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以追求真理和傳播文化為導向的傳統大學精神，在當前的大學教育中遭遇了合法性危機。 受商業規則和市場化指標的支配，大學教育以追求一流目標為發展導向，促使大學精神走向了一種以績效指標為評價標準的封閉性。 大學精神的基礎是教育精神，其實質是堅
摘 要：以追求真理和傳播文化為導向的傳統大學精神，在當前的大學教育中遭遇了合法性危機。 受商業規則和市場化指標的支配，大學教育以追求一流目標為發展導向，促使大學精神走向了一種以績效指標為評價標準的封閉性。 大學精神的基礎是教育精神，其實質是堅守理性和德性; 大學應該是一個思想共同體，大學教育具有多樣性和開放性，這是一流大學目標建構中應當堅守的底線。
關 鍵 詞：大學精神;封閉性;教育精神;思想共同體
自現代大學誕生起，大學精神及其浸潤下的大學教育都是一個時代的標志。 在社會文化、思想意識等精神文明還不夠發達、開放的年代，大學一直處于思想文化發展的最前沿，是時代精神風尚的重要象征。 在如今這個信息泛濫、價值多元的開放時代，傳統大學精神陷入了合法性危機，而現代大學精神則在追求“一流”的目標中走向了一種時代性的封閉。 在現代大學中，彌漫著一種與時代相符、卻與大學的初衷格格不入的精神氣息。 很難說這種大學精神是大學發展的進步，因為它很明顯地給現代大學帶來了一系列的困境和危機。 這不僅僅是大學教育需要面對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亟待化解的時代難題。
教學論文范例：基于新工科的大學創新教學模式改革機遇與挑戰
一、傳統大學精神的合法性危機與時代困境
在有關大學教育和大學精神的經典論述中，針對大學精神的演變都有著經典的論述，有代表性的如美國的布魯貝克(John S. Brubacher)、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以及加拿大的比爾·雷丁斯(Bill Readings)等。 他們的闡述各有不同，但從中依然包含著對變化中的大學所做出的相似性的概括。 這也使得我們能夠相信，大學及大學精神的歷史發展雖然不是單一和線性的，但至少擁有著某些共同的特征，使人們能夠通過這些特征對大學產生某種認同。 根據上述研究者的論述，傳統的大學精神可以概括為以理性—真理為導向的大學精神，和以政治—文化為導向的大學精神。 而這兩種大學曾經賴以存在的精神基礎，在如今的大學教育中都受到了質疑和挑戰。 傳統大學精神遭遇現代困境，這不是終點，而是我們思考現代大學精神的起點。
(一)傳統大學精神的衰落
用布魯貝克的話來說，現代大學誕生于理性時代，以純粹追求知識作為其目的。 這種知識僅限于智力優秀者來學習和研究，這是他們的精神追求。 正是這種知識及其追隨者的存在，大學被賦予了一種象牙塔式的高貴和神秘。 高深學問成為大學的象征，它是理性所思考和追問的對象，其目的就是為了接近和發現真理。 “高深學問忠實于真理，不僅要求絕對忠實于客觀事實，而且要盡力做到理論簡潔、解釋有力、概念文雅、邏輯嚴密。 ”[1]
客觀性是真理的基本特征，研究高深學問的大學必須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擾，既不受國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制約，也不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 這樣的大學才能保證自身的獨立精神和價值，只聽從理性的召喚，按照知識本身的邏輯來運轉，從而更好地追尋真理。 理性的指導使得大學自成一體，按照自身的認識規律發展。 根據布魯貝克的觀點，這就為大學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根據——一種認識論哲學的依據。
以追求理性和真理為己任的大學一度深刻影響并塑造了現代大學精神，“大學被看作是最高級和最好的學問和科學的家園，它們是如此地珍貴甚至是精神性的，所以需要受到嚴密的保護，以免受到商業與現代文化庸俗化傾向的侵蝕”。 [2]然而，對這一大學精神的珍視和保護最終沒能逃脫現代商業社會和流行文化的浸染。 尤其是伴隨工業社會的崛起，以追求理性和真理為目標的高深學問已難以滿足開放社會對教育的要求，開始顯得不合時宜。 通過大學培養現代科技人才的社會需要促使大學不得不向世俗低頭，大學精神所展現出的純粹性恰恰成為其遭致批判的原因所在。
