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西藏實施以神圣國土守護者、幸福家園建設者為主題的鄉村振興戰略事關治邊穩藏全局。日喀則市聶拉木縣波絨鄉波木村作為西藏深度貧困鄉村典型地區，存在著生態承載弱、發展辦法少、增收渠道窄、人居環境差等諸多問題，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鄉村振興的還
[摘要]西藏實施以“神圣國土守護者、幸福家園建設者”為主題的鄉村振興戰略事關治邊穩藏全局。日喀則市聶拉木縣波絨鄉波木村作為西藏深度貧困鄉村典型地區，存在著生態承載弱、發展辦法少、增收渠道窄、人居環境差等諸多問題，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鄉村振興的還有一定的距離。打贏以波木村為代表的深度貧困鄉村攻堅戰，需要在統籌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進程中，借鑒西部地區部分后發鄉村建設的實踐經驗，通過走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共同構成“五位一體”的振興路徑，推動深度貧困地區加快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關鍵詞]西藏,深度貧困地區,鄉村調查,鄉村振興
一、引言
2019年3月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參加河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是今明兩年必須完成的硬任務。要再接再厲，咬定目標，精準施策，精準發力，按時按質完成脫貧攻堅任務。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好‘三農’工作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統籌謀劃和推進”。4月10日，習近平同志在給云南省貢山縣獨龍江鄉群眾回信中強調：“脫貧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還在后頭。希望鄉親們再接再厲、奮發圖強，同心協力建設好家鄉、守護好邊疆，努力創造獨龍族更加美好的明天!”[1]西藏位列“三區三州”之首，集高海拔地區、邊疆民族地區、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于一體，是全國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之一，脫貧攻堅進入破解深度貧困的沖刺階段[2]。
聶拉木縣波絨鄉波木村作為西藏日喀則市邊境地區的深度貧困村落之一，與同為“三區三州”的云南省貢山縣獨龍江鄉獨龍族群眾于2018年同步實現整村脫貧，正沿著以“神圣國土守護者，幸福家園建設者”為主題的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守護好邊疆、建設好家園。波木社區內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脫貧標準，通過筆者對波木村的長期跟蹤觀察來看，仍存在生態承載弱、發展辦法少、增收渠道窄、人居環境差等諸多問題相交織，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鄉村振興的要求還有很長的距離，特別是在脫貧鞏固與鄉村振興的交匯期，社區發展動力稍有不足就很難實現“彎道超車”，已有的脫貧成果易陷入“低水平陷阱”。
如何才能讓波木村的農牧民再接再厲，建設好幸福家鄉，筆者認為，以波木村為代表的剛脫貧摘帽的深度貧困村落在鄉村振興的偉大進程中，應將培育產業、發展就業和文化鑄魂作為推進鄉村振興的根本舉措，讓邊境地區居民在安心守護邊境的同時，更好地投身于幸福家園的建設。因此，在綜合各方面調研資料的基礎上，對于波木村這樣一個集聚了西藏所有鄉村典型特征的微觀主體，“如何更好地完成鄉村振興”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要義，并提出促進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振興加快發展的新思路。
二、西藏深度貧困地區鄉村的典型調查
“波絨”藏語西藏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振興的路徑探討意為“堅山溝”，是位于日喀則市聶拉木縣西北部的牧區，民主改革后按照“邊境10條”于1960年成立了波絨鄉，1973年實行“兩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1984年完成“撤社建鄉”恢復鄉級建制并實行“牲畜歸戶，私有飼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家庭自主經營政策。本文以波木村為調查對象，緣起于該村是筆者所在單位——西藏藏醫藥大學在聶拉木縣波絨鄉的強基惠民駐村工作點。
該村位于波絨鄉境內西北部，距鄉政府所在地12公里，距著名的希夏邦馬峰旅游景區60公里，處在珠穆朗瑪峰自然保護區中的核心保護區范圍內。從波木村翻過拉軌崗日山5331米的拉杰山口，即與毗鄰的吉隆縣差那鄉相連，由雅魯藏布江南岸的農牧交錯帶向高寒山地牧業過渡。村域平均海拔為4800米，地勢呈北高南低，村莊主體處在環山風口，常年平均風級在5級以上，植物類型為低矮草本植物，除東北山有雪水直通山下草場外，南、西各山少水干旱、沙土裸露且植被稀疏。
