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寄宿青少年的學校適應

　　摘要為了探討親子溝通不一致對寄宿青少年學校適應(學業適應、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的消極影響，以及兩類應對方式(問題應對和情緒應對)的中介作用和性別的調節作用，對287名寄宿初中生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親子溝通不一致對學校適應的三個指標均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2)情緒應對在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學校適應之間發揮消極中介作用，而問題應對則發揮積極中介作用;(3)與女孩不一致的是，親子溝通不一致只通過情緒應對間接影響男孩的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這些結果表明，親子溝通不一致程度越高、寄宿青少年的學校適應越差，這兩種應對方式在其中發揮了不同的中介作用，對女生的影響明顯多于男生。

　　關鍵詞親子溝通不一致;寄宿青少年;學校適應;應對方式;性別差異

　　1問題提出

　　寄宿制學�，F已成為我國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的一種重要形式。根據教育部(2012)公布的統計數據，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寄宿生共3276.51萬人，其中初中寄宿生為2195.73萬人，占比43.34%。寄宿制學校的建設與發展在充分發掘教育資源、推進農村素質教育的實施、推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優化重組區域教育資源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國務院辦公廳，2018)。然而，一些研究者發現寄宿初中生的心理問題或問題行為明顯多于非寄宿初中生(張麗錦，沈杰，李志強，蓋笑松，2009;張奎，鄭毅，郭棟，丁金伯，2016)。

　　青少年論文范例：青少年群體體育素養及其測評的研究與實踐

　　這可能與寄宿學生較早離開家庭、自身應對問題的能力較為薄弱、獲得家庭支持有限或不及時有關。盡管隨著個體進入學校、同伴群體的影響在不斷增強(劉廣增，張大均，潘彥谷，陳萬芬，馬原嘯，2016;Harris，1995)，家庭對于個體心理發展或適應仍然發揮重要的支持作用(Moreira&Telzer，2017;Tsai，Telzer，&Fuligni，2013)，這在集體主義文化下可能更為重要。而親子溝通是實現家庭支持的主要途徑，能夠幫助青少年適應學校生活，尤其是對寄宿初中生。一方面，農村地區學生較多是從初中開始寄宿的。

　　另一方面，與寄宿高中生相比，寄宿初中生的應對能力還相對薄弱，也比寄宿小學生更少見到家長。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親子溝通狀況與寄宿初中生學校適應之間的關系及其中介或調節因素，為寄宿學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內容和家校合作提供研究依據和理論指導。

　　1.1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寄宿學生的學校適應

　　親子溝通(parent-childcommunication)是指父母與子女通過語言和動作等方式進行情感交流和信息傳遞，以達到增進彼此感情和問題解決的目的(池麗萍，俞國良，2010;Munz，2015)。它是實現家庭教育功能的一種重要方式(唐立，周雪，趙艷，2016)。

　　以往研究顯示，親子溝通與兒童、青少年的學校適應聯系緊密(池麗萍，俞國良，2012;徐杰，張越，詹文琦，王晶，代婭梅，張林，2016;王爭艷，雷靂，劉紅云，2004;Levin&Currie，2010)，包括心理健康(陳麗，劉艷，2012)、社會適應(方曉義，戴麗瓊，房超，鄧林園，2006)和學習成績(李哲，張敏強，黃菲菲，李巖，崔雪平，2019)。

　　一些研究者認為，青少年在親子互動過程中通過觀察模仿習得了某些社會行為，形成了不同的情緒安全感或人際互動內部工作模式，進而應用于學校情境和人際互動(李勉，張平平，張興慧，王耘，2015;Gerard&Booth，2015)。這些解釋大多基于發展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很少有研究從壓力或應激(stress)的角度去探討親子溝通與青少年學校適應之間的關系。

　　在心理韌性(resilience，或稱心理彈性)的研究中，父母支持被視為青少年在面對困難或消極事件時獲得社會支持的一個重要來源(Fergus&Zimmerman，2005)。與非寄宿學生相比，寄宿學生的學校生活時間更長、學習內容更多，可能面臨更多的困難或挑戰，并且由于親子溝通的延遲性，無法立即獲得父母支持，因此可能表現出更多的學校適應問題。然而，以往研究更多將父親和母親視為一個聯合體，默認他們在親子溝通方面能夠保持一致。實際上，親子溝通可能存在較多不一致的情況(房超，方曉義，2003;Cruz，Barbosa-Ducharne，&Canário，2020;Timmons&Margolin，2014)。所謂的親子溝通不一致就是指在親子互動過程中父親與母親在觀點、要求、期望等方面出現的差別(池麗萍，2011)。

