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金融發展的交互效應對碳排放的影響

　　摘 要： 基于1990~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跨國面板數據，應用偏差校正LSDV法估計，考察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的交互效應對二氧化碳的影響‍‌‍‍‌‍‌‍‍‍‌‍‍‌‍‍‍‌‍‍‌‍‍‍‌‍‍‍‍‌‍‌‍‌‍‌‍‍‌‍‍‍‍‍‍‍‍‍‌‍‍‌‍‍‌‍‌‍‌‍。 研究結果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融資對環境存在交互效應。 當金融發展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對環境有害，當金融發展水平較高時，對外貿易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即只有一個國家具備完善的金融市場，對外貿易的環境效益才能實現; 同時，金融發展只有在高度開放的經濟環境中才有利于生態環境優化。 此外，從按收入和地區分樣本進行實證檢驗的結果看，貿易與融資對環境的交互效應僅支持中等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因發展差異性較大，統計結果并不顯著; 非亞洲區域相較于亞洲區域，對外貿易與金融發展的交互效應對碳排放影響更大。

　　關鍵詞：對外貿易; 金融發展; 碳排放; “一帶一路”; 偏差校正LSDV

　　“一帶一路”國家經濟普遍存在“高增長、高能耗、高碳排”特點(黃秀路等，2017)，不符合全球綠色發展的要求。 因此，在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經濟協調發展的同時，如何兼顧生態保護，實現綠色“一帶一路”成為現實難題。 基于此，本文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和金融發展與碳排放的關聯性進行系統性分析，探究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對生態環境的作用，實現中國低碳發展，并帶動各國推進綠色貿易和綠色金融體系發展，助力共建綠色“一帶一路”提供科學數據支撐。

　　金融論文投稿刊物：《時代金融》(TimesFinance)雜志創刊于1980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由中國人民銀行昆明中心支行主管、時代金融雜志社主辦的全國性綜合金融經濟理論類刊物，國際標準刊號：ISSN1672-8661，國內統一刊號：CN53-1195/F，郵發代號：64-70，國內外公開發行，復合影響因子：0.274，綜合影響因子：0.094.

　　一、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對外貿易的環境效應具有規模和效率效應，即“向底線賽跑假說”和“貿易的環境收益假說”(Antweiler et al，2001; Frankel and Rose，2005)。 對外貿易發展促使企業擴大經營規模，并且隨著經濟發展的加快，環境質量可能會受到規模的影響。 換句話說，貿易損害了環境(Ertugrul et al，2016; 鐘冰平，2016; 陳玉龍等，2017)。

　　此外，依據污染天堂假說，Cherniwchan(2016)認為：一方面各國政府為提高對外貿易競爭力，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管制松懈，發達國家傾向于將高能耗和高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作為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首選地點，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另一方面，貿易帶動的收入增長可能會加劇公眾對更好環境質量的需求，并促進企業采用環保技術，從而推動了東道國國內環境的改善。

　　作者：李 影 余 靜 李 蕾

　　關于金融發展對環境潛在影響的研究也強調金融發展的規模和效率效應。 金融發展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存在技術提升效應和總量擴張效應。 金融市場的發展通過減少信貸約束以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促進大件商品的生產和消費(Sadorsky，2010)，由此產生的生產規模增加意味著更高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即金融發展對空氣質量產生有害影響(Khan et al，2014; Shahbaz et al，2016)。 然而，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規模效應可能會因采用信貸或融資所允許的新型環境友好型技術而受到抵制(Tamazian et al，2009)，金融發展促進了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使得單位GDP的能耗下降，或是生產出更多替代性產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金融發展是減排的重要決定因素(Talukdar and Meisner，2001; Tamazian，2009; Shahbaz et al，2013; 嚴成樑等，2016; 朱東波，2018)。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總結分析，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作為促進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兩者的交互效應日益凸顯。 在當前全球局勢下，各國對外貿易面臨著不完全競爭等諸多不確定因素，而金融發展可以為地區的對外貿易創造良好的貿易環境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所以兩者的交互效應是存在的。 這種交互融合效應對碳排放的影響機制主要從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進步3個方面影響能源使用規模和使用效率。

　　在一國經濟結構和污染系數既定條件下，對外貿易和金融的發展通過規模效應促進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會增加對能源的需求，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假說，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 從產業結構角度看，依據波特競爭理論，對外貿易優化了各國在國際競爭格局中的分工，促進資源稟賦配置，從而影響各國產業結構調整，改變能源消費結構，影響碳排放。 此外，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增多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拓展融資渠道，為企業技術研發創新和對外貿易引進新技術提供資金保證，根據內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可以促進資源的循環利用，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影響碳排放。

