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作為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重要政策工具，農業補貼政策在實現糧食增產和促進農民增 收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部分黃箱補貼的存在可能通過扭曲市場資源配置而加劇農業污染。研究 結果表明：總體上，農業補貼促進了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但加劇了農業面源污染
摘 要：作為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重要政策工具，農業補貼政策在實現糧食增產和促進農民增 收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部分“黃箱”補貼的存在可能通過扭曲市場資源配置而加劇農業污染。研究 結果表明：總體上，農業補貼促進了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但加劇了農業面源污染，農業補貼政策面 臨著多重目標實現的激勵困境;農業補貼通過提高農業生產要素(農業機械、農藥、化肥)投入水平而 促進了糧食增產，具有降低農業勞動力投入的“要素替代效應”，但不存在通過擴大糧食種植規模而 促進增產的渠道;農業補貼的收入增長效應是通過生產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增加的渠道來實現的; 在種植結構“趨糧化”的背景下，農業補貼通過提高糧食作物種植比例的“逆向結構效應”加劇了污 染，但規模效應與技術效應均不顯著。
關鍵詞：農業補貼;農業面源污染;農業高質量發展
農業支持保護制度是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維 持價格穩定、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支撐。 農業補 貼是支持與保護農業生產的重要政策工具。 進 入 21 世紀，我國農業補貼政策體系不斷完善。 以 2002年中央將安徽和吉林部分縣市作為糧食 直補試點為節點，此后農業補貼范圍不斷拓展， 于 2003 年向全國 13 個糧食主產區逐漸推廣， 自 2004 年開始全面實施糧食直補、良種補貼以 及農機購置補貼等補貼政策。
農業論文范例：提高農業經濟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措施
2006 年以糧食直 補、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 為主的補貼體系基本確立。 基于 WTO《農業協 議》的規定，前三項補貼基本上都是按照承包地 面積發放的，并且與產量和價格都不直接掛鉤，實際上應該屬于典型的“綠箱”政策，而農機具 購置補貼則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著精準性程 度不高、政策銜接不緊密、農機具試驗鑒定能力 供求矛盾突出和農機具質量問題突出等方面的 問題[1] 。
為適應農業補貼體系從“黃箱”到“綠箱”的 動態調整和集中管理，2016 年財政部、農業部將 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統一合并為 農業支持保護補貼，實現“三合一”，輔之以農機 具購置補貼，我國農業補貼實現了從四項到兩項 的“四合二”轉變，在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下，與 WTO《農業協議》補貼政策有了更強的匹配性。 農業補貼體系的政策目標在不斷深化。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生態宜居的農村環境治理 目標成為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重要目標激勵之 一。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要求 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提高 農業補貼政策的指向性和精準性。2019 年中央 “一號文件”也要求，按照 WTO 規定，加快構建 新型農業補貼政策體系，實現補貼政策從“黃箱” 到“綠箱”的轉變，減少農業補貼的市場扭曲效 應，更加強化高質量綠色發展導向。 在實踐中， 農業補貼的糧食增產效應及農民增收效應均得 到了證實。
數據顯示，我國糧食產區農業補貼從 2006 年省均 17.31 億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91.48 億元，年均增加 20%左右。與此同時，糧食產量 和農民收入也分別從 2006 年的省均 2322 萬 噸、3396 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2961 萬噸、10 491 元，呈現“雙提升”態勢。但與此同時，農業面源 污染也呈現波動中加劇的趨勢。
從理論上講，農 業補貼可能通過提高農藥、化肥、農膜等農業生 產要素投入，以及扭曲市場和農業資源配置效率 等途徑加劇農業面源污染，有悖于農業支持保護 制度的綠色導向發展目標，使得農業補貼面臨 著糧食增產、農民增收和綠色導向的多重目標激 勵困境。
