型中小企業79家，新增發明專利授權276件。
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產業發展模式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多年的實踐磨合，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邊界已經相對清楚。產業發展的主體是企業，發展什么產業、不發展什么產業的選擇權主要在企業。而政府的工作和貢獻主要集中在維護公共秩序、完善社會基礎設施、保障民生服務等公共服務的提供上。在人力資本的支撐、土地資源的供給乃至適度的資金融通渠道支持等方面政府也會有所作為。除此之外，從非微觀視角來看，政府還有招商引資的工作。因此，對于一個地區的產業發展而言，選擇什么樣的產業和發展什么樣的產業，應該更多地依靠企業自身的選擇，政府所起的主要作用應該體現在強化地區吸引力上，政府工作的關鍵在于優化產業發展環境、資本運營環境、科技研發環境、人才樂居環境等方面[5]。
對于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產業發展必須在四大定位即全球級城市群的核心地帶、世界級產業集群的發端高地、國家戰略的實際操作區域以及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載體的框架下展開。同時要考慮到內外部的環境，順應世界科技與產業發展的大勢，結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及其周邊地區現有的產業基礎和未來發展趨勢。在產業選擇上，本文認為應該以數字經濟發展為支撐，以高端高新產業為引領;在具體實現模式上，建議以鏈式嵌入為主;在產業發展理念上，建議以科創為核心;在產業發展理念上，建議以綠色為基礎。以上四個部分構成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產業發展模式。
(一)創新引領
把超前布局重點領域科技創新、支撐創新型國家建設作為示范區實現產業引領發展的核心落腳點。在創新型國家建設進入“沖刺期”且我國創新自主化要求產生“質變”的大背景下，應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聚焦于科創功能，布局一批科創產業，提高國民經濟體系中新產品、新技術的比重。長三角地區聚集了豐富且差異化的創新資源，高校林立的上海具有國內領先的基礎科研能力，江浙地區成熟的制造業體系則具備強大的技術轉化和規�；a能力，兩者的有機結合將釋放出巨大的潛能，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正是這樣一個載體。一是創新科研機構建設的體制機制，加快發展新型科研機構，明確定位、優化布局、擴大規模、提升能力;二是加快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加強各區縣聯動和部門協同，完善重大科技創新與產業化任務的組織方式和協調機制;三是鼓勵各類主體創辦科研機構、完善治理結構、探索實行理事會制度;四是鼓勵民辦科研機構發展，支持科學家領銜組建新型科研機構，提升原始創新能力;五是“引進來”和“走出去”并舉，鼓勵示范區積極引進國際頂級科研機構和研發服務機構，推動科技資本、研發機構更多地參與國際科技創新合作，鼓勵企業創新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創新動力的提升。
(二)綠色為基
實現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的互利共生是示范區產業選擇的基本出發點。通過充分發揮三區縣的生態資源優勢，建立健全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探索生態優先、綠色發展路徑。對于示范區內部的區縣而言，要明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堅決杜絕為了短期的經濟增長而損害甚至破壞生態環境的錯誤做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思維;要意識到綠水青山的自然財富和經濟財富的雙重屬性，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一方面，加速拆除高污染、高排放的低端企業;另一方面，積極推動生態基礎設施(如生態廊道)的建設。
(三)鏈式嵌入
用創新鏈彌合產業鏈斷線，以創新鏈牽引產業鏈，以創新鏈推動生產力要素的流通組合，推動示范區以及長三角整體地區產業的鏈式發展。促進產業鏈、產品鏈、創新鏈、資金鏈四鏈的協同聯動，以更廣闊的視野謀劃和推動示范區發展。從政府、企業、人員三方面來保障鏈式嵌入發展：一是發揮政府的規劃引導作用。通過政策支持、機制創新、資源組織、搭建平臺等多種手段，圍繞四鏈融合的薄弱點、脫節點、梗阻點，提升產業鏈、完善創新鏈、配置資金鏈、壯大產品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效能，推動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和集聚;二是要充分發揮企業這個“資源整合者”的作用。要充分調動企業家的創新活力與激情，鼓勵他們與科研人員攜手同行，在創新鏈與產業鏈耦合上，發揮出連接左中右、暢通上下游的重要功能;三是鼓勵科研人員和科研單位堅持市場導向。推動更多科研人員以掛職、參與項目合作、兼職、離崗創業等多種形式走出“象牙塔”，圍繞市場熱點、需求痛點、產業空白點，積極參與到示范區的產業發展中去，有效破解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脫節、高校學科方向與地方主導產業契合度不高、科研隊伍與市場距離過遠等問題。
(四)高端高新