因此，在倡導為社會提供服務的現代大學中，高深學問被冷落，與之相應的理性精神也隨之衰微，專業教育和實用知識則得到了重視，強調實踐性和有用性成為大學教育的新主張。 大學教育越來越受社會力量的影響，不再以滿足個人認知興趣和追求客觀真理為旨歸，精英主義主導的大學教育開始讓位于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趨勢。 在這一世俗的勝利背后，隱含的是傳統大學精神衰落的不爭事實。
上述情形的出現，是以工業革命的興起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為轉折的。 理性精神的衰落轉變了大學賴以存在的解釋依據，同時也置換了大學精神的核心。 這個時期，由于工業革命的推進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知識的屬性被改變了，它不再是囿于“象牙塔”里供少數智力優秀者持有的高深學問，而是以生產力的形式現身于工業生產和技術革新中，開始以新的方式參與并改變社會。
與此同時，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和大學的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大學教授不再能夠獨立地追求真理而不必考慮價值方面的后果，他們“成為為民主國家服務的改革家”。 [3]大學不再自成一體，它像社會中其他機構一樣不得不受政治制約，為國家和社會提供服務。 在這個時期，大學與國家相連接的方式是以文化為紐帶的，文化在大學中獲得了類似于理性一樣的地位。 它既代表了一切知識，同時也通過教育塑造了個體。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大學職能的這一轉變是大學的進步，是民主意識和國家意識共同作用的結果：民主意識要求大學去精英化，國家意識則要求大學傳承民族文化。 在雷丁斯看來，在現代大學的改制中，是洪堡將大學的理性觀念發展為文化觀念，文化代替理性成為大學中具有統一功能的觀念。 “一旦普遍理性的觀念被當作給大學以活力原則的民族文化概念替代，大學就被迫服務于國家了。 因此，通過訴諸文化，國家實際上把持了大學體質結構的方向，并指導其社會言論，同時有效地控制了其教學與科研。 ”[4]
對現代國家和現代大學來說，這是一種相互的需求。 一方面，這是民族國家的發展對大學教育的必然要求，即在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大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保存和傳承民族文化。 另一方面，為了自身的生存和實力的擴展，大學不得不改變職能，為社會服務，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指導。 在以政治和文化為導向的大學精神引領下，大學教育脫離了對高深學問的追求，不再以培養精英和少數智力優異者為己任，而是致力于培養普遍受過教育的國家公民，即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有用人才。 而后者恰恰體現了現代國家發展的需要。 因此，融入社會以后的現代大學以培養合格人才為己任，它也因此難以脫離政府的干預而運行。
在這種背景下，以理性—真理和以政治—文化為導向的傳統大學精神都遭遇了合法性危機。 理性精神的式微、過度的行政化干預、對市場和社會的刻意迎合等，都使得大學教育越來越功利化，大學的文化觀念也日益庸俗化。 以我國近現代以來的大學演進史為例，大學在變得越來越規�；�、現代化的同時，其文化內核卻在不斷萎縮。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大學在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同時，還承擔著繼承民族文化、治國安邦的大學理想。 反觀當下，在追求“一流”目標的大學改革浪潮中，文化漸漸被侵蝕成為一個空殼，代之以抽象的一流目標。 當大學在思想和文化層面喪失了獨立精神之時，追求真知的開放性和可能性也隨之被弱化，封閉性便取而代之。 在過去，大學顯然要比今天更為封閉、單純，但大學精神是開放的。 而如今，大學無疑是開放的，大學精神卻走向了封閉。
