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良好社會風尚的培育和樹立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亦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動力和保障。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廢舊立新的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促使社會秩序、社會風氣、社會心理和社會生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識
[摘要]良好社會風尚的培育和樹立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亦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動力和保障。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廢舊立新”的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促使社會秩序、社會風氣、社會心理和社會生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識與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成為人們的共同心理，愛黨愛國、平等團結、和諧友愛、勤勞奮進、科學健康、文明進步等新風尚、新氣象在全社會逐漸形成，為新中國各項事業的建設發展創造了良好“硬環境”和“軟環境”。這既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治理成效的集中體現，更是持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堅實基礎和強大動力。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治理,社會建設,社會風尚
“社會風尚是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社會成員在某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性，是一種普遍流行的社會行為。它是在一定的時空內，某一躍居突出地位的社會風氣所產生的一種文化效應場。”[1]它無疑也是這一特定時空社會成員核心價值觀的直接反映。培育和樹立良好社會風尚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亦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動力和保障。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除惡務盡、蕩滌污泥濁水、治理社會問題等“廢舊”運動與發展社會事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建立社會新生活的“立新”舉措，根本改變了社會生活，重建了社會秩序，重塑了社會風氣，轉變了社會心理，形成了新的社會治理體系;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識與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成為人們的共同心理，愛黨愛國、平等團結、和諧友愛、勤勞奮進、科學健康、文明進步等新風尚、新氣象在全社會逐漸形成，為新中國各項事業的建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這既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治理成效的集中體現，更是持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堅實基礎和強大動力。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重溫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培育和引領的社會新風尚，對新時代樹立和弘揚社會新風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疑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風尚塑造之魂：培養主人翁意識與新的政治認同
“任何一種政治統治只有在獲得廣泛政治認同的條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2]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人民政府除舊布新的種種舉措，從根本上鏟除了舊社會遺留的各種社會問題，在鞏固人民政權、重建社會秩序、重塑社會風氣的基礎上構建了嶄新的社會生活體系，促使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以持續改善，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政治覺悟也相應得到不斷提升，其心理態度、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由此發生轉變，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識和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因此而形成。
諸如，通過對社會問題的治理、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改造了舊的意識形態，培養了新的意識形態，如對妓女、游民乞丐、舊人員等進行救濟和教育改造的過程，也是對他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改造其舊的思想意識、培養其新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過程;通過學校教育、工農業余教育、掃盲教育，對廣大青少年和工農群眾開展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等，培養了他們新的思想觀念和新的社會意識。
通過《婚姻法》的頒布施行和宣傳教育，重塑了婦女的身份，提高了婦女的地位，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在全社會形成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風尚，促成人民大眾尤其是婦女群眾對黨和國家的由衷擁護與政治認同;通過土地改革、廠礦民主改革、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等舉措，切切實實讓工農大眾體驗到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通過一系列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體措施，使人民生活發生根本變化。
人民群眾在新舊生活境遇的強烈對照中自覺產生對黨和人民政府的感激、擁護和愛戴之情與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其領導核心地位因此得到人民群眾的極大支持和擁護。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除惡務盡、蕩污滌垢的一系列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的舉措中，在革命力量和民主改革運動的共同作用下，社會秩序得以重建，社會結構得以重塑。
