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區域風險研究

　　摘 要：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是推動國際合作、促進國際貿易、加快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重要舉措‍‌‍‍‌‍‌‍‍‍‌‍‍‌‍‍‍‌‍‍‌‍‍‍‌‍‍‍‍‌‍‌‍‌‍‌‍‍‌‍‍‍‍‍‍‍‍‍‌‍‍‌‍‍‌‍‌‍‌‍。 依據成熟的地理區域劃分方式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23個國家劃分為4個不同區域，從自然資源水平、地理距離、人文環境及投資環境4個方面識別不同區域國家具備的地理特征——區域性和差異性; 通過文獻梳理和德爾菲法判斷的結果構建風險指標體系，形成政治風險、政治意愿、民眾風險、市場環境風險和企業經營風險等5個二級風險指標及18個三級風險指標，通過層次分析法對每個指標賦權，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式評估沿線國家的風險值。 由于各區域的不同特點，風險來源存在明顯差異，進一步深入剖析成因，為各區域發展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關鍵詞：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風險評估; 區域性; 差異性

　　一、引言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中國外貿行業帶來了新機遇，不僅提供了更多參與國際貿易的機會和途徑，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更好的政策支持。 截至2019年8月，中國已經陸續和166個國家和組織建立了合作關系，“一帶一路”的發展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 但是，由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分布在全球的各個地區，各地區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社會發展水平和歷史都各不相同，所以造就了不同的投資經營和對外合作的規則與習慣，加上與中國建交、合作政策等的不同，常常會引發一系列國家層面上的投資風險。

　　此外，企業在“走出去”投資過程中也面臨諸多的風險，且當前企業對風險的認識不足，缺乏提前預防和評估，應對風險的經驗不足，也將造成企業層面的投資風險。 總而言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對于中國企業而言是機遇和風險并存的，如何正確識別各個沿線區位的不同地理特征及風險，掌握風險特征，提前防范和做好應對方案，對企業對外投資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劉家國 周錦霞 郭君雨

　　隨著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步伐的穩步推進，其建設過程中產生的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問題已成為當前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學者們主要關注的重點集中在4個方面：

　　(1)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地緣風險。 楊理智等(2016)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20個國家的地緣風險進行了定量評估和風險區劃。 張韌和白成祖等(2016)從國家政局、經濟及其綜合人文環境風險對馬來西亞等4個東盟國家進行了定量化評估。 李驍和樓春豪等(2014; 2015)從美國“亞太再平衡”等安全問題的事件具體分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安全風險。 陳世倫(2016)以中國與柬埔寨為對象，從兩國之間的投資、貿易、援助等方面研究在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實施前后的范式轉換，進一步分析柬埔寨政策、道德問題帶來的風險以及中國規避、降低風險的對策。 朱翠萍(2015)認為海上絲綢之路主要面臨政治、經濟和安全風險。

　　(2)企業在海外投資遇到的風險。 楊澤偉(2018)提出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將會面臨高風險頻發的地區，因此建立有效的保障措施和提高法律防范意識是非常有必要的。 劉超和王靜(2017)研究能源投資企業在海上絲綢之路背景下投資面臨的風險，主要從國內外市場準入制度和法律障礙兩個方面進行研究。

　　(3)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過程中將會產生的港口風險以及突發事故的風險。 黃慶波等(2017)提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港口投資潛力巨大，但投資環境較為復雜，并對東南亞等地區分區域進行港口投資風險分析，總結了沿線港口投資面臨的瓶頸問題。 劉大海等(2017)對海上戰略支點港的合資模式、并購模式、租賃模式以及特許經營模式進行了特點和風險總結，提出了相應風險規避的建議。

　　(4)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過程中的突發風險。 齊慶華等(2017)主要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途經之地所面臨的海洋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以及風暴以上等級的自然災害的影響。 辛方坤(2018)以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南亞、東南亞和中東的9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從資源限制、人為活動和自然災害等3個層面進行了生態風險評估。 盧文剛等(2015)研究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背景下印度尼西亞華商所面臨的人身及財產安全。 謝朝武等(2018)分析了中國國民和旅游企業“走出去”將面臨的風險，主要對國民和旅游企業面臨的風險結構和風險治理進行了研究。

　　綜上所述，關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風險研究較少，而且大多數集中在地緣政治風險和投資風險方面，鮮有依據區域相似性和差異性進行海上絲綢之路風險的研究。 基于以上問題，本文首先選取海上絲綢之路沿線23個國家為研究對象，依據成熟的自然地理區位劃分方式，對沿線國家進行區位劃分，對各區域進行兩大地理特征——區域性和差異性的識別，構建區域風險評價指標體系，用層次分析法計算各指標權重，采用定量和定性結合的方法進行評價，并分區域進行重要風險點的歸類和分析，最后就不同的區位為中國企業提出對策和建議。

