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小說對歷史風貌的展現，主要體現在對富有歷史印記的意象選擇上。 滿族作家雪靜的《旗袍》關注的是慰安婦問題，女主人公李曼姝勇敢地講出慰安婦經歷，指認侵華日軍暴行，保護了歷史建筑八角樓，與她再度穿上旗袍互文，迸發出與民族精神關聯的美感。 作
摘 要：小說對歷史風貌的展現，主要體現在對富有歷史印記的意象選擇上。 滿族作家雪靜的《旗袍》關注的是慰安婦問題，女主人公李曼姝勇敢地講出慰安婦經歷，指認侵華日軍暴行，保護了歷史建筑“八角樓”，與她再度穿上旗袍“互文”，迸發出與民族精神關聯的美感。 作品敢于對當下種種負面的社會現實做出強有力的批判，彰顯了女性作家強烈的身份意識與社會責任感。 小說結構獨特，構建了兩個時空; 兩個空間相隔遙遠，卻又在“八角樓”這一時空結合體中交匯。 作品使用“回憶錄”講述方式，正好契合“慰安婦”問題在抗戰與當下的“對照”語境中展開。
關鍵詞：雪靜; 《旗袍》; 滿族文化; 慰安婦
小說中的歷史書寫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中較為常見，已成為觀察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手段，在當代滿族作家筆下尤為普遍。 當代滿族作家趙大年(《公主的女兒》《西三旗》)、葉廣芩(《采桑子》《狀元媒》)、朱春雨(《血菩提》)、雪靜(《旗袍》)的作品中都傾向于通過歷史書寫來展現民族文化的深厚內蘊。 雪靜(1960-)迄今出版了《夢屋》《夫人們》《粉領》等十余部長篇小說，對女性命運進行了獨立思考。 [1]雪靜作品一直受到評論關注。 ①《旗袍》關注的是慰安婦問題，由于橫跨抗戰及當代兩個時段，又注入了更多的滿族歷史與文化，因此在雪靜的作品中更具復雜性。 以《旗袍》為觀察點，可以發現當代少數民族作品在歷史、性別、民族對接與文本建構的貢獻。
一
從《旗袍》命名可以看出，雪靜極為重視“旗袍”意象，而此意象也必然隱含著解讀作品的密碼。 旗袍由滿族服飾發展而來②，后成為“國粹”。 《旗袍》中，由于涉及到抗戰期間的國族問題，因此旗袍就帶有民族認同色彩。 上世紀三十年代，滿族格格葉玉兒在仆人哈哥庇護下，從偽滿洲國日本人的魔掌逃出。 后哈哥被射殺，她被日軍所擄，淪為“八角樓”的慰安婦。 在“八角樓”與日軍抗爭過程中，遭到了以吉野為首的日軍的變態報復。
葉玉兒受盡屈辱蹂躪后，僥幸逃離“八角樓”，流落韓國，并改名李曼姝，努力忘記曾經的噩夢。 新世紀，80多歲的李曼姝回國，卻面臨是否講出這段遭遇的抉擇。 抗戰期間涉及“慰安婦”的作品中，《我在霞村的時候》《秋子》都具有巨大影響。 [2]當代文學中，直面“慰安婦”問題的作品不多，不愿揭開歷史傷疤可能是原因之一。
雪靜重新敘述這個題材時，將上世紀30年代日軍侵華時的中國歷史與本世紀初的中國現實相結合，在往昔與現實的雙線結構中追溯歷史。 《旗袍》中的李曼姝(即葉玉兒)形象，是以往文學史中不曾有過的典型。 以往涉及抗戰期間“慰安婦”題材的作品，各有不同重心。 《旗袍》追溯滿族民族歷史，發掘滿族文化對李曼姝人生抉擇的影響，獨樹一幟。 究其原因，除了作家滿族身份，還有抗戰期間形成的滿族獨特的文化歷史背景(偽滿洲國)。 雪靜本名高晶，滿族，生于承德。 作為少數民族作家，雪靜的小說蘊含著一種民族依戀和民族反思之情。 《旗袍》傳達的便是滿族這一民族所崇尚的精神氣質和價值觀。
