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史記》載秦王因孤憤、五蠹之書而欲見韓非，回顧經典、對《孤憤》、《五蠹》主旨意涵進行解讀就成為探究秦王欲見韓非的最初動機的中心路徑。另結合秦國自商鞅以來法家思想的政治傳統、嬴政的性格特征、秦王政與呂不韋之間的君相矛盾等因素，秦王與《
[摘 要]《史記》載秦王因孤憤、五蠹之書而欲見韓非，回顧經典、對《孤憤》、《五蠹》主旨意涵進行解讀就成為探究秦王欲見韓非的最初動機的中心路徑。另結合秦國自商鞅以來法家思想的政治傳統、嬴政的性格特征、秦王政與呂不韋之間的君相矛盾等因素，秦王與《孤憤》、《五蠹》的契合度極大提升，奠定了以后秦漢政權對法家思想的悅納的第一步。
[關鍵詞]秦王;韓非;《孤憤》;《五蠹》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1]因為兩篇文章而欲見作者并不奇怪，但為見作者而攻打一個國家就不得不令人吃驚于秦王的急切心情和《孤憤》、《五蠹》篇的魅力了。歷來學術界對于《韓非子》各篇的真偽、法家“法、術、勢”的思想體系、法家思想對于秦漢政權統治的影響等問題均進行了多角度的探究(1)，而本文所欲做的工作則是回歸文本、立足經典，從《孤憤》、《五蠹》篇的文本解讀出發，探究秦王欲見韓非的動機問題。
一、《孤憤》篇解讀
要理解秦王對見韓非的熱切愿望，我們首先應該理解《孤憤》、《五蠹》篇所表達的主旨思想。
首先應當說明的是，我們雖然無法確定《孤憤》、《五蠹》篇的立論篇目和成書先后，但其確為韓非所做是學界所普遍認同的，(2)此處不加贅述，可以說《孤憤》、《五蠹》是對韓非子思想比較忠實的反映。
《孤憤》開篇第一句：“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2]構建了智術、能法之士的崇高形象，可視為全篇的立足點，全篇文章便是圍繞智術、能法之士的“孤憤”所展開的。
韓非對于“孤”的定義是“處勢卑賤，無黨孤特”，意即孤獨;對“憤”的定義是“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由憤而生仇，可見憤慨之極。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孤憤”即孤獨和憤慨之意。
在這篇文章中，韓非反復慨嘆智術、能法之士身處危亡之境，依然與“當涂之人”作生死斗爭。文中的“法術之士”盡管是泛指而非特指，但其形象卻很鮮明：耿直忠誠、勇敢無畏、孤立無援，充滿著孤寂憤慨的悲壯。韓非以悲憤激切的情感塑造出一個孤憤之士的形象，其中顯然也有著自己的影子。
與孤憤之士相對，韓非塑造的另一類人物形象，這就是當涂之人、“重人”，也即“奸劫弒臣”。這里對于“重”字的理解是一個關鍵點，很顯然，韓非所刻畫的“重人”與“當涂之人”是近似的形象，即貴重之臣、“奸臣”。他們內外勾結、上下欺瞞、結黨營私、順昌逆亡，可謂千古奸臣的典型形象。周勛初認為：“韓非使用了文學寫作上的高超手段，將歷史上和現實中這些權臣的言論和行動綜合起來，塑造成為一個奸臣的典型形象……這個形象的社會意義，就不是個別的、具體的歷史人物所能比擬的了。”[3]通過智術、能法之士與重人、當涂之人的對立，韓非所表達的主旨思想就是提醒君王鞏固專制，善用智術、能法之士，貶抑當涂之人，其渴望君王專制的誠懇溢于言表。
作為韓國的公子，韓非所描述的情形自然首先是針對韓國局勢的，但《孤憤》所述與與嬴政初繼君位時秦國的政壇狀況也是吻合的，這集中表現為呂不韋、嫪毐在秦國政局中的重臣角色。
《史記·呂不韋列傳》中載呂不韋在秦莊襄王時，即已拜為丞相，秦王贏政即位后，又“尊為相國”�！稘h書》中載“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4]。贏政即位時只有十三歲，呂不韋又和太后有特殊的曖昧關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呂不韋，其權臣形象正契合了韓非所謂“當涂之人”。
呂、嫪盛極時，“秦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于長挽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5]那些追求富貴名利、仕途通達者紛紛投奔他們門下，一時間呂不韋和嫪毐一呼百應，門庭若市。就連學者們也為了得到豐厚的俸祿而到處宣揚他們的功績，傳誦他們的貢獻。君相之間的矛盾只需一個小的契機便可猝然而發。
嬴政繼承君位后的前九年有呂不韋在培養自己的勢力，有嫪毐依靠太后與他抗衡，還有王弟長安君成蟜的叛亂，他雖沒有淪為傀儡，但王位卻十分不穩，甚至可以說搖搖欲墜，韓非《孤憤》中所說的權臣蔽主問題，豈不是正好澆中了贏政胸中的塊壘嗎?
《孤憤》結尾，韓非嚴正地告誡國君：“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韓非提出的警示以及解決問題的途徑讓他恍然大悟，因而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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