　　二、研究設計

　　(一)理論基礎

　　在地理學中，區域性和差異性是兩大基本特性(Philo，2009)。 區域性主要體現在：每個地理上的現象和事物都處在地球表面的特定空間范圍之內，且處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環境中。 由于地球表面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空間分布不均一的特點，決定了地理學研究的區域性特點(Schaefer，1953)。 處于同一地理空間范圍內的事物和現象因為其不同的地理位置可以劃分成不同的地區，這些地區有著一定的范圍和界限。 每個不同區域的事物和現象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該地區的所有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彼此相互聯系綜合起來，將會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整體，形成獨特的區域地理特征(Macleod and Jones，2001)。 而不同地區因為地球表象和人文現象的不同，某種要素在不同區域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表現。

　　差異性主要體現在：由于地理環境、發展歷史和人文活動在各地區的不同表現，不同地區的地理特征具有相對明顯的差異性(朱海森和潘燕，1996)。 不同地區因為地球表象和人文現象的不同，某種要素在不同區域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表現(韓杰，2002)，其中地球表象的影響指客觀環境，如經緯度、海陸位置、氣候、地形、地質結構等各個地區存在的明顯差異，沒有兩個區域的自然環境完全相同; 人文現象指的是人類文明進步過程中產生的活動和表現，如衣食住行、語言、文化、信仰、發展歷史等人類在該地區居住以來因為客觀環境和自身習慣不同導致的差異。

　　區域性風險指的是影響某地區而不影響其他地區、與其他地區有明顯不同的風險。 特定區域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以及與周邊區域的交往等都將決定每個區域對同一主體事物不同的反應，從而在該事件中存在特有的風險。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個國家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域性和差異性。

　　根據地理位置的不同，處于同一地區的國家之間存在著空間關聯性，且根據其位置的遠近，關聯性的強弱也會有所變化。 同一地區的國家之間存在著內部聯系，具有相關相似性。 而各個地區之間又存在著明顯的區域性和差異性。 本文基于地理區域性和差異性的基本概念，研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在沿線國家之間存在的區域風險。 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進行區域風險識別和評估，有助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更好地實施。 對于外貿企業而言，了解各區域投資的主要風險，有利于企業做好風險預防和應急措施，以降低可能的損失。

　　(二)風險評價指標構建及評價過程

　　為構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風險框架，本文搜集和查閱了國內外大量文獻，就已有文獻對風險識別指標進行匯總，并設計風險識別調查表。 邀請研究“一帶一路”投資與風險的高校科研人員(4名)、多次參與“一帶一路”投資的外貿企業人員(3名)以及政府機構工作人員(2名)組成風險識別專家團隊，采用德爾菲法對專家進行咨詢，在各專家之間不溝通的前提下，將匯總的風險識別表分別以通信的方式征詢各個專家的意見。 首輪通過專家的經驗和認識，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存在的風險進行預判，再匯總形成新的風險識別表，重新讓專家團隊進行風險預判‍‌‍‍‌‍‌‍‍‍‌‍‍‌‍‍‍‌‍‍‌‍‍‍‌‍‍‍‍‌‍‌‍‌‍‌‍‍‌‍‍‍‍‍‍‍‍‍‌‍‍‌‍‍‌‍‌‍‌‍。 循環重復此過程，直至專家意見趨于一致，最終專家對風險識別指標的判斷意見相對集中，得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風險識別結果。

　　在風險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完成后，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 從世界銀行數據庫、BTI、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等獲取原始數據，通過對定量指標采用0~100標準化、對定性指標用德爾菲法，由專家打分再標準化，對各項指標所賦予的權重進行加權平均處理，得到最后的指標評價結果。 對各風險指標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正向指標通過計算直接得出風險評估得分，負向指標如各國之間的外交關系、經貿聯系及各國內部的穩定性、企業投資的歡迎度其風險得分則為100-X。 評價結果均在[0,100]區間內，風險程度與得分正相關，即得分越高，風險越大。

　　三、實證分析

　　(一)區域風險評價

　　將選取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23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按照地理區位劃分為4個區域，分別為東盟8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文萊、泰國、菲律賓; 西亞7國：伊朗、科威特、阿曼、巴林、沙特阿拉伯、卡塔爾、也門; 南亞4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 非洲4國：埃及、肯尼亞、莫桑比克、坦桑尼亞。 沿線國家區域風險評價的原始數據采用的是2009~2016年間的數據，對可量化的指標層進行客觀評分，對不確定的風險指標進行專家打分，量化定性指標。