雪靜在小說中選擇了滿族文化與民族氣節的代言者——旗袍。 類似隱喻，在當代小說中屢屢出現。 霍達《穆斯林的葬禮》以玉器隱喻回族文化對忠貞、誠樸的追求。 [3]旗袍是滿族的服飾，更是滿族文化象征的一種遺存，小說以旗袍為題，可見其用意。 旗袍作為“中國女性的標志服裝”，在小說中多次被提及。 不同顏色的旗袍與人物命運相結合，展現出不同處境中滿族民族本性的自豪與自愛。 李曼姝對祖國的感情，體現在對旗袍的熱愛中。 在抗爭成為“八角樓”慰安婦的過程中，她拒絕穿日本和服，并以旗袍明志，認定“旗袍是滿人的服裝，具有中國女人的風情……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滿族人”。 旗袍既是滿族的文化象征，也是彰顯中國女性民族氣質的“國服”。
在日軍的蹂躪下，她精神不曾屈服，鏗鏘有力地宣稱：“碎了一件旗袍算什么? 碎了紅旗袍，我還有綠旗袍黃旗袍藍旗袍灰旗袍……我的哈哥給我做的旗袍夠我穿一生一世了。 旗袍是我們滿族女人的標志，它跟我們身體里的血液一樣，世世代代流淌不息，沒有誰能改變它的氣味和顏色。 ”她對旗袍的熱愛，貫穿一生。 多年后，年邁的李曼姝重歸故國依舊十分動情地感慨：“我這一生最沒穿夠的衣服就是旗袍啊! ”可見，“她已經把穿旗袍上升到愛國的高度了”。 小說描寫，她把穿旗袍作為了尋找自己的儀式：“李曼姝的情緒漸漸平靜起來，她似乎更加明白了回來的目的。
她起身打開自己的行李，翻出一件旗袍，這么多年從未穿過的旗袍卻讓她窘迫地穿了起來，她站在穿衣鏡前打量自己，微駝的后背，火雞樣起皺的脖子，再也沒有穿它時的風采了。 可現在李曼姝是為自己穿旗袍，而不是為別人穿旗袍。 ”同樣，女記者郭婧也通過旗袍感知女性之美與魅。 郭婧為了保護承載歷史記憶的“八角樓”，勇敢站出來，支持李曼姝，“為了八角樓，我失去了總編的賞識，失去了葉奕雄的愛，但我不后悔”。 可以說，《旗袍》講述的是兩個女性的壯舉，她們捍衛了女性的尊嚴與民族記憶，并因此美麗煥發，熠熠生輝。
李曼姝不再遮蔽，勇敢地講出慰安婦經歷，指認侵華日軍暴行，保護了歷史建筑“八角樓”，與她再度穿上旗袍“互文”，迸發出與民族精神關聯的美感。 一段塵封的歷史，重見天日。 可以說，小說對歷史風貌的展現，主要體現在對富有歷史印記的意象選擇上。 作品中，雪靜一方面通過描寫現存歷史遺址來表現現實生活，另一方面運用具有鮮明滿族民族特色元素的歷史意象來喚起滿族民族身份認同的意識。 李曼姝的經歷是文本歷史書寫的重要內容，這段歷史中既有淚痕血泊，又有家國仇恨。 《旗袍》借助旗袍的隱喻，彰顯出女性的勇敢與奮不顧身，使歷史敘述帶有了民族文化印記。
二
與“旗袍”類似，“八角樓”也是《旗袍》的關鍵詞。 “八角樓”在《旗袍》中不是普通地名，而是承載了歷史記憶，并對今天產生沖擊的“文化現場”，甚至是不同“話語”的交戰場所。 “八角樓”是罪惡的淵藪。 李曼姝就是在“八角樓”被迫當慰安婦，這是“扒了皮我也認識它的骨頭”的地方。 “八角樓”所攜帶的記憶，到了當代卻受到質疑，并且遭遇到可能被拆除的命運。 《旗袍》的多重意蘊體現在文化“重建”，尤其是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對歷史遺產的繼承。 與其他作品不同，《旗袍》選取的“文化觸點”更具有話題度。 “八角樓”所蘊含的，是一段不堪回首、難以啟齒的沉重記憶，但惟其如是，才需要保存。 雪靜在作品中的議論直擊痛點：“八角樓慰安館就是侵華日軍肆虐本城的最好證明。
