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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獲諾貝爾文學獎對世界文學市場的啟示

    所屬分類:文史論文 閱讀次 時間:2020-06-15 11:18

    本文摘要:摘要: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獲得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一經發布以來,這位杰出的波蘭女作家再次引發全球關注。其作品同時兼具獨特性、民族性與世界性,受到世界各地讀者好評,獲獎后,更加速了其在世界文學市場的流通。此獲獎事件本身也再次引發學界對諾貝爾

      摘要: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獲得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一經發布以來,這位杰出的波蘭女作家再次引發全球關注。其作品同時兼具獨特性、民族性與世界性,受到世界各地讀者好評,獲獎后,更加速了其在世界文學市場的流通。此獲獎事件本身也再次引發學界對“諾貝爾文學獎的口味”的各種熱議,也反映出世界文學市場中的一些微妙變化,如逐漸開始傾向于弗拉基米爾·比蒂所提出的“政治”的全球文學民主觀。

      關鍵詞: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諾貝爾文學獎;世界文學市場;全球文學民主觀

    昌吉學院學報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1962-)摘得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消息一經發布以來,這位杰出的波蘭女作家再次引發全球關注,這是波蘭史上第五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前幾次分別是1905年獲獎的亨利克·顯克維奇(1846-1916)、1924年獲獎的弗拉迪斯拉夫·萊蒙特(1868-1925)、1989年獲獎的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和1996年獲獎的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1923-2012)[1]455。在這樣一個文學大國,年輕有為的托卡爾丘克被評價為“20世紀90年代波蘭文壇出現的一顆璀璨新星”,可見其分量之重。

      隨著她的作品走向世界,托卡爾丘克所獲得贊譽不斷,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Alexievich)贊其為“輝煌壯麗的作家”[2]3,視她為叛逆的同路人。國際布克獎評獎委員會主席麗薩·阿壁娜妮稱其為“一位充滿了創作光輝、擁有豐富想象力的作家,她的創作舉重若輕”[3]。此次諾貝爾文學獎官方授獎詞為:“她敘事中的想象力,充滿了百科全書般的熱情,這讓她的作品跨越邊界,自成一派。”,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當之無愧!

      一、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作品的民族性與世界性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1985年畢業于華沙大學心理學系,從事過心理醫生的工作,但她從少年時期就一直熱衷于寫作,1987年的詩集《鏡子里的城市》標志著這顆波蘭文壇新星的升起。她的創作風格獨特,多樣化的體裁、廣泛的題材深受讀者歡迎,不僅多次斬獲波蘭國內外文學獎項,還四次獲得“尼刻獎”(波蘭文學最高獎)。

      首先,她的作品十分具有獨特性,常常將豐富的想象力融合神話、宗教、民間傳說、魔幻故事等元素使故事引人入勝。她善于將看似微不足道的隱喻用詩意的筆觸引人深思,以輕松的文筆書寫重大事件,寓重大性于微小之中,在這一點上,她的小說與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的詩歌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次,又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波蘭的民族史里寫滿了曲折與創傷,托卡爾丘克的作品中也特別觀照波蘭的歷史命運與現實生活。托卡爾丘克獨特的創作視角或許與其心理學背景有關,用寓言、神話、夢境等魔幻超現實主義的敘事方式,將個體在相同情境下產生的迥異體驗,“統領”入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并不神秘,它存在于沉痛歷史和破碎社會現狀的縫隙之中,隱藏在書中的歷史訊息是其尋根愿望的體現。并且,其作品能夠在世界文學市場上流通并廣受好評,說明其具有世界性。這與她新穎的文學模式有關,同時,作品中深刻的倫理性可以普遍引發人類的共鳴。

      “她關注世界,關注人性,致力于以人性為基礎,探尋展現普通而又富有戲劇性和持久價值的社會生活”[4],不僅迎合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時代主題,更是全世界人類所共通的對人性的思考。以2018年獲得國際布克獎的《航班》(Flight)為例,跟中國讀者所熟悉的她的另外兩部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一樣,也是一部散文體小說,以旅行為主題,從17世紀跨越到現代!逗桨唷繁人酝乃槠⑽捏w小說更天馬行空,一系列像惡作劇般的小故事使讀者順利被帶入到其中一起“旅行”。作者善于融合心理學隱喻,充分發掘人類的情感結構,配以一貫的詩性語言,以微小的個體命運,折射廣袤宇宙。

