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實證分析了人口數量和消費結構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口數量規模的擴大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增加的外部不經濟性將大于其外部經濟性;基本生活型消費、品質享受
【摘要】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實證分析了人口數量和消費結構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口數量規模的擴大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增加的外部不經濟性將大于其外部經濟性;基本生活型消費、品質享受型消費與生活垃圾產生量均呈現出倒“U”型的曲線關系，娛樂發展型消費支出比重增加將有效抑制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增加;人口數量只有與娛樂發展型消費的交互作用才能有效緩解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增加。結論認為，應關注不同類型的消費結構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不同影響，發揮娛樂發展型消費對降低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作用;逐步推進由低等級的基本生活型消費、品質享受型消費升級到高等級的娛樂發展型消費，大力發展服務業與文化教育事業，尤其是生態環境保護教育，提升居民的生態文明素養;并通過刺激消費來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應考慮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倡導適度消費、綠色消費，避免浪費，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雙贏。
【關鍵詞】人口數量;消費結構;城市生活垃圾;空間計量模型
一、引言
在城市人口快速增長的形勢下，如何有效處理城市化進程中生活垃圾問題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重要議題。城市生活垃圾作為人類生存對生態環境的直接影響，不僅排放多種有毒有害氣體，對土壤、空氣以及地下水等自然環境造成嚴重污染，而且嚴重妨礙城市容貌，其末端處理將需要大量的人力、財力以及日益緊缺的城市土地資源;同時，生活垃圾堆放處將滋生大量致病微生物。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持續的增加對居民健康與生態環境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如何實現生活垃圾減量已經引起各國政府和學者們的高度關注。普遍認為，人口數量、消費結構與生態環境是相互依存的統一整體，人口數量規模的擴大將直接影響生態環境，而消費作為城市居民的關鍵性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產生重要作用(羅能生等，2017)[1]。
人口經濟論文范例： 我國流動人口社會保障現狀及對策建議
為了實現人口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因此，探討人口數量如何通過不同類型的消費結構對城市生活垃圾減量產生不同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面對日益嚴峻的城市生活垃圾增長態勢，中國也及時做出了應對策略，相繼頒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1993，2007)》《關于公布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的通知》《“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和《“無廢城市”建設指標體系(試行)》等政策法規，規范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但對生活垃圾產生量增長的抑制作用較小。
學者們主要針對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如何降低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開展研究，如從生活垃圾處理技術和垃圾本身生物特性等角度比較不同處理方式的研究(黃福義等，2017[2];楊超等，2017[3);]從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作用機制角度分析影響生活垃圾分類行為的驅動因素(徐林等，2017[4];吳曉林等，2017[5];張志堅等，2019[6);]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中如何達到無害化、資源化等目標的研究(江源，2002[7];高軍波等，2016[8)。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文獻主要針對城市生活垃圾末端管理的研究，缺乏從源頭抑制生活垃圾產生的研究，沒有考慮城市生活垃圾減量的影響因素，而且研究中忽視了空間變量的重要作用，容易導致研究結論產生偏誤�；诖耍疚膹某鞘猩罾a生源頭出發，采用空間面板數據的空間杜賓模型實證分析人口數量與消費結構對城市生活垃圾減量的影響，以期為政府推進降低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工作提供參考。
二、方法與數據
(一)研究方法
學術界分析環境壓力問題的一個基本模型是由Ehrlich等(1971)[9]提出的IPAT方程式，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研究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的量化模型，其方程式如下：I=PAT(1)其中，I代表環境影響，P代表人口數量因素，A代表人均財富程度因素，T代表技術因素。
