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職稱論文中華農學會現在農業的研究

　　中國農學會(Chinese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Societies) 是 中國成立最早的、以研究農業問題為宗旨的多學科綜合性學術團體，下面小編推薦關于農業方面的一篇論文。

　　[摘要]現代農學研究機構的創設，是晚清以降中國農業知識與制度轉型的重要內容，也是趨新知識人移植西方學術建制在農學界的具體投影。近代類似思想與行動雖然發端甚早，但受諸多因素制約，難以形成實效，直到中華農學會以爭取“庚款”為契機，鼓動創立中華農學研究院，局面才為之一變。梳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既可重建朝野人士引入西方農學研究機構的學術取向、具體行動及變化的歷史圖景，也可揭示其在政治亂局中以試驗研究推進本土農業科學化及域外農學本土化的曲折心路歷程。

　　[關鍵詞]中華農學會　農學研究所　學術建制　移植與研究

　　隨著近代科學在華傳播，中國固有知識體系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想資源到制度設計均發生了空前變化，在“量”激增的同時，其承載主體也日益“西化”。近代產生的各級農校、農事試驗場、農學會和農學研究所等西式學術建制樣式，體現了農業知識更新帶動的制度變遷。從晚清以至民初，移植域外農業新知識是這些機構的工作重心;到1920年代前后，知識界觀念劇變，重心轉移，舉辦研究所風行南北。號為全國農學界領袖的中華農學會登高一呼，倡導設立中華農學研究院，意在扭轉學人偏鋒，開啟研究新風，為后來樹立典范。農業學術研究機構的創設，有助于推進中國農業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是中國學術整體演進的重要一環。梳理相關史事脈絡，可以深化認識“農業科學化”的時代思潮，以及中國學術近代轉承演化的全貌。

　　一、外來影響

　　中國知識界倡導研究所，很大程度是受了歐美各國的影響。20世紀初，德國形成大學、政府和產業研究機構三種基本建制形態，研究風氣在世界首屈一指。尚在美國就讀的中國學生注意到，美國后殖民時代建立的大學多受日耳曼大學學風影響，“注其力于研究科”，服膺“大學之極軌，研究天地間之萬事萬物，作天下人學問之明星”。除美洲大陸之外，歐亞各國也受到這股風氣熏染，設立形式多樣的研究所，推進本國的科學發展乃至產業振興。就中國而言，將研究所的思想付諸實際，相比同在學習歐美的日本為時并不算晚。從晚清學制中的大學院、通儒院、學士院，到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再到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等一系列構思與實踐，是為近代中國學術研究體制化與組織化大致的發展脈絡。整體來看，近代研究機構大約有國立綜合研究機關、大學研究所及各專門研究機關三種。

　　晚清民國視“科學化”為擺脫農業困局的康莊大道，仿照西方設立本土農校、農事試驗場、農學會和研究所，移植域外農學知識以改造傳統農業。從晚清開始，南北各地便效法日本，設立各類試驗場，到民國初期已達30余處。1906年，大連成立奉天植物研究所，農商部設立林務研究所。以上各種機構成立雖早，但實際狀況難以盡如人意。留美生鄒秉文1916年在安慶觀察到，農事試驗場不過農田數十畝，技師毫無農業學識，維持尚有困難，遑論研究與改良農業，“殊無發展前途”。這樣的描述大概是晚清以來農事試驗場發展的一個真實寫照。當然，原因復雜多歧，關鍵還是缺乏真正致力于農學研究的學術共同體的形成。直至1917年全國性農學社團中華農學會創立，這種情形開始逐步改觀。

