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字號文化記憶功能的企業人類學解讀

　　摘要：老字號文化記憶研究是企業人類學視角下，從結構功能主義對老字號理論研究的又一探索。老字號是文化記憶的見證者和承栽者，通過溝幫子尹家熏雞的個案分析可知，存儲記憶和功能記憶作為文化記憶的兩種模式，通過權力、社會、空間三個要素，發揮著政治關系、身份認同、物化痕跡三種社會功能。在經濟社會結構轉型進程中，文化記憶作為有形和無形資產，是老字號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關鍵詞：老字號;文化記憶;企業人類學;結構功能主義

　　1問題提出

　　作為企業人類學主要關注的研究對象，目前國內對于老字號企業進行的學術研究，較多的從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理論來進行對接，這是從社會結構轉型的整體性視角，將老字號作為一個企業群體，探討其發展的內在動因及其社會結構性因素的漸趨成熟的理論體系。?結構主義認為記憶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我們在研究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中，不僅僅要看其中的結構，因結構轉型而產生的新的功能也是不能忽視的。”[1H己憶是值得研究的社會文化現象，它們不僅暗示著人們對歷史的看法，而且也影響著人們當下的行為方式和處事態度。作為一種特殊群體的老字號企業，傳承著中國的傳統商業文明。在其創辦、興起與衰落的過程中，作為一種文化記憶的見證者和承載者，老字號與文化記憶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文化記憶之于老字號有什么意義或者作用?文化記憶理論認為記憶是建構在不同層面上的狀態，人“棲居其間”的生活經歷，把回憶與經驗聯系起來，使其獲得一種結構，這種結構將作為塑造性的自我畫像來決定人生、指導行動。我們可以將老字號作為一個有記憶的獨立個體，是文化記憶兩種模式功能論的實證研究，與結構轉型理論進行對接。

　　2個案選取“溝幫子熏雞”始創于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創辦者尹玉成是闖關東而來的安徽人，偶然得了一制作熏雞的宮廷秘方因而創辦了熏雞坊。當時溝幫子雖然是個小鎮，卻是山海關與沈陽之間的交通樞紐。尹玉成因為經常上火車站售賣，其所制熏雞便得了“溝幫子熏雞”的名稱。二十世紀末，溝幫子熏雞與山東德州扒雞、河南道口熏雞和安徽符離集熏雞同時被冠以中國“四大名雞’’稱號。自尹家溝幫子熏雞誕生以來，百年間該地制作熏雞的企業不下幾十家，但尹家熏雞卻一直保持著獨占鰲頭的局面。窺其競爭優勢，不僅因為尹家堅守住了傳統工藝，也因為企業對現代管迪的認知和不斷創新突破，同時，尹家屬于一脈相承，對于“正宗”的社會認同根深地固。此外，由于尹家與地方政府保持著良好的社會關系，甚至破除了破產危機。種種要素集合在一起，成就了地方熏雞龍頭企業，且發展勢頭良好。歷史悠久而成長之路并不平坦的尹家熏雞，屬于溝幫子人共同擁有的文化記憶，在存儲記憶與功能記憶兩種模式的互動過程中，在熏雞企業博弈的競爭關系中，充分體現了記憶的社會功能，是對文化記憶功能理論的一個較為鮮明的實證解讀。

　　二、理論依據

　　(一)文化記憶的兩種類型說尼采、哈布瓦赫或諾拉的記憶理論都強調回憶的結構主義和保障身份認同的特點，肯定它在一個客觀的、中立的、面向過去的歷史學面前的權利。哈布瓦赫認為，記憶是一種由當下引起的社會產物，是一種集體性的文化創造，即在家庭、宗教和階級的影響下，通過語言結構、儀式和空間界定發展而來的。^拉認為，團體的記憶后面既不是集體靈魂也不是客觀精神，而是帶有其不同標志和符號的社會。[4]他指出“記憶之場”是實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場所，三層含義同時存在。

