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傳播學理論自西方傳入中國后，在中國學者的再梳理、創造下，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理論。同時，傳媒業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體系，不斷出現的新名詞擴充著整個傳媒學科的詞匯并引導著研究熱點。從翻譯學角度來講，對新聞與傳播領域相關外來詞匯的翻
摘要:傳播學理論自西方傳入中國后，在中國學者的再梳理、創造下，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理論。同時，傳媒業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體系，不斷出現的新名詞擴充著整個傳媒學科的詞匯并引導著研究熱點。從翻譯學角度來講，對新聞與傳播領域相關外來詞匯的翻譯，要把握其時代性、本土性、發展性，通過引入、初譯、磨合、再譯等實現詞匯的本土化再生。
關鍵詞:新聞與傳播,翻譯學,術語翻譯
社會、科技的發展和詞匯的生發演變有著互動性。新事物、新理念、新文化的出現必定有相應的詞匯被創造出來，而隨著一種事物或者理念的消失，一部分詞匯也會在經歷初生、傳播、應用后消亡。學術名詞，在一個研究時間段內，可能是十幾年也可能是幾十年，經過篩選，沉淀下來、被廣泛接受，成為學科架構和研究的基本。
傳播學理論自西方傳入中國后，在中國學者實踐當中的再梳理、創造下，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理論。這其中也包括傳播領域相關專業詞匯的傳播與再造。任何傳播學理論歸根結底都是本土的，即使經典的傳播研究及其理論，也無不孕育于特定的本土語境與傳播實踐[1]。
對于學術名詞，道理同樣適用，詞匯的精髓含義無國界，表達方式有國界，在本土學者的研究和不斷磨合、再造下呈現“本土特色”。鑒于傳播學源自西方的背景，不得不提到翻譯者在引入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準確的翻譯及進行名詞解釋往往是學科建設的點睛點，能起到由點及面的重要推進效果。語言學家呂叔湘將意譯和音譯過來的外來詞統稱為“外來語”。本文借用“外來語”這個詞，指代從國外譯入中國的傳播學領域詞匯。
一翻譯的介入:理論的引入與詞匯的“創作”
漢語言學界對“外來語”的界定曾有過一段爭執，但總體上不外乎兩個特點:在國外先創造并應用，經音譯或意譯進入中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漢語詞匯系統有幾個主要的發展階段，其中包括明末到近代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時期、改革開放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時期。這幾個時期也與中國傳播學科的幾次重要發展階段相契合，在翻譯學家、語言學家、傳播學者等多方的共同推動下，在這幾個時段里，新傳播學詞匯從不斷出現、完善到推廣和應用。
中國傳媒行業快速發展，傳播學理論逐漸豐富，傳播學領域的名詞詞庫也在不斷也被擴充。對西方專業著作的引入翻譯成為豐富學科理論的一個重要環節。20世紀初和20世紀80年代為中國傳播學科引入西方理論的兩個重要時段[1]，其中第二次的引進對傳媒學科的發展推動作用巨大，特點是中外學者的學術交流的增多以及學術出版物的引進頻次和規模的增加。1978年以后，歐美傳播學趨向于體系化、體制化、全面化，而此時的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新聞學與傳播學也開始大范圍經由翻譯引入，迅速地豐富了中國新聞及傳播領域的研究。
二翻譯的過程:原語的“降解”與再譯的“升華”
翻譯者首先是原語的接受者，然后才是解釋者。對原語的接受程度直接影響譯文的輸出結果。傳播學名詞的引入者和譯者主要還是傳播學領域的學者，當然也不乏關聯學科如信息科學、人文學科學者，翻譯學者或者英語言文學研究專家直接參與其中的不多。這種現實情況也存在一定弊端，比如在翻譯的“信達雅”方面的不足與對西方文化理解的缺失導致信息傳遞不充分等現象的存在。