把導入與發展高端高新產業作為示范區產業發展的重點方向，進一步順應科技革命的大方向與產業變革的大趨勢，重點選擇及培育一批高端高新產業，推進示范區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當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產業結構相對偏小(企業規模小)、偏低(附加值低)、偏傳統。這既對示范區實現新標桿、新高地、新引擎的定位形成挑戰，也為未來產業的發展提供無限可能。一是在產業選擇上，應面向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新材料產業、高端現代服務業、綠色生態農業等具有前瞻性和競爭力的發展方向;二是以良好的營商環境和發展環境，吸引高端高新產業以及典型性企業布局于一體化示范區，助力打造創新驅動發展、改革開放的高地;三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雖然傳統產業仍有市場，但附加值不高，與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產業定位有所不符。針對這些產業，政府應進行分類管理，對于可以關停的企業和產業要堅決關停，對具有改造提升價值的企業和產業則要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與節能環保技術實現產業更新。
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產業發展的重點領域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未來將成為中國領先全球、率先打開第四次工業革命之門的“鑰匙”。數字經濟的發展既有利于推動新型業態的出現，也將助力創新鏈和產業鏈的重構。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而言，則要通過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結合，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把握重點產業，以搶占未來產業發展的制高點，有力推動其探索建立新經濟體系，實踐可復制可推廣的產業發展經濟，加快長三角新舊動能的轉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區域發展。而示范區在數字經濟的發展上既存在一定優勢也存在不少問題，因此要明確重點發展領域，聚焦發展。
(一)示范區數字經濟發展的特點和問題
1.三地數字經濟發展差異化，各有重心分工明確
示范區兩區一縣在數字經濟發展上呈現明顯的差異性[6]。青浦作為中國最大城市上海的一個區，在城市服務方面走在示范區前列，為示范區未來的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有益經驗，應當著力打造國際一流的創新經濟、數字經濟、總部經濟產業集聚地。吳江作為全國百強區前三名之一，在“吳江智造”方面已有相當的發展基礎，并形成了智能設計、智能生產、智能裝備、企業資源計劃管理、供應鏈管理和生產性電子商務等6個重點發展領域。“數字經濟”是浙江的“一號工程”。2018年，嘉興市嘉善縣實現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總產值160億元，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的14.2%，增速高出全市平均1.5個百分點，核心產業發展勢頭強勁�！都紊瓶h數字經濟發展倍增行動計劃(2019—2022年)》明確了嘉善數字經濟的發展目標，要求其核心產業發展成為全省示范，努力建成全國知名的縣域社會治理數字化示范區。
2.未能充分發揮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驅動作用
工業的發展仍然缺乏互聯網平臺的支撐，特別是制造業企業數字化進程不充分且結構失衡的問題突出。目前一體化示范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存在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由于信息化投入的投資回報周期較長、轉換成本高、試錯成本大，較為成熟的傳統產業對數字化轉型投入缺乏動力，投資不足;二是需要大量運用數字技術的新興產業則體量相對較小;三是行業差異明顯，存在企業“上云”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主要體現在離散制造業數字化水平明顯低于流程制造業。
3.現行治理手段與數字經濟跨界融合態勢有待適應
目前，一體化示范區的管理體制仍缺乏統籌協調[7]，比如示范區的三個區縣在數字經濟的統計口徑上就并未統一，導致示范區數字經濟發展狀況難以準確衡量和比較，進而波及政策影響的評估�，F行的治理手段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調整，以適應數字經濟跨界融合發展的態勢：一是大量的關于數字經濟創新深化的相關研究對傳統理念具有顛覆性，如何適用理解并加以應用;二是管理者要合理界定數據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間的職責權利;三是在制定數字經濟領域相關產品與服務標準和規范時，如何更好地掌握主導權;四是重視數據安全問題，有效防范由此產生的風險。
(二)示范區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應充分聚焦長三角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兩方面結合的優勢，不僅要重點發展面向未來的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核心產業，也要著力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一方面，通過發展“云、大、移、物、智”等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構建完善的產業生態體系。依托數字經濟現有的“獨角獸”“隱形冠軍”“單打冠軍”企業，整合示范區北面江蘇省在芯片、集成電路、光纖電纜等數字產品制造上的優勢，示范區南面浙江省在電子商務、信息組織、技術支持等信息服務上的優勢，以及示范區東面上海在吸引高端人才上的優勢，打造全球數字經濟高地。另一方面，加強制造業部門對數字技術的運用，通過平臺建設降低生產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性，甚至打破產業邊界，促進產業跨界融合，激發傳統制造業的活力。重視數據在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上的作用，通過建設長三角數據中心，統一標準，實現政務數據、社會數據的跨部門跨省市共享應用，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建設營造一個良好的服務氛圍。