　　文化記憶的奠基者揚?阿斯曼認為雖然哈布瓦赫的記憶理論對文化問題少有討論，但其記憶的基礎結構問題對于文化分析仍具有根本性意義，這些基礎結構在大部分情況下適用于文化傳承機制。w在案例研究部分，揚?阿斯曼也常強調“結構”問題，他從結構功能角度對文化記憶進行了分類，“要超越把記憶和歷史或兩極分化或等量齊觀的關鍵步驟是，把有人棲居的和無人棲居的記憶的關系理解為回憶的兩種相互補償的模式”，■這里的有人棲居記憶就是功能記憶，無人棲居記憶就是存儲記憶，這兩種記憶模式構成了文化記憶的兩種類型，兩種記憶類型互相作用，并具有相應的社會功能。存儲記憶和功能記憶既是一種“殘片’’和“傳統”的對立關系，又是一種互動關系。存儲記憶是功能記憶的“保留地”，功能記憶是經過“選擇、聯綴、意義建構”的過程，是存儲記憶的固化、合法化和區分化。181關于記憶的類型說，韋爾策也認為：一方面，生活導向、意愿和希望這三類東西的跨代傳遞和不同時性，構成了回憶結構的主觀方面，另一方面，建筑、景色、聲響、氣味、觸覺等，它們本身承載著歷史和回憶，人們通過跟它們打交道的實踐，構成了記憶的客觀方面。P?這種分類與阿斯曼的“有人棲居”和“無人棲居”不謀而合，皆突出了與記憶相關的各要素的功能所在。

　　(二)社會經濟結構轉型

　　視角下的老字號研究結構功能理論是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研究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或具體企業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在《社會學和企業管理》(1980年)中指出中國如何從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大國發展成一個現代工業國家，這是社會學、人類學者值得深人研究的問題，他提出的“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打開了對中國企業發展與經濟社會結構轉型闡釋的新視角。在該觀點的指下，相關學者開始思考企業、人與文化的社會關系及功能，包括傳統制造中的文化傳承問題。馬戎(1990年)指出鄉鎮企業是小城鎮發展的兩個支柱之一，使小城鎮成為新的工業中心，小城鎮的經濟結構和功能也從消費型社區逐步轉向生產型社區。^培林(1992年)認為“真正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實現現代化的因素并非是與自身文化傳統的完全決裂，而是社會結構的轉型”。

　　[11】近年來，隨著老字號研究的逐步擴展與深人，許多學者開始關注老字號作為一種特殊群體在經濟社會結構轉型中起到何種作用，同時如何實現自我調適與轉型。因此，結構功能理論在老字號研究過程中又找到了滋養的土壤。張繼焦(2013年，2015年)基于社會結構轉型理論提出各級政府與老字號企業的關系是一種傘式庇護關系，老字號需發揮主體作用積極轉型，發揮這種“關系”優勢;—政府對老字號企業監管方式的不同，會導致資源與資金分配的差異。M高崇(2016年)基于空間生產理論和嵌入性視角分析了老字號如何創造、使用和處置經營空間過程中面對的社會因素和社會關聯問題。

　　[14>閆春、趙巧艷(2017年)認為老字號作為民族傳統文化記憶與傳承的重要載體，承載著保持產品特色和品牌文化創新的使命。M由于“字號”是個本土說法，國外相關研究基本上可以從有一定歷史的企業入手。20世紀初至50年代，美國工業人類學之父沃納(W丄.Warner)對霍桑工廠開展應用研究，發現員工士氣、良好關系和科學管理等都能促使生產率實現有效增長。M哈佛大學査普爾(E.Chapple)、加德納(B.B.Gaidner)和懷特(W.F.Whyte)等人類學家沿用人際關系學派理念對企業中人的個性特點、人與人之間文化關系進行研究。這是社會學者對企業研究的初步探索，開辟了相關研究的一個新領域。20世紀50年代開始，社會學者對企業文化的研究逐漸滲透到陶瓷廠、建筑工地、鐵路等行業，如韋恩(1976年)、H.A.阿普鮑姆(1981年)等對工人與企業的互動關系進行了描述分析，指出不同行業的企業及其工人都擁有獨特的文化，這些“精神”是制約企業或行業發展的關鍵要素。村山元英(2002年)認為日本企業文化!If色是使外來文化的日本化原理與日本經營者的傳統倫理觀結合，產生一種日本經營者的經營哲學和獨特的企業文化。[171

　　三、政治關系：文化記憶的權力要素

　　(一)歷史的“合法化”與“去合法化”

　　在研究歷史與記憶的關系中論述到“歷史也是由具體的人創造的一個過程。”M文化記憶理論認為，政治要素對記憶發揮著“合法化”與“去合法化”的社會功能。這主要基于歷史記述的主觀能動性。政治的統治性一定程度決定了話語權，歷史的記載都會經過統治要素過濾而出。諾拉也認為，“檔案”作為一種被記錄的記憶是制作出來的記憶。[191對于老字號企業而言，證明其歷史價值的重要途徑便是權威文獻，包括地方志、檔案、政府主辦出版的各種紙質媒體等，甚至在權威歷史文獻資料中是否能找到關于其起源和發展的記錄文字，是其認證為國家級或省級老字號稱號的重要證明。由于子女分家、分店獨立等原因，老字號企業存在著許多“一樹多枝”現象，歷史文獻的記載可以辨明宗源。比如產權爭議較多的剪刀業老字號王麻子，清朝末年，由于王麻子產品銷路好、名聲大，市場上便出現了許多仿造者，比如汪麻子、老王麻子、旺麻子和真王麻子等。