　　在留學時代，中華農學會會員中不少人懷有創立本土農學研究機構的夢想。1918年，留法的蔡無忌以為“農學研究所者，農學或關于農業科學之研究處之統稱”，如農業試驗場、植物病理研究所、種子試驗室、機械試驗室等，德國和美國此類組織“最多而最有勢力”。前者以“分工及分權的普及”最引人注目，各科別立為專門研究機關;農、工業聯合出資予以扶助，使其“位置益穩固而勢力益擴張”，如Bromberg各院及柏林的發酵工業院;研究所附設于高等農業學�；蜣r學士院，使教員、學生“同得其利益”。后者頗能繼承德國精髓，“甚為完備”，研究范圍各異，側重于所在地農業特點，每所均受“農學試驗場辦事處”監督，使其互有往來，并與議會或民眾交換意見，Farmers Tusfitutes即為顯例。法國也仿照德、美等國設立研究所，使農學、農業日進。由此，蔡氏認為，“吾國之幼稚農學，實不能與泰西各國相抵抗”，故“欲改良中國之農業，以與世界相爭，則非自設立研究農學之機關不可”。

　　留美學人親炙歐美學風，對建立本土研究所貢獻尤大。1914年，時在康奈爾大學留學的任鴻雋、趙元任、周仁、胡明復、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楊銓等發起科學社(Science Society)，發行《科學》月報，“設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學上之實驗”。秉志、過探先、金邦正、錢天鶴、章元善等科學社元老成為不久以后創立的中華農學會的骨干成員。社長任鴻雋特別強調“學校”與“學會”是創建中國現代“科學學界”的重要手段，當肩負“研究”使命的高等教育“正在破產的時候”，“研究所”成為“制造科學家的時勢”的“終南捷徑”。任氏另辟蹊徑的觀念轉變，顯然與教育界的風向有很大關聯。當時不少人詬病清季以還的農業教育為“書本的”，裨販有余而研究不足，“食洋不化”，難期實效。任鴻雋認為中國的科學教育有兩大缺點：“專注重科學之傳授，而不問科學之研究”;“僅以研究之事，委之學校，而不別求直捷有效值途徑”。因此更須“研究所”推進“研究”事業。1925年10月，留美生唐鉞發表《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一文，直指學術界“重編譯而輕研究”的偏向，欲建立中國的現代學術，必然要從“裨販進而為研究”。學界鼓吹“研究”，恰是“研究”不足(尤其教育疏離研究)的明證。到1920年代，中國現代學術門類大體劃定，因而后創，再造中國的學問日益成為學界共識，并且主張通過研究所的集眾研究快速推進。

　　行動始于文史學領域，多以大學為據點，而后擴展至理、工、農、醫等科，并越出大學校園。深諳德國洪堡教育理念的蔡元培對北大進行了“學術化”改造，他認為“大學重點，不在講堂，而在研究所”，將裁撤之列的法科(法、商、工等科被認定為“術”科)納入大學學術化軌道，醞釀創立包括法科在內的9門研究所，引領教育及學術界。隨后，政府及各學術社團研究機構漸次成立。科學社移步南京高師后，于1922年8月正式創立生物研究所，分設植物部、動物部，先后由康奈爾校友、中華農學會會員秉志、錢崇澍、陳煥鏞主持。秉志1909年考取第一屆庚款官費生，赴美入康奈爾大學農科，后入研究院，師從世界知名學者尼丹(J.G.Needham)習昆蟲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又入費城韋斯特解剖學及生物學研究所(The Wister Institute of Anatomy and Biology)，為研究學侶，隨神經學家杜納森(H.H.Donaldson)從事脊椎動物神經學研究。海外的研究履歷為其實際主持所務提供了豐富的學術經驗。