　　綜上，對外貿易和金融是否損害環境取決于是規模還是效率的影響，現有關于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對碳排放影響的研究被單獨或相加處理，鮮有文獻考慮二者的交互對環境的影響，因此它們各自對環境的貢獻可能在貿易和金融交互項存在時被低估。 菲尼(Feeney，1994)就曾指出，單純考慮對外貿易和金融市場而不考慮兩者的潛在交互效應可能會錯誤地捕捉它們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貿易和金融可能會交互式地加速擴大生產規模，這意味著采用貿易驅動型和金融驅動型增長策略的國家可以更快地達到EKC收入門檻，從而通過效率效應進一步改善環境。 為驗證這一假設，本文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例，分析其貿易和融資的交互效應，為減排和助力綠色“一帶一路”提供重要啟示。

　　二、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設定

　　依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理論，考慮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構建如下的動態面板模型：

　　其中，i表示國家，t表示年份，γ、β1、β2、β3、θ1和θ2分別表示滯后一期碳排放量、人均GDP、人均GDP平方、人均能源使用、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參數，θ1和θ2為關鍵系數。 CO2表示人均碳排放量，Y表示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PPP)衡量，數據以2011年不變價國際元計; EC表示人均能源使用，借鑒布泰巴(Boutabba，2014)的標準，以人均千克石油當量來衡量; TR表示對外貿易，用貨物和服務的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衡量; FD表示金融發展，分別用國內私人信貸占GDP的比例和M2廣義貨幣與GDP之比進行衡量; 前綴“L”代表取自然對數，μi代表國家間異質性的個體效應，εit代表隨機誤差項。 基于CO2排放可能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性，將CO2滯后項納入模型中以探究碳排放的持久性。

　　為了分析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對碳排放強度的交互效應，在式(1)中將對外貿易與金融發展的交互項納入模型：

　　交互項的加入使得對外貿易(金融發展)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取決于金融發展(對外貿易)，即金融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碳排放系數不能獨立于交互項系數進行解釋。

　　為了更直觀地研究對外貿易與金融發展的相互作用對二氧化碳的影響，根據式(2)可以推導出各對外貿易水平下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邊際效應以及對外貿易在各級金融發展水平下對碳排放的邊際效應。 這兩個邊際效應的模型是類似的，因此下面僅列出各對外貿易水平下金融發展的邊際碳排放效應：

　　(二)模型估計

　　動態面板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解決內生性問題的辦法是使用工具變量進行估計，一種是進行廣義矩估計(GMM)，另一種是采用偏差校正LSDV(LSDVC)。 邦和凱維特(Bun and Kiviet，2002)通過蒙特卡羅模擬證實LSDVC估計具有較小的偏差和均方根誤差，本文采用LSDVC作為主要估算方法，同時與GMM估計結果進行比較。 在LSDVC估計中采用bias(3)將偏差逼近至最高精度水平，同時為了評估LSDVC系數的統計顯著性，命令中使用200次的最高迭代。

　　(三)數據來源

　　“一帶一路”沿線有65個國家，為兼具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完整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及連續性等情況，剔除數據缺失嚴重的9個樣本國家，最終研究對象共涵蓋1990~2016年間5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有變量數據均來自于世界銀行數據庫中的世界發展指標，個別缺失數據用插值法進行補齊。

　　三、實證結果分析

　　基于擴展的EKC模型，使用stata14.0軟件，對1990~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56個國家的CO2排放、對外貿易以及金融發展等變量間的關系進行了檢驗。

　　(一)基本結果

　　列出了式(1)和式(2)的基本回歸結果，使用私營部門的總貸款占GDP百分比作為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 第2~4列是LSDVC的估計值，第5列和第6列是固定效應模型和系統GMM估計值對比。

　　可以看出：第2列結果表明單獨的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與人均碳排放沒有顯著關聯。 但在模型中引入貿易—金融發展的交互項，可以驗證不同對外貿易(金融發展)水平的國家金融發展(對外貿易)的碳排放效應可能存在的差異。 從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加入交互項之后，不論是對外貿易還是金融發展，兩項本身的系數都顯著為正，但兩者的交互項系數卻顯著為負。 這表明無論是對外貿易還是金融發展兩者的碳排放效應都受到對方的影響，且存在著明顯的“門檻效應”，即只有兩者達到一定的水平，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才能起到碳減排的作用。 FE與系統GMM估計量產生類似的結果，驗證了以上結論。

