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工業機器人企業是中國推動制造業數字化革命、搶占國際分工制高點戰略的主力軍，然而其出口持續時間平均不足1年，需引起高度關注。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國海關數據庫和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匹配數據，運用Cox風險模型分析了出口機會增大和進口競爭加劇對工業機器人企
摘要：工業機器人企業是中國推動制造業數字化革命、搶占國際分工制高點戰略的主力軍，然而其出口持續時間平均不足1年，需引起高度關注。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國海關數據庫和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匹配數據，運用Cox風險模型分析了出口機會增大和進口競爭加劇對工業機器人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的影響和作用機制。結果表明，出口機會增大更有利于延長企業出口持續時間，進口競爭加劇則提高了企業的退出率，這一結論在產品多樣化程度低、產品核心度低、行業競爭小和市場集中度低的企業中尤為明顯;出口機會與進口競爭，主要是通過企業生產率和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影響企業的出口持續時間;面對雙重疊加影響，工業機器人企業應充分利用產品間的技術關聯效應提高出口持續性。
關鍵詞：出口機會進口競爭出口持續時間Cox比例風險模型產品關聯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工業機器人，作為人工智能運用于生產領域的典型技術，備受世界各國重視。無論是德國的“工業4.0”戰略，美國的“工業互聯網”戰略，還是日本發布的《制造業白皮書》，均已將工業機器人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中國亦不例外，早在2006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首次將智能機器人列入先進制造技術中的前沿技術;2016年發布的《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不僅進一步明確了機器人產業的重要戰略意義，而且將機器人產業發展寫進“中國制造2025計劃”。世界各國對工業機器人產業的大力支持，催生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和出口機會。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公布的《2021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報告》顯示，全球工廠中運行的工業機器人已經達到創紀錄的300萬臺。工業機器人市場出口機會的不斷增大，也使得各國企業紛紛進入，部分企業更是把握先機，迅速在國際市場占據主要地位。目前，德國庫卡(KUKA)、瑞士ABB、日本發那科(FANUC)和安川電機(Yaskawa)四大廠商牢牢占據著工業機器人領域的第一梯隊，在全球市場的占有率約為50%，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也達到36.64%①。工業機器人廣闊的市場空間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出口機遇，而起步較晚的劣勢，也使得中國出口企業不得不直面日益加劇的進口競爭(Faber，2020)。
雖然2020年中國的機器人安裝量增長了20%，出貨量為168400臺，是有記錄以來單個國家的最高數值，且銷售增長速度自2015年后位列全球第一(程虹、袁璐雯，2020)，但中國機器人制造商國內市場份額僅為27%(45，000臺)②，目前仍主要依賴“四大家族”等海外公司的產品，進口競爭已然十分激烈。在如此錯綜復雜的國際市場環境下，中國機器人出口企業面臨的不僅僅是利潤問題，更重要的是能否持續生存的問題。根據本文的測算結果，中國超過66%的工業機器人企業，其出口持續時間甚至不足1年;僅有不足5.2%的企業，出口持續時間可以達到5年及以上。
