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歷史關鍵期

　　摘　要：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各民族走向新的國家進程的開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茁壯成長的開始，也是民族矛盾演化為“國內區域民族矛盾”的開始。如何看待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間“漢化”“胡化”發展到“華化”的過程，就是如何準確看待中華民族誕生的過程，就是如何正確看待中國“漢民族”的民族性，就是確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起點。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民族;“胡化”;“華化”

　　一、魏晉南北朝的“漢化”“胡化”到“華化”

　　“中華文明經歷了五千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魏晉南北朝時期之所以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過程中占據關鍵位置，是因為它是秦漢一統天下后出現的各族立國紛爭時期，如果說春秋戰國時期是一統天下前的第一輪列國爭雄，那么，經秦漢統一后出現的這一輪列國爭雄，則是第二輪，它完全不同于戰國時代。秦漢與隋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史中極具開創意義的時期。

　　民族論文范例：民族歌劇戲劇性語境下的藝術形象塑造

　　此前中國境內的古代民族尚難分難辨，共同締造了早期中國的國家形態，但從秦統一中國形成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以后，尤其是秦長城的豎立和阻隔、漢匈長期的對峙與征戰，導致中華民族歷史的演進被局限在“長城內外”，生產方式也處在游牧與農耕的自然界線兩邊，造成“夷狄與中華”的區隔。

　　304年，南匈奴之裔劉淵建立“漢”，其族子劉曜改國號為趙，史稱漢趙或前趙，這是“胡族”建立的第一個中原式政權，至隋滅南朝陳國的589年，前后出現了二十多個民族政權，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諸胡列國”時代。由于這些政權多立足于黃河以北傳統的中原地區，“侵占”了所謂“華族”的世居地，故而史籍中稱之為“五胡亂華”。

　　“五胡”一般指匈奴、羯、氐、鮮卑、羌，實際上“諸胡”不止此五種，“五胡”乃是概稱。戰爭是古代民族間交往的正常途徑，世界上沒有一部民族國家史中沒有戰爭，正是通過戰爭，不同民族間的溝通了解成為必然，先進戰勝落后，強大戰勝弱小，逐漸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就是在相互征戰中寫就的，因此，從“漢化”到“胡化”和從“胡化”到“漢化”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是一個力量和智慧交替成長、最后達到交流融匯的“華化”過程。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漢化”和“胡化”的情景是交叉出現的，這恰恰證明了“華夏與夷狄”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兼收并蓄的情況。相對來說，“漢化”的胡族王朝更好理解，因為他們也用漢制國號來稱呼所建立的王朝，如胡族建立的“前趙(304—329)”“后趙(319—351)”“前秦(310—394)”“前燕(285—370)”“西燕(384—394)”“南燕(389—410)”“后秦(312—417)”“西秦(329—431)”。

　　以上胡族建立的王朝稱謂前面添加的“前后東西南北”都是后來為史作傳時加上去的，是為了更好地區分王朝代續。“漢化”的胡族王朝比較好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歷史發展的趨勢是胡族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逐漸融匯于中原漢族王朝的正史規范當中，成為中華文明史的組成部分。少數民族在中原地區建立割據政權后，也使用“以漢制漢、以夷制夷”之策略進行統治。其“以漢制漢”之方：一是仿僑置州郡縣之制。西晉亡，東晉建立后，為安撫中原南遷之世家大族，曾有“僑置州郡縣”之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遼東崛起，正值西晉八王之亂，有許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鄉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對來歸漢人以原來的地望，在遼東另設相同地名以處來歸者，與僑置州郡縣法同，使來歸者有賓至如歸之感。二是重用漢族文人，提倡儒學等。歷代以來說到這個問題時，都強調胡族對漢文化的仰慕，卻未能深入了解“以漢制漢”與“以夷制夷”的異曲同工之妙。