　　模型中存在交互項時，其組成項的系數不能獨立于交互項系數來解釋。 為了便于解釋，繪制對外貿易在各級金融發展水平上對碳排放的邊際效應(圖1)以及各級對外貿易基礎上金融發展的邊際效應。 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當金融發展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對環境有害; 當金融發展水平較高時，對外貿易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 從圖2中也可以看出，只有在對外貿易水平較高的國家，金融發展才能改善環境。 簡而言之，圖中描繪了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在緩解環境問題方面的交互作用。 根據這些基本結果，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對環境政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也就是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兼顧發展金融市場和擴大對外貿易的同時，可以在追求經濟發展時減少碳排放，進而改善環境。

　　對于模型中包含的其余變量，滯后一期的CO2排放量對應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CO2排放具有持久性，上期的CO2排放會顯著影響下期的CO2排放，同時意味著CO2與其他污染物一樣，都具有路徑依賴性。 此外，人均實際GDP一次項系數為正而二次項系數為負，驗證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呈倒U型分布。 最后，估計結果表明，能源使用系數顯著性較高且數值較大，作為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威脅因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強調能源效率對減少污染的重要性，大力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加大使用清潔能源，從源頭杜絕環境污染。

　　(二)穩健性檢驗

　　為了增加基本結果的可信度并獲得進一步的解釋，需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樣本進行更細致的分析。 將回歸方程中的因變量金融發展(FD)采用另一種指標(M2與GDP的比率)對模型進行重新回歸。

　　可以看出，估計結果與之前保持一致，在5類回歸中，各項指標的系數正負以及顯著性并未發生明顯改變。 添加交互項回歸中，所有模型的對外貿易與金融發展系數的顯著性均較高，貿易和金融發展在降低碳排放強度方面仍存在著交互效應，當M2/GDP衡量的金融發展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對環境有害。 同時，前期的CO2排放量和當期的CO2排放量正相關，驗證CO2排放是一個連續、累積的調整過程。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均GDP和CO2排放量成顯著的倒U型關系，環境庫茲涅茨假說仍然成立。 能源消耗在碳排放中的重要性也得到進一步證實。

　　根據世界銀行2017年最新劃分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現價美元)在1,006美元以下為低收入國家; 1,006~12,235美元之間為中等收入國家，12,235美元以上為高收入國家。 依據此劃分標準，將5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劃分為中等收入國家以及高收入國家，對兩組子樣本進行回歸分析。 根據收入水平分割樣本會導致每個子樣本的N較小，因此僅應用LSDVC進行估計，結果見表3。

　　可以看出與此前結論一致，貿易與融資對環境的交互效應僅支持中等收入國家，在高收入國家中的統計結果并不顯著。 這可能是“一帶一路”高收入國家差異較大，各國對外貿易與金融發展特征不同，不同國家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對CO2排放產生了大小及方向上的差異性影響，從而使得整體估計中變量不具有顯著性。 以卡塔爾和斯洛文尼亞為例：卡塔爾作為人均GDP全球第一的國家，以油氣資源推動全國經濟發展，單一產業結構導致經濟基礎較為薄弱，油氣是出口的主要產品，石油開采促進大量二氧化碳排放; 而以“歐洲綠色之都”著稱的斯洛文尼亞，綠色理念貫穿于社會經濟生活，可持續的循環經濟理念是斯洛文尼亞外貿與金融長期發展的重要基礎。 中等及高收入水平的國家樣本均證實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正確性。 兩組國家樣本中，碳排放的持續性和能源使用對其重要性依然強勁。

　　將貿易和金融對碳排放的交互影響按地區分為亞洲區域和非亞洲區域，揭示區域貿易、融資與碳排放關系。對于任意地區，都存在貿易與金融發展的交互效應，但相對于亞洲地區而言，非亞洲地區的交互項影響碳排放作用更為強勁。 對于亞洲區域，金融發展獨立項顯著為正，對外貿易獨立項未通過統計顯著性水平，而兩者交互項系數為負。 在同等水平下，對外貿易較金融發展碳減排效應更強，且只有在對外貿易發展至較高水平時，金融發展才會對碳排放產生抑制作用。

　　對于非亞洲區域而言，未加入交互項時，對外貿易系數顯著為負，表現出更為強勁的碳減排作用; 加入交互項估計后，金融發展的碳排放作用受到對外貿易的影響，當對外貿易水平發展較低時，金融發展促進碳排放，當對外貿易發展水平較高時，對外貿易與金融發展合力減少碳排放。 兩組樣本均證實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存在，前期的CO2排放量和當期的CO2排放量正相關，CO2排放是一個連續、累積的調整過程。 對于各個地區，能源使用是碳排放的關鍵影響因素。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的實證結果可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融資對環境存在交互效應，即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在緩解空氣質量問題方面相輔相成，當一個國家運作良好的金融市場(高貿易開放度)時，對外貿易(金融發展)的環境效益就會實現，否則它們的發展將不利于環境。 這些結論對于采用M2/GDP之比衡量金融發展仍然顯著有效。 基本回歸的結果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環境產生不同的貿易融資效應，同時CO2與其他污染物一樣都具有路徑依賴性。 人均實際GDP一次項系數為正而二次項系數為負，表明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滿足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

