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風云激蕩的近代中國革命史上，陳獨秀既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帥，又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領袖;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始創人和五屆總書記，又在后來被中央開除了黨籍;既是中國托派首領，又在抗戰爆發后與托派分道揚鑣，之后更公開宣稱自己不隸屬任何黨派
摘要：在風云激蕩的近代中國革命史上，陳獨秀既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帥，又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領袖;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始創人和五屆總書記，又在后來被中央開除了黨籍;既是中國托派首領，又在抗戰爆發后與托派分道揚鑣，之后更公開宣稱自己不隸屬任何黨派，“不愿為任何黨派所拘束”�？v觀陳獨秀的一生，可謂命運多舛，個性鮮明，凜然傲立，威武不屈。既創立了卓越的歷史功績，引領潮流，名垂青史，光照后世;又秉持了優秀的品質，特立獨行，傲骨錚錚，貧賤不移。由于他的卓越功績，人們在追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時，始終繞不開他;由于他的獨特個性和優秀品質，人們在追尋他的生命軌跡時，禁不住感喟他、崇敬他。
關鍵詞：陳獨秀;“終身反對派”;卓越;孤獨
“悠悠道途上，白發污紅塵。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1]434這是陳獨秀寫于晚年的一首詩，較為準確和傳神地概括了他的特殊個性。他一生幾乎都在政治斗爭的驚濤駭浪中沖鋒陷陣，雖然雄辯滔滔，功績昭昭，但卻終究曲高和寡，煢煢孑立。最后僻居江津，貧病交加，窮困潦倒。當初的“不羈之馬”，縱然已經“氣盡途絕，行同凡馬踣”，但仍然“回頭之草不嚙”[2]158，高挺傲骨，特立獨行，威武不屈，貧賤不移，至死不渝。
一、“龍性豈易馴”———不同凡響的皖城名士
陳獨秀于1879年生于安徽安慶的一個書香之家，幼年喪父，由祖父陳章旭擔負他的啟蒙教育。年少之時的陳獨秀就表現得有些與眾不同，使身為晚清候補知縣而脾氣嚴厲古怪的祖父，無數次地領教了他以倔強的沉默和不服所進行的頑強反抗，祖父被氣得痛心疾首，氣憤而傷感地斷言：這小家伙，長大后不成龍，便成蛇。1896年，十七歲的陳獨秀有些意外的中了秀才榜首，但第二年即1897年，18歲的陳獨秀參加鄉試時卻落榜而歸。
其時距離中國慘敗的中日甲午戰爭僅有兩年多，失敗的恥辱像一把利劍，高懸在國人的頭頂，清王朝早已腐朽不堪，可諸多迂腐的學子們，依舊把個人的命運寄托在科舉考場上。陳獨秀極其辛辣地描述清朝考場：“所謂搶才大典，簡直就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的一切制度，恐怕都有這般毛病。”從此他徹底打消了科舉的念頭。之后，意猶未盡的陳獨秀揮筆寫下了七千余字的《揚子江形勢論略》，其文名因此不脛而走，被譽為“皖城名士”。
此后“皖城名士”勇往直前地走上了自己選擇的道路。就在1897年，落第回鄉的陳獨秀考入了杭州求是書院，受到了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開始認同和推崇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維新。1901年因進行反清宣傳，被清政府通緝，他從安慶逃亡，留學日本，從此轉身為革命派。1903年，由于沙俄拒絕退出侵占中國的東北三省，留日學生組織了拒俄義勇軍，但不久日本政府就應清政府的要求解散了義勇軍，于是氣憤填膺的陳獨秀攜同鄒容、張繼等人，剪掉了清朝留學生監督官的辮子，并立志推翻清王朝。
學成歸國后，1904年他在老家安徽編印《安徽俗話報》，傳播革命思想;后又組織愛國會，宣傳反帝愛國;再之后他參加了蔡元培、章士釗等組織的暗殺團，試圖暗殺慈禧太后。武昌起義成功后，他當了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大刀闊斧地革除陳弊;1913年又參加了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被捕入獄，險遭槍決。出獄后他于1914年第五次浮槎東渡，與章士釗在日本江戶創辦《甲寅雜志》，第一次使用筆名“獨秀”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大膽放言：“中國之為中國，外無以御侮，內無以保民，不獨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公然聲稱這樣的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3]如此決絕的姿態，昭示了他要向整個舊的傳統觀念開戰的決心;他以“推倒一世豪杰，擴拓萬古心胸”作鞭策，開始在風云變幻的亂世中嶄露頭角。
二、“努力與天爭”———傲然卓立的“終身反對派”
“讓我辦雜志，全國思想都會改觀!”果然，一年后的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志，點燃了五四運動思想啟蒙的火炬，率先在中國高舉起了科學和民主的大旗，發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怒吼，掀起了一場席卷全國的文學革命狂飆。在新舊思想的搏擊中，陳獨秀凜然不屈地挺起了自己的脊梁。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五四運動的晨曦中，“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掀開了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中共一大在1921年召開，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陳獨秀被選舉為中共第一屆總書記。這一年陳獨秀42歲，距他鄉試落榜已經走過了24個春秋。斗轉星移，他已經不是面對封建統治的孤獨叛逆者，而轉變成了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而奮斗的職業革命家;他已經不是安慶鄉間的小秀才，而轉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總書記。
