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新聞以“對話”為中心的新聞實踐

　　摘要:互聯網提供的技術可能性，有助于人們從多種途徑接近新聞真相;而生產主體的全民參與，催生了信息超載和信息劣質現象。它們重塑了新聞的定義和人類的新聞實踐，“訓話式新聞”或“作為演講的新聞”逐漸被“作為對話的新聞”所代替。對全民新聞進行內容管理的策展新聞，采取巴赫金自由散漫的“對話”方式，公開新聞生產過程，設置域外信息的情境和語義學邊界，調動全民的積極參與和理性對話，實現參與式協作和意義共享，成為一種以“對話”為中心的新聞實踐。它按照專業新聞生產的話語邏輯核準、篩選和呈現新聞，以新聞生產的開放性和透明性，揭開新聞生產的“黑箱”。策展新聞依然遵循新聞專業標準，體現了互聯網時代專業新聞權威性的重建。

　　關鍵詞:策展新聞;新聞生產;對話;共享;透明性;新聞論文發表

　　當從“實踐是具身的，以物質為中介的各種系列的人類活動”[1]的角度來考察人類的新聞實踐時，便認為它是一種以媒介技術為中介、依賴于共有的技能和理解在信息領域所實施的人類心靈與社會的傳播活動。而“傳播只不過建構了一套隨歷史而變化的實踐，以及對這些實踐的反映。這些實踐帶來了人的概念，人的目標，連同積淀在社會關系中的技術形式”[2]。這些技術形式導致“人類心靈的不同向度重新結合起來”[3]，實現“個人和社會公共機構的大范圍改造”、“跨越不同的社會語境而產生共同的實踐文化”[4]。如互聯網技術重塑了“新一輪傳媒業生態”[5]:新聞生產由新聞消費者與生產者共同參與，“人人可以是新聞發布者，專業記者掉進了全民記者的海洋里”[6]的傳播形態逐步侵襲了專業記者的權威性地位;新媒介成了人類最大的信息庫，但也造成了信息超載現象。在“信息噪聲之海中，信息只是漫無邊際地擴散，我們完全不知道對自己有益的信息究竟儲存在哪里。我們沒有攜帶任何指南針來到海洋，面對過于遼闊的海域束手無策”[7]。這種新的傳媒生態必然催生新的媒體實踐。

　　面對信息消費者無所適從的狀況，一向標榜“為公民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8]、“代表公民生產準確的信息”[8]、“為大眾福祉服務”[8]的傳統新聞業是否陷入了“新聞業危機”的焦慮中?或是表達了媒體尋求新的開端的喜悅?有人認為，社交媒體使新聞業進入“黃昏”或“死亡”時代[9];而有人認為，媒介技術的發達和信息環境的改變，迎來了新聞業的“曙光”和“黎明”，且發展出了許多新的新聞形式[10]。策展新聞便是其中利用社交媒體優勢、對全民新聞內容進行管理的新聞實踐。

　　一、從“講授”到“對話”:作為“策展”的新聞策展新聞(cuartionnews)是對互聯網以及由此而來的信息環境和用戶消費心理變化的呼應。有學者認為:“互聯網信息環境的變化(從信息稀缺到信息超載)帶來了用戶信息疲勞，催生了他們對相對開放、優質和結構化的信息秩序的渴望。這推動了所謂‘Curation新聞’的出現及它與移動新聞客戶端的結合。”[11]策展新聞解構了傳統新聞的生產實踐。在當代語境下，專業的策展是博物館為了更好地彰顯展覽主題，對大型文物、藝術品做標記、分類。由此可以說策展是一種“更大范圍的公共社區管理”，通過公眾的力量創造公眾知識[12]。就此而言，策展是一種通過與他人的協商、創造出人類共通的精神內容或意義、實現知識或思想共享的傳播手段。

　　將人際交往中的“對話”視為一種新聞生產，首先挑戰了傳統意義上的新聞概念及其媒體實踐。傳統新聞生產壟斷著絕大部分新聞資源與傳播渠道，按照職業規則嚴格把關，在職業組織內部完成采寫(制作)、編輯審定發布。因此，傳統的新聞生產模式是“單一的、線性的與封閉的”[20]，缺乏受眾的參與和信息生產過程的公開透明，在嚴格的組織規范下實施專業化操作，“組織化和專業化成了新聞生產、流通的許可標簽”[16]。作為“對話”的策展新聞，“報道”日益被“管理”所代替，“報道者”成了“管理者”或“網上新聞主播”，記者在保持專業技能的同時，采取“策劃”“聚合”“篩選”“重組”與“呈現”等步驟，對信息進行“歸檔”和內容管理。這個過程始終向新聞用戶開放，并與他們對話，由此建構了混合型新聞生產主體———新聞策展人。新聞策展人既可以是專業記者，也可以是業余公眾，還可以是各種社交媒體策展平臺。

