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目的/意義]結合智庫和情報機構之間的內在聯系，提出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建議，旨在探索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方法/過程]運用文獻研讀、理論推演、質性分析等方法，探討了智庫和情報機構的內涵，分析了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必要性和
摘要[目的/意義]結合智庫和情報機構之間的內在聯系，提出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建議，旨在探索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方法/過程]運用文獻研讀、理論推演、質性分析等方法，探討了智庫和情報機構的內涵，分析了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必要性和理論契合，提出了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選擇模式和政策建議。[結果/結論]認為智庫建設應該將情報機構納入發展視野，注意學習借鑒其他數據挖掘的技術與工具。而情報機構應主動融入到智庫發展中，為新型智庫建設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與保障。
關鍵詞智庫情報機構融合發展數據挖掘信息檢索
情報論文投稿刊物：《大學圖書情報學刊》(雙月刊)創刊于1983年，是安徽省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主辦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等方面的綜合性學術刊物。它以宣傳貫徹黨和國家有關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的方針政策;繁榮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指導和促進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的改革和發展;傳播科學信息為宗旨。
0引言
2015年黨中央明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冶的戰略目標，并要求積極探索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1]。為響應國家號召，我國各類智庫借著新時代賦予的良好發展機會，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不斷加強自身建設，為公共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智力支持。然而，與國際知名智庫相比，現階段我國智庫的影響力及其服務政府決策的能力仍然相對有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智庫對各種有效信息資源的捕捉能力不強，對各種問題與現象的分析不夠深入，所提出來的政策建議欠缺應有的戰略眼光，問題解決方案缺乏應有的操作性。研究表明，情報研究在智庫研究中起著重要的前端作用，因為情報研究一直承擔著資料搜集、數據挖掘、信息檢索、情報服務等功能，正好可以作為智庫研究的有益補充[2]。
如果智庫能夠與情報機構一體化融合發展，不僅可以更加有效地發揮智庫服務政府決策的重要職責，而且可以延伸情報機構的價值功能。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國情報機構在智庫建設中的定位不甚明確，情報研究對智庫研究的信息檢索與數據支撐優勢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這也成為制約我國新型智庫發展的不利因素。通過文獻檢索發現，盡管目前已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情報機構與智庫之間有著內在聯系，并且呼吁智庫與情報機構一體化融合發展，但對于兩者之間的契合關系以及融合發展的過程和模式未能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3]。本文結合智庫和情報機構的內涵，探討了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必要性和理論契合，提出了融合發展的選擇模式與政策建議，擬為我國新型智庫建設提供決策參考。
1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必要性分析
關于智庫的定義，學者們從功能和定位等多個角度進行了界定。通常認為，智庫是為公共決策的制訂提供智力支持、并以引導輿論導向和教育公民看世界為目的的政策研究機構。與經營性機構不同的是，智庫以獨立性、高質量和影響力為核心價值追求[4]，其類型主要包括官方智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等。智庫的誕生與其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有著緊密的關聯。根據《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規定，我國新型智庫主要是指那些通過對現實和重大的戰略問題展開系統而深入研究后，能夠為公共決策提供咨詢服務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
因此，當代智庫已不再是普通的科研機構，而是一個以服務政府決策為目的的應用型組織。它通過對各種重大的理論與現實問題開展前瞻性研究，旨在“出對策、出思想和出聲音冶，從而發揮思想創新、服務決策、教育公民看世界等功能[5]。因此，智庫兼具理論研究和服務實踐等功能，除了要對經濟社會改革發展中的潛在和現實問題展開研究并提供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和問題解決方案以外，還必須引導人民參與到各種社會交流活動中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6]。
而情報機構主要是指那些運用合乎職業倫理手段和現代數據挖掘技術，廣泛收集、分析、提煉、制作和傳播有關競爭環境、競爭態勢、競爭對手、競爭趨勢、競爭策略等信息的組織(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情報主要是指商業目的和經濟意義上的競爭情報，而非軍事情報)。因此，情報機構原則上是一個進行數據挖掘和提供信息服務的重要平臺，以為管理者提供危機預警和決策支持服務為主要任務，協助管理者根據目前的競爭環境、競爭態勢和競爭對手情報，合理預測未來變化趨勢，成功制訂競爭策略，準確把握市場競爭機會，有效降低決策風險[7]。
情報機構的核心業務主要包括資料收集與整理、數據挖掘與分析、情報生產與服務、情報評估與傳播、情報宣傳與出版、情報教育與培訓等方面。一般而言，情報機構分為四類:一種是公益性的非營利性情報機構，其經費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撥款，如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二是為特定國家機關提供服務的中介服務機構，其經費主要依靠上級主管部門撥款，如中國輕工業信息中心;三是國企改革過程中隨上級主管部門并入企業集團的情報機構，其經費一部分靠上級主管部門撥款，一部分依靠自籌，如轉制后并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的航天科技情報研究所;四是面向市場以營利為目的的各種提供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的經營機構，如市場上的各種管理咨詢公司[8]。