因此，我們有必要考察出口機會和進口競爭疊加對中國機器人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圍繞出口持續時間這一核心問題，本文首先梳理國內外學者對進出口企業持續時間的研究脈絡，然后從外部政策和內部特征兩方面綜述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的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強調工業機器人企業不同于一般企業，有必要從生產率變化和技術鄰近角度考察工業機器人企業提高出口持續時間的關鍵影響因素。從已有研究來看，對企業生存時間的研究始于進口持續時間。BesedešandPrusa(2006a)對美國、Nitsch(2009)對德國、HessandPersson(2011)對歐盟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即進口產品的持續時間非常短暫，大多只有1～2年。
在此基礎上，學者們紛紛轉向出口持續時間，BesedešandPrusa(2011)率先研究了46個國家的出口持續時間，其中位值不到2年;無獨有偶，Albornozetal.(2016)對阿根廷、D'Amatoetal.(2020)對非洲六國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具體到中國情形，陳勇兵等(2012)發現中國企業在新市場中的出口持續時間均值僅為1.6年。
企業在出口過程中的迅速失敗，不僅會抑制國家層面的擴展邊際，還會對企業自身發展造成不利影響。為此，國內外學者嘗試從不同視角來挖掘和解讀出口持續時間差別背后的原因。在外部政策方面，積極的貿易促進政策(如雙邊關稅優惠幅度提高和出口加工區政策實施)，對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FugazzaandMcLaren，2014;孫浦陽、張龑，2019)。
在針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中，Zhouetal.(2019)發現中國加入WTO后，進口關稅大幅降低延長了出口持續時間，而趙瑞麗等(2016)發現最低工資的上漲雖然提高了企業成本，但是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提高了生產率，進而提高了企業的出口持續時間。在企業內部特征方面，學者們發現，融資約束對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中外國融資較之國內融資影響更大(Clarke，2012;D'Amatoetal.，2020);如果企業擁有出口產品和目的地的經驗，擁有多元化的出口市場，擁有可以溢出生存信息的“鄰居”，則對其出口生存大有裨益(陳勇兵等，2012;劉慧、綦建紅，2018)。
雖然已有文獻強調了外部政策和內部特征對一般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的影響，但是工業機器人企業作為人工智能企業的典型代表，具有高技術性和強競爭性的特點，因此生產率和技術有可能成為企業生存的關鍵影響因素。從生產率的角度看，出口機會與進口競爭都有可能通過產品創新對企業生產率產生影響(Steinwender，2015)，但是二者對工業機器人企業出口生存的共同沖擊效果究竟如何，已有文獻尚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從技術的角度看，工業機器人作為最終產品，與其中間品和相似產品之間存在高度的技術關聯。
一方面，企業為優化資源配置和降低生產成本，會將原來“內置化”的生產轉移給效率更高的上下游企業(劉斌、王乃嘉，2016)，這些中間品與工業機器人企業高度關聯，因此出口機會和進口競爭有可能通過影響工業機器人中間品傳遞至工業機器人企業。另一方面，不同行業中的企業之間可以通過產業關聯效應提高市場生存能力(包群等，2015)，相同行業中的企業也可以通過相似產品帶來的技術外溢提升出口擴展邊際(孫天陽等，2018)。
雖然中國工業機器人企業起步較晚，但是與之關聯度高的企業仍然具有潛在的技術優勢，工業機器人企業能否通過關聯產品的技術外溢來應對出口機會和進口競爭對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的影響，有待進一步考察。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
第一，現有關于機器人的研究主要聚焦工業機器人的使用者，卻忽視了工業機器人的提供者，尤其是工業機器人的出口企業，為此本文嘗試從工業機器人出口者的視角出發，考察中國工業機器人企業的出口持續時間。
第二，以往文獻大多只考慮進口競爭對出口企業的影響，忽略了出口機會這一重要因素，可能造成估計結果的偏差，本文同時將出口機會和進口競爭納入，考察其對工業機器人出口生存的雙重疊加影響。第三，現有生存分析的文獻在研究“以鄰為鑒”的學習效應時，普遍注重相同出口市場的學習效應，即地理關聯效應，并未將技術關聯考慮在內，本文嘗試從產品關聯的角度進一步考察技術關聯對工業機器人企業出口持續的影響。