(二)“一流”目標導向下大學精神的封閉性
在傳統大學精神走向衰落的過程中，大學并未放棄對新的理念的追尋，這種理念就是追求世界一流大學的觀念。 近些年來，在追求一流大學的過程中，高等教育遵從商業規則的主導，接受市場化指標的評判，投入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單一、封閉的理念之中。 大學的這種發展特征最早是在西方大學中產生，但中國的大學緊跟世界潮流，市場化的程度毫不遜色。 英國諾丁漢大學學者W·約翰·摩根援引一位中國學者的觀點談論這一話題：“我們正處于一個經濟主義形而上學的時代，經濟主義形而上學好像把每一種可能的人類思考與行為的模型都訴諸基于消費者理性和成本收益分析的市場來計量。 ”[5]
其中所描繪的情形正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大學的普遍現象。 正是在這種經濟主義的導向下，大學不可避免地成為追求市場效用的追隨者，并且發展出了新的大學目標——追求世界一流的夢想。 “最近，在北美和歐洲，大家都使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型來解釋大學的管理行為。 這類經濟模型都假設‘大學是效用最大化的組織，大學的治理需要在決策者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實現某種共識’。 ……在這樣的社會中，‘大學要通過自身的聲望和信譽在學術市場上展開生源和經費的競爭。 ’正是由于對大學聲譽及國家權力與聲望的敬仰，使得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成為21世紀許多國家的大學孜孜以求的夢想。 ”[6]以實現這一夢想為契機，現代大學步入了以經濟主義為導向實現一流目標的新階段。
如前所述，大學追求一流本身并沒有錯。 正如“一流”一詞的英文excellence的本意一樣，它代表著優秀和卓越; 只是當它被抽空了所有內涵和意義，只剩下一堆量化的績效指標，并成為凌駕于大學精神之上的唯一衡量標準的時候，一流才成為一個需要反思的觀念。 作為一個流行的觀念和一種綜合的原則，一流本身沒有內在的意義，也缺少精神層面的價值標準和依據。 針對這一點，雷丁斯在《廢墟中的大學》中指出，“這個理念的普遍應用性正對應于它的空洞性”。
“一流是通用的等級標準。 由各種不同的內容所做的各種分類，如學生類型、班級的大小、資金情況、館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這個唯一的標準來衡量。 ”[6]這樣一來，那些不能被納入等級衡量標準的理念和精神便會逐漸萎縮，一流目標的導向就在無形中削弱了大學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從內外兩方面限制了大學自身的發展方向。 從外部來講，大學越來越同質化、單一化，不同大學之間只有“量”的差異，在“質”上則變得越來越相似。
為了達成一流的目標，成為市場排行榜上公認的好大學，大學之間無休止的校際競爭愈演愈烈，爭奪生源、人才和教育資源等成為當代大學的重要任務。 就內部而言，大學教育和管理的標準日趨精細化、指標化，對外在標準的達成超越了對內在價值的追求。 大學的兩大任務——教學與科研也被經濟學的管理模型同化，知識價值和育人的價值都用無比細化的績效指標來衡量。 在這種背景下，市場和效益成為大學理念的基本價值導向，大學的意義需要市場來評判，其內在的自足性和價值性被大大削弱。 這導致大學越來越像企業，學生則成為消費者，對思想和文化的追求被一流所要求的績效和指標取代，長久以來作為高等教育象征的大學精神隨之失去了存在的依托，走向了一種封閉。
大學與市場的融合致使大學承擔了過多的職責，社會化職能的擴張壓縮了大學自身的精神價值，傳統大學精神逐漸被掏空。 為了迎合市場化需求，現代大學異常重視招生和就業這兩個環節。 在當前大學的招生宣傳中，被放大的不是對追求真理的贊美和對知識的崇敬，而是年輕漂亮的面孔、舒適的住宿和就餐環境以及引人側目的就業率。 在這些信息背后，傳統大學教育所珍視的崇高精神追求以及對民族文化的責任擔當不知不覺被輕視，而與現代消費社會一脈相承的娛樂主義和享樂主義則漸漸滋生。 經過教育的再生產，大學所展示的這種精神狀況又會被帶入社會，大學與社會進一步融合，統一在了以市場為中心的經濟主義中。