農業補貼政策通過一系列直接與間接機制 影響多重目標的實現。例如，農業補貼存在“農業 要素投入→糧食增產→增加生產性收入”和“擴 大糧食種植面積→糧食增產→增加生產性收 入”的直接渠道，但也存在“要素投入(農藥、化 肥、農膜)→農業污染”的直接影響，以及“種植面 積的擴大→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農業污 染”的間接影響。當然，農業補貼除了增加農戶 的生產性收入之外，還可能激勵農村勞動力向 城市轉移而獲得工資性收入等。 當然，以上的渠 道不一而足，如果將農業補貼的技術進步效應納 入分析框架，影響渠道將會更加豐富。 本研究試 圖整合上述分析框架，并進行實證分析。
深入剖 析農業補貼多重目標實現的中間機制渠道，有助于提高農業補貼政策的指向性和精準性，在 當前不確定性外部環境下，也有助于向 WTO 《農業協議》要求的“綠箱”政策導向轉變。
一、相關文獻述評
(一)農業補貼的增產與增收效應
一方面，農業補貼促進了糧食增產與農民增 收，這一效應是通過擴大糧食種植面積、提高農 業生產效率、增加農業要素投入等途徑實現的。 在對糧食增產的影響因素分析中，Nerlove 提出 了經典的適應性預期模型來探討不同糧食播種 面積的動態調整問題[2] 。
有學者發現，糧食直補、 農機具購置補貼、良種補貼以及農資綜合補貼對 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具有促進作用，并且在一定 的條件下還降低了城鄉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收 入再分配功能[3]。 高玉強發現，農機具購置補貼 和財政支農支出對于影響農業生產要素配置、 提高土地生產率的傳導機制是有效的，促進了糧 食的增產[4]。
李乾發現，糧食作物良種補貼政策對 我國糧食增產的貢獻率為 23.70%，且糧食非主 產區的糧食作物良種補貼政策效果遠優于糧食 主產區[5] 。陳飛[6] 、Yu 和 Jensen[7] 指出，政府對農業 投入的增加提高了糧食生產的能力，促進了糧食 增產，但 Yu和 Jensen 的研究結論是基于農業補 貼和糧食生產掛鉤的基本假設，忽視了兩者互動 因果機制下潛在的內生問題。
從具體的促進路 徑來看，吳海濤等認為，農業四項補貼通過擴 大糧食種植面積、提高農戶生產資料和生產性服 務支出，顯著地激勵了農戶的糧食作物生產，促 進了糧食的增產[8] ;農業補貼還有利于促進土地 流轉，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和農業生產效率。 但 有的學者認為，有必要將農業補貼直接發放給農 地經營者而不是土地承包者，方能充分發揮補貼 的激勵最大化效應[9] 。
劉同山、徐雪高基于大樣 本農場調查數據和政府補貼“有無”的反事實框 架探討了政府補貼對家庭農場經營績效的影 響，發現政府補貼能夠顯著提高家庭農場凈收益和家庭農場人均凈收益，但也會促使家庭農場主 過度擴大土地面積并推動土地租金上漲，造成家 庭農場畝均凈收益下降[10] 。
另一方面，農業補貼不利于糧食增產以及農 民增收，這一效應是通過破壞農業市場機制、扭 曲農業資源配置、誘導地租上漲以及抑制農業技 術進步來實現的。農業補貼政策扭曲了農產品價 格，破壞了農業生產的市場機制，對糧食增產的 激勵性不明顯，甚至會導致農業投入要素配置效 率的低下和福利損失[11] 。 從增收的機制來看，農 業稅減免、糧食直接補貼對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 入的價格影響不大，僅僅提高了農業地租[12] 。
趙 昕將糧食直補政策影響農民增收效果不明顯的 機制歸結為補貼標準低、補貼漲幅低于農資漲 幅、補貼的南北差異較大等[13] 。 就微觀數據層面 而言，蔣和平、吳楨培發現，農業補貼政策對補貼 前后農戶播種面積變化影響不顯著，農戶的種糧 積極性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提高[14] 。黃季焜等基于 6 省農戶調查數據證實了這個結論，但同時發現， 農業補貼對農民增收具有促進作用[15] 。
陳慧萍 等發現，農業補貼通過糧食播種面積和資本投 入對糧食產量產生影響，且兩種效應大致相當， 農業政策和補貼大都轉化為土地價格和地租的 上升，增加了農業投資和經營成本，不利于通過 勞動力市場調節促進農民增收，擴大了農民收入 差距，原因在于大戶農民得到的補貼效應要高于 小戶農民[16] ，歐盟、美國的相關證據都支持了這 一推論[17] 。
在進一步的中間機制探討之中，呂悅 風等基于山東和浙江 295 個農戶的調查發現，由 于補貼力度偏低、補貼發放錯位等問題，農業補 貼不利于農村土地的流轉[18] ;王亞芬等廓清了 農業補貼通過提高農業技術進步而提高糧食產 量的技術機制，以及農業補貼通過促進農業增 產、提高農民財政轉移收入和推動富余勞動力轉 移而提高農民收入，但總體上與糧食主產區相比， 非糧食主產區的糧食增產效應和農民收入效應 邊際效應更高[19] 。
(二)農業補貼的環境效應研究
20 世紀 90 年代初，Grossman & Krueger[20] 、 Shafik & Bandyopadhyay [21] 通過對 42 個國家面 板數據的分析，發現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長期 關系呈“倒 U 型”，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EKC)的概念。自此以后，通過構建農業生態環 境污染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農業 EKC)的研究 層出不窮。對于農業補貼政策的環境污染效應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外。