　　“胡化”主要是指本身雖為漢族，但接受胡族文化，這樣的人建立的王朝也有“胡化”特征。如北魏時的高歡，已徹底鮮卑化，其后人所建北齊，也為鮮卑化王朝。南北朝時期，北燕為漢人馮跋所建，“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是“漢人”而稱大單于的特例，可見其本人胡化程度及其治下實行胡漢分治之情形。魏晉南北朝時類似胡化漢族的王朝如：“北燕(407—436)”“冉魏(350—352)”“北齊(550—577)”。當然，所謂“胡化”沒有一個量化標準，“漢化”其實也沒有一個考核標準，因此，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這種現象稱之為“華化”更為準確，即中原漢族與北方諸胡相互征服，在中國土地上相繼建立同時擁有漢族和胡族的王朝，并在隨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相互融合，共同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魏晉南北朝后的隋唐兩朝是“華化”的結果，因為創建隋朝的楊氏和創建唐朝的李氏，其家族都仕于北周王朝，被北周胡族統治者賜姓楊氏為“普六茹”、賜姓李氏為“大野氏”;隋唐王朝政治經濟文化也頗有胡族色彩，有史家直接將此二朝歸為“胡化王朝”。正是經歷“漢化”“胡化”階段，到隋唐時代建立起的就是真正的“華化”王朝。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從“獨居”“混居”到“聚居”

　　“五胡十六國”和北朝各政權的建立者，絕大多數是說阿爾泰語人群，“他們遷入長城以內或靠近長城地帶，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東漢前期，其中相當一部分早已深入到中原政權的腹心地區。這些游牧民族先是作為魏晉王朝統治下多族群社會的個別單元而存在，在西晉末年的政治動蕩中扮演了直接推翻西晉朝廷的角色。正是這些有鮮明部族特征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把晉朝的政治和軍事存在驅趕到了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國南方，由此開始了北方中國的十六國時代。

　　十六國以及緊隨其后的北朝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建立政權的群體、各政權統治集團主要成員，其民族背景多與內亞阿爾泰人有關。這些進入長城以南的內亞人群及其后裔，基本上都沒有退回到草原上去，而是變成了農耕定居地區的人口，成為北朝末年開始的獲得具有族群意味的‘漢人’的一部分。”表現在人事任用上，以本民族為先，次為其他胡族，再次為漢人。以北魏為例，將相中胡族占75%，漢族占25%。金朝統治中原百年，三品以上京官共158人，其中女真101人，占64%。“內亞人群不僅在政治上主導了這一歷史過程，而且正是他們主動的文化選擇，型塑了北朝和隋唐‘漢人’的文化面貌。源于北朝內亞成員的后裔，成為隨后數百年的‘漢人’社會里的精英階層。”這種舊傳統、舊族群認同的消失和新認同、新群體的出現，實際上就是新中華。自東漢末年以來，南匈奴附漢，款塞而居，此后陸續有北方“胡人”近邊入塞。到西晉時，今天的山西、陜西、甘肅甚至河北一帶定居者中已是胡漢各半。隨著兩晉政權不穩，天下大亂，諸胡的活動區域和定居點不斷向中原擴展，這是北族王朝出現的地理條件。

　　近代以前的民族征服史是無法用現行道德進行評價的。某種意義上，這是古代人類交通史的必然方式，盡管對局部群體來說就是野蠻的殺戮，但征服的目的是占有物質財富和人口，所以，對先進文明和文化來說，文明程度低的征服者往往最終被文明程度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265年，司馬氏取魏而改國號為晉。晉初，又有西北等地鄰邊匈奴等二十余萬內附，《晉書•北狄匈奴傳》記載這些所謂的“匈奴胡”有19種之多：“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烏檀)、赤勒種(赤勤)、捍蛭種(捍蟶)、黑狼種、赤沙種、郁鞞種、萎沙種(蔞莎)、禿童種(禿重)、勃蔑種(勃茂)、羌渠種、賀賴種、鐘跂種(鐘跋)、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根據劉學銚先生的研究，史籍記載“羯”為匈奴別部是錯誤的，而所謂“羌渠之胄”的說法也不準確。

　　《晉書》所謂匈奴中有羌渠部，這是因為“羯”并非來自某一族群，而是匈奴中由西域諸國的青壯年組成的一部，他們稱善戰勇健者為“拓羯”，其所居地因而被稱為“羯室”，匈奴時“羌渠部”集中在上黨(今山西長治)居住，久之即以“羯”名之。羯人源于西域，與匈奴、鮮卑、漢人在體質特征上有別，“深目、高鼻、多鬚”。

