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新加坡始終把雙語教育作為立國之本、強國之基，以教育平等、語言平等為宗旨;英語作為共同語，對促進文化交融、增加政治認同、保留傳統價值、立足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國家認同,雙語教育,指導思想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在殖民地時期就已經存在，殖
摘要：新加坡始終把雙語教育作為立國之本、強國之基，以教育平等、語言平等為宗旨;英語作為共同語，對促進文化交融、增加政治認同、保留傳統價值、立足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國家認同,雙語教育,指導思想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在殖民地時期就已經存在，殖民政府在華文、馬來文、印度文學校強制推行英文教育。1959年，李光耀當選為新加坡自治邦總理后，開始推動馬來文作為共同語、其它語言共存的雙語教育政策。隨著1965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分離，新加坡獨立建國，李光耀在促進國家認同和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選擇了英語作為共同語和第一語文，并在全國開展強制性的雙語學習，即所有學生都必須學習英文以及不同種族學生還要把母語作為第二語文進行學習，全國逐漸形成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方式。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對英語學習的重視程度不斷增強，選擇就讀英校的學生越來越多，英校招生越來越好，母語學校招生越來越困難，為此，新加坡政府統一教育源流，把母語學校學生轉為英校學生，進一步降低母語學習難度和考試難度，新加坡的雙語教育逐步形成英語為第一教學媒介語，適度保留母語的模式。
一、新加坡推行雙語教育的背景
(一)新加坡多元種族的背景急需形成統一的國家認同
所謂“國家認同”，就是指認識主體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并作為認識客體的國家持有肯定性的認識、態度、情感及信念。普遍而真實的國家認同是國家穩定的民意基礎，也是國家興旺的重要前提[1](P5)。對于國家認同的形成方式，基本上可以劃分為三種形式，即“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2](P5)。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上臺執政，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處理新加坡多元種族分化所造成的族群分裂及由此產生的種族暴力活動，從而為新加坡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特別是1965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分離被迫獨立，種族之間的緊張關系造成的種族沖突更加頻繁，嚴重影響了新加坡的團結和穩定。針對不斷出現的暴力行為，時任總理李光耀痛定思痛：“種族欺侮和恐嚇事件，使新加坡人情愿容忍獨立自主所面對的艱辛，種族暴亂的慘痛經歷，也促使我和同僚們更加堅決地下決心建設一個平等對待所有公民，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的多元種族社會。”[3]
(P118)為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認同，新加坡政府提出“新加坡人”的概念，其目的就是形成新加坡各種族民眾把自己視為新加坡人而不再是局限于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所有民眾都應該說著同一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價值觀，把新加坡視為自己的祖國，形成國家認同。
(二)形成共同語有利于促進國家認同
1961年，李光耀在教師節大會上發表講話，他指出，當前我們的任務是推行共同的語言，培養共同的感情[4](P375)。“如果利用四種不同的教學媒介語①，教授學生四種不同辨別是非的標準、為人處事哲學及道德行為，那么我們將會教出四種不同的人，而不可能有一個統一融洽的社會，所以新加坡必須在三種主要的母語和一打方言中，決定推行兩種語文母語和英語的政策”[5](P80)。
“我們這一代，因為過去是從不同的語文學校出來，沒有受過共同語言的訓練，所以有時候不容易合得來。對于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應該好好地培養他們，使他們不但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感到驕傲，同時也對我們正在建立的各種族和平共處的新國家而感到光榮。在學校里我們可以做到保證將來如果人民有分歧的意見還不至于因為種族的界限而使整個國家陷于四分五裂，在這一方面，我們一定要取得成功。”[4]