　　可以說，互聯網重新定義了新聞概念，新聞“越來越不像精心準備的演講，更接近于任何人都能自由發言的對話”[8]。策展新聞關注自身與新聞使用者以及新聞使用者之間的交往、協商與共享，公開新聞生產過程。從本質而言，策展新聞是一種以“對話”為中心的實踐活動，體現出新媒體時代新聞生產在參與性、透明性和專業性等方面的獨特內涵。

　　二、參與式協作與共享:策展新聞的對話方式

　　自產生了傳播的自覺意識和溝通的渴望后，對話作為技術性傳播思維之外的重要思想而備受關注。按照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存在就意味著進行對話的交際”，“生活就其本質來說是對話的”[21]，對話是社會生活一種最基本的形式，要容納多種不同的雜音和行為類型，形成眾聲喧嘩的狀況。策展新聞的實踐過程就是這種散漫對話方式的體現。它是“職業新聞人、信息來源、公眾等角色在新聞的發布、選擇、排序、評價各環節及時互動的協作”，是“互聯網時代的參與式新聞實踐模式，一個意義生產與再生產動態交織的模式”[22]。它排除傳統新聞的演講式風格，通過社交媒體在職業記者與受眾之間開展內容豐富的對話。

　　這種參與式對話實踐，自有它的時間軌跡。1999年，“網絡日志”或“博客”的出現，使大量公民“變成了自己的主編”[8];2001年美國“9·11”事件中參與政治活動和社會對話的公民促進了公民新聞概念的出現，一個“未來任何人都可以創造和發布信息”[8]的新時代開始了。“Web2.0為創造雙向對話的新聞提供了條件”[23]，傳統媒體可以利用公民的力量更出色地生產新聞。如:2005年BBC倫敦地鐵炸彈襲擊事件報道、2009年伊朗大選抗議示威沖突中女大學生身亡事件的視頻報道、2011年“卡扎菲之死”報道、2013年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報道、2014年馬航失聯事件報道、2015年長江沉船事故報道、2016年美國大選報道等等，傳統新聞機構、推特和臉譜網用戶、政府管理部門、傳統媒體的消費者以及社交網站用戶等主體結成“網狀結構”，多渠道地制作和修訂新聞[24]，表征了“從專業媒體獨立采制報道轉向由多元主體運用各類媒體一起求證事實，并在求證過程中進行意見交流與對話”[25]的策展新聞實踐新常態。

　　如果說傳統媒體是為“那些想要表達的人以及無權的人發出聲音”[8]提供幫助，從而“傳遞和放大民眾的對話”[26]，那么策展新聞是要在眾聲喧嘩的噪雜聲中核準、篩選、整合和呈現合乎事實真相的價值判斷和意義關系，因為“從現在開始，新聞可以不借助傳統媒體而闖入公眾意識。新聞媒體反而可能因為某件事已經通過其他途徑闖入公眾意識，結果只好報道它了”[27]。這種“隨機的新聞行為”和“大規模的業余化”[27]是一種“有別于傳統組織化新聞生產、由非職業記者展開的多樣性的新聞實踐形態”[28]�；�于互聯網社交平臺，在這個篩選和呈現的過程中，“媒介機構不再是新聞事件的權威闡釋主體，新聞報道的價值和意義經由公眾的集體參與而被重塑”，“新聞職業社區的專業控制和社會大眾的開放參與之間，形成了強大的張力，組織化新聞生產正在變成協作性新聞‘策展’”[13]。這正是策展新聞誕生的現實背景和技術邏輯，也形成了策展新聞多主體間的對話方式。

　　社交媒體的開放性和參與性構建了策展新聞賴以存在的社會關系，信息超載和劣質過剩的信息環境為策展新聞的誕生提出了緊迫要求。如日本學者佐佐木俊尚所說，“社交媒體中存在無數的策展人。我們生活在策展人的多層結構中”。能進入策展新聞對話的公眾往往是“聰明的聚合者”，他們“搜集信息并加以篩選，然后賦予其新的意義，與他人共享”[7]。通過共享新的意義，對話群體可以形成一種共同的思想，協調一致地解讀信息并加以闡釋，由此獲得關于事實的知識性解釋，而不僅是碎片信息的孤立存在。如果“每一個人都參與并共享群體所有人的全部意義……就可以把它稱作真正的對話”。反之，“如果我們所分享的意義之間毫不相干，那么就很難組成一個完善的社會”[33]。如“今日頭條”基于算法的個性化推送和定制化服務，有可能因“信息錯配”而產生“信息繭房”現象，不僅降低新聞用戶對媒體的黏度，而且最終導致社會在“意義共享”方面缺乏凝聚力。策展新聞的最初動機，就是要通過域外信息的情境化設置，結合新聞事件的上下語境，按照新聞生產的話語邏輯和新聞事件的事實邏輯，將各類新聞信息關聯起來，通過與公眾的協商和對話，實現意義的建構和分享，并在群體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識。