二、出口生存事實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數據來源于2000-2015年中國海關數據庫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首先，根據IFR對工業機器人的定義，按照HS6位產品編碼①從海關數據庫中識別出口工業機器人的企業;其次，從企業-產品維度進行分析，并將企業出口持續時間定義為企業i從開始出口h產品一直到停止出口所歷經的年數。最后，將工業機器人的出口海關數據與工業企業數據庫進行匹配。工業機器人企業持續出口能力較弱，約2/3的工業機器人出口企業在1年后就退出出口市場，而持續出口5年以上的企業僅占3%左右，可見中國工業機器人企業出口持續時間較短，在國際市場上的生存面臨較大的壓力，加強其國際競爭力、穩固國際市場地位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企業出口生存函數的估計
本文借鑒陳勇兵等(2012)采用的生存分析方法，構建生存函數(生存率)和危險函數(危險率)，刻畫中國企業-產品出口持續時間的分布特征。
(三)工業機器人進出口額與企業平均出口持續時間
2000-2015年中國工業機器人出口額整體均呈現不斷上升之勢，進口額在2013年之前逐漸增加，反映了出口機會與進口競爭的同時增加。與此同時，中國工業機器人的進口額始終高于出口額，特別是在2008-2013年間進出口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根據IFR的統計，2008-2013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銷售量以年均36%的速度高速增長，反映了國際市場對中國工業機器人的需求日趨旺盛，帶來了巨大的出口機會。
工業機器人進口額在2013之后開始下降，且出口額超過進口額，同時中國工業機器人企業年均出口持續時間有了較大幅度提升。在出口機會與進口競爭的共同影響下，中國工業機器人企業年均出口持續時間雖有波動，但總體呈不斷上漲的趨勢，再次說明有必要對出口機會和進口競爭與工業機器人企業出口持續時間之間的關系進行經驗分析。
三、實證設計與檢驗
(一)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1.核心解釋變量
在日趨自由化的雙邊貿易或多邊貿易中，出口機會的增大通常與來自國外競爭的加劇同時發生，單獨考慮其一會造成遺漏變量偏誤，故本文同時引入出口機會(Exp)和進口競爭(Imp)兩個核心解釋變量。借鑒Steinwender(2015)的定義，二者分別采用中國機器人產品出口額對數和進口額對數來衡量，數據來自BACI數據庫。
2.控制變量
參照陳勇兵等(2012)、趙瑞麗等(2016)等代表性文獻，選取如下控制變量：(1)企業規模(Size)，以總資產的對數來表示;(2)企業年齡(Age)，參照Colombellietal.(2013)的做法，引入Age與Age2來反映企業的年齡及其非線性變化;(3)信貸約束(Credit)，本文參照Fauceglia(2015)等文獻，采用負債比率(流動負債/銷售收入)衡量企業的融資依賴性;(4)企業所有權性質(State)，本文引入企業是否為國有企業的虛擬變量;(5)出口不確定性(Uncertainty)，參照BesedešandPrusa(2006b)等學者的做法，以新出口企業第一年的出口額作為企業的初始出口額來衡量;(6)人力資本(Resource)，采用人均應發工資與福利費之和的對數來衡量;(7)產品多樣化(Variety)，采用t期企業出口機器人產品種類數的對數來表示。
從控制變量的結果看，所有變量的檢驗結果都顯著。企業年齡和年齡的平方項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年齡對生存率確實存在非線性關系，當企業年齡超過一個限度時，由于企業行為僵化等原因會發生逆轉(Esteve-Pérezetaletal.，2012);信貸約束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信貸約束越高的企業受資金約束從而出口持續性較差;核心度系顯著為負，表明機器人產品的核心程度越高，核心競爭力越強，出口機器人產品的企業存活時間越長;產品多樣性的系數為負，表明企業出口機器人產品的種類越多，生存率越高。企業規模的系數為負，說明隨著企業規模增大，抵御風險能力增強，生存率隨之增強。
人力資本的系數為正，可能的原因是中國企業機器人制造水平整體偏低，使得高工資與高工作效率并不匹配，致使企業成本增加，加速了企業的退出。出口不確定性的系數為負，意味著企業初始出口額越大即出口的不確定性越小，則企業的危險率越低，生存時間越長，與劉慧、綦建紅(2018)的研究結論相一致。而所有制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也表明國有企業生存率更低，再次印證了典型化事實的結論，即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相對于其他企業普遍偏低。
四、作用機制檢驗
