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從多城擴張背景認知城市群地區鄉村旅游空間格局演變，從城鄉融合視角解析優化調控模式，這既是新時代鄉村旅游融合城鄉要素的新內容，也是鄉村旅游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新思路。在遙感解譯的基礎上界定鄉村區域，運用空間統計和函數擬合揭示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點
摘要：從多城擴張背景認知城市群地區鄉村旅游空間格局演變，從城鄉融合視角解析優化調控模式，這既是新時代鄉村旅游融合城鄉要素的新內容，也是鄉村旅游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新思路。在遙感解譯的基礎上界定鄉村區域，運用空間統計和函數擬合揭示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演變特征，構建了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評價指標體系，并以格網為單元，對研究區鄉村旅游發展的適宜性進行分區，并以其為基礎提出城市群鄉村旅游發展的優化路徑及調控模式。結果表明：①長株潭城市群三市建成區的同步擴張對外圍鄉村旅游點存在跨行政區域的空間擠壓現象，近城鄉村旅游點逐步嵌入所屬城市或相鄰城市建成區;②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呈現從離散到集聚的演進過程，并形成一核獨大、多核并存的空間格局;③鄉村旅游發展的優化調控應采用分區調控和要素調控相結合的調控策略，因地制宜地構建既響應城市增長需要，又促進鄉村旅游引導城鄉融合的地域模式。
關鍵詞：鄉村旅游;城鄉融合;鄉村振興戰略;優化調控;長株潭城市群;適宜性評價;特色村鎮
鄉村旅游點，即鄉村旅游產業的經營場所，具體指位于鄉村地區，以農業為基礎，“鄉村性”為核心[1-2]，城市居民為目標市場，開展旅游休閑活動的景區景點和農莊山莊等。鄉村旅游點既能讓市民“看山見水解鄉愁”，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3-4]，也有助于鄉村地區整合經濟、復興文化和優化環境[5-7]。
鄉村旅游點的科學布局，將有力促進鄉村旅游的發展，并契合時代需求，服務國家戰略，是助力“鄉村振興”，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路徑[8-9]。在當前遭遇疫情沖擊，遠距離乘坐公共交通出游受阻的背景下，自駕游的便捷化和城市群交通的一體化，進一步推動了城郊和城際鄉村旅游休閑活動的常態化和規�；�，鄉村旅游的出行范圍從城市轉向了城市群地區。
此外，相較單一的城市，作為鄉村振興重要依托和城鄉融合地域系統的城市群地區[10]，多城擴張帶來的跨行政單元的空間擠壓，使位于城鄉邊界附近的鄉村旅游點所面臨的鄉村景觀破碎化和環境要素趨城化等問題更為突出。從城鄉融合視角認知城市群地區鄉村旅游空間格局演變、解析優化調控模式，既是新時代鄉村旅游融合城鄉要素的新內容，也是鄉村旅游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新思路。從已有研究視角看，城市群地區的旅游空間格局研究一般基于城市地理視角，聚焦城市旅游[11]，較少關注鄉村旅游，而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相關議題多是在鄉村社區發展的研究中進行探討[12]。
此外，從研究尺度看，鄉村旅游點的空間格局研究較多基于省、市和村鎮等行政地域單元[13-15]，而城市群、都市圈和經濟帶等經濟地域單元的研究較少，僅有少數學者對武漢城市圈[16]、絲綢之路經濟帶[17]等區域性鄉村旅游空間格局展開研究。從研究內容和方法看，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研究多分為兩類，其中采用多種空間格局指數的集疏格局研究在不區分城鄉空間的情況下一致認為鄉村旅游空間格局表現為離散—集聚的演變過程[18-19]，而采用行政邊界法或道路環線法等靜態城鄉空間劃分方法的圈層分布研究中，鄉村旅游數量分布隨距城市中心距離的增長存在遞增[20]、遞減[21-22]或倒U結構[23]的差異化結果。
總體而言，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研究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24]，但不區分城鄉空間或僅采用靜態的城鄉空間劃分方法，未能客觀反映城市動態擴張下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演變特征，無法顯化多城擴張下城市群地區鄉村旅游點嵌入所屬城市或相鄰城市建成區的趨勢，亦無從獲知單一行政單元和城市群區域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異同。