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西 方發達國家農業開始逐漸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 向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過渡，追求集約化與 規�；慕洜I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地 的利用效率以及農產品產量，但也加劇了農業環 境污染。
二、理論機制與假設的提出
作為政府的一項轉移支付激勵政策，農業補 貼改變了農業投入要素的相對價格，旨在激勵農 業微觀經濟主體，優化要素的配置以及收入再 分配，將對糧食生產、農民收入以及農業環境產生重要影響。
三、研究設計：模型設定、變量選擇與數據描 述性統計
本研究基于糧食增產、 農民增收以及農業污染排放的不同影響機制，考 慮到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的差異，分別設計了三 組具體模型。
1.農業補貼的糧食增產模型
農業補貼的糧食增產模型包括基準模型 1- 1、中介模型 1-2 與綜合模型 1-3。 基準模型和綜 合模型中的因變量都為糧食產量 produc，除此之 外，糧食產量還是收入效應模型的自變量，有助 于理解農業補貼通過促進糧食增產而實現農民 生產性收入增加的邏輯。
2.農業補貼的收入效應模型
農業補貼的收入效應模型包括基準模型2- 1、中介模型 2-2 與綜合模型 2-3。 基準模型2- 1 和綜合模型 2-3 的被解釋變量均為農民收入 perin，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農民收 入包括生產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以 及轉移性支付等，農業補貼通過轉移支付直接影 響農民收入，通過影響生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 間接影響農民收入水平。
3.農業補貼的環境效應模型
農業補貼的環境效應模型包括基準模型 3- 1、中介模型 3-2 與綜合模型 3-3�；鶞誓Ｐ� 3-1 和綜合模型 3-3 因變量都為農業面源污染指數 poll。 本研究基于清單分析法計算了種植業農業 面源污染指數 poll：首先，引入環境分析中常用 的清單分析法來計算農業種植所產生的總氮 TN、總磷 TP 以及 COD 排放量，清單分析通過確 定產污單元，結合產污單元產污系數， 對環境污染進行量化[33] 。 進一步，基于主成分分 析法對總氮 TN、總磷 TP 以及 COD 排放量三個 主要變量進行合成，計算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指數 poll。
四、實證結果與討論
(一)農業補貼政策有效性：基準模型與綜合 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動態面板系統 GMM 模型對模型 進行估計，以有效緩解農業補貼的內生性問題。 基于動態面板系統 GMM 方法，對農 業補貼政策效應中的基準模型與綜合模型進行了檢驗，相關檢驗符合緩解內生性問題的要求。 相關模型編號與上文一致。
糧食增產模型、農民增收模型以及農 業污染模型的基準模型中，農業補貼對糧食產 量、農民收入與農業面源污染的影響系數(α)分 別為 0.0554、0.0507 和 0.0201，且均通過了 1% 的顯著水平檢驗。 這意味著，我國農業補貼政策 基本上實現了促進糧食增產以及農民增收的目 標，但顯著加劇了農業面源污染，農業補貼面臨 著多重目標實現的激勵困境。
此外，在糧食增產 模型、農民增收模型以及農業污染模型的綜合模 型中，農業補貼的系數(λ1)同樣分別顯著大于 0，證實了結果的穩健性以及中介效應模型檢驗 的適用性。 為進一步推動中介機制檢驗，有必要 對綜合模型中各個中介變量的系數(λ2)進行估 計分析，估計結果如下： 結合糧食增產綜合模型 1-3，由農業補貼的 系數(λ1)和中介變量的系數(λ2)分析可知：農業 補貼顯著促進了糧食產量的提高，彈性系數為 0.0529，這意味著農業補貼每增加 10 個百分點， 糧食產量的增加也僅有 0.529 個百分點，農業補 貼的糧食產量促進效果更依賴于高強度的農業 補貼。
在其他農業投入要素中，糧食種植規模對 糧食增產并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在我國耕地紅 線背景下，糧食生產規模的擴大程度有限，導致 當前農業經濟增長更多依賴于農業集約化生產。 此外，農業勞動力投入、農業機械總動力、農藥以 及化肥等都對糧食產量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系數 分別為 0.778、0.217、0.405 和 1.472�；实耐度� 對于農業增長的影響彈性大于 1，大于其他農業 要素投入彈性系數，表明我國糧食產量對高強度 的化肥投入有較強的依賴性。
農業技術研發的彈 性系數為 0.0835，對糧食產量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但僅能通過 10%的顯著水平檢驗，且彈性系數絕 對值低于其他要素投入。在其他控制變量中，其他 財政支出對農業產量的影響顯著為負，表明政府 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資源配置的扭曲作用要大于促進作用。 結合農民收入綜合模型 2-3，由農業補貼的 系數(λ1)和中介變量的系數(λ2)分析可知：農業 補貼顯著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彈性系數為 0.107，這意味著農業補貼每增加 10 個百分點， 農民的收入將增加 1.07 個百分點。