誠然，大學與市場和政府的充分合作已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對一流目標的追求也成為現代大學的時代特征。 金耀基曾指出：“美國的大學狂熱地求新，求適應社會之變，求趕上時代，大學已經徹底地參與到社會中去。 由于知識的爆炸及社會各業發展對知識之倚賴與需要，大學已成為‘知識工業’(knowledgein-dustry)之重地。 學術與市場已經結合，大學已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社會的‘服務站’。 ”[7]這不只是美國大學特有的現象，而是現代大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標志性特征。 雖然這一特征展現出了明顯的弊端，但在如今這個信息化社會，大學已然無法回到象牙塔時代，大學精神也很難再回歸傳統。 如果說現代大學精神正處在廢墟之中，那么這一廢墟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是大學發展到新階段的新特征。
二、“一流”目標下大學精神的底色
既然這是當代大學必須面對的時代特征，既然大學已深陷追求一流的時代使命，那我們就只能在“一流”這個概念之下，尋求現代大學的精神內涵，用大學精神的豐富性去填充一流理念的空洞性，使一流的概念與大學精神的關聯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這看似是在向我們一度反思的一流觀念妥協，實際上，當一流的觀念成為幾乎所有大學追求的目標之時，就預示著大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語境已然發生了改變，我們很難再脫離“一流”這個背景去談論大學了，重要的是如何界定一流和一流目標導向下的大學精神。
(一)大學精神的基礎是教育精神
大學精神是高等教育在其實施過程中逐步積淀下來的教育傳統和氣質，其實質是在秉持基本的教育精神的前提下，表達自身的獨特價值。 大學教育有著不同于基礎教育的獨特性，如自由精神、多元價值、批判性以及更高的創造性等，但大學首要的精神依然是堅守基本的教育精神。 堅守教育精神，這本是大學發展的基礎，但在實現一流目標的高歌猛進中，新的理念層出不窮，使得最為基礎的教育觀念反而被遺忘了。
教育精神是關于教育的本質追問，是滲透在包括大學在內的整個教育體系之中的教育終極價值，它是教育的靈魂所在。 現代大學不再追問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精神，什么又是真正的大學教育，只是一味追逐世界一流的目標，正體現了哈瑞·劉易斯所說的“失去靈魂的卓越”，忘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 教育精神立足于人的成長和完善而展開，其核心則是理性和德性。 對教育來講，這是兩種需要堅守的精神底色; 對個體而言，這是兩種需要培養的品質。 理性和德性是教育精神的核心內容，同時也就是大學精神應當堅守的底線特征。 理性是格物致知的需要，達致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 德性是誠意正心的需要，實現人們對美德和至善的追尋。 理性和德性的統一是知與德的統一，真與善的統一，也是事實與價值的統一，體現了教育所追求的終極價值。 從基礎教育領域到高等教育領域，對這一教育精神的堅守都是不可回避的價值問題。
在以理性—真理為精神導向的大學階段，理性既賦予了大學合法性，又給了大學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普世性。 這種普世性表現為大學內在的統一性和自主性，它規定了學科和知識的秩序，賦予大學一種特殊的使命——既不是為國家政治服務，也不與世俗發生聯系，而是純粹地作為“思想活動的決定性典范”存在。 在這種大學精神的指引下，大學教育培養的是社會精英，其目的是使個人通過對知識的鉆研而達到智力和精神上的完善，教育因而是一種使個體獲得理性和德性的活動。 在以理性追求真理的大學教育中，專業性和實踐性的教育是遠離大學的，用赫欽斯的話說，其目的是賦予理智以優先地位。 現代大學雖然不可能再以恪守理性的優先來保存其純粹性，但對理性精神的堅守仍然應當是其基本的教育導向。