在大規模的城市建筑中，往往會忽略歷史的痕跡，尤其是一些帶來恥辱的歷史，人們大多不愿提及，甚至想從記憶的深處抹去，但人們并不知道抹去的不單單是歷史，還有歷史對后人的提醒，而一個不愿意回憶歷史的民族是絕對沒有創新精神的，歷史往往是后人的一種參照。 ”無疑，歷史是絕不能被遺忘的，尤其是二戰的歷史，追憶歷史是為了警示當下。 “慰安婦”抗戰記憶與歷史文物保護，似乎不搭的兩個話題，神奇地“撞擊”到一起，發生了化學反應。 《旗袍》鄭重提醒：“如果為了世俗的利益就放棄歷史，放棄對歷史的審視，悲劇很可能重演，災難很可能讓人類重溫。
”對歷史真實性的思考與對當下現實世界的關注，都是作者基于自身體驗所體現出的歷史觀。 從另外角度而言，“八角樓”是抗戰歷史，也是滿族與中華民族受辱與不屈不撓反抗的象征，因而，它的存在意義，可想而知。 但是，在商品經濟大潮中，現實利益又驅動滿族后裔葉奕雄毀壞“八角樓”。 “八角樓”的存亡，直接體現“歷史真實”與現實利益的交鋒。 而故事的滿族背景，則打開另一層解讀空間。 作為一名少數民族作家，雪靜正是以自身民族邊緣化的視角對滿族文化逐漸消逝作出的深刻思考。
女記者郭婧為了讓人們不要忘記這段屈辱史而奮力保護“八角樓”; 以葉奕雄為代表的房地產開發商們，則覬覦“八角樓”“風水好”的地理位置。 “八角樓”在小說中是歷史的見證者、參與者、銘記者，而圍繞“八角樓”展開的故事情節更是小說文本的重要內容：悲戚的慰安婦，利益熏心的開發商，撲朔迷離的官場，真假難辨的情場，蕩氣回腸的愛國情懷，永不妥協的女記者……雪靜在冷靜嚴酷的書寫中揭示了個人利欲與歷史傳統之間的割裂與背離。 小說中的女記者郭婧，是連接八角樓歷史與現實的重要人物，代表著作家理想。
為維護文化名城歷史原貌，進而讓國人不忘國恥，她“窮盡心思”地完成了對李曼姝的采訪，最終揭露了“八角樓”作為慰安館的真實性，證實了“八角樓”作為銘記歷史的文物地位。 與郭婧相意見不同的是她的情人葉奕雄，他認為：“八角樓是招財的寶地，把這樣具有商業氣息、可以給本城帶來經濟利益的風水寶地弄成什么二戰時期侵華日軍的慰安館，我看你們這些決策者腦子都有毛病了。 慰安婦本來就是中國的恥辱，也是本城的恥辱，你們還要把恥辱揭開來給當今的人看，你們是讓當今的人學習戰爭的恥辱呢? 還是學習戰爭的殘暴? ”在葉奕雄看來，八角樓是反映中國女性“丑”的象征，應該拆除并開發。
小說通過對葉奕雄常在手中把玩的“壺”意象的描寫，傳達出他作為滿族貴族后代的身份。 但葉奕雄身上早已沒有了對本民族根基文化的堅守，有的只是對利欲的追求。 在新世紀經濟發展的大浪潮中，為攫取“八角樓”開發的暴利，他不惜與情人郭婧翻臉，甚至還去誘騙市長夫人。 通過李曼姝與葉奕雄兩代滿族貴族后裔對自身民族文化的不同態度，作品反映出滿族人在時代轉型中所表現出的多重價值追求，并對其民族文化變遷與民族心理演變的原因進行反思與探求。
在欲�？v橫的社會轉型期，對傳統民族文化歷史的傳承與保護，是少數民族作家不可回避的問題。 小說通過對“八角樓”“壺”等具有深意的歷史意象的描寫，不僅對滿族文化進行審視，而且對整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失落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同時，作品還暗含著作者對女性命運的思索，兩個喜愛旗袍的女性在歷史追溯中相識相知，她們以一種堅韌的勇氣和毅力，不僅敢于揭示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塊傷疤，而且還敢于對當下種種負面的社會的現實給與強有力的批判，彰顯了女性作家強烈的身份意識與社會責任感。 而以葉奕雄為代表的勢力，則只看現實利益，置歷史文化于不顧，是文本批判對象。