從1921年到1927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前五次代表大會上，不論其出席與否，都能無一例外地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從中可見他在當時的威望和影響。但如此的輝煌僅僅延續了七年，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被停職。之后，他多次果斷拒絕共產國際要求他去蘇聯學習中國革命的指令，決心立足中國，用自己的頭腦，獨立地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因此雖然被解職，但陳獨秀依然關注著形勢的發展，思考著中國革命的問題，并堅持給中央寫信提建議。1929年四、五月之間，陳獨秀意外的讀到了蘇聯反對派領袖托洛茨基的著作，非常意外而驚喜的發現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敗前，就已經公開指出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基本路線的指揮錯誤，在革命失敗后托洛茨基又指出了斯大林應當承擔的責任。這讓陳獨秀一時間如同得到了知音，受到了無比的精神慰藉和寄托，于是便逐漸接受了托派的觀點。
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等人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中國托派。這樣他獨立思考的結果卻是令人遺憾地滑入了托派的歧途，成為了他親手創建的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中東路事件后，他公開反對中共中央遵循共產國際指令而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口號“太說教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更重要的是這種宣傳“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不顧及民族的利益”[4]375。
他甚至提出用“反對國民黨政府對于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代替“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以便貼近普通中國人的思想感情，更容易被廣大群眾所接受。但中共中央并沒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更不可能接受他的建議，相反中央嚴厲地斥責了他，批評他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共產國際代表甚至以開除黨籍對他進行嚴厲警告。但陳獨秀倔強地宣稱“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5]96。當時，共產國際正在整個國際共運中，掀起了反對托派的斗爭，為了盡快解決黨內的反對派問題，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于10月15日通過決議，決定將聽不進教育的派別分子“開除出黨”。但這時陳獨秀已經不屑于任何警告，因此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正式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
其后陳獨秀于12月10日，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對中央開除自己的理由逐條進行了辯解，認為大革命失敗的根源，是在于共產國際的錯誤支配。但長期以來，出于政治偏見，許多人都執拗地認定《告全黨同志書》中的陳述，完全是陳獨秀的精心編造和杜撰，目的就是為了開脫自己責任。但隨著蘇聯的解體，諸多原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檔案資料的解密與公開，最終還原了陳獨秀的清白，強加于他頭上七十多年之久的諸多不實之詞和罵名，終于不攻自破�？箲鸨l后，和國民黨不共戴天的陳獨秀，顧全國家大局，贊成國共合作，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日，為抗日竭誠盡力、奔走呼號，與托派漸走漸遠，以至徹底決裂。
1938年，因為被王明、康生污蔑為日本間諜，從此也與中共中央最終決裂。這樣，陳獨秀可謂“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實現自由社會”，堅持不懈地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反對斯大林，反對第三國際，反對服從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中共中央，反對托派，直至生命的晚期，依然對來自各方面的邀請抑或拉攏一概對抗和拒絕。
在波濤洶涌的歷史大背景中，他始終站在歷史的風口浪尖卻從未屈服;用自己的卓越智慧和擔當精神，成就了“終身反對派”的傲氣和風骨。正如他言：“自來之論，喜根據歷史現在之事變發展，而不喜空談主義，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為立論之前提”，“故而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孔教，見得第三國際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它，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6567]他不斷的否定歷史，也否定自身，“一生就會作反對派，從反滿清一直到反蔣介石”，無論是對人生還是對社會，他始終保持著積極進取的頑強的戰斗精神。
三、“坎坷終其生”———貧賤不移的老書生
“黃山孤山，不孤無孤，孤而不孤;孤與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圖。”———這一首純哲理的四言詩，是陳獨秀給好友劉海粟的畫作———黃山《古松圖》的題詞，也可以看作是他矢志不渝、戰斗不息卻孤獨終老的人生寫照。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幾乎全部諉過于陳獨秀，在著名的八·七會議上陳獨秀不僅被拒之會外，而且被撤銷了總書記的職務。之后，共產國際和中央三令五申地指令他去蘇聯學習，他都憤然抗拒：“我干中國革命，去蘇聯學什么?