對于整個學科而言，存在一個翻譯群體，這個翻譯群體是由譯者、學者、應用者等多方構成的集體。受傳播學翻譯群體的知識接收程度、文化理解度、表達程度的影響，在名詞引入初期存在名詞翻譯準確度弱化的現象�？梢杂靡粋�模型來更明晰也解釋這種現象。譯者處于原語與譯語之間，是原語新聞轉變成譯語的橋梁。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原語傳遞到譯者時，已經成為一個有損的信息。
譯者對信息的理解，有技術也有非技術層面的因素，非技術因素包括個人文化、民族特性、環境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南京大學梁鵬的相關調查研究，原版著作出版時間與翻譯著作所出版時間約有14年之差[2]，除去原版書出版、宣傳到上架的周期、翻譯版權引進、出版等必要的時間，至少也有10年的間隔。
而這些主要觀點被用在教材當中，則還需要經過幾年的時間。這個時間對一個學科的發展來講，不論是名詞時效性，還是概念前沿性都有影響。這就更需要譯者具備豐富的翻譯經驗與傳播學科的理論知識儲備。隨著譯詞在學科內的應用和研究的深入，學者在解釋傳媒現象時會探究翻譯的準確性與字詞的準確性等。這種應用過程中，學者會追根溯源，開始考查原詞，完善譯詞，并對釋義修訂以求準確。
許多詞匯盡管已經有了指稱，學者依舊在追求最佳的表達方式，同時給予定義，并開始詞匯推廣，進行專業術語的泛化，同時利用語言經濟原則，不斷組合成新的名詞搭配。整個過程是一個初期呈現遞減弱化態勢，而后強化、充實的過程。最典型的詞匯引入案例當屬communication的翻譯。英文中communication的含義主要包括:表達、交流、交際;通信、交通聯系;信息、消息、電話。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將communicationrevolution譯為“交通運輸工具革命”或“交通革命”。
早期傳播學領域對communication的認知也是圍繞交通的意思，如“群眾交通”“群眾思想交通”[1]“公眾通訊”[3]等譯詞都曾被使用。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一批西方傳播學著作的出版，國內學術理論掌握更加全面，學者在研究、辨析下，該詞被更正為“傳播”“交際”等，并生發出許多詞匯搭配。
同樣，英文mediaeconomics的引入也可作一例。mediaeconomics(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的美國，mediaeconomics一詞在初譯進入中國的時候，被翻譯為“媒介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使用“媒介經濟”“媒介經濟學”。有的還使用“媒體經濟學”。在將皮卡特(RobertPicard)的MediaEconomics:ConceptandIssues一書首次中譯時，mediaeconomics也被譯作“媒介經濟學”。
而隨著傳播學領域學者對媒介、媒體、傳媒等中文相關概念的溯源、厘清和辨析，以及翻譯語境和本土化研究發展，“傳媒經濟學”逐漸被多數中國學者接受。還有部分詞在譯入后，隨著應用的增多，在本土語境下生發出許多組合詞。如“版稅”一詞，在20世紀初從英文單詞royalty譯來。隨著傳媒及相關行業的發展，涉及的版稅種類繁多，又新生了“出版版稅”“音樂版稅”“固定版稅”“階梯制版稅”等。
林語堂在《論翻譯》中提道:語言之用處實不只所以表示意向，亦所以互通情感;不但只求一意的明達，亦必求使讀者有動于中[4]。我們也看到在諸多傳播學外來詞匯中也有部分在翻譯的過程中保持“原汁原味”。譯者偶爾會采用“拿來主義”，將具有特色的詞“引進來”。這樣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為譯者省去了許多無對應的詞翻譯時的苦惱，同時又可以將新鮮的“理念”“代表性思想及文化”及時傳遞。相關翻譯例如:報界婆羅門—brahminofthepress、脫口秀—talkshow、蒙太奇—montage、吹哨人—whistleblower、比特經濟—byteeconomy。
三譯詞的本土化再生
1.“向古”與“趨新”心理對名詞用字及定義的困擾