但是，該模型無法得到每個影響因素對環境影響的差異，僅能判斷各因變量同比例的影響。在此基礎上，Dietz等(1994)[10]解決了該模型的局限性，建立了更一般化的隨機模型—STIRPAT方程式，即：I=αPaAbTcμ(2)其中，α代表模型的系數，a、b、c代表各影響因素的指數，μ代表隨機誤差項，對方程式(2)取對數，得到方程式：lnI=lnα+alnP+blnA+clnT+lnμ(3)此時該方程式的回歸系數表示各影響因素與環境影響之間的彈性關系。上述模型根據研究需要可以加入其他解釋變量，更加具有靈活性，為研究人口數量、人均財富程度以及技術等對環境的影響提供了理論基礎。
通常下用GDP或GNP代表財富程度，但由于財富程度與消費結構對環境產生復雜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對財富程度的概念進行了拓展，如鐘興菊等(2016)[11]提出財富程度具有社會屬性的，是由消費習慣、消費結構以及生活方式等因素共同影響的。
由此可見，財富程度因素A是一個包括消費變量在內的多維度變量，根據本文研究主題的需要，可假設人均財富程度A是人均消費Cj的函數，表達式為Aj=f(Cj,Oj)，其中Oj代表除人均消費Cj以外的其他影響因素，包括預期收入、資產配置結構以及資產價格等。將人均消費支出進一步分解為不同類型消費支出比重之和，而消費支出也是不同類型消費支出比重的函數，即Cj=z(Cij)。
將上式代入Aj=f(Cj,Oj)，可以得到Aj=f(Cij,Oj)，當i=1，2，3時表示三個階段消費類型(基本生活型、品質享受型和娛樂發展型)支出與人均消費支出的占比。由恩格爾定理可知當基本生活型消費等較低等級消費支出比重的降低，消費結構將更加優化。而人均財富程度的提高將意味著人均消費支出不斷增加，居民消費等級不斷優化，品質享受型與娛樂發展型消費支出比例將隨之增加，將對居民消費結構產生較大影響。 將公式(3)進行STIRPAT模型變換為：lnMSWjt=βj+βt+β1lnPOPjt+β2ln(Ci)jt+δlnXjt+εjt(4)其中，MSWjt代表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POPjt代表人口數量規模，Xjt代表對城市垃圾產生量有影響的一組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平均家庭規模、總撫養比以及城市化率與其二次項，εjt代表誤差項。
為了檢驗不同類型的消費結構與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之間的曲線關系，將引入不同類型的消費結構二次項，公式(4)加入消費結構二次項如下：lnMSWjt=βj+βt+β1lnPOPjt+β2ln(Ci)jt+β3ln(Ci)2jt+δlnXjt+εjt(5)在同等人口數量情況下，不同類型消費品的邊際消費傾向可能產生不同消費結構組合。當消費支出傾向于綠色而簡易包裝的消費品時，將帶來較少的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從而將改善環境質量。
所以，為了研究人口數量如何通過不同消費結構組合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產生影響，在公式(5)基礎上引入反映人口數量與消費結構相互影響的交叉項進行分析，進一步擴展為公式(6)：lnMSWjt=βj+βt+β1lnPOPjt+β2ln(Ci)jt+β3ln(POP×Ci)+β4ln(Ci)2jt+δlnXjt+εjt(6)其中POP×Ci代表人口數量規模與第i類消費支出比重的交互項。
考慮到一個區域的人口數量和消費情況不僅對本地區的生活垃圾產生量帶來影響，也會通過多種途徑對周邊地區產生影響，本文采用空間面板計量模型來驗證人口數量與消費結構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影響。由于空間面板杜賓模型(SPDM)同時包括因變量和自變量的空間自相關檢驗，既可以探討本地區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也可以分析周圍地區自變量和因變量對其產生的影響，其中空間滯后、誤差模型和面板擴展模型等可以看作是空間面板杜賓模型的特別表達式。
(二)數據來源
本文實證模型涉及的因變量和自變量如下，(1)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MSW)：采用各省份城鎮生活垃圾清運量來表示;(2)人口數量(POP)：用各省份年末人口總數來表示;(3)消費結構(C)：i采用不同類型消費支出與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表示。對不同類型消費支出的界定采用陳建寶等(2013)[12]與姜淼等(2013)[13]的研究方法，將消費結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基本生活型消費(包括食品煙酒、衣著、居住以及其他用品與服務)、品質享受型消費(包括生活用品與服務、交通通信以及醫療保健)和娛樂發展型消費(教育文化娛樂)。
控制變量，是指公式中影響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其他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GDP)：用各省份人均GDP來表示;(2)平均家庭規模(FAM)：采用平均每戶人口數量表示;(3)總撫養比(DEP)：采用人口總體中未達到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與到達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比重計算值表示;(4)城市化率與其二次項(URB、URB2)：采用各省份城鎮人口數量與總人口數量之比計算值表示。本文選取2000～2019年中國大陸30省份(由于數據的不可獲得性，剔除西藏)20年的面板數據，具體指標值來源于各年份《中國統計年鑒》與各省份統計年鑒。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空間自相關檢驗考慮到地理位置相鄰，各省份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之間可能存在空間自相關，本文采用莫蘭指數I測算空間自相關性。莫蘭指數一般用來檢驗觀測主體與其空間滯后項的相關性，取值在-1到1之間。小于0表示具有負的空間自相關性，即低數值與高數值鄰近;大于0表示具有正的空間自相關性，即低數值與低數值鄰近或高數值與高數值鄰近，接近0或等于0表示不具有自相關性，存在隨機的空間分布。
(二)空間杜賓模型分析表1給出了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其中Model1-1是只針對人口數量因素進行回歸的結果，Mod⁃el1-2到Model1-4是分別針對基本生活型消費、品質享受型消費和娛樂發展型消費單獨進行回歸的結果，Model1-5是將人口數量因素與三種消費類型同時納入模型進行回歸的結果。