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7]是的，“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這是早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前后，陳獨秀就明確提出而且也極力堅持的觀點和行動，但歷史無情，他的第三次被捕與營救，特別是開展黨建工作的經濟困境，冷酷地打碎了他一直主張的一邊干工作一邊干革命的幻想，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初衷和意愿，開始屈服于共產國際的命令和“旨意”，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援助和領導。然而即便如此，許多資料表明，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種種不符合中國實際的錯誤決定，都曾經遭到了陳獨秀的懷疑和極力反對，他并沒有無條件服從，更沒有惟命是從。
1927年11月和12月間，陳獨秀已經不是中共領導了，但針對當時中央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他連續不斷地給中央寫信：“我見到黨有危險，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及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然而他的意見不僅沒有得到認可，相反，卻被開除了黨籍。但即便在被開除黨籍之后，面對中央實行“全面出擊”的盲動主義錯誤，他仍然義無反顧、直言不諱地大聲疾呼：“如此盲動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雙管齊下，結果必然把黨送到死路上去!”[8]不久黨在白區組織的百分之百的慘痛損失，證明了他的遠見和正確。大革命失敗后，面對斯大林要他寫悔過書的指令，他慷慨陳詞：“要我寫悔過書，過從何來，如何悔之，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過呢?我是執行他的訓令的，他悔過我就悔過，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說不通。”[9]
428“我隨諸同志之后，建立本黨以來，忠實地執行了國際領導者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政策，使中國革命遭到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補過。”[10]393由此成為當時中國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位敢于公開站出來直言不諱地冒犯并指出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權威和錯誤的勇士。毫無疑問，陳獨秀毫不缺乏政治勇氣，更富有宏大的政治抱負，他曾經痛切感慨：“我奔走社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余年，竟未能給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
”他也明白自己的“個性不大適宜于做官，可政治運動則每個人都應該參加”[11]544，而且“現在的抗日運動，就是政治運動”;盡管其自認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涯差不多都是“失敗”的，但因為政治是關系到“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根本問題，誰都不應該“裝聾作啞”。這也許就是他所贊美和崇尚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的“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12]424。出獄后的陳獨秀，既不愿委屈悔過以重新回到黨內，也不愿同流于已經偏離了自己初衷的托派組織，更不愿容身于逮捕并殺害了他兩個兒子的國民黨，還不得不承認和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盡管處境非常艱難，但他依然剛直不阿：“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
我愿意說極正確的話，也愿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愿說不錯不對的話。”[13]432-433他鄭重聲明：“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愿為任何黨派所拘束。”“我絕對不怕孤立。夕陽殘照、貧病交困、年逾花甲的陳獨秀，猶如老驥伏櫪，壯心難已，感嘆“哲人間世出，吐詞律以誠”，坦誠“忤眾非所忌，坎坷終其生”。誠如魯迅之言：真知識階級，“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并“預備著將來的犧牲”[15]87。他的一生一直堅持扮演著戰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時常都在“忤眾”，“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16]263那怕被朋友稱為“終身的反對派”，他也在所不辭，而且甘之如飴，并強調這是“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但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在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的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他不僅不善游泳，而且匱乏靈活性，更特別地厭惡玩弄權術，這實在不適合擔任政治家的角色，但歷史卻把他推上了政治舞臺的重要崗位，他也就只能在愴涼和孤獨中，傲然而凄涼和落寞地走完了自己曲折坎坷、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這是陳獨秀去世后，他的老朋友朱蘊山的賦詩，知者如斯，他的確是至死都沒有改變自己清白、清貧、清高而且孤傲、孤獨、孤苦的書生本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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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洪.陳獨秀與中國名人[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1997.
[3]《甲寅雜志》第一卷，第四號.
[4]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G].1979.
[5]陳獨秀.陳獨秀著作選(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陳獨秀.陳獨秀著作選(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陳獨秀.獨秀文存[M].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82.
[8]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G].1979.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黨史文苑》本刊高揚愛國主義主旋律，突出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辦刊宗旨，在黨史研究、宣傳、教育方面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得到了社會的認可。榮獲中文核心期刊(1992)，華東地區首屆優秀期刊、華東地區優秀黨史期刊、中國共產黨類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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