　　究其實質，它反映了父親與母親在子女教養或學業指導方面的分歧和沖突，是 父母教養的不一致，或者說父母的教養行為或聯合養育出了問題。親子溝通具有較高的一致性，會提高親子溝通的質量、增加親子溝通的有效性，促進子女的適應和發展(安伯欣，2004);反之，則會降低親子溝通的質量和有效性，對子女的適應和發展產生消極影響(Liu，DeLi，Zhang，&Xia，2019)。對于寄宿學生而言，當他們在寄宿學校遇到學業困難、人際沖突和消極情緒時，親子溝通不一致可能會讓他們在問題解決和情緒調節中出現決策混亂或應對不力的情況。

　　而且，父子溝通和母子溝通在溝通內容上也存在一定差異(池麗萍，2011)。子女對于父親和母親行為的理解和期望也不同(Li&Meier，2017)。母親通常被視作安全和幸福的標志，會采取溫暖的教養行為;其語言表達主要是情感交流，而父親則會更多鼓勵孩子采取主動的探索或冒險行為(Paquette，2004)。

　　一些研究證據支持了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學業成績之間的聯系。例如，親子溝通不一致容易導致兒童取得較差的學習成績(Kitzmann，2000);反之，成績較好或中等的兒童的父母也會在親子溝通中表現出更多的一致性(池麗萍，俞國良，2012);父母在子女學業方面的沖突越多，青少年的學習問題就越多、社會適應也越差(楊阿麗，方曉義，涂翠平，李紅菊，2007)。較少研究考察親子溝通不一致對于青少年的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的影響。一方面，家長和研究者更多關注青少年的學業適應。

　　另一方面，青少年大多都是走讀學生，在學校里的主要活動就是學習。寄宿學生在學校里的生活不只是學習，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會面臨更多的挑戰，可能存在更多的心理沖擊(張麗錦等，2009)。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是考察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寄宿初中生的學業適應以及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假設1:親子溝通不一致對寄宿初中生的學校適應(學業適應、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具有負向預測作用。

　　1.2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

　　應對方式(copingstyle)是指個體在面對壓力事件或情境時為了減輕負面影響而做出的認知和行為努力(黃希庭，余華，鄭涌，楊家忠，王衛紅，2000;孫經，李鳳娟，何健，楊汴生，王旭，2018;Lazarus，1993)。它可以分為問題應對和情緒應對兩種類型(Lazarus，1993;Folkman&Moskowitz，2004)。

　　問題應對(problem-focusedcoping)，即問題焦點或以問題為中心的應對方式，主要是指那些旨在消除引發壓力的情境或事件的應對策略，從而達到降低壓力、消除情緒的目的，例如，問題解決、尋求社會支持;情緒應對(emotion-focusedcoping)，即情緒焦點或以情緒為中心的應對方式，則是指那些旨在緩解壓力導致的情緒癥狀的應對策略，只關注自身的情緒調節，不關注實際問題的情況，例如，否認、逃避(房超，方曉義，李輝，藺秀云，2009)。

　　相對而言，問題應對可以有效的應對壓力，提高個體的問題解決能力，從而導致積極適應結果(劉芳芳，白麗英，謝葉鑫，葉曉云，吳傳賽，陳輝，2008);而情緒應對則是緩解壓力反應、并未真正消除壓力源，甚至會導致其他壓力源的產生，導致情緒問題復發或累積，從而造成消極的適應結果(Jex，Bliese，Buzzell，&Primeau，2001)。

　　已有研究支持了上述研究假設(李彩娜，孫翠翠，徐恩鎮，顧嬌嬌，張慶垚，2017;熊敏，劉國艷，宋嬌，2016;徐明津，楊新國，吳柑瀾，黃雪雯，2015;趙凌燕，2008;Wang，Xu，Zhang，Yang，Li，Sunetal.，2020)，在社會適應(李彩娜等2017;Wangetal.，2020)、心理健康(趙凌燕，2008;Wangetal.，2020)和學業適應(熊敏等，2016;徐明津等，2015)上都有體現。一項專門針對寄宿學生的研究也發現，采用問題應對的寄宿學生可以減輕家庭沖突帶來的壓力(Rodriguez，Donenberg，Emerson，Wilson，Brown，&Houck，2014)，也有助于減少消極生活事件帶來的消極心理健康結果，從而促進他們的心理健康(Gaoetal.2019)。