(P375)新加坡政府認為構建統一民族是形成國家認同的前提，構建共同語是形成統一民族的前提。要形成一個民族，必須要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使民眾能毫無障礙地交流、溝通，不能因為語言的障礙形成民族隔閡。構建共同語，不僅是政界的任務，更是教育界的任務，學校要擔負起推行共同的語言的責任，培養下一代國民對國家的自豪感，對形成統一民族的渴望。在教育中推行共同語，讓民眾使用同一種語言的操作難度相對于構建統一民族難度要低，是完全可以保證實現的。
(三)保留母語學習有利于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的繼承和發展
新加坡政府認為在構建共同語的同時，也要給各民族教育自由發展的機會，共同語的建構促進了統一民族的形成，共同語是教育的主要方向，但是在母語學習上也需要同樣的空間，而學習母語有利于形成道德觀念和對文化傳統的了解。以華文為例，學習華文的最大價值在于傳播社會行為與道德行為的準則，主要是指儒家學說對做人、對社會以及對國家的思想與信念[4]
(P399)。新加坡政府反對機械地學母語，把母語完全作為一種溝通工具而放棄了母語的文化屬性。李光耀曾舉例說，馬來兒童應該要懂得他們的諺語和民間故事，印度人的孩子同樣要學會印度的帶有精神道德教訓的民間故事[4](P400)。
由此可見，推動共同語的形成來促進國家認同并不是要消滅母語，反而學習母語有利于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的繼承和發展，這些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是新加坡國家認同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加坡形成統一的國家認同不是消滅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信仰，從零開始建立一種全新的國家認同價值體系，而是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基礎上尋找共同點，通過升華來形成統一的國家認同。因此，保留母語不只是保留母語的學習，更深層的是保留母語的文化屬性來促進國家認同的形成。
二、以教育平等、語言平等為指導思想契合國家認同
殖民地時期，英國殖民政府在新加坡推行英文教育，打壓其它民族母語教育，并且在就業上重點招收受英文教育者，歧視受其他語言教育者。殖民政府在教育和就業上的不平等政策加劇了受英文教育者同受其他語言教育的民眾的隔閡，造成了新加坡社會的撕裂。
為此，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的選舉大會上特別聲明：人民行動黨是一個主張平等的政黨，我們要求各種族平等，要求各種族的教育和語言平等[6](P53)。新加坡政府認為：“四種語文源流學校的發展機會是絕對均等的，政府對要設立哪種語文源流學校，是完全視人民的需求來決定，在政府心目中，各種語言教育的價值是一樣的，各種語文學校是完全平等的。”[6](P54-55)新加坡政府始終把語言平等、教育平等看做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促進多元種族和諧，構建國家認同的重要內容：“對所有的學生都給予平等的機會，這是實現種族團結和民族和諧的重要進步。”[6]
(P70)新加坡政府把平等的思想作為雙語政策的宗旨，在強制推行英語作為共同語的同時，堅持強調母語的作用，堅持母語學校的正常發展;在英語地位漸高，母語勢弱的趨勢下，新加坡政府通過降低母語學習難度，堅持保留母語的學習和應用，這些做法充分說明新加坡政府始終把語言平等貫穿到雙語教育中，堅持每種語言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正像李光耀所說：“多掌握一門語言，就多了一扇人生的窗子。”[6](P18)
三、確立和鞏固英語作為共同語的地位是實現國家認同的核心理念
(一)確立英語作為共同語的出發點
首先，英語作為共同語在政治方面的考慮。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能上臺執政，新加坡華人的支持尤其是華人公會的支持是最主要的。而以李光耀為代表的人民行動黨上層很多出身于受英文教育的家庭，華語說的并不好，尤其是當時新加坡華語以方言居多，福建話、廣東話等等在華人中較為普遍，這讓李光耀等人感到溝通起來很困難。李光耀自己也曾承認：“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極為不利的一點，是無法理解華語和方言，更不用說掌握了。”[7]
(P250)李光耀曾形象地描繪過人民行動黨的競選方式，經常是派一個說英語的到英語選區，派一個會說方言的去華族選區，會說馬來語的去馬來選區[7](P250)。這讓人民行動黨高層在競選演講時往往受到語言的限制，同時在行動黨內，以林清祥為代表的親共人士則熟練掌握各種方言，在華人中如魚得水。這種巨大的反差促使李光耀等人把英語這個自己的強項進行推廣。
英語作為共同語，不僅在政治上有利于各個族群的團結，同時對于瓦解人民行動黨內親共勢力以及后來的親共產主義的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的群眾基礎具有重要的作用。推進英語做共同語，人民行動黨就可以集中力量而不用再分散力量，像李光耀等英語熟練，方言不通的人，也不用再辛苦學習方言，同時也可以主動參入到其它族裔的選區，同更多的民眾進行直接接觸，宣傳自己的政治思想。其次，英語作為共同語符合國家發展的需要。