      每個小故事串聯起既意味深長而又不沉郁。托卡爾丘克的創作極具張力,充滿了內在的復雜性、激烈的矛盾和沖突,以及耐人尋味的轉折和動蕩不安的戲劇性。心理學研究背景深化了托卡爾丘克對“世界文學”的感知力。在《新京報》的一次采訪中她談到,“對我來說一本小說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個世界,一個讓讀者進入并且忘我的世界,建立一個虛幻的現實。

      這關系到情緒、語言、描敘,最關鍵的是創造使人信服的人物,讓讀者能重新認知自我。人類發明了小說這種講述他人生活的題材,就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小說起到了很好的交際作用,因為它,我們能進入別人的體內,用他們的眼睛去看世界。這是非常復雜而深刻的交流。人們一直在讀小說,是因為他們在內心深處想成為另一個人,想嘗試另一個人的生活。這就是好的文學能帶給我們的。”只有通過文學,才能展現一個人們視而不見的世界和時代的真相。托卡爾丘克以清晰和智慧的筆觸描寫這個世界,她不怕讓讀者覺得這個世界很陌生,這反而更加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讀者。

      二、諾貝爾文學獎“口味”的問題

      以托爾卡丘克2019年再次入圍國際布克獎短名單的作品(英譯本)DriveYourPlowovertheBonesoftheDead(2018)為例,其原作的出版時間是2009年。但不可否認的是,自從進入到英語世界后,其知名度及譯介范圍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比沒有英譯本前的九年間快得多。中國也即將譯入這部作品,據報道稱預計明年有望出版。而在此之前,托卡爾丘克的作品漢譯本只有《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原作1996年,漢譯版2017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原作1998年,漢譯版2017年)這兩部。正是由于這些國際獎項的影響力,“新鮮的”作品才能更迅速地進行譯介、傳播。

      對于波蘭文學自身的發展和世界文學的流通而言,國際布克獎、諾貝爾文學獎都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當然,托卡爾丘克此次獲獎在世界范圍內也會有各種質疑的聲音,因為“諾貝爾獎”現在就如同一個敏感詞,尤其在世界文學研究領域,“諾貝爾獎”似乎越來越不足以“服眾”。諾貝爾文學獎在當今總被批評的問題就在于不同國別語言的問題以及該獎項是否能夠公正評判不同國別文學的價值。能夠入圍諾貝爾獎的作品,往往都是那些擁有天才翻譯家和學術中間人的文學作品且“既不能過于普通,又不能過于異域,必須存在于讓目標讀者感到舒適的差異的邊緣”[5]237。

      世界文學,是一種多層面的價值觀結構體系。而當一些無法調和的合理價值觀相遇于世界文學市場,沖突也變得不可協調。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曾用購物中心中的美食廣場作比喻,剖析了世界文學市場上對不同國別文學的價值判斷的難題:既然文學是口味的問題,這個詞組有著多重意義,那我就用食物為喻……美食廣場的某些規則需要在購物中心規劃的語法體系下運行,美食廣場能選擇多少品種的菜肴由購物中心的面積所決定,選擇由誰來代表某個品種的權力則落在購物中心規劃者的無形之手中……并非所有國家的菜肴都能被選擇進來,只有那些有顧客的才會出現……從層級性的質量鑒別到同一層面對某一種類的偏愛,這是個口味的問題……美食廣場中菜肴的國別特色會根據該購物中心或餐廳所處位置的地方口味而進行協調。