理智優先保障了大學精神的崇高性和純粹性，但同時也成為商業化時代的大學精神走向衰落的根源。 在現代大學的發展過程中，理性精神的逐漸失落已如前所述，而大學教育對實用性的追求不僅打壓理性存在的空間，同樣也排斥著德性。 排斥德性，意味著在大學教育中，優秀和卓越的品質不再被作為培養目標而強調，價值無涉的教學目標和績效目標成為教育所關注的核心問題。 遺忘了德性的教育和貶低理性的教育一樣，對大學來講都是不完整的。 從學校層面來講，堅守德性精神是教育對至善理念的追尋，是大學教育追求崇高與卓越的體現，這是大學的理想。 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德性是通過教育來培養的公民美德，如果教育喪失了對德性的關注，就會培養出錢理群所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他們身上，理性是計算性的，德性則是功利性的。 因此，德性作為教育精神的一種體現，也必然是大學精神的基礎。 周川指出，大學的德性就好比人體的健康，是其他生活目標的基礎，一旦影響到正常生活，治病就是第一目標。 [8]可見，德性對大學來說是與理性同樣重要的價值追求。
理性與德性的統一是教育精神的基本體現，也是大學精神應當堅守的底色。 從教育自身的演進來看，自蘇格拉底提出“知識即美德”的主張以來，理性與德性就成為人們討論教育時不可回避的問題。 無論是理性與德性的統一，還是二者的分裂，都會對教育產生巨大的影響。 時至今日，我們在反思教育的核心問題時同樣離不開對理性和德性的思考，教育的基本精神中包含著真與善、知識與德性的融合，這本身也是理性精神的體現。 “說到底，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必須植根于人性對真善美的渴求。 ”[9]在高等教育歷經了多年的改革大潮之后，無論其倡導什么樣的管理制度和人才培養模式，最不能舍棄的仍然是基本的教育精神。
(二)大學精神促成思想共同體的形成
事實上，當談到大學的本質屬性，即使在大學已經被市場化和商業化浸染的當下，人們也很難否認，大學是培養高層次人才的機構，同時也是產出高深知識的場所。 大學要在理性精神和德性追求的前提下，產生新思想，包容新觀念，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社會現實而追求理想。 因此，大學又不僅僅是培養人和生產知識的機構，它不只是物質意義上的一個場所，更是精神層面上的一個共同體，即一個思想共同體。 一流大學的建設不能丟棄這一本質屬性：大學應該是一個思想共同體，塑造大學精神的意義就在于維護這一思想共同體的持存。
這個共同體為不同的思想提供了表達的平臺，它以學術自由和思想的多樣性為前提。 用雷丁斯的話說，大學是一個“各抒己見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不會預設任何共同的東西，既不會致力于完全的自我理解(自主性)的籌劃，也不會致力于尋求關于其統一本質的交往共識”。 [10]說到底，大學作為思想共同體，最重要的特征是保持學術的自由和思想的多元化。 無論思想的成果是為了追求真理、傳承文化，還是作為有用的知識服務于社會，思想自由的共同體都是一個基本前提。 “實際上，在學問的殿堂里有許多廳堂。 在有的廳堂里，學者是通過在隔音的實驗室里撥控制盤來驗證真理的。 在另一些廳堂里，他們是通過在喧鬧的城市、福利中心、診所、法院等地方參與工作來積極驗證真理的。 還有一些廳堂里，一些孤軍奮戰的思想家是在靜寂的圖書館里通過鉆研故紙堆來驗證他們的思想的。 ”[11]大學正是這樣一個提倡學術自由、容納多樣性的思想共同體，在其中，知識和文化得以保存，理性和真理也能各得其所。
自建設一流大學的提法成為各個大學一致追求的目標以來，其所受到的詬病也未曾停止過，就是因為一流目標掩蓋了大學作為思想共同體的可能性和多樣性，并把一流作為大學追求的目的本身。 一流的觀念用一套標準刻畫了一個新的大學目標，在多樣性之外套上了統一的一流指標。 剝開追求一流的外殼，大學教育的多樣性才能得以還原。 如前所述，一流不能作為判斷標準，這個空洞的目標必須依附于大學作為自由思想的場所這一前提之上，一流本身并不是目的，一個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思想共同體才是大學的應有之義。