本文以我國中部典型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為研究區域[25]，通過遙感影像提取城鄉邊界，在動態界定鄉村地域的基礎上，采用空間統計和函數擬合方法分析多城擴張下城市群地區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演變特征;建立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評價指標體系，以格網為單元進行適宜性分區，構建助推城鄉融合的鄉村旅游發展優化調控模式，進而認知城市群地區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演變規律，為推動城市群地區鄉村旅游的高質量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1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研究區概況
長株潭城市群涵蓋長沙、株洲、湘潭三市，位于我國中部，湖南省中東部地區，占地28069km2。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建設為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發展打下了良好的資源環境基礎，鄉村旅游起步早、發展好，且數據資料、研究文獻較為豐富;此外，三市建成區呈“品”字型分布，兩兩相距不足40km[26]，且建成區擴張明顯，多城擴張對不同城市鄉村旅游點均存在明顯的擠壓現象，以該區域研究多城擴張下城市群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演變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
1.2ArcGIS空間分析
運用ArcGIS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對點模式進行空間非參數估計，通過計算點在周圍領域中的密度研究鄉村旅游點的密度在空間上的連續變化[27]。核密度分析工具根據輸入要素數據計算整個區域的數據聚集狀況，重點反映一個核對周邊的影響強度。核密度值越大，表示點越密集，區域事件發生的概率越高。另外，運用ArcGIS計算一定區域內鄉村旅游點的密度，辨識鄉村旅游點的冷熱點區，并利用近鄰分析工具，確定鄉村旅游點與最近的城鄉邊界之間的直線距離，以此來研究鄉村旅游點數量分布隨距離變化的規律。
1.3多指標綜合評價法
研究采用多指標綜合評價法對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進行評價，目的在于揭示城市群各區域鄉村旅游發展現狀條件的優劣，以明晰區域發展的路徑�；卩l村旅游點的內涵，結合鄉村旅游區(點)經營條件及評定標準，在區位論等理論的指導下，采用史密斯在《游憩地理學：理論與方法》中旅游景點布局的理論分析框架[28]，并參考以往相關研究中的指標體系[13，17，29-30]，從自然環境、經濟基礎、旅游協作和社會支撐條件這4個方面構建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評價體系。
自然環境條件是鄉村旅游點空間分布的基礎，既能提供多元的旅游吸引物，又在鄉村旅游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產生影響。經濟基礎條件是鄉村旅游開發和鄉村旅游消費的重要條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鄉村旅游投資越高，服務業越發達，旅游消費越旺盛，潛在旅游市場越大。良好的旅游協作條件是鄉村旅游點存續的關鍵因素，星級景區景點是鄉村旅游成長成熟的重要依托，住宿設施是游客完成旅游活動的重要憑借，旅游收入、人次和產業地位能反映地區旅游發展能力。
社會支撐條件是鄉村旅游與鄉村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條件，人口基數越大，潛在游客越多，而人口城鎮化使農民轉化為市民并參與鄉村旅游活動的機會增加，此外，政府的投入和交通的發展均為鄉村旅游發展提供支持。研究設定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為SDR(SpatialDevelopmentRationality)，考慮指標涉及空間屬性數據和非空間屬性數據，因而對非空間屬性數據，如GDP、人口數據等進行空間化處理，以揭示縣域內部的差異性，對其他統計數據進行了矢量轉柵格的處理，并對正向、逆向指標采用離差標準化，對適度指標進行中心化處理，并采用結合了定性和定量優點的層次分析法(AHP)計算指標權重。
1.4數據來源
提取城鄉邊界采用的遙感數據來自美國地質調查局地球資源觀測與科學中心和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基礎地理數據中的長株潭城市群行政區劃矢量圖層和高速、國道等交通數據、土地利用類型數據來自于國家地球系統科學數據中心共享服務平臺，地形數據來源于中國數字化地形圖，降水、氣溫、PM2.5等氣象數據來自EARTHDATA平臺;GDP、人口等社會經濟統計數據來源于2019年《中國縣域統計年鑒》《湖南統計年鑒》以及2018年各縣(市、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3A及以上級別旅游景區、民宿數據來源于湖南省文旅廳;鄉村旅游發展數據來源于湖南省文旅廳和農業廳，其中的鄉村旅游點數據包括湖南省文旅廳公布的星級鄉村旅游景區景點和湖南省農業廳公布的星級休閑農莊，性質均為工商登記備案的經營鄉村旅游的企業。本研究所有非空間屬性數據與空間屬性數據均統一于WGS-1984-UTM-zone-50N投影坐標[33]。