　　從三級指標的評分結果入手，出于“評分越高，風險越高”的原則，選取指標評分大于等于60(等級為較高級和高級)的23個國家的所有三級風險指標，將其按4個不同區域分別匯總，統計其在各自區域出現的頻次，得到所有三級風險指標在4個區域內表現為較高級或高級的頻率結果。 但18個三級風險指標在4個不同區域內影響程度的結果不是非常顯著，所以再次結合三級指標在各個區域的得分平均數來進行第二次比較，得出每個區域中2個表現明顯、影響顯著的風險指標。

　　根據不同區域高風險指標出現的頻率結果發現，4個區域既有共同的高風險類型，也有各自不同的高風險類型。 主要影響各地區的風險指標具體如下，東盟區域：沿線地緣政治博弈、美國亞太戰略沖突; 西亞區域：民間勢力意愿風險、對企業投資歡迎度以及法律風險; 南亞區域：沿線地緣政治博弈、突發事故風險; 非洲區域：突發事故風險、社會責任風險。

　　(二)區域風險分析

　　反映了主要影響各區域平均得分前5名的風險情況，下文針對表3所呈現的各地區的主要風險，究其成因和來源，分析各地區主要風險對企業投資的影響。東盟區域的主要風險是沿線地緣政治博弈風險、美國亞太戰略沖突風險。 東盟位于亞洲的東南部，多以海洋群島和大陸半島為主。 1511年，葡萄牙人登陸東南亞，讓東南亞成為各個國家政治博弈的重要舞臺。 東南亞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是亞洲、非洲、歐洲和大洋洲之間的海上咽喉。

　　其次，東南亞自然資源豐富而且市場廉價，這無疑又吸引了很多大國。 東盟是一個彼此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并形成鮮明對比的地區。 東盟內部由于民族眾多，宗教復雜，又是世界主要文明的集聚地，內部的復雜性和外部地緣的重要性加上民族和宗教矛盾、文化差異使得東盟地區長期政治和社會不穩定。 由于東南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存在眾多的地緣政治博弈。 雖然東盟成立以來在東南亞實施大國平衡戰略，但依舊無法減少大國在東南亞的競爭。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無疑讓東南亞地區再次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地區。

　　東盟地區的實力日益增強，美國對其支配作用日漸消減，安全利益逐漸轉化為經濟利益。 由于雙方不同的戰略利益，摩擦沖突日益顯現。 在美國的亞太戰略中，能否占有東盟市場將決定著美國在亞太地區經濟的主導地位。 與此同時，雖然安全利益逐步被經濟利益所替代，但依然是美國亞太戰略的一個目標，即防止亞洲出現主導地區政治經濟安全局勢的國家，保持其在亞太地區能繼續發揮支配性大國的作用(阮增毅和吳改，2018)。

　　西亞區域的主要風險是對企業投資歡迎度風險、民間勢力意愿風險和法律風險。 西亞特殊的地理位置導致西方國家都想控制該地區。 西亞的主要民間勢力基本都是為水源、石油和宗教而戰。 水資源的爭奪在西亞引發了一系列的民間沖突。 波斯灣和里海沿岸有豐富的石油儲量，豐富的石油生產和出口是西亞各國的重要經濟來源，而石油資源又是各個國家爭奪的主要目標。 西亞也是局勢最為動蕩的地區之一。

　　西亞是個多民族聚集的地方，是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重要發源地，其中有超過一半的居民信仰伊斯蘭教。 錯綜復雜的民族和宗教常常是民族斗爭的導火線。 獨特的民族文化、惡劣的自然環境、匱乏的水資源以及豐富的石油資源，導致宗教意識和民族意識十分強烈，而其民族和宗教又具有鮮明的特色，所以外部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時的受歡迎度也會隨之下降，文化、習俗、語言等不同也使得投資者不能很好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企業投資的風險較大。 西亞的法律風險更多是因為部分國家的法律制度不夠完善，尤其在投資領域沒有相對較好的法律體系。 另外，西亞的部分國家也會結合本國的宗教教規去處理法律爭端，中國企業法律風險防范方面的準備和經驗不足也導致了在西亞國家投資時會面臨較大的法律風險。