從而，《旗袍》帶有了反思批判的鋒芒，尤其是對于忘記歷史苦難，予以了嚴厲抨擊。 一座城市的建設史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這座城市的歷史和文明史。 “對于我們這座具有悠久歷史內涵的城市來說，是歷史內涵重要，還是商業利益更重要? ”“當歷史的證據無法在世人的眼前呈現的時候，當今的人們靠什么去反思呢? ”雪靜正是在歷史文化與現實利益的雙重拷問中，探討人性，反思歷史。 “一個民族的歷史也常常是榮辱史，敢于正視歷史才符合辯證法”。
“八角樓”作為日本侵華的證據印記，一方面以一種傳統價值觀刻畫著歷史; 另一方面，在迅速發展的社會進程中，又面臨著多元價值的沖擊。 在對歷史的緬懷與現實的迷茫中，《旗袍》建立了歷史書寫的感傷情調。 而雪靜對于歷史現實的真實體驗，正是對歷史背景中下個體“人”的命運的關注與揭示，這種將個人與歷史相融合的寫作技巧，真實的體現一個時代的精神價值內核。 正如小說中所言：“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了，歷史可以使人明智，不忘國恥就是牢記歷史的教訓，激發人們為民族奮斗的精神。
”雪靜正是從自身民族身份出發，旨在重鑄滿族精神，在對滿族歷史的回溯中，既強調了滿族文化的深厚性，又彰顯了滿族勇武的愛國情懷。 在雪靜看來，郭婧“就像堂吉訶德一樣，用自己單薄的身體去撼動城市建設的風車”，是一位帶有悲劇感的英雄。 同時，作為一名女性作家，雪靜對女性在心理情感上的探討也揭示了滿族女性的智慧、柔美與堅韌的品格，她們如婀娜精美的旗袍一樣，“最有滿族人的風韻，那斜衩開的襟子，就像拉滿的弓箭”，是滿族文化中最美的精神內核。
雪靜對歷史的觀照多源于她對現實的質問與思考。 在《旗袍》中，她將個體的精神演變與時代的欲望相交織，在個體與歷史的對話中，突出當下的現實存在。 “當今中國，經濟騰飛。 城市的發展注定寸土必爭，黃金地段的老建筑常會在經濟利益的權衡之下淪為商業的犧牲品。 而對過去的保留，就是對現在的肯定，對未來的展望。 一個既有深厚文化底蘊又有光明前景的城市才是我們心中理想的城市。
”關照現實才是《旗袍》的旨歸。 雪靜小說中的現實意識重在凸顯個體生命的價值。 “文學和寫作也一樣，如果不能構成對生命、對存在、對自身處境的超越的話，它就沒有什么意義。 ”[4]雪靜的現實反思主要表現在她對社會轉型時期“物欲至上”價值取向的揭示。 小說中的葉奕雄同樣是滿族貴族，但卻以自身利益至上而不愿承認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他的思想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始終的個人欲望，而不是日本侵華這樣的主流歷史。 這一方面消解了小說的宏大敘事，讓個人欲望及其追求成為塑造人物形象及推動故事發展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又揭示了21世紀初期社會中興起的新價值追求，由此折射出個體對于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
三時空問題在寫作中地位特殊，“時間強調歷史內涵，故而作家可以通過對時間的操縱展示歷史面貌; 空間強調歷史背景，因此作家可以通過對空間的選擇表現歷史寓言。 ”[5]大規模時空變遷，必然帶來歷史對比，而撫今追昔，則具有“可闡釋”意味。 《旗袍》使用“回憶錄”講述方式，正好契合“慰安婦”問題在抗戰與當下的“對照”語境中展開。 小說結構獨特，每章分為AB兩節，構建了兩個時空：一個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另一個則是六十余年后的21世紀初的中國。 兩個空間相隔遙遠，卻又在“八角樓”這一時空結合體中交匯，揭開了“八角樓”作為屈辱的象征和作為歷史文化遺產的雙重內涵。