　　雖如此，石勒本名匐勒，其“石”姓來自伙伴汲桑，或許與其來自西域“石國”有關。而石勒發家時的十八位伙伴即所謂的“十八騎”，也是胡漢混雜。307年，也是劉淵稱漢王初年，石勒帶隊伍投靠劉淵，被劉淵封為輔漢將軍、平晉王。此后隨著石勒勢力的不斷擴大，漢趙政權給予他的封號與封地也水漲船高，直至加封趙公，更欲有趙王之封。但石勒選擇“趙王、趙帝孤自取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國號趙，意在取代漢趙，史稱后趙。329年，石勒在高僧佛圖澄的幫助下，活捉劉曜，滅漢趙。

　　石勒次年正式繼皇帝位，建都襄國(今河北邢臺)。其中匈奴族屬的有屠各、賀賴，赤沙或亦是;赤勒即敕勒，與丁零/高車同;羌渠、力羯，為羯胡屬。匈奴分布區域的變化：東漢時呼韓邪單于內附，其汗庭設在西河郡的美稷(今內蒙古準噶爾旗北)。此后陸續安置的匈奴大概分布在北地(寧夏青銅峽南)、朔方(內蒙古磴口)、五原(包頭西)、云中(托克托北)、定襄(山西左云西)、雁門(山西代縣西北)、代郡(山西陽高)。 人口約四五萬人。數十年后，人口增長四五倍，達二十余萬。

　　三、如何看待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間從“胡化”到“華化”出現

　　“五胡十六國”是秦漢時期先進政治經濟文化對周邊民族地區“輻射”的結果，特別是漢朝擊潰北匈奴的同時，也把漢先進的生產方式和國家治理意識傳播到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及至魏晉時代，北方游牧民族逐漸強大起來，隨之逐鹿中原，主動吸納接受漢族前朝留傳下來的政治經濟文化，試圖改變本族在政治思想和制度文化上的單一性。

　　就封建制度而言，統一的封建專制制度無疑是先進的，中國自秦建立統一的封建專制制度以來，秦漢帝國的強大和影響力遍及亞歐大陸，統一的封建專制制度在世界歷史上創造了封建時代的輝煌，這對當時亞洲內大陸特別是東亞地區產生巨大吸引力。因此，當時周邊民族和區域國家學習先進，模仿中原王朝，甚至試圖入主中原地區，建立本族王朝，而魏晉之后的國內政治局勢為群雄崛起創造了條件。

　　馬克思曾經在談到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時指出：“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國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與英國殖民統治印度不同的是，這個偉大的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關鍵期是從周邊少數民族主動建立“胡族王朝”開始的，時代的發展為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歷史舞臺，到隋唐時代第二輪一統天下，中華民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樣，“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

　　日本學者川本芳昭在《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一書中，從長時段——即從包括漢至唐在內的更為宏觀的視野出發，考察這一時期中國南北以及東北亞地區的歷史變動時，摒棄了所謂“漢化”論的觀點，而是提出了“中華化”的概念，并認為：“由于這一時期人口的大量遷徙，在中國北部形成了‘胡化’，與此相同，在中國南部也可見到‘蠻化’的現象;并且，這一時期胡化、蠻化、漢化同步進行，逐漸形成了一個有別于秦漢時期的新的‘中華’世界;伴隨著上述現象的產生，從其他國家遷徙至中國北部的非漢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強加給自己的‘夷狄’觀念，開始主張自身即為‘中華’;與此同時，開始出現將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視為中原王朝或正統王朝的主張。”

　　相對落后民族和地區的人口與財富流向那些發達的地方，這一運動造成的后果是發達的越來越發達，落后的越來越落后，使民族繁榮與民族落后同時存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階級利益開始高于民族利益，盡管有時這兩者的關系呈現出復雜交錯的情況;國家的統一開始高于民族的統一，盡管一個民族也可以組成一個國家，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是多民族組成的，這是由于很少有單一民族達到構成國家所必備的人口數量和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由于國家在區域政治活動中的地位和在軍事力量上的強大，使獨立的民族國家不斷得到加強，國內各民族的統一和融合得到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強力支持，這預示著新的統一的民族成為國家存在和發展的新主題。

　　當然，從普遍的世界各民族發展的共同性角度看，每個民族在實際發展過程中有自己的特殊性，正是這些特殊性決定了他們是“這一個民族”而不是“那一個民族”。在研究中國各民族發展的特殊性時，我們發現，中國各民族發展史最突出的特點是“內向性”，而完全不同于其他國家主要民族發展的“外向性”。究其原因，中國社會發展史的特殊性與中國各民族發展史的特殊性是有機統一的，這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根本。

　　作者：吳楚克1，王　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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