　　南亞區域的主要風險是沿線地緣政治博弈風險、突發事故風險。 南亞有特殊的地理環境。 印度位于次大陸的中心位置，其他南亞國家均互不接壤，但卻與印度均有接壤部分。 印度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印度具有控制次大陸的傾向，并且不容其他南亞國家挑戰，所以南亞內部的雙邊關系長期難以擺脫地緣斗爭。 冷戰結束之后，該地區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大國戰略的相繼退出都使得南亞的地區安全問題進一步惡化。 隨著美國在巴基斯坦等地的干預力度加大，南亞的外部地緣政治博弈也越來越復雜。 復雜的國家內部矛盾是南亞的焦點問題，南亞是世界上最多元文化、民族和宗教的聚集地，各類突發事件和民族宗教沖突不斷，文化互不融合。

　　非洲區域的主要風險是突發事故風險、政策風險和社會責任風險。 埃及存在一系列的宗教、民族沖突問題。 此外，埃及稅制復雜，程序繁瑣，容易產生稅收糾紛(埃及投資與經貿風險分析報告，2007)。 埃及、肯尼亞、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亞的國內安全環境不斷惡化，恐怖襲擊事件也會時常發生。 同時，這4個國家均有不同程度的宗教和民族沖突，所以導致突發事故風險較大。 上述4個國家均非常注重外國企業在東道國內投資時履行社會責任的意識，非常注重環境保護‍‌‍‍‌‍‌‍‍‍‌‍‍‌‍‍‍‌‍‍‌‍‍‍‌‍‍‍‍‌‍‌‍‌‍‌‍‍‌‍‍‍‍‍‍‍‍‍‌‍‍‌‍‍‌‍‌‍‌‍。 中國企業在東道國保證投資完成的同時也要加強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意識，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四、風險防范對策建議

　　(一)應對東盟各國風險的措施

　　在對東盟8個國家的風險指標得分匯總后發現，對于東盟而言，最大的風險因素主要來自國家層面的沿線地緣政治博弈風險和美國亞太再平衡因素。 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前景不明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國際背景下，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在農業和數字經濟方面形成貿易互補。 中國應當從雙方歷史共通之處出發，以華人華僑為溝通紐帶，在建立雙方互信互利、強化溝通交流的基礎上加強基礎建設的投資，促進與合作國家之間的貿易、產業合作。

　　1.增進與沿線國家的共識和互信

　　對于中國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國家的投資問題，中國應增強與各國互信互惠和人文交流，為強化合作、增進共識奠定良好的基礎。 一是加強雙邊對話與交流，有利于深化中國與東道國的務實合作，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妥善處理矛盾與分歧，保持健康穩定的發展關系。 二是加強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是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交流能夠直接并且直觀地進行文化傳播，使人們感受其他國家的文化魅力，從而增強彼此的文化接受度，建立相互信任。 三是建立政治互信、安全對話和合作機制，使雙方在地緣政治方面的利害關系趨于一致，建立雙方的合作共贏，以合作達到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2.以基礎建設為重點合理選擇投資項目

　　一些經濟水平較差的東盟國家基礎設施相對落后，供應鏈不夠完善，在疫情期間出現鏈條受阻甚至斷鏈的情況，嚴重制約經濟發展。 應以基礎建設為重點，從內陸向沿海乃至海上拓展，例如向海上碼頭、航道、港口等各項目延伸，推動新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找到新的利益增長點。 這將有利于加強東盟各國與中國長久務實合作，增進彼此可信度，實現雙多邊關系健康發展。

　　3.完善保障機制，有效規避基礎設施投資風險

　　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下基礎設施投資，就要與政府進行多層次的溝通與交流，制定好發展戰略、規劃和措施，務實合作。 在發揮與東盟國家的合作交流機制、攜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同時，必須強化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社會責任意識，盡快提升雙方基礎設施責任方的社會責任，設立相關部門機構，對投資風險進行預測評估，分析當地基礎設施的需求量與市場環境。 相關部門要起到帶頭作用，企業也要扮演好執行者的角色，完善管理機制，合理利用資源，確保投資收益的同時也要有效規避風險。

　　(二)應對西亞各國風險的措施

　　在對西亞7個國家的風險指標得分匯總后發現，對于西亞來說，影響最大的風險因素主要來自于民間勢力意愿、企業投資歡迎程度以及法律風險。 西亞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 2020年3月的石油價格戰導致全球金融與能源市場劇烈動蕩，同時制約著西亞國家的發展。 中國在該區域的活動盡量以投資貿易為重，加強經貿往來和基建合作，同時深化彼此政治互信，適當保持第三方中立，避免陷入當地的矛盾沖突之中，維護中國的基本利益。

