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城市安全從類型學上無非兩種：基于社會的城市安全與基于機器的城市安全。由于工業革命對于技術治理的推崇，機器逐步介入城市安全的治理，而機器空間與人的空間互相影響，使城市安全更具復雜性。從城市安全的原發性及其交叉感染的多維軌跡看，城市安全
摘要：城市安全從類型學上無非兩種：基于社會的城市安全與基于機器的城市安全。由于工業革命對于技術治理的推崇，機器逐步介入城市安全的治理，而機器空間與人的空間互相影響，使城市安全更具復雜性。從城市安全的原發性及其交叉感染的多維軌跡看，城市安全有一個發生在社會與機器之間的清晰的、內在的邏輯。從前者看，需要完善城市社會自我修復機制;從后者看，需要優化城市安全治理工具。因此城市安全治理既要關注問題的生長，也要防止過度防范。城市發展需要建立在人的尺度之上，基于這一判斷，城市安全歸根到底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結果。城市安全治理要防止陷入城市過度管制的迷思，并通過還權于社會，使城市保持其持續性的活力和彈性。
關鍵詞：城市政治;城市安全;政治病理學
在這個世界，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要經歷美國那樣的城市、郊區和多核心的城市化過程，但是“所有的國家都受一個城市發展的過程支配，產生了巨大的城市和區域的城市化”。[1]今天的世界已經進入城市化時代，截至2019年，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在未來的一段時期，人口大國中國、印度等國家的城市化將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區域。城市發展伴隨著人類發展的目標，希臘建筑師道薩迪亞斯(Doxiadis)強調：“一個城市必須在保證自由、安全的條件下，為每個人提供最好的發展機會，這是人類城市的一個特定目標。”[2]因此，在世界城市化浪潮中，研究社會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城市安全，而研究中國城市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關注中國的社會演進。
一研究的緣起：城市安全的類型及其話語指向
對于城市的定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理解。總體上，社會學家偏向于把城市定義為社會共同體，地理學家則重點關注城市的空間布局。而在加里·布里奇(GaryBridge)看來，城市不單單是物質或生活空間，還是想象和再現的空間：“自從有了城市，反城市想象就很有說服力地出現在文學、藝術和政治語境中。城市被想象成失范、異化、腐敗、不健康、不道德、混亂、污染、擁擠的場所，是對社會秩序的威脅。在這些想象里，城市居民需要加以遏制與控制，如果任其自然，城市將成為犯罪和潛在革命之地。”[3]城市的擴張與城市的問題如影隨形，而把城市問題與社會安全捆綁在一起的思考則更加具有沖擊力。
(一)城市安全的類型及其工具性解讀
城市發展與安全相關，但是城市帶來何種安全困境，學術界卻有不同的解讀。對于城市安全的定義，國內學者認為在城市發展早期階段，城市安全主要是治安安全，現階段的城市安全是指基于城市管理組織機構、志愿者群體以及全體城市社會成員共同的意志和努力所建立起的一種安全機制。[4]應該說，這一定義從工具性的維度解讀了城市安全的進展，并形成一種日趨開放性的學術立場�；谶@樣的思路，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城市安全包括城市生產安全、城市經濟安全、城市食品安全、城市社會安全、城市生態安全和城市交通安全等六個方面。[5]有學者認為，影響城市安全的事件有七方面：自然災害、城市火災、地下事故、交通事故、刑事案件、戰爭和其他災害。[6]
無論是六個還是七個分類，都說明了城市安全發生的具體領域，沿著這樣的思路劃分，學者還把城市安全推進到城市水安全、城市網絡安全等領域。有學者通過對1993—2018年CNKI核心期刊中關于城市安全研究的論文進行統計發現，應急管理、突發事件、公共安全、城市災害、應急避難場所、智慧城市、城市應急聯動系統、城市規劃、危機管理等詞十分活躍，是城市安全研究領域的熱點主題。其中城市安全與應急管理是城市安全領域的核心研究主題。[7]這一研究說明，國內城市安全的研究往往與城市應急管理相連，是管理主義在城市發展中的具體體現。從城市安全領域到城市應急管理，城市安全日益被理解為一種工具意義上的特別性管理話題，但是從城市發生的歷史維度，上述的所有問題有些并不屬于城市特有，而是特定問題在城市的投射。
(二)城市擴張與安全的邏輯捆綁
