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全面提升人力資本存量。文章針對占全國就業人員近兩成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特征，提出從消除體制柵欄、教育培訓前置、健全終身教育體系等對策措施，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增值。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增值
[摘 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全面提升人力資本存量。文章針對占全國就業人員近兩成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特征，提出從消除體制柵欄、教育培訓前置、健全終身教育體系等對策措施，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增值。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增值
人力資本增值是現代經濟增長的首要引擎。據統計，截至2017年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640萬人，其中農民工28652萬人[1]，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50.5%，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2]。提高新生代農民工這一龐大群體的人力資本存量，對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義重大。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特征
人力資本，是指通過費用支出于人力資源，而形成和凝結于人力資源體中，并能帶來價值增值的智力、知識、技能及體能的總和[3]。我國新時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相對較低，從而影響了他們的收入和社會地位。
(一)文化程度不高
教育水平是反映個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號，舒爾茨通過調查得出結論：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5年，然而農民工專業化人力資本存量不及基礎人力資本存量的1/3。統計數字顯示，農民工中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專及以上占10.3%(見表1)[2]，這與社會需求的差距較大。例如，作為農民工主要就業流向的建筑業，從業人員大專以上學歷人數占比57.57%，且大多數是建筑相關專業畢業，初中及以下學歷只占15.15%[4]。
(二)繼續教育少
任何人的職業可持續發展，都是建立在不斷地習得技能和累積知識之上的。據2017年統計，接受過農業或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2.9%，其中接受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0.6%;利用業余時間參加學習培訓、讀書看報的比重分別為1.9%和3.6%[2]。依據《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職工教育培訓年參與率要達到50%以上[5]。顯然，農民工接受繼續教育的情況與社會需求有一定距離。
(三)健康資本存量貶損風險高
1.勞動安全衛生保障不健全導致健康隱患多
(1)工作環境惡劣
以5415.2萬農民工從事的建筑業為例，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從事著較臟、累、危險的工作。與其他行業相比，在建筑業的農民工具有“三高三低”的特征，即“高風險、高強度、高流動性;低技術、低收入、低保障”。有研究表明，非常繁重的體力工作容易導致更多的事故。很多農民工在噪音、粉塵或其他危險的環境中作業，但是根據住房與建設部的調查，有1/4的農民工沒有得到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6]。
(2)權益保障薄弱
首先，休息休假權落實難。張弛有度是維持人力資源身心健康的必要前提，而長時間超負荷工作會嚴重損害健康。《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從業時間超過8小時的占64.4%。
其次，職業病維權不易。新生代農民工中60%以上從業于職業健康風險高的行業。農民工一旦罹患職業病，其維權難度大。因為，職業病維權的前提是有勞動關系且能證明職業病與工作環境的因果關系。然而，依據《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重為35.1%。
再次，醫療養老保險參保難�！�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的比例僅為17.6%和16.7%，大多數農民工只參加了新農合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而2014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占總參保人數的比例為74.82%[7]，農民工參保的比例較低。
(3)生活質量不高
近年來，各地政府通過公租房、廉租房等形式解決進城農民工住房問題。然而，許多農民工仍住在工棚、集體宿舍和自租房，這些房子安全隱患高、衛生條件差。此外，工余時間短、收入水平低，致使農民工很難做到膳食均衡和飲食營養。
2.代際傳遞造成不健康的幾率高
(1)精神創傷代際傳遞的風險
我國農民工屬于典型的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親人少團聚，業余時間一般是看電視、上網，精神感到較為孤獨。更令人堪憂的是，遠離親情還會代際傳遞給留守兒童。近年來，農村留守兒童數總體雖呈減少趨勢，但截至2017年，全國農村仍有義務教育階段留守兒童1550.56萬人，其中，小學1064.48萬人，占小學在校生數的10.55%;初中486.08萬人，占初中在校生數的10.94%[8]。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相對容易出現社會性發展障礙，因為“一個人的人格成型于童年，后來的成長不過是展示其業已定型的人格結構和歷程”[9]。據調查，某企業80%以上是新生代農民工，其中許多人曾是“留守兒童”[10]。
(2)貧困代際傳遞的風險
從2013年至2016年統計數據看，城鄉在食品、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的消費都呈現“一降三升”(食品消費比例下降，其余三項占比上升)的趨勢，盡管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較城市居民的多一成以上，但投資絕對金額不及城市居民的一半(見下頁表2);再者，60%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未達到城市居民低收入者的水平(見下頁表3)。
貧困不僅僅是資金短缺問題，與貧困相關的、曠日持久的、日復一日的艱難選擇實際上消耗了個體的帶寬，或者說心理資源[11]。對于大多數貧困人口來說，智力貧乏才是造成貧困的深層次原因。據統計，2012年農村居民除了高收入戶的人均文化教育支出比城鎮的低收入戶略低，其余4個收入組的人均支出均低于城鎮的困難戶(見表4)。由文化教育支出與受教育程度的正向關系推理，農村有可能存在智力貧困代際傳遞的風險。智力貧困代際傳遞的模式是：低教育水平—低財富資本—低社會資本—下一代低教育水平[12]。
推薦閱讀：《人力資源》雜志創辦于1982年，擁有23年辦刊歷史，前身是由國內六省人事廳聯合主辦《干部人事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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