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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2015年泰國—老撾邊境地區自然林轉換特征

    所屬分類:經濟論文 閱讀次 時間:2021-11-18 16:16

    本文摘要:摘要:地緣經濟合作已經或正在驅動國家間邊境地區土地利用變化,但其互動關系(如影響響應)定量研究仍顯不足。變印支戰場為市場等倡議/機制使得包括泰國、老撾在內的中南半島國家由對抗邁向合作,并伴隨農林轉換與建設用地擴張等土地利用/覆被變化,使中南半島成為二者

      摘要:地緣經濟合作已經或正在驅動國家間邊境地區土地利用變化,但其互動關系(如影響—響應)定量研究仍顯不足。“變印支戰場為市場”等倡議/機制使得包括泰國、老撾在內的中南半島國家由對抗邁向合作,并伴隨農林轉換與建設用地擴張等土地利用/覆被變化,使中南半島成為二者綜合交叉研究的典型區。利用美國國際開發署SERVIRMekong項目土地覆被產品,基于GIS研究了泰老兩國邊境地區1987—2015年自然林減少及其向農田和種植園的轉換過程與特征。結果表明:①泰老邊境地區近30年自然林(含森林與混交林)減少18×10km。其中,泰國一側以農田轉換為主,減幅72%;老撾一側以種植園轉換為主,減幅2/3強。②2000年前后(1999—2003年)邊境兩側自然林減少最為顯著,占比2/5,且集中發生在邊境城鎮(萬象)或口岸(泰國清孔、廊開口岸)地區。③泰老邊境兩側森林混交林減少距國界越近規模越大,即趨邊性明顯。其中老撾一側因農田轉換的森林混交林毀林、因種植園增加的森林轉尤甚;而泰老兩側因種植園轉換的混交林毀林則表現為強趨同性。④泰老邊境地區因農田擴張造成的森林混交林減少集中在兩側45km以內,而種植園擴張引起的森林(km以內)較混交林毀林趨邊更顯著。本研究有助于認識國家間地緣經濟合作與邊境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與響應關系,促進邊境地理學發展。

      關鍵詞:泰老邊境;自然林;地緣經濟合作;農田擴張;種植園(含果園);毀林

    自然林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地緣經濟合作日益深入,國家邊界的屏障與阻隔效應逐漸轉向連通、中介與輻射效應,邊境因此成為國家間地緣經濟合作的重要載體。作為國家間實施地緣經濟戰略的前沿,邊境包括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沿邊國家級口岸、邊境城市、邊境經濟合作區和跨境經濟合作區等沿邊重點地區[1]。當前地緣經濟合作已經成為驅動陸域邊境土地利用/覆被持續、深刻變化的主因[2]。長期以來,地緣經濟研究側重于國家間的合作關系與強度等經濟學領域,而傳統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研究較少關注邊境地區。

      相比之下,針對地緣經濟合作與邊境土地利用的綜合交叉研究尤為薄弱。1990年代以來,縈繞在中南半島因意識形態催生的政治對抗、軍事沖突等陰霾逐漸淡化[3],地緣經濟合作已成為半島國家及其與鄰國(中印等)的堅實初衷[4]。中南半島國家間地緣經濟關系由敵對轉向合作始于1988年,其地緣標志為泰總理差猜同年提出的“變印支戰場為市場”倡議[5]。在地緣經濟合作與各國經濟發展作用下,半島已經或正在經歷農林轉變與建設用地擴張相關的土地利用/覆被變化[6],如森林減少[7,8]、刀耕火種農業演變[9,10]、橡膠等種植園擴張[11,12]和建設用地增加[13]等。

      然而,半島五國及其鄰國之間邊境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則相形見絀,已有研究多關注邊境土地利用變化信息挖掘[14,15]及其與貿易相關性[16,17]、口岸建設用地擴張[18]等。特別地,地緣政治經濟關系從敵對轉向合作背景下的邊境土地利用/覆被長時序縱向變化趨勢與抵邊特征鮮有研究。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自成立以來至1988年,與泰國因邊界爭端和意識形態分歧延續了歷史上的敵對狀態。鑒于泰老邊境地區民族同源(佬族)與地緣經濟高度互補[1921],實踐“變印支戰場為市場”倡議的突破口即是改善與發展泰老關系。