在外來詞本土化的過程中，有兩種現象廣泛存在，一種是“向古”，即崇古心理，在中國古文中尋根。“咬文嚼字”是中國學者在詞匯辨析、解釋常有的習慣。由于中國漢字一字多義，單字、形近字的典故皆有所指，所以對詞語意思進行解釋時，學者一般都會到古代歷史時期相關著作中去引證。這有利有弊:利的是能從古漢語中找出具體指代相關事物的字詞，方便解釋和定義詞匯。弊端是過多地從中國古典著作中尋找交集，往往偏離了外來詞的原本含義。
另外一種是“趨新”心理，在語言運用上表現為譯者的求新求異與再譯者對已有詞匯的“再創造”，從整體學科發展方向來講，這種“趨新”有正向的推動效果，但是難免“過猶不及”，一味地求新求異，淡化詞匯的普適性，則會造成詞匯理解和傳播的困難。譯者在輸出譯文的時候涉及兩個因素:一個是學術理論的背景，一個是文字表達力。劉宓慶在《文體與翻譯》一書中提道:譯者與原作者一樣，也應當是一個“calmfact-teller”(冷靜的敘事者)[5]。所以在對傳媒外來詞進行翻譯及解釋時，要綜合考慮并客觀表達和敘述。
2.詞匯的本土化再生
通常，學術名詞的名稱演變反映了當時學術界主流話語的演變，外來詞的譯詞傳播反映了學術界對西方傳播學認知的轉變。相比于幾十年前，現今中西學術“流通”時間差已經很小，但是文化、語言、理解差異等原因依然影響著名詞術語的認知與互通。所謂名詞的本土化，是指在含義能夠與外來詞源盡可能匹配的情況下，用規范的、準確的、易于傳播的、盡可能符合國人認知與價值觀的字詞來翻譯和修正譯詞。
名詞術語是傳播學科的基本載體，名詞翻譯同時要考慮整個國內的學術框架、業界接受度與可傳播性。傳媒行業是一個隨著技術發展一直處于動態變化的體系，隨著發展不斷出現的新名詞，不斷地擴充著整個傳媒學科的詞匯，并引導著熱點詞匯。對于一個新鮮出現的學術名詞，在兩個文化、語言系統里，一開始很難有完全一致的應或者解釋。原詞經過翻譯后，譯詞在表達上和解釋上可能存在缺失，但是經過不斷地摸索與修正，一方面是在表意上無限趨近于原詞，另外一方面就是賦予它本土的含義以及背景，通過本土化讓譯詞再生，以豐富本土傳媒研究。
四結語
新聞與傳播學科本身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基于各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科技發展等因素，詞匯常常具有很強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傳播是一個與信息技術、互聯網科技發展密切關聯的領域，在數字經濟大時代背景下，新聞與傳播學科的名詞不斷出新，且時常出現熱點詞，比如“區塊鏈”“人工智能”“虛擬現實”“電子商務”等。綜合上文的分析，結合現代翻譯的方法和傳播學領域學科的特點，在進行詞匯翻譯時，應秉承詞匯的時代性、本土性、發展性等特點，通過引入、初譯、磨合、再譯等實現詞匯的本土化再生。
參考文獻：
[1]李彬，劉海龍.20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回顧[J].現代傳播，2016(1):32-43.
[2]梁鵬.中國傳播學的知識框架及知識地圖繪制:基于傳播學教材的內容分析[D].南京: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6.
[3]邵培仁.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36-41.
[4]賀學耘，陳水平，石紅梅，等.翻譯理論綜合案例教學:中西方譯學理論選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5]劉宓慶.文體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2.
相關刊物推薦：《東方翻譯》(雙月刊)創刊于2009年，是上海市文學藝術聯合會主辦、上海翻譯家協會、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承辦的學術、文化類翻譯刊物，是國內第一份以宣傳翻譯文化和國際文化交流為主的雙語、彩印專業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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