　　然而，尚未發現研究考察了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子女應對方式的關系。不過，一些間接證據顯示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兩種應對方式的關系不同。比如說，良好的、有效的教養方式能夠促使青少年更多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例如，問題解決、尋求社會支持，促進身心健康發展(李瑾，周海渤，2008);不良的、無效的教養方式則會促使青少年更多采取消極的應對方式，例如，退避、幻想(孫浩雄，李靖陽，2015)。

　　可見，在親子溝通過程中，由于父親和母親與孩子的互動方式不同(Marceau，Zahn-Waxler，Shirtcliff，Schreiber，Hastings，&Klimes-Dougan，2015)，父母給予子女不同的態度、觀點和方法(即親子溝通不一致)會降低親子溝通的質量和有效性，使子女更多采取情緒應對、較少采取問題應對，進而表現出更多的不適應癥狀(李瑾，周海渤，2008)。

　　因此，第二個研究目的就是考察兩種應對方式(問題應對和情緒應對)在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學校適應(學業適應、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之間是否存在不同的中介作用。假設2:親子溝通不一致能夠正向預測寄宿初中生的情緒應對，進而導致他們的不良學校適應(社會適應、心理健康和學業適應)。假設3:親子溝通不一致能夠負向預測寄宿初中生的問題應對，同樣導致不良的學校適應(社會適應、心理健康和學業適應)。1.3性別的調節作用在青少年的親子溝通、應對方式和學校適應的研究中都發現了明顯的性別差異。首先，在親子溝通方面，父母會給女孩較多的情感支持和溫暖，而男孩則較多被拒絕、獲得較低的情感支持(Anwer，Masood，&Younas，2019;Barnhart，Raval，Jansari，&Raval，2013)。

　　親子溝通的性別差異可能會導致女孩更多采取情緒應對、男孩更多采取問題應對。應對方式的研究也證實了這種性別差異(董圣鴻，廖明珍，萬春林，2008;楊穎等，2011;Ptacek，Smith，&Zanas，1992;Persike&Seiffge-Krenke，2012)，有研究表明，青少年與母親之間的溝通能夠正向預測其應對方式的發展，而青春期女孩與父親之間的溝通并不能預測其應對方式的發展(Simpson，Lincoln，&Ohannessian，2020)。

　　一些研究采用進化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應對方式的性別差異，即男性長期掌握大量資源而女性獲取資源的能力相對有限，使得男性更傾向于采取行動去獲取資源來解決問題，而女性更傾向于回避個人冒險、尋求社會支持(黃洋子，2009;單雯，金盛華，張衛青，盛瑞鑫，2010;Fessler，Pillsworth，&Flamson，2004;Zentner&Mitura，2012)。

　　另一些研究則認為，女性更多采取情緒應對是因為女性比男性面臨更多的人際關系壓力(Seiffge-Krenke，Aunola，&Nurmi，2009)。因此，女孩在寄宿學校中可能面臨更多的人際困擾和情緒適應問題。而且女孩比男孩更早進入青春期，她們可能比男孩更需要采取情緒應對。研究顯示，青少年在學業適應(魏義承，徐夫真，2019)、社會適應(王眉眉，王麗，2013)和心理健康(李宗國，張鶴，焦燕，2016)三個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性別差異。

　　例如，女生的焦慮癥狀會比男生高，這可能是因為女生的情感細膩，敏感，因此具有較高的焦慮特征(肖利敏，陶芳標，陳欽，郝加虎，劉業勛，蘇普玉，2008;Crick&Ladd，1993)。男女生在學校適應的差異是否源于兩性不同的應對方式仍然有待于進一步檢驗。因此，第三個研究問題是考察應對方式在親子溝通與寄宿初中生學校適應之間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即性別的調節作用。假設4:應對方式在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學校適應(社會適應、心理健康和學業適應)之間的中介作用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

　　2研究方法

　　2.1被試

　　采用方便取樣法，在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的三所寄宿初中隨機發放問卷300份。剔除缺失值較多的問卷，最終收回有效問卷287份，有效回收率為95.67%。被試的年齡在13～15歲之間(M=14.05，SD=0.73)。其中，男生141人，女生146人;七年級14人，八年級223人，九年級49人。

　　在家庭方面，來自農村家庭的被試101人，牧區家庭125人，小城鎮家庭47人，城市家庭3人;來自比較富裕家庭的被試65人，一般收入家庭195人，比較貧困家庭19人;父親和母親的學歷是小學及以下的分別占25.1%和33.8%，初中或高中的分別占58.9%和51.9%，�？频姆謩e占7.7%和6.6%，本科的分別占6.3%和5.6%。由此可見，本研究的被試主要來自內蒙古農村和牧區的一般收入家庭，他們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