      近30年來,兩國地緣政治經濟關系由歷史對抗走向合作,如1988年發表聯合公報,1989年全線開放泰老邊境口岸,1992年簽署《泰老和平友好條約》,之后又簽訂了諸多促進邊境經濟發展的協定,如共建瑯勃拉邦機場與跨湄公河友誼大橋[22]。同時由于萬象“天子守國門”的特殊區位、兩國共建的四座友誼大橋以及多個隔河相望城市等,使得兩國經濟具有鮮明邊境特色,邊境經濟即地緣經濟。

      為此,本文擬利用中南半島1987-2015年可獲取土地覆被數據產品,結合泰老地緣經濟合作關鍵時間節點,基于GIS從地理學空間視角定量揭示地緣經濟合作背景下泰老邊境地區(邊界兩側60km)自然林減少及其向農田和種植園(含果園)的轉換過程與抵邊趨向、趨同趨異等特征。

      1研究區概況

      泰國與老撾分別為中南半島地理中心國家與唯一內陸國家,在半島境內毗鄰國家最多。泰老兩國總體以山、河為界,邊境線約1845km。其中,泰國清孔—會曬以南與萬象、沙耶武里兩省交界處主要以瑯勃拉邦山脈(LuangPrabangRange)等山脊線為界,其它邊界(占巴塞省境內除外)主要以湄公河為界。湄公河既是泰老兩國的天然分界線(西起泰老緬三國交界處即“金三角”,南抵占巴塞省境內),也是老撾沙耶武里省與博喬、烏多姆賽、瑯勃拉邦、萬象四省的自然分界。邊境地區(邊界兩側60km[23]緩沖區)平均海拔超過1150m,地勢北高南低。

      萬象以西與以北邊境地區主要為中低山、丘陵,最高峰位于沙耶武里省與泰國難府交界處的PhouKhe(2079m);以東以南主要為湄公河沖積平原,其中泰一側為呵叻高原北部東部邊緣,老一側由北到南主要為萬象平原、沙灣拿吉平原與占巴塞平原。本區屬熱帶季風氣候,年內有雨季(月下旬至10月下旬)和旱季(10月中旬至次年月中旬)之分[24],全年平均氣溫接近30℃。邊境地區涉及兩國28個省級單元,總人口達21.35×10人,其中泰國一側占比47%。

      老撾一側因該國首都(萬象)居邊境而使得總人口占比過半,但其余各省人口密度普遍低于泰國一側。自北向南,泰一側有清萊、帕堯、難、程逸、彭世洛、黎、廊開、烏隆、沙功那空、那空拍儂、穆達漢、益梭通、安納乍能和烏汶等19個府,老一側為博喬、烏多姆賽、沙耶武里、萬象省、萬象市、波里坎賽、甘蒙、沙灣拿吉、沙拉灣和占巴塞。兩國已開放8個跨河或陸上口岸,自北向南分別是會曬—清孔口岸(第四友誼大橋/2013)、孔濤—塔利口岸、萬象—廊開口岸(第一友誼大橋/1994)、北汕—汶干口岸(第五友誼大橋,擬建)、他曲—那空拍儂口岸(第三友誼大橋/2011)、凱山豐威漢—莫拉限口岸(第二友誼大橋/2006)、萬濤—沖湄口岸。

      此外,泰東北部烏汶府和老撾沙拉灣之間的第六友誼大橋也在規劃籌建之中。其中,萬象—廊開、會曬—清孔與凱山豐威漢—莫拉限、他曲—那空拍儂等口岸及其湄公河大橋,分別是貫通南北經濟走廊(NSEC)與連接東西經濟走廊(EWEC)的關鍵節點;ヂ摶ネù龠M邊境經濟持續發展,進而加劇邊境地區土地覆被/利用變化。

      2研究數據與方法

      2.1土地覆被產品及其預處理

      利用美國國際開發署(SAID)等發布的中南半島五國(柬、老、緬、泰和越)SERVIRMekong土地覆被產品(https://rlcms-servir.adpc.net/en/landcover/#)。該產品包括17種二級覆被類型,其中泰老邊境有森林、果園種植園(OrchardorPlantationforest)、常綠闊葉林(Evergreenbroadleaf)、混交林(Mixedforest)、農田(Cropland)等12種類型。該產品原始分辨率為0m,面向用戶共享時已經過不同分辨率(50100m)重采樣處理。