在農村，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長存于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被消滅，農民翻身成為土地的主人。在城市和各工礦企業，清除封建把頭和反革命分子的民主改革運動根除了封建等級制度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一些罪大惡極的封建把頭被繩之以法，壓迫、盤剝工人的管理制度被廢止，新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工人參與民主化管理，其合法權益得到維護和保障，主人翁地位得以確立，工作熱情和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如搜身制被廢除后，“工人群眾都熱烈歡慶自己的解放，更加愛護工廠，更加增強了國家主人翁的意識與提高了生產積極性”[3]353。
社會風氣和社會環境因此得到一次徹底的凈化，正如一些工人所言：“解放是第一次翻身，民主改革是第二次翻身。”[4]至此，官僚買辦階級、地主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舊中國不平等的社會關系被徹底摧毀，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人民將新政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有了極大的提高，成為國家的領導力量和社會基礎。
人民大眾的主人翁意識和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養成的過程，實際成為新政權合法性基礎得以重構和走向穩固的過程，而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最終需植根于和落實在不斷滿足和提高人民群眾的基本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的實踐及成效之中。因此，黨和人民政府治理社會問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舉措，更加強化了人民群眾對黨和人民政府與新政權的認同和擁護。
新中國成立初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而實現這一首要任務的根本基礎無疑在于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因此，黨和人民政府通過整頓財政金融、平抑物價、穩定市場、調整工商業等多種強有力措施，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穩定和保障人民的物質生活，并不斷豐富和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善人民生活環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49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收入不足100元，至1952年增加到156元，增長56.8%，特別是“一五”時期，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收入達到254元，比1952年增長62.8%，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48.5%，年均增長8.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加到1957年的73元，增長66.6%。[5]與人民收入的增加相生相伴的自然是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1956年，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從1952年的154元提高到212元，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從1952年的65元提高到81元。[6]
14人民群眾生活的切實改善，自然促使他們思想觀念和心理態度發生轉變，對黨和國家的擁護、認同感油然而生。黨和人民政府在治理社會問題、發展社會事業方面的種種舉措及其取得的成就，更是進一步增強了人民群眾對新政權的認同。
如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頒布實施，使廣大工人的生、老、病、死、傷、殘等問題得到初步解決，工人群眾對照新舊社會，都感慨萬千地說：社會主義好，生老病死有“勞保”。有的工人說：“從來工廠都是養少不養老，年輕力壯，要你干活，老了干不動了就叫你滾蛋，哪里有過老了每年發給養老金的事。”許多職工把《勞動保險條例》比作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喜慶生活有了保障。有的職工把準備養老用的積蓄，全部捐獻給國家購買飛機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戰爭。
有一女工說：“我做了5年工，4次出廠進廠，生了孩子滾蛋，孩子死了再來�，F在生了孩子有8星期假期，照發工資，還有生育補助費，真是做夢也沒有夢到的事。”當工人們將他們過去的生活境遇與《勞動保險條例》對其生活的保障兩相對比的時候，喊出“人民政府萬歲”“毛主席真是我們的救星”的口號，完全是很自然的。[7]
632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布《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后，各階層人民都在不同崗位上，對這一決定表示擁護與贊揚。許多在生產崗位上的工人說：“這個決定的公布，鼓舞了我們的勞動熱情。我們相信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失業人員對此更是深受感動。一個失業店員說：“人民政府真有辦法，能解決舊中國多少年解決不了的問題。這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祖國的偉大、可愛。”[8]
舊軍官劉喜云說：“我過去以為我這一輩子都完了，這一下可好了，只要好好改造，一樣可以就業。”失業知識分子也一致認為《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是一個大的福音和喜訊。有的說：“過去感到生活無著，前途茫茫;現在看見這個決定，有了希望。”有的說：“過去自己仿佛是站在國家的圈子以外，自己沒有工作機會;現在看見了決定，感到靠攏政府，靠攏了共產黨。”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先生看見《決定》照顧到年老力衰和流浪兒童，感慨地說：“人民政府真真要做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的地步。”[9]
人民群眾對人民政府處理全面勞動就業問題顯示出來的感動心情和熱忱擁護可見一斑。黨和人民政府對失業就業問題的處理，正充分顯示了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新中國新社會里，“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各人勞動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解放前遺留的嚴重失業問題，黨和人民政府用短短三年的時間，不但解決了大量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就業問題，而且使素來不參加勞動的地主、無業游民以及還鄉生產的舊軍官都參加了勞動，就業的人數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這不能不令人為之興奮鼓舞”。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失業者，都逐步重新就業或得到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救助。“中國歷史從來不能解決的問題，終于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獲得全面解決。
在新中國，已就業的人永遠不會為失業所苦惱，失業的人也將一個個在共產黨的教育改造下，愉快地迎接新的工作。”“而且在勞動就業的正確方針下積極地從發展生產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單純從救濟觀點出發———我們不僅看到失業者重新就業，而且可以看到舊軍官、舊官吏、游民、乞丐、老弱殘廢通過教育改造，有了正常出路。這又不能說不是社會面貌的又一改革。特別是有計劃地使用剩余勞動力，將更有益于未來的偉大建設事業。