三、“一流”目標導向下大學精神的重塑
綜上所述，讓大學變得“一流”的不是外在的指標體系，而是其內在的精神價值。 因此，一流大學的建設不能僅僅停留在物質和指標層面。 現代大學需要在追求一流目標的進程中重塑大學精神，只有在具備一流大學精神的前提下，一流大學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大學精神的重塑，并非一個高標準的新目標，毋寧說這是一流大學建設的底線目標，是對大學本質屬性的堅守和回歸。
(一)重新審視“一流”大學的精神內涵
在追求一流大學的基本目標中，大學成了一個被各項績效指標包裹起來的不自明的概念。 一所好的大學意味著有良好的社會聲望、一定比例的教授、雄厚的資金、優秀的生源、豐富的藏書，以及很重要的，有極高的就業率。 這些指標告訴我們的其實是大學有什么，而非大學是什么。 我們應當清楚的是，大學是一個什么樣的機構? 它的本質屬性是什么? 在此之前，“一流不能作為‘標準’，因為，一流不是一個確定的判斷標準，而是一個尺度，它的意義依附于其他事物”。 [12]一流作為判斷的尺度，其意義就依附于大學的本質屬性之上，即對大學是什么的價值判斷上。
一流大學作為現代大學發展的理想標桿，最初吸引人們的是其獨特的大學文化、強有力的創造性、杰出的教學和研究團隊、完善的人才培養模式等內在的價值尺度，這些衡量標準在其本質上與傳統大學精神所展示的純粹性和崇高性并不矛盾。 因此，即使在今日，當人們提到世界一流大學的時候，仍然能迅速將它們與深厚的大學教育傳統、不受世俗影響的獨特大學精神聯系起來，它們為人類創造價值，象征著人類在知識上和精神上的最高成就。 這是大學本身的力量，也是一流大學的卓越性所在：這種卓越不是物質層面上的，而是在文化和精神層面的。 因此，一流大學之所以是一流的，其獨特性就體現在其精神內涵上，即它有著一流的大學精神，如不受世俗左右的獨立靈魂，恪守理性與自由的學術理念，值得堅守的價值追求，來自傳統又不乏創新的教育思想和知識基礎等，正是這些方面的積淀使得一流大學成其所是。
現代大學雖然誕生于中世紀，但它作為教育機構所具有的教育精神，以及作為生產知識和追求真理的學術體所具有的精神內涵，實則在古典時期的哲學傳統中就已經孕育了。 大學發展至今，它早已不只是一個物質層面的機構的概念，而更是深入到人類文化精髓之中的價值概念，這使得有關大學的觀念本身獲得了一種超越時空的永恒性，任何浮于表面的改革都難以撼動其深層次的精神內核。 興起于現代的一流大學也只是大學發展道路上的一個路標，是人們對理想大學的一種描述，它應該符合人們對大學教育的本質認知。 鄔大光認為：“一流大學與成熟的大學不是等同的概念，從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學內化到人們思想價值認同的一流大學，這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學，這才是成熟的一流大學，它是‘本質的改變、思想的改變、文化的改變、價值觀的轉變’。 ”[13]這也表明，一流大學在本質上是思想和精神層面的象征，是其內在價值的體現，而非各種外在指標體系的堆積。
大學精神是伴隨著大學的產生而產生的，雖然歷經了不同時代的發展變化，但其基本內核依然是通過繼承和創新來建構人類社會的精神價值。 因此，一流大學的建設離不開對其精神內涵的思考，并以此來構建一流的大學精神。 否則，一流的概念也就喪失了其內在價值。 正如在當下一流大學建設的大潮中，當“一流”成為一個流行的概念，一個競相模仿的體系，一個具有固定模式的評價標準之時，這個概念也就在無限的泛化之中消解了自身，其內涵變得模糊不清。 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將一流大學的建設作為一種物質層面的構建，無視其在精神上的根本性。 以致在創建一流大學的浪潮之中，不少大學管理者都在努力地靠近這個“標準”，認為只要各項指標符合評判標準，一流的目標就指日可待。 這種狹隘的“一流”觀念使得大學的建設不是在向內用力，踏踏實實做精神層面的改變，而是致力于向外使勁，試圖通過一種功利的方式來謀求捷徑，這是一流大學建設中普遍存在的弊病。
(二)厘清理性與有用性的不同邊界