　　此外，估計結果還表明，能源使用是促進碳排放加速環境惡化的重要影響因素。 從收入分組數據(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實證結果看，貿易和金融的交互效應只有在中等收入國家更為明顯，高收入國家由于發展差異性較大，對外貿易與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較為復雜，在模型中未反映出對碳排放的實際影響。 從分地區(亞洲和非亞洲)數據看，對于“一帶一路”國家，無論是亞洲區域還是非亞洲區域，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均存在交互效應，交互項系數為負，能起到碳減排作用。 但從獨立項來看，單獨的對外貿易系數只在非亞洲區域未加入交互項模型估計中顯著為負，即非亞洲區域對外貿易對碳排放有緩解作用。

　　總之，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地處亞洲的中等收入國家而言，致力于碳減排必須“雙箭齊發”，在致力于金融發展時擴展對外貿易，積極開拓國外市場以實現有利的環境效應。 對于高收入國家，尤其是非亞洲的中東歐國家，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則必須發展對外貿易，走低碳貿易之路，以進一步促進貿易對碳減排的作用。 對于“一帶一路”的倡導者中國而言，充分發揮對外貿易和金融發展的交互效應作用，大力發展綠色貿易和綠色金融，保護共同的家園，共謀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打造“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 此外，在能源使用方面，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積極發展清潔能源。

　　依據本文的研究結果，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碳減排目標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議：

　　(1)加快對外貿易戰略的低碳轉型，大力發展低碳型貿易產業。 從根本上改變貿易增長以高碳排放為代價的外延式增長模式，加快向低碳貿易新戰略轉型，通過關稅限制高污染、高能耗及能源型產品出口，培育低碳競爭優勢。 此外，積極調整對外貿易商品結構，減少“一帶一路”貿易伙伴國的隱含碳排放，達到對外貿易與低碳經濟協調發展新局面。

　　(2)大力發展綠色金融，發揮金融資源配置對綠色發展的正向激勵作用。 金融機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資金流向高效率的低碳企業，加大對碳技術創新支持。 加強信貸市場監管，建立綠色信貸體系和綠色信貸激勵機制，滿足企業多元化綠色投融資需求，推動經濟真正實現綠色發展。 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制定金融政策時要格外關注金融發展可能對環境產生的破壞作用。 研究結果顯示高收入水平和高經濟開放度下金融發展會對CO2排放起到抑制作用。 從長遠看，化解金融發展和環境之間矛盾的有效路徑便是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并擴大經濟開放度。

　　(3)制訂區域性能耗與碳減排政策，加快低碳經濟轉型。 考慮到“一帶一路”沿線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但碳排放相對較多，應實施梯度化的限制減排政策，在一定過渡期內，實行寬松的節能減碳政策，但減排力度每年逐步提高，以此對中等收入國家形成減碳的倒逼機制‍‌‍‍‌‍‌‍‍‍‌‍‍‌‍‍‍‌‍‍‌‍‍‍‌‍‍‍‍‌‍‌‍‌‍‌‍‍‌‍‍‍‍‍‍‍‍‍‌‍‍‌‍‍‌‍‌‍‌‍。 對高收入國家及非亞洲國家實施嚴格的節能減碳政策。 同時，各國根據自己的產業特點，加速低碳技術創新、高碳產業的低碳化改造。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積極促進與發達國家企業的低碳排放產業協作，加強國際減排協作制度建設，大規模引進先進的低碳技術。

　　(4)加強產品創新，強化低碳消費理念。 研究表明，碳排放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性，這不僅表明企業生產存在慣性，同時表明人們的消費理念和生活方式也具有慣性。 因此，從生產角度，金融機構應充分發揮綠色信貸作用，鼓勵低碳產業發展，保險、證券和基金等也應加快開發綠色金融工具。 從消費角度，可以通過灌輸低碳思想和理念轉變人們高碳的生活方式，鼓勵低碳消費行為，減少人均碳排放水平，并因此間接影響企業生產，實現經濟發展與節能減排的雙贏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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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鐘冰平. 金磚國家貿易增長、高碳產業轉移與碳排放[J]. 生態經濟, 2017,(8).

　　[5] 朱東波, 任力, 劉玉. 中國金融包容性發展、經濟增長與碳排放[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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