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技術是人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體現。技術的力量存在于實踐之中，具有社會性與歷史性的特征。在技術與資本互動建構的市民社會中，技術展現為感性存在的支配與控制力量社會權力。這種社會權力具化為自然技術中的經濟權力、社會技術
摘要：技術是人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體現。技術的力量存在于實踐之中，具有社會性與歷史性的特征。在技術與資本互動建構的“市民社會”中，技術展現為感性存在的支配與控制力量——社會權力。這種“社會權力”具化為自然技術中的經濟權力、社會技術中的政治權力與身體規制技術中的生命權力。三者相互聯系、相互建構，共同存在于資本主義生產實踐之中。其中，自然技術中的經濟權力主導著社會技術中的政治權力與身體規制技術中的生命權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技術發展需要從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生命權力三個維度對技術權力進行規制，從而展現新型現代性技術文明。
關鍵詞：技術權力社會權力技術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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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能夠始終堅定崇高理想，并在歷史實踐和社會變革中勇于承擔和實現其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作為典型的使命型政黨，基于其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的屬性和本質，及其所確立的人民大眾立場的價值規定性，展現出主導社會變革、建構社會制度、推動社會發展的偉大實踐能力和卓越實踐效能，蘊含著由其屬性本質、價值立場所決定和推動的從“是”到“能”的內在發展邏輯。這種內在邏輯，表征著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使命，時刻葆有理論創新的思想品質，不斷凝聚社會變革的實踐精神，堅定型塑特色道路的制度自覺，最終達致實然與應然的內在統一。
馬克思關于機器權力的探討，開啟了對技術力量異化為權力的批判。此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的集權訴求”、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社會”、哈貝馬斯的“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芬伯格的“技術代碼”、勞斯的“知識權力”等論述中，都涉及技術權力問題。由此可見，對技術權力的來源、發生機理及其如何規制的分析，是分析與發展技術批判理論的一把鑰匙。國內外學界對馬克思的技術權力觀的探討，有著以下分歧：其一是對技術力量的不同理解：既有將科學技術看成是工具中介的價值無涉論，又有將科學技術看成是權力的等同論;[1]其二是對技術權力的不同理解：既有將技術權力看成是資本主義應用的政治哲學分析，也有將技術權力看成是社會關系應用的社會哲學分析。[2]那么，在馬克思技術批判的理論維度中，技術權力的不同理解能否有同一性的存在論基礎?馬克思技術批判理論中的技術權力到底是什么?技術權力如何規制?本文嘗試著回應這些問題。
一、技術權力的歷史唯物主義考證
權力首先是一種感性存在的力量。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技術既有肯定性的“解放”力量的意蘊，也有著否定性的“控制”力量的意蘊。馬爾庫塞曾指出：“技術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轉而成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3]之所以有對技術力量的辯證性認識，其實質是關涉到對“權力”的不同理解。傳統的權力理論大多從國家、政黨、法律等政治上層建筑中的支配性與統治性力量出發來詮釋權力運作，�？掳堰@種政治上層建筑領域中的權力運作稱為“法律的權力”(juridicalpower)，[4]這種“法律的權力”是支配性與控制性的力量展現。
在此基礎上，福柯拓寬了“權力”的內涵：“權力……是人們賦予某一個社會中的復雜的戰略形勢的名稱”。[5]從這個角度，權力就是眾多力的關系集合體的表述，不僅是局限在政治上層建筑領域中的支配性力量，更是社會關系領域中的行為方式與行為力量。傳統對技術的理解呈現為沒有價值負載的工具或者中介，在這里，技術與權力，尤其是與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無關的。與之相反，馬克思卻將技術的資本使用與“剝削”“鎮壓”等階級分析話語相聯系。溫納亦勾畫出了“人造物品帶有政治屬性”的圖景。([3]，p.186)在現代解釋學與后現代科學哲學那里，技術與政治更是有著緊密的聯系。即使在認識論層面，技術要客觀地理解自然，也不能“把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能夠和應該怎樣相互聯系從這些政治問題中分離出來”。[6]
在這里，技術與權力的緊密關聯，就不僅體現在技術的使用之中，更體現在技術的設計之中;技術的權力不僅與技術的使用論相關聯，更與技術的認識論相關聯。這里的技術“權力”不僅體現的是政治結構的支配性力量，也包括更寬泛意義上的認知方式與行為力量。由此可見，技術力量(technicalforce)指得是技術設計與技術使用中所負載的社會關系力量。而技術權力(technicalpower)在狹義上，指的是技術與政治關系領域中的“權力”相關聯，體現為技術力量的異化、技術力量的負面效能。而從廣義上來看，如果將“權力”擴展為社會關系領域中眾多力的關系集合體，那么技術權力就是技術力量。在馬克思那里，技術力量的展現具有實踐性、社會性與歷史性的特征，基于此理論基礎，技術力量在社會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時代時，技術力量、技術權力就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息息相關了。故此，對技術權力的探討需要在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對技術的力量進行考證。
1.技術的“力量”來源于實踐
國內外學者對馬克思的技術存在論進行了不同的解讀，較之于中介論、工具論、生產力論，活動論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即堅持把“技術理解為有目的的活動”。[7]在這里，技術作為主客體交互作用的實踐活動，不是一種靜止的關系，而是一種活動的過程。遠德玉教授曾指出：“沒有過程便無所謂技術。”[8]在實踐過程中，客觀的技術手段與主觀的能力相結合，技術才能使用，才能展現出具體的后果與影響，技術力量才能由此闡發。故此，實踐是“現實的人”在自然與社會關系中感性存在的場域，人的全部本質力量也在此展開。而技術作為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辯證統一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產物也只能內含于實踐之中。在實踐活動之中，技術得以感性存在，技術的力量得以感性存在。