城市發展也多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嚴厲批評，尤其是當城市擴張導致了一系列環境污染、交通擁擠、公共安全時，城市就必然成為人們關心的焦點話題。上個世紀初期，國際現代建筑學會也認為，正是機器時代失控的、無序的發展造成了城市的混亂。[8]國內也有研究認為，交通工具的增長是一種需要解決的交通問題，因為截至2017年底，中國機動車保有量達3.1億輛，其中汽車2.17億輛;機動車駕駛人達3.85億人，其中汽車駕駛人3.42億人。從分布情況看，全國有53個城市的汽車保有量超過百萬輛，24個城市超過200萬輛，7個城市超過300萬輛，分別是北京、成都、重慶、上海、蘇州、深圳和鄭州。[9]
從世界范圍看，城市擴張確實帶來了系統的復雜性，“從1982年至2000年間，紐約城市人口增長約10%，城市交通運輸的里程也增長了約45%。20年前，平均每天的‘高峰時段’約3小時24分鐘;而如今，高峰時長每天有七至八小時，翻了一倍都不止”。[10]在建筑學家道薩迪亞斯看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迅速擴張的城市是人類的噩夢，城鄉在內的所有人類聚居都出現了危機。“從經濟角度來看，許多居民無法在聚居中獲得他們的基本需求，他們或是無家可歸(如在加爾各答這一類城市)，或是住在質量極其低劣的房子里，全球的許多城市和所有鄉村都是如此。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人’在城市中已經被遺忘了，許多小鎮和鄉村中的居民也逐步產生了被遺棄之感。”[11]
從交通等城市問題到人的遺忘，城市似乎日益體現為一個異端，但是從嚴肅的學術反思中，簡單地把城市擴張與社會安全判捆綁在一起并不公正。“城市增長并不是完全依靠人的需要推動的，或者說，城市增長并不完全依靠我們所說的人的期待所推動，實際上，城市增長還受到迫不得已的需要的影響。”[12]城市人口膨脹、交通困難和公共安全，是人類社會的現代性后果，但是城市本身也是現代性的產物，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人口和交通工具，城市就無法形成，因此以人口膨脹及其交通工具來批評城市的意義，起碼在邏輯上是不完善的。
(三)城市運行及其安全管控
城市擴張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產物，這一擴張是個總體性的評價。事實上在很多區域，由于資源轉型、人口流失等因素，城市收縮也在同時發生。研究發現：2010—2015年，我國的單維度收縮城市以人口收縮城市為主，共計214個，占城市總量的33.70%;東北地區是各類收縮城市的主要分布區域。[13]如果城市膨脹導致了城市治安等一系列問題，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得出，收縮的城市更安全?事實上即使從狹義的治安的角度，立足人均治安案件的發生率，與中小城市或鄉村相比，大城市也是安全的，無論是東京還是香港，雖然人口擁擠地域狹小，但是這些城市卻因為管理有序、社會安全而著名。因此，學者對于“收縮城市”批評往往并不是立足具體的城市個案，而是立足于全國性的區域發展，如有學者指出：“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城市收縮’有利有弊：一些地區由于自然、社會條件較差，‘城市收縮’將優化人口和產業布局，具有正面意義;但對地級以上中心城市而言，‘城市收縮’將不利于全國區域協調發展，不利于國家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并加劇一線城市的‘大城市病’。”[14]
也就是說，專家承認中國人口流動的鄉—城軌跡，但是希望不要形成大規�？鐓^域性人口流動，因為后者將打破國家空間布局，使中西部地區發展失去必要的人力支持。但從城市個體來看，即使人口短期爆發給一線城市帶來巨大運行壓力，但城市人口累積的意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當然基于城市規模導致的城市治安壓力，城市政府往往通過更加“精細化”的管理手段加以化解。如上海市金山區投入2.7億元建設“雪亮工程”總目標是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其中重點公共區域、重點行業和領域的重要部位視頻監控覆蓋率將達到100%，公共安全視頻監控覆蓋密度將達每平方公里15個以上。[15]
二城市安全的病理學分析