2016年G20杭州峰會發布的《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對數字經濟給出了一個權威的定義：“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可見，數字經濟是發展經濟的一種手段和重要推動力，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相吻合，也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發展定位高度一致。結合實際情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應聚焦數字信息產業、智能制造業與數字服務業等三個數字經濟行業的發展。這里面既包括相關的制造業，又包括相關的服務業。
四、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產業發展的實現路徑
(一)強化鏈式牽引，夯實產業基礎，提升產業鏈發展水平
要打造上下聯動、供需雙贏、創新活躍、空間協同的產業鏈發展生態，將產業鏈環節上的價值鏈、供需鏈、創新鏈和空間鏈整合在一起，尤其是彌合創新鏈和其他三鏈之間的分割。鼓勵行業龍頭企業、國家級開發區圍繞做大做強主業，延伸產業鏈條，開放企業技術鏈、供應鏈、物流鏈、渠道鏈，整合培訓、金融等相關服務，打造集孵化器和加速器于一體的創客空間。
(二)面向功能需求，打造“萬畝千億”組團布局
明確示范區數字經濟發展定位，突出重點領域與環節，實現產城融合，營造適合數字經濟各層次勞動力生產生活所需的環境。從頂層規劃到戰略推行再到空間優化，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數字經濟發展須以“萬畝千億”作為目標，擺脫過去以新城、產業園區作為產業主要發展模式的老路徑，鼓勵多元化的創新空間在示范區集聚，并以城際鐵路作為通路，以組團的方式，發揮網絡與規模效應，實現產業能級的跨越式發展。
(三)實施雙輪驅動，率先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專項行動
圍繞“高質量”和“一體化”兩大要求，實施雙輪驅動，通過“示范區城市大腦”“數字經濟標準建設”“‘聚星’”發展計劃、“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等四個專項行動計劃，率先實現產出效率和區域協作的突破。
(四)強化實施保障，助推產業高質量發展
一是成立示范區數字經濟推進工作小組，指導產業的率先突破和項目的集中落地。在長三角層面，專門成立示范區數字經濟推進工作組，統籌協調示范區數字經濟發展各領域的重大決策、工作部署和監督檢查。鼓勵行業協會、龍頭企業、咨詢機構、科技中介以及相關專家作為咨詢委員會成員積極參與到示范區數字經濟發展的推動工作中，把握全球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發展的趨勢，強化決策的科學性與前瞻性。
二是聚焦示范區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加強產業化與市場化的聯動，搭建高驅動力的數字經濟發展政策體系。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等經濟性杠桿和法規、標準、科技、教育、人才、考核等非經濟性政策杠桿，營造引得來、留得住又能高質量發展的數字經濟產業政策環境。以政策鏈為先導，提高一體化示范過程中的要素資源整合優化配置能力，構建面向轉化全周期和產業鏈各個環節的集成化平臺化政策體系。進一步加強對產業鏈精準招商的統籌以及引擎性企業與項目的謀劃和追蹤，加強“一集群一策”“一鏈一策”，強化適合創新生態體系搭建的政策供給與要素供給。
經濟師論文投稿刊物：《生態經濟》雜志以“深入讀者、深入產業”為基本編輯思想，力圖以全球視野，全面關注和報道最新生態資訊，關注全球生態經濟領域的熱點事件，喚起全民的生態意識，傳播生態經濟知識，引發社會各界廣泛矚目，成為領導決策的參謀、企業家的助手和讀者的益友。由于依托新華社、中國生態經濟學會、中國“自然之友” 等專業咨詢機構，發揮出版社全國新華書店發行網絡和書刊互動的資源優勢。
三是積極推廣浙江“最多跑一次”的經驗，簡政放權釋放創新創業活力。通過推進企業投資項目承諾制改革、深化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推進政府數字化轉型等方式，營造透明高效的政務服務環境。提升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效率，政府定標準、強監管，企業作承諾、守信用，盡快實現“零審批”管理。圍繞壓縮企業開辦時間、準入即經營的目標，深化“多證合一、證照聯辦”商事制度改革，推行全程電子化登記，推動企業設立、變更、注銷、備案等所有商事登記事項“一網通辦”。依托“城市大腦”，構建縱橫全覆蓋、事項全口徑、內容全方位、服務全渠道的電子政務云平臺。
四是完善數字經濟考核評價機制，開展清單管理制度。組織開展“數字經濟三年倍增計劃”年度實施情況檢查與績效評估，加大工作考核力度，強化考核結果應用。采取清單管理制度，編制示范區數字經濟建設重點項目清單、數字經濟產業管理清單與全球重大數字科技成果盯引清單等，把對重大資源、重大項目、重點產業、政府服務的盯引與管理作為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工作，創新服務管理方式，提升效率效能。
參考文獻：
[1]陳建軍.全局視野下的長三角協調發展機制研究[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18).
[2]陳建軍，陳菁菁，陳懷錦.我國大都市群產業—城市協同治理研究[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5).
作者：陳建軍1，陳菁菁2，3，黃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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