　　據民國十六年(1927年)的《晨報》記述：“初創時確為王麻子……年深日久，店中徒伙皆在外分店售賣。至于所售之貨，仍由王麻子店中批賣，蓋王麻子之手藝，僅傳授一徒耳。……査現在王麻子刀剪店，有爐自制刀剪者，仍是宣外大街之一家。熔鐵打形皆歸徒伙，而醮鋼時仍由一人密做。其余各家王麻子多是由該處批賣貨物，自行制自己之字號……‘王麻子’雖有真偽，其所售之刀剪卻皆為一家所制也。”?溝幫子熏雞與王麻子品牌有類似之處。在尹玉成的熏雞作坊興盛之際，溝幫子也出現了劉家、李家等眾多熏雞店鋪，發展鼎盛之際，小鎮曾出現10多個熏雞作坊。后經公私合營、改革開放，與尹家熏雞一同發展的仍有許多新興熏雞廠，包括郝家、劉家等。但據清道光年間《北鎮縣志》記載：1899年，山東人尹玉成創辦了熏雞作坊，名為“尹家熏雞“。1930年，溝幫子加工制作熏雞已發展到10家之多，較有名氣的有尹、杜、齊、孫、張、馬諸家。1985年，個體熏雞戶發展到37戶。—這些權威歷史記述將記憶定性，記錄了老字號的歷史傳承與發展脈絡，讓后人有跡可循，但歷史也是人來書寫的，自然避免不了主觀能動性，除了個人原因之外，也有政治原因。正如阿斯曼所說：功能記憶是一個被占據的記憶，是經過選擇、聯綴、意義建構的過程，記憶制造意義，意義鞏固記憶。

　　(二)政策福利的喜與憂

　　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G^Walder)對中國問題進行過深人的研究，他認為在中國，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類似于一個工廠或公司董事長與廠長或車間主任的關系。M影響中國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的量，存在著兩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國家干預，—只是無形的手—市場調節。_由于老字號企業與政府的不同庇護關系，老字號企業自身的變化與其所承載的商業傳統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狀態。@在屬地經濟和“官本位”體制下，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形成了“傘式”社會關系。%從尹家溝幫子熏雞的發展歷程來看，政府對傳承熏雞文化、發展熏雞企業發揮著重要的動能。

　　20世紀末，尹家熏雞廠在溝幫子鐵南工業園區投資了一個多億資金用于建設廠房及其他固定資產，當時企業年產值才三千多萬，卻要負擔一個多億的債務，還有利息及各種費用。負債后企業連續虧損兩年，導致資金鏈斷裂，宣告破產。在與買家談判的過程中，尹家人舍不得將家族產業拱手于人，將老字號這塊招牌砸在自己手中。于是通過與當地政府和銀行再三溝通，通過爭取到免息等系列保護政策，緩解了尹家的債務危機，企業得以恢復運轉。與政府的良好合作關系也從此奠定了基礎。尹家人建立的遼寧溝幫子熏雞集團目前是北鎮市的納稅大戶，2017年納稅532萬。

　　而且在當地政府主推的許多活動中，比如特色小鎮、品牌示范區評選等，溝幫子尹家熏雞集團都作為龍頭企業發揮著示范和表率作用。從政府在溝幫子尹家熏雞瀕臨破產的關鍵節點上發揮的能動性可以看出，政府的“傘式”保護模式使企業受益良多，但是，這種良好的關系有時也存在著風險。比如當地政府曾經出臺了人駐溝幫子工業園區的優惠政策，包括投資獎勵、土地減免稅、稅收減免等。企業認為，政府出臺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尹家由于家大業大，也享受到了農產品加工、工業園區土地稅減免等福利政策，但是很多企業進了園區，投資了大筆資金投產建設之后，土地證、房證、消防手續遲遲辦不下來，有關部門還經常進行嚴査。久拖之下，許多小企業甚至被迫關閉，目前尹家熏雞集團還有許多證權問題需要不停與政府溝通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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