新加坡政府在選擇共同語時，主體民族華人要求華語作為共同語，但是并沒有被新加坡政府同意。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堅持英語為共同語，不僅是從英語作為新加坡多元種族所共同接受的語言角度出發，同時也是綜合了新加坡政治、經濟發展的任務和目標而確定的。英語作為共同語不僅僅是為了彰顯其維護種族和諧的原則，更是作為新加坡經濟發展目標的有力輔助而存在。新加坡政府對英語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非�？隙ǎ涸谛录悠碌慕洕l展時期，只有英語才可以幫助新加坡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每個人都知道，英語才是至關重要的經濟生存工具[6](P324)。
新加坡政府執政伊始，即開始發展經濟，希望擴大開放，引入外資來帶動經濟發展。從聘請溫思敏為新加坡規劃經濟發展開始，新加坡大力引入外資。新加坡引入外資面向的是西方發達國家，英語的需求大大增加，而華語、馬來語、印度語等民族語言，因為所使用國家普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欠發達，無法成為引資對象，在地位上遠遠不如英語。
隨著引入外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對外交往的不斷加深，新加坡越來越變得國際化，特別是新加坡在從工業化向金融服務業轉型中，英語作為主要的溝通語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作為共同語的英語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最便利的條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在共同語的選擇上新加坡政府并沒有從主體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發展大局出發，這一做法不僅不是對主體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損害，而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多元民族和諧共存，更好地促進新加坡現代化的發展。
(二)雙語教育中英語作為共同語確立的過程
在殖民地時期，殖民地政府為了維護殖民統治，在新加坡推行英語教育，并把學校劃分為英校、華校、巫校等，英校只教英文，華校只教華文，巫校只教馬來文等。再招生上，殖民地政府采取偏重英校的政策。殖民地政府的做法造成了嚴重的民族隔閡，但是卻使英語成為了同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并列的四大語言之一。
1956年，新加坡自治政府出臺了《各黨派報告書》，報告書建議學校至少教導英語和母語兩種語文，肯定了母語教育的地位和雙語教育的重要性，對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有著深遠的影響，標志著新加坡雙語教育的正式確立[5](P81)。在《各黨派報告書》中提出，英文應該成為全民的共同語文。報告書在第(1)節《官方語文與必修語文之問題》里說，鑒于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地方，通用之語文繁多確在某種程度上使問題更復雜。倘若新加坡必須選擇一個“最廣泛運用之語文”作為共同語言，則非英文莫屬。
人民行動黨執政后宣布從1960年起正式以英語作為各語文學校的共同教學媒介語[5](P122)。新加坡政府推行英語作為共同語的同時，采取了循序漸進的方式，按照雙語政策，同樣開設了母語教學，并且在殖民地時期只開設本民族語言的學校中開設其它民族的語言課程，以平衡四大語言，針對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要求，政府確保華語為官方語言之一的地位，重申新加坡四大語言都是官方語言，地位平等[7](P171)。
李光耀曾說，我們耐心等待，年復一年的看著越來越多的家長選擇把孩子送入英校。隨著英校的漸受歡迎，強制推行英語為共同語的機會到來。1966年，正式實施以英文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政策，也就是強制性“英語母語”的雙語教育，要求所有學生不管是英校生還是其他母語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英語和母語即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5](P123)。
1975年，新加坡政府把華語教學為主的南洋大學改為以英語教學為主，1978年，南洋大學在英語教育不成功后被并入新加坡國立大學，隨后，新加坡政府把全國華文中小學改為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學校。1987年，鑒于母語學校招生越來越困難，而英校招生越來越好，新加坡政府統一教育源流，全國所有中小學包括華校、巫校、印校都統一改為英語為第一教學語言，英語在雙語教育中的主體地位正式確立。統一教育源流后，英語作為第一教學媒介語的地位始終保持不變，特別是隨著新加坡經濟發展和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英語作為共同語的地位也越來越穩固。
四、以民族認同、傳統價值認同、政府認同和時代認同構建國家認同的實現途徑
(一)通過雙語教育促進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反哺民族認同