全村草場總面積20萬畝，其中可利用草場面積為17.82萬畝，占草場總面積的89%，是典型的純牧區。全村人口規模為46戶、215人，以放牧牦牛、山羊和綿羊為生，家庭收入主要來自于政府的邊民、草場、生態效益等政策性補助。波木村與西藏所有農牧區一樣，在諸多惠民政策扶持下，發展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生活穩定、衣食無憂，但發展速度和質量還不理想，特別是人力資本普遍偏低、自身發展動能不足成為鄉村振興的主要短板。
2014年初，筆者對波木村進行了第一次走訪，對波木村的基本情況有了粗淺認識。此后，通過駐村工作隊對該村進行了為期1年半的跟蹤觀察。2016年，筆者又在波木村有了為期7個月的駐村工作經歷。本文采取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對44戶家庭和13名熟悉農牧區的基層干部進行深度訪談，從不同層面對以波木村為代表，深度貧困鄉村的致貧機理及發展面臨的現實境遇進行多維分析。2019年4月，筆者再次對波木村進行回訪和補充調查，積累起較為豐富的田野觀察資料，使本研究更加科學和全面。
(一)生態環境脆弱制約村莊發展
波木村位于喜馬拉雅山脈北側的佩枯錯高原湖盆區和藏南高原拉軌崗日高山區之間，由高山、谷地和湖盆組成，地勢呈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在4800米左右。以西夏邦馬峰為標志的佩枯崗日和蘭坦雪山將溫帶季風半濕潤氣候阻隔在喜馬拉雅山脈主脊線以南，在波絨鄉境內形成高寒、干旱少雨的氣候，年均氣溫僅為3.5℃，降水量為200—300毫米，無霜期在113天左右。波木村處在拉軌崗日南面的山坳風口，年平均風級在5級以上，常年是風沙天氣，一年有7個月的時間得穿棉襖。
波木村及其周邊的生態環境十分脆弱，順山而至平地的植物多稀疏低矮，無喬木生長，自然植被多為均高1厘米的草本植物。因海拔高、氣候寒冷等自然因素，植被生長和恢復速度較慢。隨著人口規模和野生動物種群數量的不斷增長，波木村所屬草場的承載負荷逐年加大，牧業生產還停留在“靠天養畜”。此外，波木村距離我國與尼泊爾邊境通商口岸190公里左右，屬于邊境地區腹心地帶，處在守護神圣國土的前沿。村民每年有4個月時間舉家以波木村為核心輻射式的抵邊放牧，最遠的放牧點距波木村超過80公里。
(二)生計模式單一制約家庭發展
波木村居民以從事傳統的牧業為主，從事其他行業的人數極少全村有2人會石刻工藝、1人會汽車駕駛技術，皆因找不到市場而處于無致富門路狀態。波木村草場核定的牲畜載畜量為1萬只綿羊單位，波絨鄉2017年統計資料顯示，波木村全村有牲畜5353只綿羊單位，其中牦牛415頭、黃牛111頭、山羊800只、綿羊4001只、馬26匹。村內戶均牲畜年末存欄量100頭(只)以上，最多的家庭有200多頭(只)，其中有2戶是無畜戶，占全村總戶數的4.3%。
無畜戶基本都是村內的建檔立卡貧困戶，這些家庭是“兩個長期不變”后逐漸演變為無畜戶的，根據訪談主要是由家庭變故或分家、缺乏勞動力和不會經營管理等原因造成的。據曾經的無畜戶ZLWD老人回憶：“人民公社解散牲畜歸戶時，我家成員多，從集體共分得牦牛、羊等較多(具體數字已記不清了)，從集體出來自家單干后，家庭要完成放牧、擠奶、撿牛羊糞等工作，家里的所有人手全都動起來了。老婆年齡大了特別是4個女兒出嫁后，家里放牧、擠奶越來越困難，二兒子分家又帶走家里相當數量的牲畜，剩余不多的牲畜由大兒子照管，現在的生活主要靠政府的各類補助。
”從村內酥油的消費來看，富裕家庭主要消費牦牛酥油，中等家庭主要消費羊酥油，低收入家庭主要消費植物酥油等替代品。以畜產品消費情況來判斷牧戶家庭的富裕程度，與徐伍達副研究員提出的“夏有干肉、冬有酸奶”論斷基本吻合[3]。該村牧民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每年靠牛、羊等畜產品對外換取糌粑、磚茶及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從家庭收入來看，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牧業收入和邊民補助、草場補助和生態補償等轉移性收入。
得益于該村較大的草場面積，人均草場補助偏高，補助最高的家庭每年僅此一項可獲得2萬多元的轉移性收入。家境好的年收入近5萬元，一般家庭年收入也都萬元以上，而家庭年均消費支出普遍不足5000元。此外，牧民還有農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兜底，子女從幼兒園到高中階段享受西藏教育的“三包”政策。從訪談了解到，牧民對各種政策性補助的知曉程度和滿意度都很高，但絕大多數牧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牧業上，極少有人考慮通過外出務工、經商等途徑掙得工資性收入。
(三)基礎設施薄弱制約民生改善
波木村所毗鄰連接國道318線與國道216線的公路直到2011年才實現瀝青路面鋪裝，但該村的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波木村至鄉政府所在地的通村道路還是一條坑洼不平的土路，逢雨雪時道路泥濘難行，影響牧民出行且通暢率不高;雖然牧道通達率已提高到95%以上，但夏季牧場和放牧點較為分散，維護成本高且通暢率難以保證。村內僅有一眼由村東北山雪水匯集而成的人畜飲水點，放牧點主要飲用江河湖泊水;村莊不在電網覆蓋范圍內，牧民以太陽能蓄電滿足日常的用電需求;村內可以接收到手機信號，但較遠的放牧點處于“信號孤島”狀態。