理性與有用性的沖突，塑造了長期以來有關大學教育的二元論思想，高深學問與實用知識的對立、博雅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沖突都是其現實表現。 在現代大學中，這些沖突中的天平無疑都偏向了后者，對有用性的強調導致了我們之前所說的大學精神的封閉和衰落。 因此，要重塑大學精神，就需要對理性和有用性的關系進行相應的分析。
根據杜威的觀點，這些沖突和對立都是思維和行動的體現，思維和行動看似是兩個極端，但其中存在著連續性。 這就動搖了二元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基礎，即理性與有用性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 因為既然思維與行動之間存在連續性，那么在高深學問與實用知識、理性和有用性之間也不是只有鴻溝而無連續性可言。 布魯貝克由此認為：如果大學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復雜的社會中的話，那么我們就既需要專業方面的高深學問，也需要研究方面的高深學問。 經驗即歷史表明，當這兩方面相互結合起來的時候，它們各自都得到繁榮并發展。 ”[14]布魯貝克受杜威觀點的啟發，繼而從大學發展的歷史及其經驗的角度出發，認為社會的發展既需要有用的知識，也需要純粹的知識，它們可以在大學里共存。
這看起來是一種無奈之下的調和，但由于大學的發展確實是一步步走出象牙塔、走向社會化的過程，就使得追求純粹知識即真理的發展階段與追求實用性的知識生產階段產生了妥協，在歷史上的某個時刻，它們的結合使得“它們各自都得到繁榮并發展”。 只是到了今天，持續的妥協使得大學對有用性的追求占了上風，導致了理性精神的衰落。 這似乎在啟發我們，在致力于大力發展專業教育、為社會發展提供服務的現代大學中，提出為理性保留位置，并將理性與有用性結合起來，并不是一個相互矛盾或者無法完成的主張。 但這里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即便理性與有用性可以共存，也仍然需要厘清二者的邊界，守護各自的價值與意義不至相互僭越。
理性既是探究高深學問時必需的精神，也是個人在思考時需要運用的能力，它與純粹的知識相關，即指向對真理的追求。 有用性則更多地考慮知識的用途，為人類社會中的各項事務和問題提供解決的策略。 表現在大學中，自然就是探尋真理的高深學問與解決問題的實用知識的不同，是追求自由和理性的博雅教育與傳遞實踐技能的專業教育的不同。 這種不同是不可調和的，因為正是二者之間的差異性才確立了各自的邊界。 我們可以通過康德對大學系科之爭的闡述，更加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康德在談到神學系的特征時指出：“一旦我們把兩種不同類型的事務混在一起，讓它們相互交融，我們就不可能對其中任何一個的根本特征有確定的概念了。 ”正是基于這樣的觀點，他闡述了大學的系科之爭，即高等系科與低等系科的關系。 高等系科與政府和民眾相關，與之相關的知識是可以公開宣講的; 低等系科則是獨立于政府命令的，以理性作為其言說的根本依據。 在康德看來，低等系科就是為真理而存在的，其作用就是對高等系科及其產生的知識進行評判和檢審。 “這是學術的本質性和第一位的條件，而高等系科對于政府的職責所承諾的那種有用性，只是一個處于第二位的環節。 ”通過這樣的分類，康德實際上確立了理性在大學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為理性與有用性的不同劃清了邊界。 康德特別指出：“由于那些出自政府裁斷的說法——盡管是由最高的權威批準的——與那些通過理性而必然被主張的學說并不總是一致，于是高等系科與低等系科間的爭執首先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又是合法的。 ”
從康德的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理性與有用性的對立其實是大學中不可避免的問題。 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晰地看到理性在大學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 理性與有用性有著各自的價值和邊界，二者不能相互僭越或誤用，否則就會產生不合法的爭執。 就好像思維與行動之間的連續性也不代表二者可以相互僭越或取代一樣，守護好各自的邊界才能最大程度發揮自身的價值。 當前，大學面臨的問題是，有用性被一再張揚，而理性要么被邊緣化，要么成為工具性的存在。 現代大學雖然很難成為德里達所說的“無條件大學”——“這種大學公開信仰真理并以之為志業，它宣稱無限制地投向真理”，[15]但也不能忽視理性在大學教育中的基本價值。 如果一味地強調實用知識及其有用性在大學中的位置，終將摧毀大學教育的價值。 因此，厘清理性與有用性的邊界，堅守理性在大學中的基本地位，這是重塑大學精神的必要條件。