      在任何一國菜肴(作為地方菜肴的集合)中,都有在別的國家人們普遍食用的許多東西……國別菜肴也包括在另一個國家中沒人愿意食用的菜肴和食物,除非那些決心拓展其味覺的心胸開闊的知識分子。這些極端——過于普通或過于異域——都在美食廣場的攤位里沒有容身之地……美食廣場的菜肴需要在差異的舒適邊緣求生存,提供塑料刀叉供人使用。[5]237而擁有“購物中心無形之手”的權力的,就指那些象征全球文學價值的獎項,諾貝爾文學獎首當其沖。各國文學原著和譯作的代表跨越國界參與到想象中“世界之最”的競選中,選擇代表并最終做出決定的其實只是“購物中心”的那一小部分人。

      在現實中,諾貝爾文學獎所象征的文化權力,直接影響到人們討論當前世界文學所處的位置,而且這種文化權力往往體現在以西方為中心。就如美食廣場中的菜肴一樣,國別文學也會根據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價值判斷”(它們自稱為價值判斷而不是偏好)而做出口味的調整,使其能夠令目標讀者舒適地品讀。宇文所安提到的“塑料刀叉”令美食廣場的比喻入木三分:一方面,有些亞洲菜肴在源文化國家是以筷子來品食的,在該美食廣場中面對的美食家們卻習慣以西方刀叉方式來食用;另一方面,有些菜肴原本應該是配以高檔的金銀餐具來細細品鑒的,在這里面對的顧客卻是拿廉價的塑料刀叉來速速消費的。來自遙遠異國的珍饈美味到了這廣場中,不僅可能需要做出口味的調整,問題的關鍵是連接受方式也可能發生錯位。

      在這種語境下,要做出深刻而又恰當的價值判斷是很難的。任何本土語言的文學系統中,都有本族語人認為最優秀、最具民族性的作品,但怎樣跨越語言界限建構本民族文學的價值,成為一直以來該領域的核心問題。能進入世界文學經典之列的作品,代表著受到“國際認可”,但此處的“國際”卻往往指向西方的某些文化中心,在這個語境下討論的世界文學,都是要以英語或其他國際語言為載體的。文化權力如同金融資本一樣,是不均衡的,而又是我們當前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托卡爾丘克的作品總體來說還是比較符合西方“口味”的,比如其作品中的創傷敘事,在“口味”這方面,來自歐洲國家的文學就比較占優勢。

      但是,對于非西方口味或非“刀叉”文化的其他國別文學而言,“塑料刀叉”在不同程度上對其造成了影響,并促使世界各國的學者對其進行深入的思考。面對當今世界文學中存在的“西方霸權”問題,該如何評價國別文學作品或其翻譯作品的真正價值?是否將“塑料刀叉”換成與源文化相匹配的餐具就可以了呢?異域文化是否只能由原居民來品鑒才算正宗?世界文學作品的價值評判應該是多重的,無論由誰來品鑒,都應是在充分理解其源文化語境及文化差異基礎之上的,且評判標準也應該是多維的。

      僅從某文學在市面上的流通價值以點概面地做評判是有悖于“世界”之名的,因此,某種文學的真正價值既要從其內部審美價值評起,也要以“世界”的視角去考究。世界文學不應是一種功利結果,其本質也不過是在歷史和政治背景之下文學的一種動態發展過程。冠以“世界”之名其本質就代表一種平等的交流與理解,不斷提高交流手段的水平并加深理解的維度才能促成世界文學的“文學性”與“整體性”之間的平衡。

      三、給世界文學市場的啟示

      在宇文所安的比喻中,我們嗅到文學在消費時代體現出的快餐文化氣息。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演進,文學也體現出全球一體化的特點:似乎是在有意模糊民族文學、國別文學甚至包括世界文學的邊界;诖,一些前瞻的觀點認為:“當下理論正面臨著無依無靠的流散境界,將進入自我消權(self-disempowerment)的后理論階段。即弗拉基米爾·比蒂(VladimirBiti)所談的“流散的世界主義”:具有流離的歸屬性,且跳出既定的政治空間,維持異見性的政治形式①,并在此基礎上重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民主。

      這種模糊性將我們帶入一個無中心無主流的后理論時代。”[6]從“塑料刀叉”的問題中我們已經看到帶有某種政治性的不公、霸權的世界,也看到了對那些未被重視的文化的影響。“后理論”視角提供一種交叉的時空思維,就是要不斷在文學的“模糊地帶”探尋解放與民主。面對文化霸權主義的問題,比蒂提出要用另一種“自下而上的世界主義”②來對抗“來自上層的欺壓”。我們不妨以他所引用的“政治”(politic)與“警治”(police)的比喻作為一種評判文學真正價值的新“餐具”來評論。