　　在尼丹及其中國弟子共同推動下，中國靜生生物調查所得以誕生。尼丹的中國弟子眾多，諸如中華農學會會員鄒樹文、秉志、陳楨、胡經甫、劉崇樂、朱元鼎、吳福楨等中國最早一批生物學學者，均是其及門弟子：鄒秉文、過探先、金邦正、錢天鶴等與其也有授受淵源。1927年9月，他應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之邀來華訪問。按照雙方約定，本只“輔助發展國內生物科學及其研究”，但金陵學界的眾門生卻寄望借助乃師之力，設立專門研究所，樹立學術典范之際，也可張皇英美一系勢力。秉志、鄒秉文和胡先骕領銜，廣為聯絡康大校友任鴻雋等人，聯名致函范淵濂，施加影響。他們認為，國際學術大師若“只在學校授課及往各處演講，其影響較小;若請其組織生物調查所，本其平生之經驗，大約一年之內，可以訓練人才，使該所之工作漸有端倪。……將來尼氏離華后，其研究者可以與其計劃進行，數年以后，必有較大之成績”。由此，中國靜生生物調查所在北京正式設立，秉志出任所長。

　　并立于南京的金陵大學農林科與東南大學農科，由于大量留美人士加盟，其辦學水平很快躍居全國一流，成為名副其實的農學教育與研究中心。另外，這兩所學校與同處一地的科學社、中華農學會等學術團體往來密切。中華農學會浸淫在濃重的學術氛圍中，并有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直觀示范，于1922年提出“將設立各項研究所、試驗場、演習林，代社會解決一切疑難問題”。1923年，第六屆年會建議政府設立農業研究所，但因經費拮據與政局動蕩，皆未能實行。1925年，上海年會和干事會相繼提出設立棉業研究所，組織農村問題研究會、改進茶業及推廣海外貿易研究所等項，列為重要會務。中華農學會對“研究”的自覺意識，除自身觀念轉變外，正如時人所道及是受了外來因素刺激，其中日本的影響尤為明顯。明治初期，日本引進美國式大農業主義失敗，轉而移植德國農學，著手建立研究所，大獲成功。日本實現從“日本科學”到“日本的科學”轉換后，遂按照本國學術典范在中國建立研究所，進行文化輸出。1923年3月30日，帝國議會通過“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以庚款余額在華舉辦文化事業。次年2月6日，分別在滬、京兩地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與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者初設醫學、理學二部，理學部下設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地質學四科，與中華農學會同人專業密切相關。它聲稱以“自然科學的純粹學術研究”為目的，辦成“由中日科學家共同從事合作研究的場所”。實際包藏禍心，難以掩蓋文化殖民的兇險用心，更甚者實際充當日本官方情報據點，而遭致中國教育會聯合會等教育和學術團體聯合抵制。盡管如此，此類機構仍不乏學術典范效應。

　　學界的反對聲音最終未能奏效，退而謀求加入研究。至1925年底，中國科學社、中華學藝社、中華醫學會等學術團體加入為會員，計有章鴻釗(中國科學社副社長、地質學家)，鄭貞文(中華學藝社社員、化學家)，胡敦復、伍連德(中華醫學會會長)，謝應瑞(中華醫學會董事)等。中華農學會設法參與研究，但對方態度不甚積極，未能如愿，因而大生不滿。汪厥明憤而指責，“只見醫學者占多數人，而無一農學專家插翅其間，豈非恨事!夫醫與農，皆與生物有關之應用科學也，醫如斯，農豈可落后”，農學界應“急當有所表示也”。而中華農學會并不甘心受此“冷遇”，力圖扭轉局面。1926年4月首次組團赴日參觀考察時，湯惠蓀在日本農學會和日本農藝化學會聯合大會的講演中，提到中日農業問題極為相似，兩國農學界需要“相互提攜”，應在上海自然科學所增加農學部，并請予援助。不久，會員在廣州年會上再次提出此案，經大會審查通過，并以學會名義致函中日文化事務委員，但仍未獲得肯定答復。這對中華農學會應是不小刺激，會員當即提出“農業研究分科陸續舉行建設案”，并獲大會通過，預示其自辦研究機構的啟動。

　　小編推薦優秀農業期刊　《農業科學研究》

　　《農業科學研究》(季刊)創刊于1980年，是由寧夏大學主辦的農業類學術刊物，國內公開發行，以反映我院科研成果為主，集學術性、實用性于一刊，系大農業綜合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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