基礎設施薄弱仍是以波木村為代表的牧區的最大短板，也是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樣本。波木村無幼兒園，孩子到了入學年齡基本都在波絨鄉中心小學就學，2018年該小學的五、六年級搬遷到聶拉木縣完小，實際只有4個年級5個教學班的213名學生在該校就讀，初中學生在聶拉木縣中學就讀，高中學生則在日喀則市就讀。全鄉有村醫8名，每村基本配置2名村醫。以藏醫為主要力量的波絨鄉衛生院共有醫護人員8名，醫療設備落后簡陋，不具備解決較復雜醫療問題的能力和條件。薄弱的基礎設施所引致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不足和可及性差，成為制約廣大牧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關鍵性指標，是今后鄉村振興應引起高度關注的民生問題。
(四)傳統觀念濃厚制約內生動力
作為一個以傳統牧業為主要生計的牧區村落，牧民對文化教育長期不重視，在其潛意識中“放牧比啥都重要，牛羊數量不斷增加才是家庭發展的硬道理和財富的象征”。村內20—40歲的青壯年勞動力基本都是被父母從學校里拉回來放牧的，很少接受完整的義務教育，致使“三包”免費教育特殊優惠政策的紅利沒有得到充分釋放。根據筆者的觀察，在不重視教育的基礎上，還存在著“重男輕女”現象，女性文盲率比男性文盲率高，廣大文盲婦女認知水平偏低，對參加各類培訓的積極性不高，缺乏改變自己生活的其他生產技能。傳統生產生活觀念影響極深，對現在的居住條件和生活方式形成路徑依賴。
大部分訪談對象普遍持有“只要吃飽穿暖即可”的觀點，沿襲祖祖輩輩的生產生活方式，走出牧業外出發展的意愿不大調研發現，廣大牧民特別是家庭戶主受自給自足生產生活方式的長期影響，主動尋求發展的行動很少，在對待不斷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問題上，寄希望于每年的各種政策性補助，很少有人有外出務工、做生意等改善生活條件的意愿。畜牧業作為波木村的傳統營生，從牧戶所擁有的牛羊數量估算，很多家庭通過出欄一定量的牲畜即可過上較為寬裕的生活，但很多家庭擁有可出欄牲畜卻不愿意變現，在牧民的意識里，誰家牛羊多就代表著誰家富裕，而不是以生活質量作為衡量生活水平的標準，固守著“牛羊多就有面子”的傳統觀念，耗費人力、時間和精力去擴大畜群，卻不愿意通過出售和改良畜種獲取更大的收益。
訪談中大部分家庭特別是戶主的“惜殺惜售”觀念主導著牧業生產，經營關注的重點主要是牲畜的存欄量而沒有出欄量的概念。每年牲畜的出欄對于牧民來說，主要用于自家食用以及換取糌粑、磚茶、米面油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或根據家庭婚喪嫁娶的實際情況而定，即便是銷售也僅限于賣給熟悉的人或親戚，大都沒有向市場流通，每年飼養牲畜的經營性收入不足萬元，存欄牲畜的實際價值只是牧民家庭的“固定資產”。
(五)經營主體缺乏制約組織帶動
波木村既沒有集體經濟，也沒有成立牧民合作組織，家庭牧場也還未發展起來。新型經營主體的缺乏，不利于牧民陳舊思想觀念的轉變，也不利于鄉村單一產業的升級改造，村民缺乏從集體經濟和各類合作組織中獲得收入的觀念，只以家庭營生面對市場。波木村現有5名村干部，其中2人為小學文化程度，3人為文盲;4人在45歲以上，1人在35歲以下，年齡偏大。村干部都不會國家通用語言，與外界溝通的能力很差，統計匯總能力知之甚少，除1名村干部會汽車駕駛技術外，其他村干部沒有一項技能特長，也無外出務工、經商、打工等經歷，導致村干部引領發展的能力較弱。
波木村現有的村干部文化程度偏低，他們在生產生活上有著和其他村民一樣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雖然在工作上很敬業很努力，但是推動波木村發展的長遠想法卻很少，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能力較弱。缺乏“能人”帶動發展，波木村沒有一名真正具備一技之長能帶領大家致富的能人，更無一人有經濟實力幫助大家致富，多年來僅有個別年輕人出村到拉薩市、日喀則市及聶拉木周邊縣鄉等地打工，也主要從事著保安、保姆、工地小工、替人放牧等簡單工作，雖然開闊了眼界，仍缺乏自我發展規劃，根本達不到引領波木村群眾共同發展的能力和水平，依靠“能人”回村帶領群眾致富的道路至少現在行不通。
在該村調研中發現，波木村發展速度和質量不高的問題由來已久，村干部和牧民對自身的發展問題沒有準確的認識，也根本不清楚如何推動發展，其中有客觀問題的存在，也有主觀問題的制約，不解決這些問題很難加快波木村的發展，即便是已經達到了脫貧條件，鞏固和發展脫貧成果面臨著諸多挑戰。
三、西藏深度貧困鄉村脫貧的主要舉措
2017年6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山西太原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以后，西藏作為全國深度貧困地區“三區三州”之首，始終把脫貧攻堅作為頭等大事、第一民生工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4]。聶拉木縣波絨鄉圍繞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脫貧和貧困村退出，聚焦鄉域范圍內的“兩不愁、三保障”，在“五個一批”的基礎上因戶施策并豐富幫扶內容，對因病、因災、缺乏勞動技能等致貧家庭進行重點幫扶，波木村也于2018年底退出貧困村序列。