基準回歸結果表明，出口機會增大會提高出口機器人企業的生存能力，進口競爭加劇會降低出口機器人企業的生存能力，而這一促進作用背后的影響機制如何，尚待進一步考察。本文從企業生產率和技術創新兩個途徑來分析出口機會和進口競爭影響出口機器人企業生存的機制;同時，考慮到傳統三步法中介效應模型存在的內生性缺陷，本文采用Dippeletal.(2020)的內生中介效應模型進行作用機制檢驗。
Dippeletal.(2020)使用單個工具變量來估計中介變量對最終結果的因果影響，雖然核心解釋變量和中介變量都可能是內生性的，但Dippel認為單一的工具變量足以確定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第一步是兩個核心解釋變量的Cox估計，估計方程與基準回歸一致;第二步是將核心解釋變量的兩個工具變量分別引入各自因果識別的過程，其中估計參數由標準的2SLS估計識別。
(一)企業生產率
隨著出口市場增大和同類企業增多，企業既面臨機遇又面臨挑戰，生產率成為影響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以中間投入品為代理變量的LP方法測算全要素生產率(TFP)。 第(2)列的OLS回歸結果顯示，出口機會系數顯著為正，進口競爭系數為負但顯著性不強，可能的原因在于，出口機會的增大能顯著提高企業的生產率，使企業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增加盈利能力，降低了企業出口失敗率。
進口競爭對企業生產率具有負向影響，但是由于機器人產品對技術要求較高，出口機器人的企業本就具有一定競爭能力，故負面影響較小，且顯著性不高。第(4)列是加入TFP之后的Cox回歸結果，表明TFP會顯著降低企業的出口危險率，與企業放棄出口某種產品的可能性呈負相關關系，與出口持續時間正相關(BernardandSchott，2010)，證實了生產率中介效應的存在。
(二)企業技術創新
企業技術創新是決定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反映企業在產品開發和創新方面的有效性(LumpkinandDess，1996)。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越強，越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只有不斷創新的企業，才能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一方面，從創新產出的角度看，專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為技術創新的代理變量;另一方面，在發明專利、外觀設計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三種專利中，發明專利的技術含量高、創新價值大、核心競爭力強，最能體現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劉慧、綦建紅，2021)。因此，本文采用發明專利來衡量技術創新(Innovation)，數據來自2000-2015年工業企業數據庫與專利數據庫的匹配結果。
第(3)列的估計結果表明，出口機會增大可以帶動企業的發明創造，但進口競爭卻抑制了工業機器人企業的研發，且抑制作用更大;第(4)列中Innovation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企業技術創新越強，危險率越低，企業的出口持續時間越長。究其原因，中國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的研發強度遠遠低于發達國家2.5%～4.1%的水平，且申請發明專利的企業比例也明顯偏低(明秀南等，2019);現階段中國工業機器人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較弱。雖然出口機會增大可以在一定程度帶動企業創新，但進口競爭壓縮了企業生存空間，降低了銷售價格，導致利潤受損，縮減了企業的研發投入(Autoretal.，2020)，最終迫使企業退出出口市場。
五、基于產品關聯的進一步拓展
面對出口機會和進口競爭的疊加影響，工業機器人企業不僅需要提高生產率，還需要從技術的角度尋求突破，以求趕超國外先進企業。在已有文獻中，“以鄰為鑒”的學習效應文獻普遍考察相同出口市場的學習效應，但是與地理關聯相比，技術關聯對企業生存發展的影響更為直接，且產品之間關聯度越高，技術關聯度越高。因此，本文從關聯產品的疊加影響和企業內部產品關聯度出發，進一步考察技術關聯對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的影響。