      為便于橫向比較,本文將泰老邊境土地覆被分類數據統一成100m。結合數據可獲取性(時序與覆蓋范圍)與泰老兩國地緣經濟關系特征,以1987年為基期(老撾于1986年11月提出“革新開放”),每隔年分別選取具有地緣經濟合作意義年份(1987、1991、1995、1999、2003、2007、2011和2015年)對應的土地覆被分類產品,用于研究地緣經濟合作背景下自然林減少及其向農田和種植園(含果園)的轉換過程與抵邊趨向、趨同趨異。

      泰老邊境987—2015年個階段土地覆被類型顯示,森林、混交林、常綠闊葉林、果園種植園和農田為主要類型,平均占比分別為25%、26%、8%、8%、30%;同期農林覆被變化主要表現為森林、混交林分別向果園種植園和農田的轉換。整體而言,研究區森林波動減少,混交林呈減少趨勢,而果園種植園、農田范圍持續增長。本文主要聚焦農業擴張(森林混交林轉向農田)與商品作物集約化生產(森林混交林轉向果園種植園)背景下的自然林減少。

      2.2GIS空間分析

      本文利用緩沖區分析、距離分析等空間分析方法定量揭示泰老邊境自然林減少與農用地擴張抵邊趨向與趨同趨異特征及其國別差異。

      國境線緩沖區分析旨在定量刻畫陸域國界兩側特征地類擴張收縮或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的幅度(大小或多少)、方向(抵邊或離邊)、速度(快慢或強弱)與結構(趨同或趨異)等特征。在國家邊境管理與國際邊境研究中,陸域邊境地區通常是指距國境線一定距離范圍內的帶狀區域,從~100km不等。鑒于邊境土地利用變化的點狀(口岸城鎮)、線狀或帶狀(道路國界)、面狀(跨/邊境合作區或試驗區)等特征,定義最大緩沖區距離為國境線兩側60km,以20km為間隔,按km、0~km、0~60km三個緩沖區來量化泰老邊境土地利用覆被對地緣經濟合作的響應程度。

      國境線距離分析旨在定量表征陸域國界兩側重點變化地類相對于邊境線的空間集疏程度,以進一步刻畫邊境兩側土地利用變化的抵邊(或離邊)趨向(如相向、反向等)與趨同、趨異特征。為量化泰老邊境農業擴張與農業集約化距國境線距離及其變化特征,統一將兩種變化像元轉換成矢量點(即像元中心)進行距離(km)統計分析。

      3結果分析

      3.1泰老邊境地區農業擴張與集約化生產總體特征

      1987—2015年,泰老邊境自然林減少總面積達3.18×10km,其中轉換至農田的部分占到,說明該邊境地區近30年經歷了明顯的農業擴張過程。兩國距邊境線60km內個等距緩沖區(20km)農業擴張規模存在顯著差異與空間特征。第一,泰老邊境兩側農業擴張面積占比為與,泰國一側邊境地區農業開發強度明顯高于老撾一側。南北向山嶺(如瑯勃拉邦山脈)與河流(即湄公河)分界下的泰老邊境兩側地區地形地貌特征雖相似,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與邊境地區開發政策等差異影響,泰國一側邊境土地利用覆被類型發生了較大變化,而老撾一側則較小。

      第二,泰國一側邊境個緩沖區內森林與混交林轉換引起的農業擴張面積大致相當(占比1/3左右),而老撾一側邊境20km以內相應比重分別超過五、六成。其中,泰、老邊境由森林轉換農田引起的農業擴張占比分別在與75%。第三,地緣經濟合作背景下泰老邊境土地利用變化(即農業擴張)表現出顯著的抵邊、同向與趨同特征。具體地,抵邊性表現為距邊境20km以內為農業擴張集中區,同向性是指農業擴張在泰一側自4060km、200km、<20km至老一側0km以內甚至更遠表現出相同的變化方向,趨同性表現為兩國邊境地區農業擴張均由森林和混交林轉換為農田。第四,兩國邊境地區農業擴張近30年間均先發生在湄公河沖積平原地區,即泰老兩國農林合作受地形影響較大。

      4.結論與討論

      利用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發布的中南半島1987—2015年SERVIRMekong土地覆被產品(每隔年,共期),基于GIS空間分析方法研究了泰國與老撾邊境地區(邊界兩側60km緩沖區)近30年自然林減少及其向農田和種植園(含果園)的轉換過程與趨邊特征。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泰老邊境地區毀林超萬km,因農業擴張與集約化生產所致毀林各占64與;其中,泰國一側以農田轉換為主(減幅72%),老撾一側以種植園轉換為主(減幅2/3)。