(一)發展產業脫貧一批
波絨鄉依托希夏邦馬峰重點發展以登山探險、特色牧家樂為主的旅游產業以及康普青民族服裝制作和野蔥加工廠等特色產業項目，為鄉域脫貧攻堅提供產業支撐。該鄉為這幾個扶貧產業項目申請政府引領資金280萬元，通過產業項目帶動257人就業，實現脫貧58戶222人。根據建檔立卡貧困戶實行“兩免”政策，對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5萬元以內扶貧貼息信用貸款，全鄉272戶大小額信貸達到1881.3萬元，有效加快了全鄉貧困戶脫貧進程。
(二)災后重建脫貧一批
波絨鄉依托“4·25”地震災后重建、特色小城鎮建設、民房重建等項目，不斷改善基層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重點解決牧民住房安全問題。累計投入7980萬元幫助該鄉完成了8個行政村532戶災后民房重建任務，使建檔立卡貧困戶的住房條件達到安全性住房的要求。開展干部包村、包戶和結對認親活動，全鄉結對幫扶、入戶調研700多次，入戶率達100%，幫扶現金及物資折合人民幣14.2萬元，制定幫扶措施300余條，幫助2名建檔立卡貧困實現轉移就業。
(三)生態補償脫貧一批波絨鄉正確處理保護生態和脫貧攻堅的關系，對有勞動能力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和邊緣低收入人口實行定崗定員、定責定酬，2016年全鄉安排生態崗位669人，兌現資金200.7萬元;2017年全鄉安排生態崗位848人，兌現資金254.4萬元;2018年生態補償崗位的年人均補助提高到3500元。全鄉每年草原生態補助資金為400.79萬元，人均受益1478.4元。此外，全鄉65%的人口享受到普惠性邊民補助。以生態補償為主的政策補助，實現了廣大牧民的穩定增收。
(四)發展教育脫貧一批
波絨鄉將發展教育脫貧工作列入《鄉規民約》中，嚴格落實適齡兒童正常入學、“兩后生”就業和大學生資助等工作，全鄉適齡兒童入學率達100%。同時，將1名符合條件的在校大學生和8名“兩后生”全部納入到發展教育脫貧規劃中，累計發放各類補助2萬余元。全鄉分批動員牧民參加汽車駕駛、水泥磚制作、廚師技能等培訓，先后有253人參加培訓，全鄉轉移就業或勞務輸出401人次。
(五)社會保障兜底一批波絨鄉從制度、管理和服務等方面建立救助長效機制，確保社會保障資金及時兌現到低收入群體手中。2018年西藏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3840元，全鄉低收入群體實現全覆蓋，同時為困難家庭提供臨時救助金。全鄉25名五保戶實現孤兒集中收養和有意愿的五保老人集中供養，做到了應扶盡扶、應保盡保;完成殘疾人的鑒定和建檔工作，并及時兌現符合條件殘疾人的雙向補貼。嚴格落實城鄉醫療救助辦法，將貧困人口全部納入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保障范圍，每年定期下村為牧民提供檢查、治療服務，實現“病有所醫、醫有所補”，有效杜絕了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現象的發生。西藏藏醫藥大學在波木村駐村期間，發揮單位特長，免費送醫送藥、培訓鄉村醫護人員。2018年5月，山東省煙臺市的8名組團式醫療專家抵達該鄉開展醫療援助工作，在全鄉開展了包蟲病篩查、白內障手術和常見病診斷治療。
從波木村脫貧的歷程來看，是全區深度貧困鄉村脫貧的典型代表之一，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大力幫助下，通過草場、生態效益等政策性補助、積極推廣良種良法提升畜牧業效益等辦法，尤其是災后重建使全村42戶家庭住進了新房，同時在派駐該村的西藏藏醫藥大學和駐村干部共同努力下投入了近200萬元，建檔立卡貧困家庭達到“兩不愁、三保障”，全村如期脫貧摘帽。2019年西藏將基本消除絕對貧困，是脫貧攻堅的完成期，是鄉村振興的啟動期，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交匯期。習近平同志強調：“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貧困村和所在縣鄉當前的工作重點就是脫貧攻堅，目標不變、靶心不散、頻道不換。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們將消除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仍將長期存在。到那時，現在針對絕對貧困的脫貧攻堅舉措要逐步調整為針對相對貧困的日常性幫扶措施，并納入鄉村振興戰略架構下統籌安排。”[5]9因此，深度貧困地區必須加強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為鄉村振興打下堅實的基礎。四、西藏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振興的路徑