(一)基于關聯產品的疊加影響產品空間理論認為，生產一種產品的能力取決于生產已具有比較優勢且關聯性較強的產品，即關聯性較強的產品能為工業機器人企業出口提供技術支持和市場經驗;但在一定的成本約束下，企業為延續出口，會將資源配置于最核心的產品(彭國華、夏帆，2013)。
(二)基于企業與工業機器人產品的內部關聯
企業與機器人產品的關聯程度越高，生產機器人的能力越強，出口生存優勢越大。一方面，企業本身具有生產力優勢，由于要素投入、生產技術、生產工藝和生產環境與生產既有產品相似，產品轉換成本更低，即使是新進入機器人生產行業的企業也能依據現有設備和人力資本迅速完成機器人的生產;另一方面，需求市場的相似性可以助力企業出口，機器人與企業既有產品關聯度越大，目標消費群體的相似性越高，企業可以減少機器人的市場調研與市場開拓費用。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使用2000-2015年中國海關數據庫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匹配得出的工業機器人企業出口數據，運用K-M生存分析法發現，絕大部分出口機器人企業的生存時間不足一年，充分暴露了退出率高、生存時間短的特點。
在此基礎上，使用Cox比例風險模型對出口機會和進口競爭并存下的工業機器人出口持續時間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出口機會增大更有利于延長企業出口持續時間，進口競爭加劇則提高了企業的退出率，這一結論在產品多樣化程度低、產品核心度低、行業競爭小和市場集中度低的企業中尤為明顯�；趦壬薪樾臋C制分析表明，出口機會和進口競爭主要通過改變生產率和技術創新影響工業機器人企業出口生存;面對雙重疊加影響，工業機器人企業應充分利用產品間的技術關聯效應加以應對。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得到以下啟示：在政府層面需加強政策扶持，支持優勢企業進行產品轉換。隨著工業機器人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全球范圍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需求和出口機會得以迅速增加。中國政府應抓住這一現實機遇，明確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加快完善機器人協同創新體系，并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鼓勵關聯度高、核心度低的企業進行產品轉換。在企業層面需提高自身專業化程度。
首先，工業機器人企業初始生產率相對較低，進口競爭對企業出口持續時間具有顯著的負向沖擊，此時企業應致力于發展多樣化產品，減少與行業巨頭的直接競爭;其次，生產率和技術創新是企業生存的關鍵因素，工業機器人企業應加大研發投入力度，以項目為抓手，打造具有競爭優勢的差異化產品。在行業層面需要加強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合作，工業機器人企業應與同行業和上下游關聯企業加強資源共享，提高企業內部產品的關聯度，發展技術共享的關聯產品，為搶占出口機會和直面進口競爭奠定良好的競爭基礎。
參考文獻
包群、葉寧華、王艷靈，2015，“外資競爭、產業關聯與中國本土企業的市場存活”，《經濟研究》，第7期，第102-115頁。
陳勇兵、李燕、周世民，2012，“中國企業出口持續時間及其決定因素”，《經濟研究》，第7期，第48-61頁。
程虹、袁璐雯，2020，“機器人使用、工藝創新與質量改進———來自中國企業綜合調查(CEGS)的經驗證據”，《南方經濟》，第1期，第46-59頁。
簡澤、張濤、伏玉林，2014，“進口自由化、競爭與本土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基于中國加入WTO的一個自然實驗”，《經濟研究》，第8期，第120-132頁。
蔣靈多、陳勇兵，2015“出口企業的產品異質性與出口持續時間”，《世界經濟》，第7期，第3-26頁。
劉斌、王乃嘉，2016，“制造業投入服務化與企業出口的二元邊際———基于中國微觀企業數據的經驗研究”，《中國工業經濟》，第9期，第59-74頁。
劉慧、綦建紅，2018，“鄰居"對中國企業出口生存的影響有多大———基于信息溢出的視角”，《財貿經濟》，第8期，第96-125頁。
劉慧、綦建紅，2021，“FTA網絡的企業創新效應：從被動嵌入到主動利用”，《世界經濟》，第3期，第3-31頁。
明秀南、閻虹戎、冼國明，2019，“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分析”，《南方經濟》，第8期，第39-55頁。
作者：趙偉康綦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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