(三)通過學術自由保持大學對思想的信仰
不論一流大學最終會如何發展，其衡量標準會怎樣改變，大學依然要堅守某些基本的價值觀念，如對學術自由的追求，以及對思想本身的信仰。 學術自由是大學的核心理念，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根本原因。 無論是古典時期柏拉圖創辦的“學園”，還是中世紀時期現代大學的創立，學術自由都是推動高等教育的重要根基。 只有在學術自由的前提下，思想本身才得以產生，思想的多樣性、人對思想的信仰也才能得到保障。
大學作為一個思想共同體或者說學者共同體，需要保障研究者和師生有自由從事教學與科研的權利。 這是學術的條件，也是理性的象征。 尤其在不懈追求一流大學的浪潮中，大學作為思想共同體的多樣性不能被掩蓋，而這種多樣性的實現需要學術自由作為基本前提。 現代意義上的一流大學肩負著多種職能，對理性和真理的崇敬，對知識與文化的保存，對富有心智和道德的現代公民的培養，對國家和社會承擔應有的責任等，這些職能本身也是思想多樣性的體現。 而大學只有保障了學術自由，包容了多樣性，才能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自由地發展，為上述職能的實現提供可能條件。 在封閉、單一的大學精神之下，思想的多樣性便難以展現，學術自由的基本要求也會大打折扣。
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引起了高等教育的巨大變革，以市場為驅動的新式大學的誕生危及了英國幾百年形成的高等教育傳統。 紐曼針對這種情形寫就了《大學的理想》，思考大學教育的本質屬性。 200多年過去了，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和大學的市場化屬性已成定局，但紐曼對大學的經典論述并沒有過時。 它不僅闡明了大學是什么，同時也很好地解釋了思想的多樣性和大學教育的多元性。 “大學是所有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則、研究和發現、實驗和思考的最高保護力量; 它劃定心智和思考的疆域，但同時確保每個領域的疆界得到嚴格尊重，確保各方既不受到侵犯又不向另一方投降。 它在真理之間充當裁判，考慮每一個真理的性質和重要性，為它們安排恰當的先后順序。 無論一個思想的部門如何豐富與高尚，它并不會出于袒護之心而犧牲另一個思想部門。 它絕不犧牲任何東西。 ”[16]這啟發我們，即使在追求一流目標的大學教育中，也絕不應該犧牲大學本身的應有屬性，犧牲對思想的信仰。
也許從來就沒有一個完美的關于大學的原型，也不存在目的論意義上的理想大學，任何時期的大學都是與現實互相博弈的產物。 即使如此，人們對大學及其精神依然有一種很牢固的身份認同，即大學應該具有某種不受外界影響的獨特性。 這種獨特性使大學獲得合法性，并和其他社會機構截然區分。 在理性衰落、文化式微，而市場化高揚的當代大學中，這種標識大學獨特性的存在就是思想本身。 這也是大學精神的底色。 只要大學還是一個傳播思想、鼓勵思考的場所，理性的種子就有萌發的土壤，文化的傳承也可能重振旗鼓。 在歷史上，無論是在以理性精神追求真理的大學中，還是在為民族國家的文化使命承擔責任的大學中，思想都不曾缺席。 知識、文化、理性、真理……這些崇高的事物，每一樣都與思想相連，而大學正是可以容納這些崇高事物的理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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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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