2018年3月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推動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2019年3月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參加河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鄉村振興是包括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的全面振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總方針是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6]
因此，“五個振興”是扎實實踐基礎、豐富經驗積累和深邃理論思考的結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指明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攻方向[7]。西藏作為邊疆民族地區、集中連片深度貧困地區、反分裂斗爭前沿和主戰場。這一區情決定了西藏鄉村振興必須以“神圣國土守護者，幸福家園建設者”為主體，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通過對以波絨鄉波木村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鄉村的典型調查，結合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鹽池縣等西部地區鄉村發展的對比研究，西藏深度貧困地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該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鞏固鄉村脫貧成果的目標，第二步是實現鄉村振興總要求的目標，推進農牧業農牧區現代化建設，實現農牧業強、農牧區美和農牧民富的宏偉目標。
(一)走鄉村產業振興之路
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和經濟基礎，產業興旺是解決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振興的前提，也是農牧民增收致富的落腳點。從“生產發展”到“產業興旺”，反映了農業農村經濟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加快優化升級、促進產業融合的新要求[5]7。受西藏農牧業發展能力不足和現代產業體系尚未形成等因素的影響，全區還有34.6%的產業扶貧項目沒有完工，2018年農村居民生產性收入(即經營性凈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達55.52%，家庭經營性收入仍是增收的主要渠道，也是低收入家庭可持續增收的重要手段。
以農牧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形成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現代農牧業產業體系。一是培育高原特色農牧業基地。西藏鄉村按生產類型劃分為農區、半農半牧區和牧區等高原特色農牧業經濟類型，也是鄉村產業振興最大的農牧業資源特征。以發展青稞、蔬菜、飼草、牦牛、藏羊、藏豬、奶業7大產業為重點，兼顧建設林果茶、藏雞、藏藥材、林下資源等N個點狀優勢特色產業[3]80。根據各地區自然環境特征、市場需求及現有產業基礎，選擇能夠充分發揮當地資源優勢的產業，通過市場化運作，逐步建立完整的產業體系。
二是深度貧困地區要以農牧民增收致富為目標，大力發展有效帶動農牧民就業、增收的現代農牧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多路徑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多元化促進農牧民就業創業，多渠道促進農牧民增收增富，讓農牧民更多分享鄉村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升級增值收益。三是以多種經營促進鄉村產業升級。借助產業精準扶貧奠定的基礎，幫助創建村集體經濟組織，引導農牧民從事多種經營，尤其要充分利用好援藏工作平臺，積極爭取援藏資金和項目向貧困地區傾斜，聯系協調內地援藏省市企業支持幫扶地區發展優質農牧產業，推動農畜產品向深加工方向轉化。
四是健全農牧區物流體系。按照“管理標準化、信息透明化、運轉便捷化、目標清晰化”的思路，組建農產品物流配送體系，完善信息發布、質量檢測等基礎設施，廣泛建立農產品經銷網點，重點瞄準農貿市場、超市和團體客戶，開展農產品直銷活動，建立長期穩定的配送業務。
(二)走鄉村人才振興之路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的智力支持和關鍵所在，全區共有各類鄉村實用人才8萬人左右，破解當前農牧區人才總量不足的難題，強化鄉村振興人才支撐，亟需打造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一是創新鄉村人才培養方式。圍繞推進特色農牧業產業布局，實施農牧區“鄉土”人才培養和能力提升計劃，組織開展跟班制、菜單式、常態化培訓，提高農牧區“鄉土”人才的技術水平。根據不同產業分布、農戶創業需求、人才資源分布情況，制定農牧區“技能”人才梯次培養，帶動小農戶與現代農牧業發展實現有機銜接。二是加大鄉村實用人才培養力度。推進農牧區實用人才接受以農牧業職業教育為重點、以各類農牧區實用人才培訓為補充的職業素質和能力提升教育,著力打造一支服務農牧區經濟社會發展，數量充足的農牧區實用人才隊伍，提高農牧業規模化經營水平和效率。