近年來，隨著國家的強力推動，我國新型智庫在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也暴露出諸多不足。如對政府的依賴較為嚴重，各級智庫的建設水平參差不齊，資金來源較為匱乏，高素質研究人才缺失，制度保障和評價體系不完善，等等。與國外知名智庫相比，國內智庫在研究成果的質量、專業化程度、國際影響力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距。因此，未來新型智庫建設需要取得多方位的大力支持。而智庫與情報機構的融合發展，不僅有利于兩者的互利共存，而且可以擁有更為豐富的信息資源、完備的信息共享平臺、多樣的知識服務模式和專業的學科交叉人才等優點。
事實上，隨著決策咨詢服務需求的日益增長，國內外的情報與智庫在機構建設上逐步呈現出一體化發展趨勢。一方面，智庫研究必須建立在對事實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需要獲取各方面的信息來對未來發展趨勢進行精準研判。因此，智庫內在地含有信息獲取和情報分析功能。國外許多知名智庫就是由早期的圖書情報機構經過功能疊加后轉型發展而來的。如胡佛研究所就是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在1919年創立的胡佛戰爭圖書館改名而來，其功能已由單一的圖書館服務延伸到信息檢索、情報服務和決策咨詢等領域[9]。
事實上，國內部分智庫也開始將情報研究納為自身重要的研究領域，并不時就自己熟悉的領域發布重要的競爭情報產品。如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通過對國內外科技領域的數據跟蹤與信息檢索，展開對科技發展前沿動態的戰略研判，由此建設成為國內重要的戰略情報和數據共享平臺[10]。到目前為止，許多智庫都十分重視信息獲取和情報分析功能，并且在組織架構設計中劃出專門的模塊以組建相應的部門，由專業人士負責相關數據庫的建設與運營，以便為智庫研究提供信息情報支撐。另一方面，傳統的情報機構正在逐步向現代智庫轉型發展，并把智庫服務作為未來的發展重點。事實上，由于公共決策需要建立在事實調研的基礎上，許多情報機構長期為政府部門提供信息服務和數據支持。
目前，盡管數據挖掘、信息收集、資源服務仍是傳統情報機構的主營業務，但基于這些業務而衍生出來的服務決策功能，正在逐步改變傳統情報機構的定位。在我國，隨著國家對新型智庫建設的大力推動，許多情報機構早已不是單一地停留在信息資源服務層面，許多傳統的情報機構已經由原來單一的情報研究向智庫研究轉型升級，情報機構的智庫服務功能得到極大的延伸與完善。如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積極響應國家建設高端智庫的號召，立足于高精尖高端科技創新領域，著力打造“信息資源綜合利用和大數據服務中心冶，旨在為我國科技創新決策提供全方位的數據支持與信息服務[11]，從傳統的信息情報研究機構向科技創新高端智庫轉型，已經成為其未來發展方向。
2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動力機制
從理論上來分析，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有著內在的必要性，其驅動力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智庫有著完善自身信息檢索功能的內在渴求，二是情報機構有著服務政府決策的內在需求，三是決策咨詢制度的完善有著智庫與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
3智庫與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理論契合
智庫與情報機構的一體化融合發展，一方面是因為智庫研究離不開信息情報的內在支持，事實上，以服務公共決策為主要任務的智庫研究本身就包含了部分信息檢索功能。另一方面是因為情報機構在推動智庫建設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情報機構經過長期的發展，儲存了豐富的信息資源，培養了一大批學科交叉型的綜合型人才，在信息服務和知識服務等方面有著寶貴的經驗。而現實中為組織戰略決策提供智力支持的情報機構也在小范圍內擔負著服務公共決策的任務。因此，智庫與情報機構的跨界融合既可以彌補雙方的不足，也可以打破傳統部門分立的局限性，彼此之間形成有益的補充。綜合起來，兩者之間有著理論上的契合關系。
4智庫和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模式選擇
在傳統的市場環境下，智庫和情報機構單獨并行，兩者之間的界限相對明顯。而隨著全球一體化化的發展，國際競爭環境變得越來越復雜動態，政府決策要求越來越高，智庫和情報機構之間的融合發展需求強烈，而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高科技的發展則為兩者的融合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使得兩者的融合成為可能。而情報機構與智庫的一體化融合發展也有利于兩者資源的整合、能力的提升、產品的增值和市場的拓展。智庫與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過程主要體現為，通過將智庫的政策研究與服務公共決策的功能，與情報機構的數據分析與信息檢索功能進行融合滲透，促成情報機構原有的數據挖掘功能逐步向思想服務領域延伸，而智庫的思想服務功能與下游的數據分析功能進行對接。
當智庫或情報機構的功能向上或向下延伸并發生交叉時，導致智庫和情報機構原有的相對單一的服務功能，在相互融合滲透后形成全新的功能。因此，智庫與情報機構融合發展的過程本質上就是一個功能讓渡與價值重構的過程。當兩者發生融合時，各自將優勢的功能讓渡出來，并與上下游價值環節進行重構，而非原有功能的簡單疊加或重復組合。因此，無論是智庫還是情報機構，在一體化融合發展過程中都必須結合自身的核心業務及市場發展需求，來進行功能解構與價值滲透，以形成更為完善的服務功能和全新業態[21]。
5結束語
智庫和情報機構在服務導向、服務理念、工具方法和成果產出上存在一致性，兩者的融合發展有利于為政府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服務。而在智庫與情報機構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傳統功能的解構和核心功能的重組，都是為了使思想產品的價值和數據挖掘的功能得到更好的體現。因此，智庫與情報機構一體化融合發展必須按照咨詢產業發展的內在邏輯關系進行重組，其實質在于形成能夠創造出功能更強大的業態和價值更完善的產品。因為智庫和情報機構進行一體化融合的目的不僅在于促進傳統功能的重新組合和價值環節的互補，更在于提升原有產品和服務以滿足潛在需求。
未來我國新型智庫建設應該將情報機構納入發展視野，注意學習借鑒其他數據挖掘的技術與工具，不斷提高自身服務公共決策的能力。而情報機構也應當抓住機遇，發揮資源、人才和經驗優勢，主動融入到智庫發展中，為我國智庫建設提供更多的數據支持與信息保障。如何結合智庫和情報機構各自優勢，運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構建具體的功能模塊，組合形成智庫和情報機構一體化融合發展的服務云平臺，將是下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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