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是各民族自我認識、自我意識的重要途徑，各民族的自我認識，總是文化交往的產物，只有在與其它各種文化形態的比較中，才深刻地喚醒民族的自我意識[8](P519)。發展中國家原本的民族文化處于衰落或分散階段，不同文化的碰撞促進文化之間的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刺激本土民族文化的覺醒和再生，在此基礎上蛻變或聚合成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通過學習英語了解西方文化，保留母語學習來加強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其目的就是通過西方文化與傳統東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來促使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多元傳統文化的新興國家形成統一的、各種族認同的、符合時代發展需要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反哺民族認同，對形成國家認同具有重要的意義。統一的民族認同讓新加坡人更容易形成統一的民族價值觀，而統一的民族價值觀實質上就是統一的國家認同價值觀。雙語教育反哺民族認同實質上也是反哺國家認同。
(二)雙語教育對母語文化的保留維護了傳統價值認同
在大力推行英語作為共同語的同時，新加坡政府敏銳地發現傳統價值的缺失帶來的影響，李光耀對此憂心忡忡：“我開始擔心我們在逐漸失去華校的一些可貴的東西，我希望保留華校的優點：秉承中華傳統、價值觀和文化，向學生灌輸紀律觀念、自信心、道德和社會價值觀。在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學校里，學生在家中秉承的儒家價值觀并未得到鞏固，因為教師和學生來自不同的種族，所用課本的語文不是華文。
除此之外，國人和西方媒體的接觸越來越頻繁，跟那些到本地旅游的外國游客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機會出國，這一切都使新加坡學生的傳統道德觀不斷受到侵蝕，由于我們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國消費社會的價值觀在新加坡社會彌漫的速度，比在本區域其他國家都來得快。”[7](P178)新加坡政府認為華人社會應設法繼承儒家的倫理價值觀念，讓受英文教育的年青一代在人生觀和社會道德觀方面不至于偏向西方，將來成為“偽西方社會”。
新加坡政府認為儒家的倫理道德觀，例如，修身齊家、對朋友以誠相待、忠于國家等價值觀不應被隨意丟棄，不應該擾亂社會的基本人倫關系[9](P200)。為此，新加坡政府在中小學教材里加入了東亞傳統儒家思想的內容，并以儒家思想編寫《好公民》課本，向學生灌輸適合新加坡的東方道德價值觀，訓練學生的道德判斷力，教導學生處事待人等等。這些華文傳統教學內容的加入，扭轉了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響的年青一代，使國家認同在面對其他價值觀的侵蝕時依然堅挺。
(三)雙語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加強了民眾對新加坡政府的認同
李光耀在分析新加坡雙語教育成功之路時，特別總結了新加坡的雙語政策是服務國家利益和政府管理的實用工具，負責國家走向的政府，需要對語言政策進行規劃，賦予語言不同的定位和功能，并依據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6](P325)。政治認同是制度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度認同是國家認同的表現形式之一，政治認同主要體現在政治制度、政府權威是否被認同。
雙語政策作為政府的管理工具，它的推行過程盡管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在民族平等、語言平等的指導思想下，新加坡政府充分考慮了民眾的意愿，依據雙語教育的發展趨勢來調整政策，當民眾對新政策出現意志反彈時，則通過有效的行政手段來降低民眾的不滿。經過不斷的政策調整，當雙語教育為新加坡民眾在求學、就業等方面提供便利時，雙語教育的成功也促使民眾形成了對政府的贊同。
民眾的贊同體現了對政府政策的認同，更是對政府管理工作的認同。這種認同，無疑大大加強了新加坡政府的權威，提高了新加坡政府的聲望，有利于新加坡政府的政令落實。與此同時，雙語政策作為一種國家制度被確立，使新加坡下一代從小就感受到政府的制度效力和堅定的執行力，進一步鞏固了新加坡政府的執政權威。
(四)雙語教育同政治經濟發展緊密聯系，與時俱進，促進了時代認同
在新加坡獨立后，發展經濟需要引入外資，吸引西方發達國家企業來新加坡投資。英語作為共同語，使吸引外資更便利。隨著時代的發展，新加坡作為外向型經濟體，需要更多渠道吸引外資并進行投資，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迅速，成為了新加坡發展經濟的新的增長點，而雙語教育的存在，使新加坡在面對這些國家的時候，溝通、交流相較于其它國家更便利。尤其是新加坡同中國的關系正�；螅罅ν卣怪袊袌�，投資中國新興產業，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1979年，新加坡開始推動講華語運動，加強對華語教育的資源傾斜，新加坡政府開辦了9所華語特選中學，在教學及教材上全部以華語為主。講華語運動一直持續至今，講華語運動的推行，也使華語成為了新加坡第二語言。新加坡人華語水平的進步，使新加坡與中國在對外交往、經濟往來上日益頻繁。因此，雙語教育的與時俱進，適應了不同時代發展的要求，有力地促進了時代認同。而時代認同表明了雙語教育符合民眾需求，提升了民眾對政府、對國家的認同。