三是加大鄉村科技人才培養力度。以培育和引進的方式匯聚人才，通過區內外高等院校培養適應現代農牧業發展方向的科技人才，建立健全“首席專家+支撐專家+農技人員+科技特派員”的科技服務機制，使農牧區成為廣大專家學者的教學科研基地。四是優化人才扎根鄉村的工作機制。建立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動”的長效機制，形成符合西藏實際的人才流動長效機制和來自基層一線的人才培養選拔鏈，激勵各類人才在農牧區的廣闊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華、大顯身手。
(三)走鄉村文化振興之路
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和精神支柱，聚焦“神圣國土守護者，幸福家園建設者”，繁榮農牧區文化，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一是提高農牧民文化知識水平。在農牧區開展文化培訓特別是對有創業行動的農牧民進行文化知識提高培訓，重點加強“藏漢”雙語、基本數學運算和多種生產技能等文化知識培訓，培養更多清楚國家政策、掌握一技之能、明白基本管理、懂得法律常識、清楚黨的富民政策的新型農牧民。依托農牧民職業技能培訓計劃，將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有勞動能力的人納入培訓計劃，努力實現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掌握一門致富技術。
二是推動農牧區弘揚文明鄉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開展“四講四愛”主題教育實踐活動，引導廣大農牧民自覺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破除炫富攀比、封建迷信、好吃懶做等陳規陋習，引導農牧民逐步淡化宗教消極影響，過好當下幸福生活[8]。充分利用各類鄉村基層宣傳載體和文化陣地，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發揮鄉賢、道德榜樣、村規民約、家訓家風等教化作用，提升村民思想道德水平，引導善行義舉，讓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煥發新的風采，使鄉村真正成為傳承鄉村文明的幸福家園。
三是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駐村干部在教育引導廣大農牧民擺脫落后觀念、克服陳規陋習方面已經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針對村干部和群眾可采取“走出去”和“請進來”的辦法開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主動學習區內和內地先進經驗的同時，請專家學者和農業技術人員進村給農牧民講知識說經驗，不斷提升貧困鄉村自我發展的能力，形成守護國土安全、維護社會穩定、改善民生福祉、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良性循環互動，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
(四)走鄉村生態振興之路
生態振興是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和發展底線，西藏作為國家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加大美麗宜居鄉村建設的支持力度。一是構建農牧業綠色發展體系。以“一江三河”地區為重點區域，強化農牧業資源保護與節約利用，全面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完善農畜產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推進農牧業清潔生產和農產品減量化、資源化、清潔化、生態化利用，堅持走出一條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促進鄉村自然生態系統功能和穩定性全面提升，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
二是實施農牧區人居環境整治。立足西藏發展實際，遵循鄉村發展規律，堅持城鄉統籌、生產生活生態統籌，結合污染防治、精準脫貧攻堅戰，將生態環境保護融入文明社區、文明家庭等試點示范建設活動，積極推進農牧區人居環境整治。緊抓西藏作為國家重要的“西電東送”接續基地的機遇，擴大農牧區家庭清潔能源的使用率。通過實施提升村容村貌、廁所革命、農牧區生活垃圾治理、農牧區生活污水治理、農牧業生產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五項工程，形成建設和管理長效機制，打造一批美麗宜居示范縣、示范鄉鎮和示范村。