城市安全的密碼在哪里?“雪亮工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決城市問題，這些至今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有一點可以確認的是，自人類文明以來，那些歷史上宏偉的建筑紛紛崩塌了，而人類的城市生活依然繼續。人類史總體上越來越清晰地證明，與其說城市史是建筑史，不如說城市史是人類社會史，“社會科學家對城市的起源感興趣，因為早期城市化的進程包含了對社會結構起源的洞察。特別是，第一個城市社區的起源為下面這一理解提供了線索，即復雜的社會關系如何產生，以及強有力的紐帶在常常無干系的居民間如何被維持”。[16]因此，對于城市中人的活動的分析，就成為理解城市安全新的切口。從城市有機體的角度，城市安全是一個內在的組織問題，還是一個外在的影響后果?這一病理學的思維方式往往被城市研究者所忽視。
(一)城市安全的原發性與人的尺度
從城市的物理形態來看，城市無疑是建筑和街區、道路的集合，但從城市的社會形態來看，城市聚居催生了基于城市的社會體，也催生了城市的負面形態。“腫瘤病非入侵的外敵。它們和構建人體組織的物質系出同門。腫瘤同樣是人體細胞筑就的噩夢，它們侵蝕生物秩序，破壞生物功能，假如一路綠燈，所向披靡，它們將令整個復雜的生命體系土崩瓦解。”[17]因此這些摧毀城市的要素與城市繁榮的要素彼此共存，從城市有機體的發展來看，那些深刻影響城市安全的因素大多是原發性的。
如果地理空間與人的活動無關，那么地理空間往往無法構成人類自我反思的對象。道薩迪亞斯對于人類聚居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那就是城市中的多種尺度并存，具體而言，未來的人類聚居在宏觀上是非人的尺度，在微觀上是人的尺度。[18]城市無疑是人類的一種聚居場所，由于建筑技術的提升，城市這一聚居形式日益復雜化，但其作為人類居所的本質特征并無改變，因此，城市仍需確認人的主體性特征，若城市中人的主體性日益喪失，城市也就日益成為現代技術的集成，成為一個沒有靈魂的建筑群，成為毫無生氣的道路網絡。因此，城市問題歸根到底是人類社會的問題，人類社會結構的先天性缺陷將不可避免地帶入城市，成為摧毀城市的終極力量。
(二)機器空間的介入及其交叉感染
1933年8月，國際現代建筑協會第四次會議在雅典通過《雅典憲章》，該憲章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并把城市問題指向了工業革命的結果：“自有歷史以來，城市的特征，均因特殊的需要而定：如軍事性的防御，科學的發明，行政制度，生產和交通方法的不斷發展。由此可知，影響城市發展的基本因素是經常演變的。現代城市的混亂是機械時代無計劃和無秩序的發展造成的。”[19]《雅典憲章》批評了機械時代的城市混亂，但仍需面對城市持續性的全球范圍的擴張�！堆诺鋺椪隆芬矡o法清晰地看出，機器是城市爆發的結果還是城市爆發的原因。
道薩迪亞斯看到，城市甚至大城市是無法避免的，人口的增長和流動性導致了城市地理空間的擴張，也帶來了社會空間的擴張，而從地理空間到社會空間，是城市規劃到城市生活的轉變。1996年，時任費城市長愛德華·倫德爾(EdwardRendell)曾說：“我們不可能有一個沒有城市的社會。”[20]因此，承認城市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場所，也就意味著承認城市問題歸根到底是社會問題，城市安全是人類社會安全的空間表現。
事實上，沒有城市的社會可能很難存在，《聯合國2005年人口統計年鑒》中列舉了各個國家設立城市的人口標準，從200人到5萬人標準不一，這樣的標準也說明了我們根本無法擺脫城市的命運。人類社會自形成以來，就伴隨著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但人類社會也始終伴隨著自我摧毀的力量，這種力量或體現為動物性的掠奪、殺戮，或體現為社會性的集體抗爭與沖突。同時由于城市建立在工業革命成果之上，工業革命縮小了地理空間，也壓縮了社會空間，機器也具備了進入人類社會空間的力量。人類日益無法擺脫汽車、工廠、建筑等約束，正如道薩迪亞斯所說，以1825年第一條鐵路問世為標志，現代技術既滿足了人的需求，也將機器的尺度(規模、速度、噪音、污染)強加于人類空間，因此，他的建議是讓機器回到機器的道路上，并恢復古老的人行道。[21]
速度、高度與強度，機器空間與人的空間互相交織、相互依賴，這樣的情形將存在很長時間。借助于工業革命的成就，人們有多大意愿上依賴機器，就有多大可能感染機器的負面性，諸如城市環境污染、城市交通、街區停電等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破壞將日益強化，并構成新的城市問題。
(三)城市安全的摧毀性機制及其脆弱性檢測
如果把城市看作是一個生命有機體，那么這一有機體自身是由諸多細胞甚至子系統組成的，城市安全問題恰恰體現為這些細胞和子系統都有被破壞的可能。從輕度到重度，城市安全可以體現為城市部分功能的損傷、城市自循環系統的部分障礙甚至重度的系統性潰敗等三個階段，交通癱瘓、街區衰退、城市潰敗就可視為這三個階段的具體表現。