2多城擴張下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演變特征
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的發展始于2000年，與此同時，這一地區正處于城市快速擴張進程中[34]。時隔6年，國家旅游局將2006年定為“鄉村旅游年”，這一年也成為鄉村旅游發展的關鍵年份。此外，湖南省星級休閑農莊逢偶數年份評定，因此，本研究以6年為間隔提取城鄉邊界，剔除已注銷、吊銷以及落入城市建成區的鄉村旅游點，最終獲取2000、2006、2012和2018年的鄉村旅游點數量分別為10、99、342和513個。
2.1鄉村旅游點嵌入鄰近建成區的演變特征及趨勢
鑒于長株潭城市群多城擴張下“城進鄉退”的客觀現實，并綜合考慮多城擴張產生的相鄰城市間的交互作用，本文在通過遙感影像提取城鄉邊界的基礎上，采用距城鄉邊界距離法，利用ArcGIS度量鄉村旅游點到最近的城鄉邊界距離，以10km為一個區間，統計每個區間內鄉村旅游點的數量，在不考慮A級景區等其他影響因素的理想條件下，得到以下假設：如果城市群各城市建成區的城鄉邊界在2018年的基礎上，全部均勻外推10km，則目前0~10km區間內的214個鄉村旅游點將受到影響，約占總數的40%;如果城鄉邊界均勻外推20km，則有超過一半(55%)的鄉村旅游點嵌入城市建成區;如果均勻外推30km，將有65%的鄉村旅游點被城市擴張“吞沒”。
鄉村旅游點的數量分布在距城鄉邊界0~30km區間內隨距離的急劇衰減在城市群多城擴張背景下呈現出嵌入城市建成區的演進趨勢。經進一步擬合冪次函數和指數函數，并對比兩者赤池信息標準(AIC)和貝葉斯信息準則(BIC)，發現冪次函數的AIC和BIC值均更低，模型擬合更好，故而選擇冪次函數。
其結果可直觀反映出：鄉村旅游點數量隨城鄉邊界距離的衰減規律符合冪次法則。由此說明，受城市群多城擴張的影響，鄉村旅游點將遭遇被城市“吞沒”的風險，且嵌入鄰近建成區的演進趨勢符合冪次法則，城市群建成區周邊的鄉村旅游點面臨“清算關閉”和“移址外遷”的現實困境，亟待轉型發展。
2.2鄉村旅游點集聚格局演變特征
研究以20km為搜索半徑，得到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核密度圖。結果顯示：2000年，鄉村旅游點數量少，空間格局呈散點狀分布。2006年，在長沙建成區外圍形成2條核密度高值帶，空間格局為條帶狀集聚分布。
3助力城鄉融合的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發展優化調控
由以上分析可知，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存在兩大問題：①圍繞城市建成區的近距離分布，使鄉村旅游點面臨因多城擴張而嵌入鄰近城市建成區，近城區域的鄉村旅游點亟待轉型發展;②鄉村旅游點在遠離城區的廣大鄉村地區分布較少，且一般分布在3A及以上級別景區周邊，城市要素難以通過旅游到達其他區域，旅游促進城鄉融合存在困難。
此外，地理的空間異質性決定了不同區域鄉村旅游的區域支撐條件即發展適宜性存在差異，優化調控理應基于差異，并尋求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與其所處區域的支撐條件相匹配。因此，鄉村旅游發展優化調控需要響應城市群城市增長需要，匹配區域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以利于城鄉地域系統中的城鄉要素流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35]�；诖�，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發展優化調控應該在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分區的基礎上，耦合點、線、網等重點空間要素，實施分區調控耦合要素調控的組合調控策略。
3.1基礎調控：鄉村旅游發展的適宜性分區
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分區是優化調控的基礎，是引導人口、資本、產業等要素向適宜程度不同的區域集聚，促進鄉村旅游發展與區域基礎相協調的重要途徑。研究采用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評價體系，將自然環境、經濟基礎、旅游協作和社會支撐條件4個準則層的柵格圖層按照各自權重加權疊加，得到長株潭城市群100m×100m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評價指數，并采用自然斷點法確定鄉村旅游的發展適宜性分區。高適宜區分為兩類，一類各方面條件均較為優越，位于近城區域，鄰近客源市場;另一類在某方面條件特別突出，多位于離城區稍遠的較適宜區內部，如韶山市和茶陵縣、炎陵縣中南部地區。
對于前者，應在關注優勢條件的同時，從韌性理論的視角思考位于這一區域的鄉村旅游點如何應對城市擴張帶來的鄉村景觀破碎，地價上漲等危機和挑戰，并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構建鄉村旅游點的轉型發展道路;對于后者，則應突出優勢，積極引導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向，彌補弱勢以謀求發展。較高適宜區與適宜區這兩大區域的空間分布范圍廣泛，共占研究區總面積的77.6%，大致呈現集中面狀式分布。