　　三、策展新聞:專業新聞權威性的重建

　　“‘三重革命’———社交網絡、互聯網和移動革命———已經創造了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信息和媒介生態環境。創造、收集、評估和分發信息的過程，隨著社會進程的發展正日益變得網絡化”[34]。這種網絡化趨勢和媒介技術為策展新聞PGC(Professional-generatedcontent)與UGC(User-generatedcontent)融合發展的新聞實踐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從事策展新聞生產的每一位社會成員，“包括職業記者和普通公眾，都同時具有新聞和公共信息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比任何時候都更具備深度參與公共生活的條件和機會”[22]，策展新聞的受眾角色更具有“新聞產銷者”的含義。因此，與傳統新聞相比，策展新聞是在從事一場與新聞用戶內容豐富的對話，并共享意義。

　　然而，探究策展新聞誕生的現實邏輯就會發現，策展新聞是對網絡新聞“信息的碎片化、信度低、時序不連貫、易讀性差”[24]以及網絡信息環境的信息超載造成人們信息消費成本高和信息疲勞等現象的積極回應和糾偏。在這種新聞實踐中，興趣用戶、專業記者、政府當局或其他官方組織通過分享、導讀、評論對開放性事件進行合作解讀，從而通過信息生產和意義構建做出貢獻[35]。一般來說，出于新聞優質內容、新聞真實性和新聞全面均衡等諸多原則，專業記者和策展過程中出現的意見領袖往往成為最受歡迎的新聞策展人。新聞專業標準和新聞專業主義精神依然是策展新聞生產中要遵守的實踐準則，將優質、可靠、關聯度高的新聞與劣質、不可信、龐雜無序的信息區別開來，以此重建專業新聞的權威性。

　　應該說，不管技術和信息環境如何變化，新聞生產的專業要求、行業規范和道德準則不會變。學者吳飛認為，“對表達事實的捍衛與信息透明度的保障是新聞專業主義立足的兩個中心支點”，“新聞記者的專業性讓他們更具備一種內在的職業警覺性，繼而對真相的表達更為慎重”[36]。策展新聞盡管是多群體的“對話式”參與，是一種全民新聞合成的信息管理，但人們對獲得信息的本能需求和“代表公民生產準確的信息”的媒體目標，會促使策展人按照專業新聞生產的話語邏輯核準、篩選和呈現新聞。同時，策展新聞這種多生產主體、多傳播渠道和多層次對話的新聞樣態，揭開了新聞生產的“黑箱”，新聞生產過程更具開放性和透明性。這樣一來，策展新聞的專業性會受到網絡新聞使用者即時的、廣泛的、公開的監管，由于社交媒體自身的傳播優勢，這種監管所產生的輿論壓力比以往更為強大�？梢哉f，互聯網技術為策展新聞的專業生產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策展新聞體現了互聯網時代專業新聞權威性的重建。

　　隨著文化、趣味和技術的改變，新聞記者的專業性在新聞內容選擇、新聞敘事模式及專業記者應對技術變革的策略上會發生相應的改變�；ヂ摼W、社交媒體和手機移動端的結合，“人人記者”的新聞生產狀況改變了新聞敘事樣態，隨之出現的清單式新聞、“彌漫新聞”(AmbientJournalism)、對話式新聞、蜂巢式新聞、策展新聞等[37]顛覆了傳統新聞的話語結構和表達風格。硅谷的智庫施樂帕克研究中心前主任約翰·西利·布朗(JohnSeeleyBrown)提出，“新聞媒體作為公眾論壇，為民主社會的公眾服務的觀念并沒有因為科技而改變，改變的只是新聞工作者完成這一任務的具體方式”，在新的傳播技術條件下，新聞工作者需要具備“從多個角度觀察事物并抓住事物本質的能力”，并能“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里發現結論”[38]。

　　因此，“在信息爆炸與眾聲喧嘩中尋找到獨立新聞價值”[37]，建立起新聞事實之間的意義關聯，利用社交媒體有效實施“全民新聞的內容管理”，并按照專業標準規范新聞報道的信息來源與公眾參與，是策展新聞專業權威性重建的主要思路。因為在專業記者、社交媒體、新聞用戶參與“內容豐富的對話”時，策展新聞就像一個輔導員，它“關注對話的進展過程，并隨時對發生的事情進行相應的解釋或說明”[34]，指導和促進對話的進行，進而形成緊密的群體關系，產生如激光般的巨大能量，加強社會輿論的聚合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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