從病理學的角度，人體病理學診斷包括活體組織檢查、尸體解剖檢查和細胞學檢查。[22]對于一個已經死亡的城市來說，任何治療方案都不太重要，但對城市的檢查仍有啟發作用。對于一個正在死亡的城市來說，其主要表現是人口持續性的大規模流失，而這些人口流失的原因及其探索，對于普遍性的城市安全來說尤其具有價值。總體上來說，我們生活在歷史上一個罕見的和平的時代，在大部分國家，由于戰爭對于城市的物理性破壞已經大量減少，但是在國家內部，一些城市依然極度危險。在拉丁美洲一些大城市里，嚴重的暴力犯罪使這些地方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從表象上看，這些犯罪是槍支濫用的后果，但從免疫系統來看，這些城市的國家機器部分失去了對于城市極端暴力的免疫功能。同時，基于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城市安全是城市化過程的社會安全，也是城市運行中的系統性國家安全，這就要求從國家與社會兩個權力結構運行情況進行分析。
三城市安全的體系重置
城市安全事件的頻發說明城市運作體系存在系統性障礙。即使城市走向虛擬治理，這種實體中存在的系統性問題仍然可以侵入虛擬網絡。因此城市安全需要重置(Reset)城市體系，這種重置既涉及城市價值的重塑，也涉及城市功能的修復;既涉及城市管理工具性的強化，也涉及城市社會的組織化網絡。
(一)強化城市社會的自我修復機制
在20世紀90年代，拉美地區進入了快速城市化進程，1995年該地區城市人口已達3.51億,占地區總人口的73.4%。最高的委內瑞拉高達92.8%，此外還有墨西哥75.3%、巴西78.2%、烏拉圭90.7%、阿根廷88.1%、智利83.9%。[23]城市化的進程需要不同的國家政策配套，如果國家政策缺位，社會力量將形成自身的城市化行動，在拉美地區的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公租房建設的滯后，大量的自建房成為城市貧民窟的主要特征。1953年，委內瑞拉軍政府發起了激進的“清理自建房運動”，該運動以強制性搬遷的方式，試圖在貧民窟原址建設“超級住宅區”(Superbloques)，由于引發了激烈的社會沖突，該運動在5年之后自動停止。[24]
“機體器官和組織的基本單位是細胞。細胞的生命活動是在體內、外環境的動態平衡中進行的。細胞和由其構成的組織、器官，以及機體，能對不斷變化的體內、體外環境做出及時的反應，表現為代謝、功能和結構的調整。”[25]由于貧民窟的普遍性與城市犯罪現象的頻發，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一直飽受批評，甚至引發了上述的國家行動，但是總體上看，這一地區的社會問題正在好轉，“1990年貧困率高達48.4%。只是在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貧困率開始逐年下降，2013年降至22.6%”。[26]城市社會有自身的修復性特征，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結束，借助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市民社會的完善，城市貧困等危及社會安全的現象有望逐步減少。
(二)反思城市安全的過度防范
城市原有體系在老化的過程中主要體現為社會組織老化、主要組織再生功能差等，由于城市化進程伴隨著大量的移民，恰恰彌補了城市的退化。在中國，人口日趨導入特大城市、發達地區性城市群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在國內學術界和實務界，對于城市移民的認識仍存爭論，一種典型的擔心就是，無序的城市化將導入大量的“低端人口”，導致城市功能下降和公共服務成本的增加。為了實現人口管控，一些特大城市往往采取降低非戶籍人員公共服務水準、抬高城市準入門檻等政策進行限制，通過打擊群租、拆遷非正規住宅甚至正規的農貿市場等措施疏散人口。
從國內“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看，城市政府往往擔心移民加重城市管理的復雜性，但從公共治理的角度看，移民不是城市治理的對象，而是城市治理的主體。無論是國內移民還是國際移民，無論是多數族群還是少數族群，都將在城市中形成特定的社會資本，促進城市社會自發秩序的形成。20世紀的美國城市，黑人一旦在城市中受到大規模種族歧視，他們就會努力建立起充滿凝聚力的社區，“盡管家庭會搬遷，居住流動性較高，但是如果他們繼續居住在同一城市，最終仍會選擇靠近親戚和鄰居居住”。[27]事實上，正是這些社會中持續更新的“細胞”有效彌補了城市原有體系老化的不足，因此城市治理中單純以運動式、維穩式等方式治理特定群體，并沒有指向城市問題的真正本質，反而容易形成病理學中免疫系統的“亢進”，并最終導致城市組織體系的衰敗。
(三)重置城市運作民主體系