　　1.加強能源貿易合作，均衡選擇投資領域

　　中國應積極采取石油儲備相關的戰略措施，增強應急能力，以防因突發事件發生導致能源安全問題。 從長期來看，中國應主動加強與西亞各國的能源貿易合作，積極開展能源外交，減少因進口大量石油、天然氣等資源而帶來的外貿逆差，注重在石油能源中下游領域等行業的發展合作，加強雙方能源產業鏈的協調互動。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礎上與西亞各產油國在投資方面開展廣闊的合作。 在保持能源良好合作的同時進行多元投資以弱化投資單一化所帶來的風險。 中國可以選擇與西亞貿易互補產業進行投資，例如輕工、機械裝備等工業制成品。 中國應著重提高工業制成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優化出口貿易結構、升級轉型產業和提升“中國制造”以及“中國智造”在西亞地區的競爭力(韓永輝等，2015)。

　　2.加快與西亞地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

　　西亞地域廣闊、地理位置獨特，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 要想改善西亞地區的投資環境，首先要著重完善其基礎設施建設，在此基礎上，通過創建產業園區，引進中小企業入駐，降低企業風險。 可以學習關于新加坡的對外投資模式，生產本地的生活必需品，改善文化教育與生活水平，促進當地市場經濟與文化的交流與發展，縮小各區域發展的差距，加強區域協調、均衡發展，從整體上優化西亞地區的投資環境。

　　(三)應對南亞各國風險的措施

　　南亞區域影響最大的風險因素主要來自于沿線地緣政治博弈和突發事故風險。 中國應當理清南亞各國之間的國家關系，適當地選擇國際合作方式，照顧到雙方合作利益的同時保持自身中立，不參與區域惡性競爭。

　　1.加強與印度戰略協調與戰略對接

　　中國應考慮和關切印度作為亞洲大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印度在相關合作領域明確雙方合作重點，積極進行戰略合作上的對接與協調(張述存，2017)。 中國應當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印度的特有條件中尋找雙方利益交匯點，建立有效、合理、協調的對接機制，在此重心上加強彼此經濟貿易合作，促進雙方共同發展。

　　2.把巴基斯坦確定為與南亞合作的支點國家

　　由于中國與巴基斯坦長期友好的外交關系和地緣因素，雙方建立了中巴經濟走廊和中巴命運共同體，并將中巴經濟走廊打造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項目，隨后中巴兩國建立了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王建華，2018)。 自2013年起，中國已連續6年成為巴基斯坦最大的投資來源國，巴基斯坦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框架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體現了中國期冀通過巴基斯坦突破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思路。 另外，中國與巴基斯坦合作仍然面臨著民族、安全等問題的挑戰，需要中巴進一步加強合作進行應對。

　　3.加強與半依附型國家的關系治理

　　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靠近印度，深受印度影響。 對于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中國應從多個維度推進雙方關系治理，在互動中構建利益共同體，積極發揮國家行為體及非政府行為體的作用，建立較為立體的外交架構，有效減少中國與這類國家合作過程中的傳統與非傳統風險。

　　(四)應對非洲各國風險的措施

　　非洲區域影響最大的風險因素來自于突發事故、政治風險和社會責任風險。

　　1.以“三網一化”為契合點，對接中非發展戰略

　　中非積極推進“三網一化”和產能合作，促進中非共同發展，提升中非合作優勢，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為先導，以政策溝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為輔進行發展和延伸(趙晨光，2017)，還應與非洲國家共同創立產能合作示范園，建立產能合作協調機制。

　　2.人才和技術先行，促進中非良好合作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在非洲地區建設過程中，中國應該從高科技人才和技術方面入手。 企業在非洲開展貿易投資時應根據非洲當地的消費需求，可以選擇非洲緊缺行業，注意技術研發，改進技術或生產的某些環節，走科技創新之路，開發新市場。 企業投資緊缺行業時，可以將本公司技術人員引進非洲項目，招聘當地人員并進行技術培訓，將先進技術傳播到非洲國家，定期舉辦研修班，實現真正的人才本地化和公司運營本地化，以人才培養推動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合作與交流。

　　文史論文投稿刊物：《絲綢之路》雜志以"弘揚絲綢之路優秀文化，服務中國西部現代旅游"為宗旨，集中展示中國西部的壯美山川和悠久歷史文化，努力在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專家與群眾、文化與經濟之間鋪路架橋，知識性、學術性、現實性、趣味性兼及。

　　3.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維持良好國際形象

　　在對非洲投資活動方面，中國企業要具有主動承擔當地社會責任的意識，在扶貧救弱、保護環境等方面要積極主動。 同時也要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對于非洲當地的文化、習俗、習慣要保持充分的尊重和理解，維持好與當地政府友好合作關系，繼續保持中國的良好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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