三是完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加強草原、林木、濕地保護，大力開展退耕還林和植樹造林活動，健全完善森林、草原、濕地的生態保護補助與獎勵機制，加快實施退牧還草、人工種草、草原公害和治沙還草措施，增加農牧民保護生態環境所需的生產生活補助標準，生活費補助標準按退牧草場的產值計算，同時增加基本草場建設投入，增加農牧民保護生態環境所需的生產生活補助標準，提高每畝草地補助補種標準，支持企業建設畜禽飼料草料儲備基地建設;探索出臺具有獎勵性質的激勵政策，支持企業參與環境保護工作，對成績好貢獻大的企業給予獎勵，激發鄉村生態振興的內在動力。
(五)走鄉村組織振興之路
組織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組織保障和戰斗堡壘。隨著農牧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牧民的價值觀念、利益訴求表現出了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的特征，鄉村治理面臨諸多挑戰。因此，必須將組織振興擺在優先地位，把黨管農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實處，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堅強的政治和組織保證。一是建強農牧區基層黨組織。黨的領導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優勢，基層黨組織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心骨”。按照“三個有利于”即：有利于開展黨的組織活動，有利于黨員教育管理監督，有利于密切聯系群眾的原則。的原則加強黨的領導，不斷優化組織設置，理順隸屬關系，健全完善基層組織體系，積極推進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委會主任和集體經濟組織、農牧民合作組織負責人，推行村“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地位。
二是充實鄉村振興骨干力量。繼續選派黨政機關干部特別是優秀年輕干部和后備干部擔任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全面向貧困村、軟弱渙散村和集體經濟薄弱村黨組織選派優秀年輕干部和后備干部擔任第一書記。持續精準選派駐村力量，保持駐村工作全覆蓋，強化精準考核激勵，充分發揮駐村工作隊作用。每年從具有2年以上鄉鎮工作經歷的鄉鎮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中選派一批大學生村官到貧困村工作，建設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
三是保障村民自治組織規范運行。支持村民委員會依據自治章程開展群眾自治工作，建立健全村務監督委員會，加強村級權力有效監督。制定完善村規民約，推行基層協商民主，依法嚴厲打擊農牧區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推進鄉村法治建設。四是積極發展農牧區集體經濟組織。積極推進農牧區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鼓勵村領導班子與企業密切合作、發展集體經濟，加快發展農牧業合作社等現代農牧業經營組織，提高農牧民群眾組織化程度。發展鄉村各類專業化服務組織，提高基層組織的公共服務水平，推進農牧業生產全程社會化服務，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引導基層各類組織在鄉村振興中發揮積極作用。
五、結語
習近平同志說：“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農村必須富。”西藏類似波木村這樣發展情況的村莊亟待發展，需要在西藏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納入各方力量，幫助這些村莊轉變發展方式，補充發展動力，重點是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實現農牧業增效、農牧民增收、農牧區發展的目標，達到“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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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鄉村建設論文發表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意義和發展模式，論文通過對黃石經濟技術開發區金海管理區白茶特色產業發展情況開展調研及走訪，旨在探索鄉村產業發展中好的模式和經驗，為打好鄉村振興和精準脫貧攻堅戰提供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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