如果從工具層面理解，城市問題可以劃分為城市規劃、城市建設與城市治理的問題。同樣，城市安全可以體現在類似的三個階段。從城市政治的角度，城市是民主社會的發源地，是民主政治的訓練場，直到今天，作為民主政治的一個場域，城市廣場、建筑都賦予了很多符號，美國革命后，身兼建筑師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托馬斯·杰斐遜就認為，古代羅馬建筑表現了公民美德，是新成立的國家的典范，從而激起了古典主義建筑在全國的復興。[28]作為地方政府，城市政府承擔著國家民主運行的重要職能，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這種地方民主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公共治理的多元主義，達爾也沒把握，他在《規模與民主》中坦言了這種憂慮：“城市化和人口數量的爆炸性增長引發了各層次的政府不受控制地增長，這已經成為人們心頭揮之不去的夢魘。在美國，人們尤其關注的問題是，允許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區和特大型城市)無限制地增長是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如果現在存在著一個從弗吉尼亞州到緬因州之間的連續市區，我們是否有必要將其變成一個巨大而單一的自治型特大城市?”[29]
雖然從達爾的一貫立場看，他不會給城市套上國家工具的外衣，但是達爾仍然擔心，那種發軔于中世紀的城市自治方式日益無法適應城市規模的擴張，這也給城市安全提供了三種思考的入口。從宏觀政治學來理解城市安全，說明雅典以來的城市民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城市的失敗多源自城市民主的匱乏;從中觀政治學的角度，城市安全涉及權力結構的重構，涉及城市融合過程中新興個體乃至社會組織的進入;從微觀政治學的角度，城市安全是微觀的交往安全，是社區和人群的日常生活。當個體進入特定街區時，也就進入了城市生活，進入了城市民主運轉的過程，因此賦予普通市民以城市權利，賦予其參與城市公共生活的渠道，則是城市民主的重要內容。而那些阻塞性的政策設計，都將在每一個家庭、社區、街區、廣場醞釀成嚴重的社會后果，最終導致城市安全的結構性破壞。
城市建設論文投稿刊物：《城市規劃》雜志是建筑科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國家認定專業期刊，而且是建筑科學、地理學國家中文核心期刊。城市規劃是為了實現一定時期內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確定、規模和發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協調城市和各項建設所作的綜合部署和具體安排。
總而言之，隨著人口的大量涌入，城市是否有必要存在已經不再是人們討論的重點，而更好的城市與更好的城市生活悄然成為人類社會的重要命題，城市安全因此被視為城市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雙重結果。但是伴隨著技術治理(Technocracy)的崇拜，在城市安全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著一種傾向，把工具性的城市問題與價值性的社會問題加以割裂，進而把城市問題具體化為管理問題，把管理問題細節化為街區管理，這樣的工具性思維方式未能抓住城市的全部場景。從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角度，城市是人類社會的居住場所，機器的介入應該服務服從于人類生活，而不是干預或破壞;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看，社會秩序優先于國家秩序，個體權利優先于整體義務，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反思城市安全的機器功能與社會的主體性意義。
注釋：
[1]馬克·戈特迪納、雷·哈奇森：《新城市社會學》，黃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第12頁。
[2]C.A.Doxiadis，“Ecumenopolis:TheInevitableCityoftheFuture”，AthensPublishingCenter,1975,p.69.
[3]加里·布里奇、索菲·沃森：《城市概論》，陳劍峰、袁勝育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16頁。
作者：姚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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