農業補貼對 農民收入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邊際貢獻有限， 這與我國分散型、小規模農戶經營為主的農業經 營模式有關。在其他變量中，糧食產量、農民生產 性收入和農民工資性收入顯著促進了農民收入 增加，系數分別為 0.0370、0.0524、0.0642。除傳統 的種糧收入之外，通過外出務工從事非農生產而 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農民綜合收入增加 的重要來源。 在控制變量中，財政支農支出對農 民增收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有助于通過生存型 財政支出以及發展型財政支出的影響效應促進 農民減貧。
五、結論與啟示
研究發現，農業補貼實現了糧食增產與農民 增收的目標，但同時加劇了農業面源污染。農業補 貼通過提高農業生產要素(農業機械、農藥、化 肥)的投入水平而促進了糧食增產，但對擴大糧 食種植規模的影響不顯著，且存在降低農業勞動 力供給的“要素替代效應”;農業補貼通過促進糧 食增產、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中間路徑促進 了農民生產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的增加;農業補 貼通過提高農業污染要素(化肥、農藥)施用量的 “規模效應”加劇了農業面源污染，并通過提高糧 食作物種植比例的“逆向結構效應”加劇了污染。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農業支持保護補貼力度，促進增產與增收效應持續發揮，加快構建綠色導向的新 型農業補貼政策體系。未來要不斷完善農業支持 保護制度，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民收入穩定 增長的前提下，突出綠色生態導向，加快構建新 型農業補貼政策體系。鞏固農業補貼“三合一”的 改革成果，支持耕地地力保護和糧食適度規模經 營，引導農民采取秸稈還田、深松整地、科學施肥 用藥和綠色防控，推動農業生產方式從資源消耗 型向集約型轉變。進一步鼓勵各地創新補貼方式 方法，探索綠色循環農業補貼、農業重金屬污染 治理補貼、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補貼的應用，不 斷完善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補貼政策體系和激 勵約束機制。
第二，農業補貼應調整改進“黃箱”政策，擴 大“綠箱”政策使用范圍。擴大“綠箱”補貼政策的 應用范圍，降低農業補貼的市場扭曲效應，應從 如下方面著手：一是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完 善稻谷和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完善玉米和大豆 生產者補貼政策。二是加大對具有外溢性的農業 生產技術、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補貼力度，加強 農村灌溉、排澇、防寒和防旱等農田水利基礎設 施建設力度。三是加大農業補貼中對科技研發 支出的傾斜力度，出臺關于農業生物技術、農業 信息技術以及農業集約型生產技術的專項補貼 政策。 四是加大對科技含量高、農機化發展新興 市場和新興領域有迫切需求的農機新產品的補 貼力度，充分發揮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對農機科 技創新的促進作用。
第三，優化農業補貼方式，提高農業補貼針 對性。研究結果表明，農業補貼促進了農藥、化肥 以及農業機械總動力等農業要素的投入，對糧食 生產有直接的促進作用，但是對糧食種植面積的 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在補貼政策實施的 過程中，未能夠對土地出租者和實際從事農業生 產勞動的承租者進行區分。這就要求：首先，未來 應當避免“普惠”的糧食補貼方式，要盡快實現補 貼與種植面積掛鉤，確保農業補貼政策與糧食生產激勵相容。 其次，加大對“事實”農業規�；� 經營主體與農業專業化組織的補貼，促進土地流 轉與農業規�；洜I，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除了 要實現農業補貼與按“人頭”和“耕地面積”標準 脫鉤之外，還應以結果為導向，對土地流轉、農業 規�；⑥r業經營組織專業化等取得一定“事實” 成效的農業經營主體進行補貼，提高補貼的針 對性。 再次，通過科學設定糧食補貼的區域性政 策目標，設立增產導向型補貼與收入導向型補貼 兩類標準，實行按糧食產量的掛鉤型補貼。最后， 實現農業補貼與高質量農產品掛鉤。
按照《國務 院辦公廳關于建立統一的綠色產品標準、認證、標 識體系的意見》的要求，加大支持綠色農產品補 貼力度，使補貼政策向先進、低毒甚至無毒的農 資傾斜。 另外，還可以根據綠色農產品質量劃分 等級，進行階梯式補貼。比如，可以設定以無農藥 農產品、低農藥農產品、A 級綠色有機農產品和 AA 級綠色有機農產品為基礎的等級，按農產品 等級制定不同的補貼標準，這有助于激發農民進 行農業綠色生產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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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孫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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