這些地區應充分發揮空間集聚和整體規模的優勢，打造特色突出、旅游功能完善、旅游業態豐富、旅游競爭力強的鄉村旅游集群片區。較低適宜區海拔高度稍高、坡度起伏略大、可進入性稍差、開發難度較大，并不適宜大規模的鄉村旅游點布局與選址。但其生態資源豐富、人文要素富集、人居環境優越，處于較低適宜區的鄉村旅游點可充分發揮區域生態環境的優勢，創造條件發展特色休閑旅游。
4結論與討論
以遙感解譯界定2000、2006、2012和2018年長株潭城市群鄉村地域范圍，運用空間統計和函數擬合分析城市群多城擴張下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和分布規律，運用多指標綜合評價法開展鄉村旅游發展的適宜性分區，并耦合點、線、網等重點空間要素，構建城市群鄉村旅游發展優化調控模式，主要結論如下：
�、倬喑青l邊界距離研究結果表明，鄉村旅游點數量分布在距城鄉邊界30公里內的急劇衰減規律符合冪次法則。受城市群多城擴張的影響，近城的鄉村旅游點將逐步嵌入所屬城市或鄰近城市的建成區，鄉村旅游點面臨“清算關閉”和“移址外遷”的現實困境，亟待轉型發展。
�、诤嗣芏确治霰砻�，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經歷了“離散—集聚”演進過程，并因三市建成區的近距離分布形成了以三市建成區外圍連綿集聚和景區周邊點狀集聚為特征 的“一核獨大、多核并存”的格局。同時，點密度的研究也顯示，部分縣(市、區)的鄉村旅游點經歷了由“冷點區—過渡區—熱點區”的類型變遷，并隨距建成區距離表現為“邊緣熱點區—近城過渡區—遠城冷點區”的梯度變化。由于鄉村旅游點在三市建成區外圍連綿區域形成高度集聚分布，在遠離建成區的鄉村地區分布不均衡，城市要素較難通過旅游進入廣大鄉村地區，鄉村旅游引導城鄉融合發展存在困難。
�、坂l村旅游點的分區調控需基于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的區域差異。通過建立自然環境、經濟基礎、旅游協作和社會支撐條件這4個方面的指標體系，在對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測度的基礎上，劃分高適宜區、較高適宜區、適宜區和較低適宜區，不同適宜區可因地制宜采取差異化的區域調控，為旅游引導城鄉融合，助力鄉村振興提供基礎性的調控路徑。
�、茑l村旅游點的要素調控可依托“點、線、網”等重點空間要素，針對3A及以上級別景區和特色村鎮的串聯和組合，城鄉邊界和城市增長邊界的圍合與分割，以及交通網和信息網的拓展和聯通，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為鄉村旅游助推城鄉融合提供彈性選擇的調控路徑。
�、蓠詈戏謪^調控路徑和要素調控路徑的RDLN優化調控模式可細分為4個類別8種組合，以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區域的鄉村旅游點實施差異化調控。這既有利于解決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所面臨的空間矛盾和現實困境，又有助于指導企業布局和政府規劃，通過構建合理和均衡的鄉村旅游空間格局，構建城鄉要素流動的通道，促進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并助力鄉村振興，推進城鄉融合。
以上結論是對多城擴張背景下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和優化調控模式分析的結果。與單一城市擴張下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變化不同，長株潭城市群三市建成區的近距離分布使得多城擴張凸顯了城市間的交互作用和鄰近效應。具體而言，交互作用表現為多城擴張引致部分鄉村旅游點嵌入相鄰的另一城市建成區，因而其數量隨距離衰減比單一城市更為劇烈;而鄰近效應使得鄉村旅游點在三市建成區外圍的環狀集聚因建成區的兩兩鄰近而相互連接形成連片的面狀集聚，并隨城市的持續擴張，鄉村面積的逐步縮小，其集聚程度加劇，“一核獨大”愈發明顯。
針對長株潭城市群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的特征，其優化調控也應在鄉村旅游發展適宜性分區的基礎上，關注與多城擴張、城鄉空間變遷和城鄉要素流動相關，以及反映時代新特征的重點空間要素，以分區和要素耦合的多種調控模式促進鄉村旅游點的合理布局，助力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然而，不同地域、不同類型城市群的鄉村旅游點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存在差異，鄉村旅游發展的優化調控模式理應不同，后續有待進行分類探討，以便為城市群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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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章馨1，夏贊才※2，唐月亮3，4，劉涵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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