這使人親切地感到在新中國大家都能勞動就業，大家都能美滿地生活的幸福、愉快。”[10]綜上可見，“當一般民眾常規生活被外部力量所更改、提升以后，人們從翻身的愉悅之中獲得了對生命之外強大力量的感知，這種力量最初可能是以毛澤東等富有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為載體，但最終都擴展到對新政府和國家的認同”[4]。廣大人民群眾經過新舊社會天壤之別的生活境遇、體驗和社會地位的對比，他們對新生人民政權以及黨和國家形象的強烈擁護和認同油然而生，且自覺內化為一種穩定而持續的心理歸屬感，這無疑有利于形成新生政權得以鞏固和穩定的合法基礎和內生機制。
二、風尚塑造之核：構建平等團結、和諧友愛的人際新關系
新中國的誕生，人民政權的建立，從根本上結束了勞動人民被欺壓、被奴役的歷史。世代貧窮、社會地位低下、忍辱負重的被壓迫階級獲得了做人的權利。移風易俗、破舊立新的偉大變革，進一步促使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人際關系與誠實熱情、團結友愛的道德風尚在新中國新社會的土壤里茁壯成長。
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執政黨的黨風和國家機關的政風建設，號召全黨干部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普遍進行為人民服務的教育，要求國家干部做人民的公仆。因而，黨的干部和人民軍隊，繼續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本色和作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甘做人民群眾的公仆。
這種作風受到人民群眾的稱頌和信賴，被全社會效仿和推廣，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平等互助的人際關系，團結友愛、互相關心、助人為樂的精神風尚在全社會逐漸形成。舊中國不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很多職業被看成是下賤和卑微的。很多體力勞動者，如剃頭和修腳的工匠、奴仆，甚至藝人等被稱為“下九流”，備受凌辱和歧視，所遭受的痛苦無法歷數。新社會砸碎了套在下層百姓身上的枷鎖，大力塑造“只有從事職業的不同、沒有尊卑貴賤之分”的觀念，提倡“勞動光榮”的思想。
如獲得全國表彰的勞動模范大多是舊社會的苦出身，他們曾經處于社會的最下層，生活貧苦、被人瞧不起;新中國成立后，他們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內心深處迸發出對中國共產黨、新中國以及黨和國家領袖樸素而熾熱的情感。[11]而婦女地位的改變更是平等和諧社會風氣的直接反映，舊中國男女不平等，新中國廣大婦女獲得解放，享有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權利，其思想觀念、心理態度和行為方式因此逐漸發生轉變，從而逐漸養成適應新中國新社會的意識和能力，其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亦隨之不斷提升。
國家力量的主導和支持與婦女自我意識的覺醒，促使成千上萬的婦女開始走出家門，走向社會，參與新中國的生產和建設，有了管理國家、創造新生活的權利，因而有了女拖拉機手、女火車司機，女勞動模范、女干部等稱號，“婦女能頂半邊天”成為當時流行的口號，成為婦女翻身的寫照，亦成為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平等化的縮影。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不論哪個社會階層，不論從事什么職業，不論男女，人與人之間一律平等，而語言、稱謂的變化成為人際關系、社會關系變化的直接反映。諸如，在家庭關系中，反映男女平等的“愛人”一詞代替了“夫”、“婦”或“妻”，得到大眾的認同并廣泛使用;在社會關系中，什么“大人”“老爺”“下人”“老媽子”等舊中國帶有封建等級色彩的稱呼都被廢棄，人民大眾通常使用的一些稱呼都明顯呈現出平等化的趨向和特點。
如稱“保姆”為“阿姨”，稱“郵差”為“郵遞員”，稱“汽車夫”為“汽車司機”等等，而“同志”稱呼的普遍使用更是反映了新社會成員之間的既平等又親切的關系，而且也體現了人們在政治上的相互認同。同時，各種旨在培養人民文明禮貌和行為規范的法規制度相繼出臺，平等融洽的人際關系和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使人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
三、風尚塑造之髓：培育愛國奉獻、勤勞奮進的精神新風貌
愛國主義、勤勞奮進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優良傳統。新中國的成立使人民大眾第一次真正翻身成為國家的主人，對黨和國家的擁護與熱愛成為人民群眾油然而生的心理共鳴和情感歸屬，愛國主義傳統因此得到進一步的彰顯和發揚，從而鼓舞著人民大眾為建設新國家新社會而積極進取、忘我奮斗。
爭當勞動模范、為國家創造更多財富的愿望成為工人群眾的精神追求;農民群眾經過土地改革、掃盲運動、業余文化教育等，物質生活基礎獲得保障、思想覺悟得到提升、勞動生產的熱情空前高漲，互幫互助之風日盛，自私狹隘之氣漸淡，對黨的感激、對新中國的熱愛達到頂點;廣大愛國知識分子面對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景象，經過思想改造運動，也進一步明確了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和方向，思想覺悟有了極大提高。
四、風尚塑造之本：樹立科學健康、文明進步的社會新風氣
煙毒、賭博、娼妓等社會惡習的根絕，愛國衛生運動的開展，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教育等社會事業的發展，促使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條件與日改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思想文化素質不斷提高，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逐漸發生變化，一種科學、健康、文明、進步的社會新風尚隨之形成。
由此，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到兩三年的時間，我們就改變了舊社會那種極端腐敗的社會風氣，樹立了具有優良道德品質的新的社會風氣”[18]220，“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1959年以前“那十年，我們的風氣相當正”[18]290，“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贊譽”[19]105。這無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步驟和重大成效，亦為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的順利展開創造了良好“硬環境”和“軟環境”，為構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并逐漸實現其現代化提供了堅實基礎和強大動力。
社會科學論文范文：社會主要矛盾變遷與新時代行政法治的發展
[摘要]社會主要矛盾的變遷意味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時代，也意味著行政法治體系必須作出相應變革以服務于新時代。為解決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行政法治體系必須進一步規范配置公共資源的權力，從而推進公共市場開放以實現充分發展，同時又要進一步規范政府配置公共資源的權力，從而解決民生問題以實現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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