《旗袍》中的時空建構的獨特性，首先體現在作者對小說時間的操縱，并由此來探尋作者講故事的方式及其所理解的世界。 在雪靜筆下，“歷史——作為隨著時間而進展的真正的現實世界——是按照詩人或小說家所描寫的那樣使人理解的，歷史把原來看起來似乎是成問題的和神秘的東西變成可以理解和令人熟悉的模式。 ”[6]178因此，歷史雖是小說的主體，但個人心靈史才是小說最為重要的內容。
雪靜將個體經驗置身于歷史中予以呈現，既讓讀者跟隨時間線索感受歷史的主體事件，又引領讀者深入人物內心，參與人物內心記憶中的模糊性，從而使文本呈現出一種既是歷史又是現實的文學內涵。 在《旗袍》中，雪靜著重塑造個體生命在歷史洪流中的內心世界，通過個體生命經驗對歷史的感知來勾勒歷史，還原歷史的真實，帶有強烈的“敘述主觀歷史”的傾向。
《旗袍》以女記者郭婧的第一人稱敘事展開，但對歷史的講述卻是以她所采訪的對象李曼姝的回憶為主。 “小說家介入歷史，更重視個體，生命以及記憶的復雜內容，他沒有任何理由僅僅出于某種政治、時尚或道德的約束對這種內容進行簡約。 ”[7]16《旗袍》通過年邁的李曼姝的記憶與敘述將八角樓的歷史呈現出一種破碎感，也意味著時間和記憶對于歷史真實性的不確定影響。
在此，作者一方面將宏大的歷史事件消解于繁瑣的日常生活中，突出個體在歷史建構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又有意打破時間順序，通過復調敘事將現實與歷史勾連起來，不僅在回憶中復現歷史，而且還在時空對比中呈現不同人物的歷史觀與價值觀，并通過這種不同時空的對比敘事來完善小說故事內容。
在雪靜看來，“對比是人類最基本的思考方式，是敘事的基本結構，也是小說意義呈現的基本方式。 ”[8]109《旗袍》中的時空經營既包含不同歷史時期人物的“縱向對比”，也有同一時期人物的“橫向對比”。 李曼姝與葉奕雄是“縱向對比”的典型，兩代人都是貴族，有血緣之親，但在面對民族文化及其歷史過往時，一個敢于銘記歷史，批判丑惡; 另一個則利益至上，甚至不敢面對自己的身份。 郭婧與葉奕雄是同一時期的“橫向對比”，一個是利欲雄心的商人，一個堅守執著的記者。
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人物，價值觀念相異，命運也不同。 無論是從逃避過去到敢于正視自己的李曼姝，還是執著堅定尋求真理的郭婧，亦或不擇手段追求利欲的葉奕雄，他們都在個人的獨特經歷中闡述著自己對歷史的理解，體現了人物在不同歷史空間中的價值追求。 而小說正是通過這種對比手法來凸顯《旗袍》歷史書寫中的時空觀，并對“八角樓”作為“慰安館”這一歷史事件進行揭露與批判。
文學中的空間建構在文學敘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不僅是小說故事場景的地域、歷史、民族、文化的積淀，而且還是作者認識和把握世界的獨特方式。 與日常生活中所說的空間相比，文學中的空間“通過一種詩學的過程獲得了情感甚至理智，這樣，本來是中性的或空白的空間就對我們產生了意義。 ”[9]68可見，小說中的空間敘事也是表現小說主題，揭示小說思想內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為一名具有深厚民族意識的作家，雪靜對于小說空間的選取也頗有深意。 這與她的創作動機、內心作用密切相關。 作家的藝術創作動機往往都是“社會的、非個人的。 它們既來自環境，也來自藝術家獨特的人格。