      “政治”(politic)與“警治”(police)來自朗西埃的政治理論。在他看來,“警治與政治都是進行感性分配,但是,前者是劃定可感性的范圍,后者是給出新的分配。政治是對警治秩序的擾動和反叛。朗西埃追求的并不一定是‘好的’文學或者‘美的’文學,而是最能體現‘感性分配’的政治的文學,因此他提倡的制造‘異感’是為了實現‘感性分配’。”[6]比蒂借此做出的比喻中指出,“后理論應該避開警治的同感(consensual)行為,警治應遵循政治的異感(dissensual)行為,即堅持政治與警治互相依靠之下的自由,其目的在于爭取理論家及/或其興趣的主權地位”[7]。即,“政治”的文學,不應是受市場驅動的同感平臺中的文學。比蒂認為“同感的平臺是警治的,意味著是將某種權力或偏好強加于沒準備好接受它或不愿意接受它的人”[6],比如文化霸權主義強加于各國別文學的世界文學格局,還有前文所談到的宇文所安的比喻中“塑料刀叉”式的評判標準。

      就拿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獲獎來說,就體現了這種“自下而上的世界主義”。其最迷人的內殼,是“自由”。如《航班》把“漫游、遷徙、移動上升到一個人生哲學的高度,它的核心其實就是關于‘自由’的意義”[8]。這種“自由”既帶來了“異感”,又魅力四射。提倡“政治”而非“警治”是比蒂的全球文學民主觀,就是以異感為出發點。這種介入到世界文學研究中的政治的思考模式,可以幫助我們回歸文學審美之真。這一政治比喻對當今世界文學中的問題是具有指導意義的。結語此次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獲獎再次引起學界對世界文學市場的諸多思考,正如達姆羅什從世界、文本、讀者為中心三重角度給出“世界文學”的定義:“世界文學是從翻譯中獲益的文學,世界文學是一種閱讀模式——一種以超然的態度今日與我們自身不同時空的世界的形式”,這揭示了世界文學作品價值建構的多重性。

      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文學真正的價值時,要建立一種立體多維、并不求同也不歧異的民主觀。世界文學中不斷產生的他異性是不能被抹殺的,相反,應該不斷被公開和加深理解。世界文學要尊重文學的異質性,保持異感的“政治”審美原則,就是說要尊重多種不同的選擇,不斷拓寬自己的接受區,理解文學與生活中諸多不同方面的聯系,要把世界文學中看不見的影響變為可見,我們可稱之為更寬容、解放的全球文學民主觀。

      參考文獻:

      [1]肖淑芬,楊肖.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女作家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2]OlgaTokarczuk.DriveYourPlowovertheBonesoftheDead[M].AntoniaLloyd-Jones,trans.London:FitzcarraldoEditions,2018.

      [3]李怡楠.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神秘深邃的文學旅者[N].文藝報,2018-06-11(006).

      [4]凌琪.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輝煌壯麗的文學拼圖[N].合肥晚報,2018-06-03(A02).

      [5](美)大衛·達姆羅什.新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萬曉蒙.后理論語境下的世界主義與創傷理論:弗拉基米爾·比蒂訪談錄(英文)[J].外國文學研究,2018(4):1-10.

      [7]VladimirBiti.AfterTheory:PoliticsagainstthePolice?[J].外國語文研究,2018(1):9-22.

      [8]劉劍梅.靈動婉轉的散文體小說[J].文壇縱橫,2018(6):64-74.

      作者:雅茹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昌吉學院學報》是昌吉學院主管主辦的綜合學術刊物,雙月刊,1985年創刊,原名為《西部學壇》、《昌吉師專學報》。1999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在全國公開出版發行,2001年更名為《昌吉學院學報》,國內統一刊號是CN 65-1226/G4,國際標準刊號是ISSN 1671-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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