在實踐活動中，技術作為人的本質力量展現的對象化過程實際上是技術與自然、技術與社會、技術與人自身相互建構的過程。這種建構的對象化結果就是技術的力量，其具體表現為技術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及人與自身的關系的具體承載與不斷地否定和發展。與之相對應的技術力量也可以細分為人與自然關系建構中的自然技術力量、人與人社會關系建構中的社會治理技術力量及人與自身關系建構中的身體規制技術力量。
滿足“現實的個人”感性需要的對象性活動是一個社會性、歷史性發展的過程，技術正是在這個社會性的關系網絡中，實現歷史性地否定與發展。而這個否定與發展，不僅是對技術作為一個具體實物或方法自身的否定與發展，更是對技術所具體承載和建構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關系的否定與發展。正是在這樣一個具體承載和建構的具體關系的否定與發展中，自然技術才歷史性地發展成為了對社會歷史發展起著重大作用的核心力量。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具體承載和建構的社會關系網絡中，技術的力量，技術的權力才能得以展現。
2.技術“力量”的社會性與歷史性特征
技術“力量”的社會性特征指得是技術要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展現為社會歷史發展的核心力量，那就必須處于一定社會關系的應用之中。正如馬克思所說：“機器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并不是以單個機器所具有的能力表現出來，而是在機器的系統應用中、在規模性的生產活動中，在工廠制度”[9]中才會產生。故此，技術只有在生產關系中才能展現為社會發展的力量。正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面，沒有脫離社會形式的生產力，也沒有脫離社會形式的技術使用與技術力量。“技術只是在其使用的情境(usecontext)中才是其所是”，[10]比如，機器作為改變人與自然關系的巨大力量(生產力)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明的(形式上是瓦特發明的)。
也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機器才是生產工具與生產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然技術，否則作為一個具象化的單個機器，則并不能稱之為自然技術，比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由此可見，技術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力量是在技術所承載的具體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網絡中展現出來的。技術“力量”的歷史性特征指得是技術所承載的具體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網絡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地否定與發展。在此過程中，技術“力量”的大小、效能與具體的表現形式都是歷史的發展的。
在這個否定與發展中，最重要的節點是社會分工與協作方式的發展與變化。技術的積累發展帶來了剩余產品的出現，由此以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相分離的分工和私有制作為同一活動的產物而同時出現了。在分工與私有制產生的過程中，權力關系開始出現。故此，在社會歷史性得進入私有制社會中，任何技術的展現(包括技術的使用、發展、創制等)都不可避免得呈現為權力關系的變遷，即在勞動生產實踐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人與自身的關系網絡中支配與控制權力關系的歷史性變遷。
3.資本邏輯與技術力量異化為“社會權力”技術的發展會帶來分工與協作(所有制)的變遷，但只有在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工與私有制(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中，才能展現為政治權力關系即支配與控制的感性力量關系。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于技術的力量是服務于統治階級的上層統治的，故此，從整體性上來看，社會治理技術規制生產技術和身體規制技術，生產技術和身體規制技術是為社會治理技術服務的。在這里，權力主要來自于是來自于社會治理技術中的政治權力，而非市民社會生產中存在的權力。
故此，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盡管有著私有制，但技術的權力更多地是以社會治理技術為主導，而非來自于自然技術的權力。而自然技術只有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中，才能影響和制約社會治理技術與身體規制技術，市民社會生產中的技術權力才能規制政治權力。這種感性存在于市民社會中的“社會權力”會成為社會歷史的發展及政治和觀念等上層建筑的顛覆性力量。技術的巨大支配與控制力量不僅體現在人與自然關系中、也體現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及人與自身身體的關系中。當表征人與自然關系的自然技術成為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基礎時，“權力”也自然得從“政治權力”轉向了“經濟權力”。正如吳國盛教授曾指出：“自然技術反過來影響和制約社會技術，這個是一個現代性的現象”。[11]
二、技術權力的具體展現
作為技術與資本相互建構而感性存在的“社會權力”具化為自然技術中的經濟權力、社會治理技術中的政治權力、身體規制技術中的生命權力。這三種技術權力與資本主義生產實踐活動是“一體三面”的關系，三者相互關聯、相互建構。其中自然技術在資本主義生產實踐中居主導地位，由自然技術建構的經濟權力也在社會權力結構中居主導地位。
三、技術權力的批判與規制路徑
技術在資本主義生產實踐中展現為感性存在的支配與控制關系，即“社會權力”。這種“社會權力”就是技術在資本使用中力量的展現。從效能來看，這種力量一方面帶來了以生產力高速發展為表征的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帶來生產技術中的生態文明問題、社會技術中的人與人的分化與對立問題、身體規制技術中的人與自身的斷裂與虛化問題等等。從“社會權力”的展現視角，無論是自然技術還是社會技術及人自身身體規制的技術得到了同一性的存在論基礎，而從不同的維度對“社會權力”進行規制與限定乃是技術批判理論的精髓與發展要義。馬克思曾說：“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一條道路。”[20]對技術力量的異化的剖析本身就是對揚棄這種異化、促進新時代技術發展的道路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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