藝術家的人格，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教養、趣味和風尚的烙印，打上了他所處時代的經濟、政治和宗教制度的烙印，有時甚至打上了他本國的地理和氣候條件的烙印。 但是，除了上面這些強烈地影響藝術家的外界影響之外，還有心理的力量在他頭腦中起作用。 ”[10]186作為一名滿族小說家，雪靜身上流淌著滿族這個獨特少數民族的燦爛文化與深厚民族歷史的骨血。 雖然社會不斷發展，但雪靜骨子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情結卻并未消減。 她以少數民族身份與女性身份兩重維度來構建文本的歷史時空，書寫屬于自身民族文化的小說文本，使其呈現出獨特的敘事魅力與文學內涵。
當然，《旗袍》中的時空建構不僅局限在上個世紀30年代和21世紀初兩個時間性的平面歷史中，也不只單純體現在八角樓、官場等場景的空間變換中，而是立體的將不同時代的人物與歷史相結合，體現了歷史文化的厚重，也揭示了人性的復雜。 雪靜將歷史的線性時間與人物心理時間相交織，拓寬了小說的敘事藝術，使小說的歷史敘事超越過去，并與當下整合，形成一種廣闊的審美境界。
民族文化方向論文范例：高位推動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
四
面對社會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商業文明的沖擊，傳統文化的陣地正逐漸失守。 這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沖擊尤甚。 作為滿族作家，雪靜通過文本的歷史書寫方式來，促使讀者不斷提升傳統文化意識，進而緩解傳統文化與當代文明之間的關系。 而傳統價值觀的失落是她所憂思的重要內容。 《旗袍》是雪靜基于對日本侵華歷史的批判和對經濟至上的現實反思而創作的，是她在歷史洪流中對于現實生存與價值取向的思索，蘊含著作者深刻的歷史情懷與現實拷問。 在小說中，雪靜試圖尋求一種歷史與現實的平衡，她對歷史的批判與現實反思深沉而悲憫。 但小說是對內心的勘探，對精神復雜性的描述，這一直是小說的重量之所在。
[11]因此，她并未一直沉溺于歷史書寫，而是將歷史與當下銜接，以個體的空間體驗為主線，并將個體置身于歷史空間中，既延續了時間與記憶，又表現了自我與現實，在擴大小說敘事空間的同時，為作品呈現一種悲壯的歷史文化氛圍。 《旗袍》主題關涉的內容頗多，主次、進退、顯隱不容易拿捏，因此，人物只能“標簽化”。 即便如此，仍然可以說，雪靜的《旗袍》完成了她作為一名少數民族作家對本民族文化肯定與傳承的責任與使命，無論在敘事空間還是小說主題上都為少數民族文學實踐開拓了視野，并對滿族文化的發展之路進行了探索，體現了她對于本民族歷史現實的獨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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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娟1 王曉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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