      (2)農業擴張與集約化生產所致毀林時空差異明顯。2000年前后,森林與混交林向農田或種植園等轉換最為劇烈,占比超2/5。森林—農業擴張集約化生產集中在城鎮(萬象)或口岸(泰國清孔、廊開)附近,混交林—農業擴張集約化生產則分別在泰一側難府和老一側博喬省轉換較多。

      (3)泰老邊境兩側自然林減少過程具有抵邊、同向與趨同特征。老撾一側因農田轉換的森林混交林毀林、因種植園轉換的森林轉換趨邊更明顯。這與泰老口岸開放和友誼大橋通車有密切關系,即印證了老撾邊境一側受到泰國明顯且持續的地緣經濟影響。

      (4)農田擴張所致森林混交林減少集中在邊境兩側45km內,前者轉換規模占到2/3,后者超過50%;種植園擴張引起的森林(13km以內)較混交林毀林趨邊更顯著,其轉換規模占到。地緣經濟背景下的互聯互通、口岸建設、跨境種植是其重要誘因。當前,地緣政治經濟已成為驅動國家間陸域邊境社會經濟發展與土地利用變化的動力機制。根據索爾·科恩的“國家等級”理論,泰國是中南半島第二等級國家并對區內老撾施加地緣影響。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泰老兩國國家地緣關系由政治阻隔轉向經濟合作,邊境地區(尤其是口岸)首當其沖,并引發土地覆被/利用變化。鑒于泰老兩國自身發展水平,跨境農林種植與口岸升級建設是泰老國家邊境地區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的主要誘因。

      本文利用100m分辨率土地覆被分類產品,聚焦泰老邊境地區森林或混交林向農田轉換(即農業擴張)、向種植園/果園轉換(即集約化生產),定量分析了地緣經濟背景下兩國邊境地區自然林減少及其轉換特征與邊境趨邊特征。以農林跨境種植為主的地緣合作驅動了泰老邊境土地覆被變化,但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影響—響應過程及其強度存在明顯差異。2000年以前因為管理滯后、無序開發造成農業擴張與集約化生產尤為劇烈,之后因為農林合作的獨特性、保護及相關管理政策而變得緩慢。限于研究數據空間分辨率,對于農林轉換可能存在低估。

      近期,一方面應融入更多實地調查資料并結合更高分辨率(如Sentinel-2)影像數據開展重點區域、特定類型的影響與響應研究,以在精細尺度、中微觀層面揭示地緣經濟合作與邊境土地利用的影響與響應關系。另一方面,目前本文土地覆被類型研究集中在自然林、農田以及果園(種植園),研究重點為自然林向農業擴張和商品作物集約化生產的轉化,但邊境地區特別是口岸或互市點、交通廊道的建設用地擴張同樣值得深入研究。未來,要加強邊境兩側路網、居民點信息等人類活動信息的精細化遙感監測,以為邊境地理(學)研究夯實地理信息基礎。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劉鄭偉,付梅臣,丁茜.邊境貿易地區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演變研究[J].資源科學,2018,40(4):729736.[LiuZhengwei,FuMeichen,DingQian.Researchontheevolutionofdrivingforcesoflandusechangeinbordertradearea.ResourcesScience,2018,40:729736.]

      [2]梁寶坤.東興市邊境貿易發展與建設用地變化的關聯研究[J].湖南農業科學,2015(12):107109.[LiangBaoku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evelopmentofbordertradeandthechangeofconstructionlandinDongxingCity.HunanAgriculturalSciences,2015(12:107109.]

      [3]毛漢英.中國周邊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格局和對策[J].地理科學進展,2014,33(3):289302.[MaoHanying.ThegeopoliticsandgeoeconomicstructureandcountermeasuresofChina'ssurroundingareas.AdvancesinGeographicalScience,2014,33:289302.]

      [4]黎鵬.提升沿邊開放與加強跨國區域合作研究:以CAFTA背景下中國西南邊境跨國區域為例[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LiPeng.Researchonimprovingborderopeningandstrengtheningtransnationalregionalcooperation:takingChina'ssouthwestbordertransnationalareaundertheCAFTAbackgroundasanexample.Beijing:EconomicSciencePress,2012.]

      作者:李鵬1,馮京輝2,肖池偉*,李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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