　　2.2工具與計分

　　2.2.1親子溝通不一致

　　采用池麗萍(2013)編制的《親子溝通量表》中的“親子溝通系統分量表”，共18題。包含“平衡性”和“一致性”兩個維度。選取“一致性”維度的6個題目，分別描述了親子溝通當中父母教養的不一致情況。采用4點計分，從1“非常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親子溝通不一致程度越高。對一致性的6個題目進行單因素驗證性因素分析，刪除因子載荷小于0.4的1個題目，最終模型擬合良好(χ2=9.60，df=4，CFI=0.98，TLI=0.95，RMSEA=0.07，SRMR=0.03)。剩余5個題目的因子載荷在0.41～0.76之間，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73。

　　3結果與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由于研究數據全部來源于被試的自我報告，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采用推薦使用的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方法，對所有數據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并設定公因子數為1。結果顯示該模型擬合指數不理想(χ2=6300.58，df=2555，CFI=0.41，TLI=0.39，RMSEA=0.07，SRMR=0.09)，結果顯示，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3.2研究變量的描述統計、差異檢驗和偏相關分析

　　對所有的研究變量進行描述統計、性別的t檢驗和偏相關分析。研究變量均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在控制了年齡和是否獨生子女之后，偏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寄宿青少年的情緒應對和學校適應的三個指標之間均為顯著的負相關，但與寄宿青少年的問題應對為顯著的正相關，而問題應對與學校適應的三個指標之間是顯著的正相關。

　　4討論

　　4.1親子溝通不一致對寄宿初中生學校適應的消極影響

　　簡單回歸模型的結果顯示，親子溝通不一致對寄宿初中生學校適應的三個指標均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也就是說，親子溝通不一致程度越高，寄宿初中生的學業適應、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就越差。這些結果驗證了假設1，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保持一致(池麗萍，俞國良，2012;楊阿麗等，2007;Kitzmann，2000)。

　　它們不僅支持了親子溝通與青少年心理發展與適應之間的緊密聯系(Meschke&Juang，2013)，而且進一步證實了親子溝通不一致對寄宿青少年學校適應的消極影響，為學校開設親子溝通輔導或家長學校的必要性提供了實證依據。首先，父母與子女的溝通有較多的不一致，可能意味著青少年在家庭中經歷了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沖突或分歧，并將其消極作用帶回寄宿學校，從而影響了他們的學習狀態或成績(王明忠，王夢然，王靜，2018;Chen&Ho，2012)，引發其他不良行為(Liuetal.，2019)。

　　其次，親子溝通不一致也可能意味著父母對同一問題給出了不同的態度或意見，致使青少年產生了情緒困擾或認知混亂，從而影響他們在寄宿學校里的心理健康，出現較多心理或行為問題(肖利敏等，2008)。父母給予孩子良好的情感支持和溝通則能增強青少年的社交技能和問題解決技能，從而提高他們的同伴關系和自我效能感(Fergus&Zimmerman，2005)。

　　5結論

　　結論1:親子溝通不一致對寄宿初中生的學業適應、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均有消極影響。結論2:情緒應對在親子溝通不一致與寄宿初中生的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之間發揮消極中介作用，問題應對則在其中發揮積極中介作用。結論3:對于寄宿初中女生來說，變量之間的關系與總體模型保持一致;對于寄宿初中男生而言，親子溝通不一致只通過男生的情緒應對間接影響他們的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然而，這些影響的大小沒有性別差異。

　　參考文獻

　　安伯欣(2004).父母教養方式、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系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陜西師范大學.陳麗，劉艷(2012).

　　流動兒童親子溝通特點及其與心理健康的關系.中國特殊教育，2012(1)，58-63.

　　池麗萍(2011).親子溝通的三層次模型:理論、工具及在小學生中的應用.心理發展與教育，27(2)，140-150.

　　池麗萍，俞國良(2010).測量和觀察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應用.心理科學進展，18(6)，932-939.

　　池麗萍，俞國良(2012).不同學業成績兒童的親子溝通比較.心理科學，35(5)，1091-1095

　　池麗萍(2013).大學新生親子溝通質量與“信任圈”的關系.心理與行為研究，11(5)，648-653.

　　陳樹林，鄭全全，潘健男，鄭勝圣(2000).中學生應對方式量表的初步編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8(4)，211-214，237.

　　作者：申奧文1高雯1，2顧娟3，1張嘉欣1于艾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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