總體上看，Model1-1到Model1-4中的空間自相關系數ρ為正且具有顯著性，表明各省份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在空間分布上具有正相關性，即相鄰省份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減少也會影響本省份相應的減少，可能由于消費習慣以生活方式的擴散等，基本符合現實情況。單獨分析人口數量因素與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影響，具體結果見表1中Model1-1。
人口數量因素系數為正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人口數量的增長將帶來更多的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造成上述情況有以下原因，一是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劇，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伴隨著城市人口數量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居民衣食住行需求隨之增加，將導致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不斷增加;二是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方面取得了決定性進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也發生巨大的變化，一些不合理、浪費的消費方式也相繼出現，將帶來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增加。需要進一步分析消費結構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00～2019年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采用面板數據的空間杜賓模型針對人口數量和不同類型消費結構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1.人口數量規模的擴大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增加的外部不經濟性將大于其外部經濟性。
2.不同類型消費結構與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曲線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較低等級的基本生活型消費和品質享受型消費與生活垃圾產生量呈現出“倒U”的曲線關系，其曲線拐點分別是66.93%和34.48%，當基本生活型消費與品質享受型消費支出的不斷擴大，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先增加后減少。而較高等級的娛樂發展型消費支出比重增加將有效抑制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增加。
3.人口數量因素只有與娛樂發展型消費的交互作用才能有效緩解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增加。不同類型的消費從較低等級的基本生活型消費、品質享受型消費逐漸升級到較高等級的娛樂發展型消費，人口數量規模的擴大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影響由負向的逐漸轉為正向的。本文的政策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注不同類型的消費結構對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不同影響，應當發揮娛樂發展型消費對降低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的作用。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消費政策引導文化教育服務方面的消費，倒逼現階段消費結構升級優化，彌補人口規模擴張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緩解環境承載力不足的現狀。再者，及時調整不同類型消費品的供給結構。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文化產業、旅游娛樂、教育等方面的需求也隨之提高，這就要求供給端增大對娛樂發展型產業的投入，調整供給結構，優化相關產業與服務，完善娛樂發展型消費產品質量。
第二，逐步推進由低等級的基本生活型消費、品質享受型消費升級到高等級的娛樂發展型消費，對某些特殊消費品進行適當的管制，減輕基本生活型和品質享受型消費增長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壓力。大力發展服務業與文化教育事業，尤其是生態環境保護教育，提升居民的生態文明素養，培養公眾回收利用觀念，引導居民對消費品的循環使用以及對生活廢水和廢棄物的二次利用，注意對生活消費品的保養和維護，減少資源浪費。
第三，通過刺激消費來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應考慮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倡導適度消費、綠色消費，避免浪費，提高公眾環保意識。轉變傳統的消費觀念，反對奢侈浪費等不合理的消費行為，建立綠色健康、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雙贏。此外，利用廣播、電視和網絡等媒體平臺向公眾宣傳綠色理性消費，積極引導公眾參與城市生態環境建設活動。
參考文獻：
[1]羅能生，張夢迪.人口規模、消費結構和環境效率[J].人口研究，2017(3)：38-52.
[2]黃福義，安新麗，等.生活垃圾填埋場對河流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影響[J].中國環境科學，2017(1)：203-209.
作者：蘭梓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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