而新加坡的鄰國馬來西亞則提供了最好的反面素材，在社會各個層面偏向于主體民族馬來族裔，尤其是在語言選擇上，馬來西亞官方嚴格推行馬來語作為官方語言和教學媒介語，取代了之前作為官方語言的英語。20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政府要求以英語教學的學校轉變為馬來語教學的學校，到1975年，所有的英文小學都改成了馬來文學校[10](P88)。馬來西亞政府的做法雖然加強了馬來語的地位，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經濟發展上，對英語的需求越來越廣泛。
直到1996年，馬來西亞政府才頒布法案同意私立大學和學院用英語授課。馬來西亞政府這一改變相對于新加坡晚了近乎30年，而在這30年中，新加坡雙語政策為新加坡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幫助，新加坡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而反觀馬來西亞，過度保守和偏向馬來族的政策造成了馬來西亞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新加坡。因此，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對比充分說明，語言教育要與政治經濟發展緊密相連，與時俱進，符合時代發展需要，不能保守頑固、固步自封。
結論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之所以能促進國家認同，在于雙語教育政策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政策體系。它的指導思想是教育平等、語言平等;它的核心是英語作為共同語的確立;它以促進文化交融、增加政治認同、保留傳統價值、立足經濟發展、體現時代認同來實現國家認同。正是因為具有契合的宗旨，穩定的核心理念，明確的實現途徑，雙語教育才能通過教育手段不斷提升民眾的國家認同，形成了其特有的“具有儒家倫理觀念、馬來人傳統、興都人精神氣質以及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學調查方法和客觀尋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相結合”的國家文化特征[11](P103)。
但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實現國家認同的路徑中也存在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引起了民眾的不滿，無形中降低了民眾對國家的認同。一是推動雙語教育的發展并沒有在初期進行合理的規劃。李光耀也認為過于快速強制地推動雙語教育，卻并沒有系統的師資、教材與之匹配。“為了掃盲、為了應付華、巫、印校生普遍流向英校，我們大量招聘教師，滿足了數量的需求，卻沒有照顧到教師的素質。”[6](P76)而同樣的師資問題又出現在了推廣講華語運動初期，為了推廣華語作為第二語言，許多英校開設華語課程，結果出現了華語課上，教師用英文來講解華語教材，這使得學生的華語學習質量低下，在升學考試中華語及格率極低的現象。
這些現象的產生，是新加坡政府操之過急的結果，帶來的后果是學生、家長對政府雙語政策的怨聲載道。二是在雙語教育發展中忽視了家庭教育的作用。在英校上學的學生回家和家人說本民族語言和方言，在華校的學生回家和家人說英語，家庭教育的混亂直接影響了學校語文教學的質量，而家庭教育在教育體系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時家庭還是國家認同的根本之一②，對家庭教育的忽視也使得雙語教育丟失了促進國家認同的主陣地。
三是在雙語教育的推動中，有時過于追求語言教育的政治、經濟屬性而忽視了語言教育本身的規律。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把馬來語作為共同語，在新馬分離后，為了降低馬來西亞的影響，英語替代馬來語作為共同語，許多學習了馬來語的學生被迫短時間內轉向學習英語，造成了大部分學生無法畢業;在強制要求母語作為第二語文并加入升學考試中后，以華文教育為例，不少學生短時間內根本無法學會復雜的華語，導致無法升學。
這些過于追求語言教育的政治經濟屬性，強制的讓其符合政治經濟發展的要求，而忽視了語言教育本身的長期性、系統性的規律，造成了理想與現實的脫節。雙語教育的實施需要做好細致的規劃，在改變政策后，實施要從易到難，逐步深入，充分考慮政策改變會出現的后果，做好預案。因此，為了達到通過雙語教育提高國家認同的目標，需要政府在強勢推動語言教育政策的同時，要兼顧到民眾的呼聲，不能無視語言教育的規律。
教育論文投稿刊物：《雙語教育研究》以“聚焦雙語教育前沿、解讀雙語教育政策，關注雙語教育信息、促進雙語教育發展”為辦刊宗旨;以立足新疆、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為目標;旨在打造成高層次學術期刊，為各級政府、教育部門提供理論參考和決策依據，為研究者提供學術交流平臺，為雙語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提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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