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提要〕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啟動8年來，雙方在經貿投資、人文交流、機制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積極進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固有基礎依然存在，但面臨歐盟強化干預措施、中美全面博弈以及合作步入深水區帶來的挑戰。為應對內外挑
〔提要〕“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啟動8年來，雙方在經貿投資、人文交流、機制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積極進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固有基礎依然存在，但面臨歐盟強化干預措施、中美全面博弈以及合作步入“深水區”帶來的挑戰。為應對內外挑戰，“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應充分利用各種機遇，努力完善自身，積極厚植民意基礎，推動企業先行，妥善處理貿易逆差等問題。
〔關鍵詞〕“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歐關系、中國外交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是中國因應國際形勢變化和中東歐國家需要而主動設計和推進的一個跨區域合作機制。該機制啟動8年來，取得了積極進展，積累了豐富經驗，但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也面臨不少新的挑戰。認真總結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成就和經驗，全面考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對推動雙方合作行穩致遠十分重要。
一、基本成就與經驗
8年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砥礪前行，在務實合作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一)經貿合作在實際增速和中歐合作占比上均取得進步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合作范圍和規模較為有限，國際化程度也相對較低，市場觀念薄弱，意識形態和政治考量放在第一位，因此，冷戰期間的經貿合作基本上是服務政治合作的工具。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完全有別于過去的合作模式，堅持市場原則、需求導向、貿易引領，“政治搭臺、經濟唱戲”。
客觀地看，“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從一開始就是在克服各種困難的條件下起步的。2012年中國企業進入中東歐市場面臨中東歐各國的嚴厲緊縮政策以及歐盟經濟發展不佳的大環境，同時也趕上中國國內“轉方式、調結構”的新常態化發展階段。如今，除面臨歐盟的投資安全審查、中美貿易摩擦、歐盟對華政策出現轉變的情況外，雙方合作還面臨全球和國內經濟“雙下行”壓力。即使面臨上述困難，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和投資合作一直處于穩步增長的態勢。
2012年，中國同中東歐國家(不含希臘)貿易額為520.6億美元。2014年，雙方貿易額首次突破600億大關，達到602.2億美元。2016年，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下降6.8%、對歐洲貿易額下降3.3%的情況下，中國與中東歐16國貿易額逆勢增長9.5%。2019年，中國同中東歐國家(含希臘)貿易額達到954.52億美元，同比增長6.91%;與16個中東歐國家(不含希臘)貿易額為869.9億美元，較2012年增長67.1%。
2012年，中國同中東歐國家貿易額僅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35%，占中國對歐貿易額的7.62%。時至2019年，中國同中東歐國家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及對歐貿易額的比例分別上升至1.9%與9.92%，雖然份額依舊偏低，但占比的逐年擴大反映出中東歐地區在中國貿易地位的上升。[1]中國對中東歐國家投資額也從2014年的30億美元達到2018年的100億美元左右，涉及機械制造、化工、金融、環保、物流、新能源等領域。[1]大型投資項目紛紛落地中東歐國家，如匈塞鐵路、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中歐班列、佩列沙茨大橋、圖茲拉火電站、博爾銅礦的投資等均取得成果�？傮w上，雙方在互聯互通、經貿金融、綠色環保、農業合作和電子商務等方面均取得積極務實的合作成果。
2020年歲首，中國-中東歐國家聯合商會和中國-中東歐國家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聯手展開“中國企業對中東歐國家營商環境看法”問卷調查(問卷從2020年1月1日發放，1月10日回收)，共有109家在中東歐從事投資、承包和貿易活動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接受了問卷調查，共搜集到涉及的投資項目117項，基本上涵蓋了中國企業在中東歐的主要項目。[2]
調查顯示，近38%的受調查企業是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啟動之前設立的，44%以上的企業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確立后設立，這表明近8年來在中東歐設立的中國企業的數量超過之前多年積淀的總和。這一結果部分說明，“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對于推動中國企業走進中東歐的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此外，調查還顯示，有超過80%的企業希望繼續擴大在中東歐的業務。[3]
(二)人文交流空前活躍，內容和形式豐富多元
人文交流是“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支柱之一，雙方人文交流日趨緊密、成果顯著，進入建交以來最活躍的時期。
人文交流的網絡前所未有的豐富。中國相關機構已同中東歐國家設立了包括中國-中東歐國家文化合作論壇、中國-中東歐國家教育政策對話以及中國-中東歐青年政治家論壇在內的機制化論壇。媒體、體育、衛生、環保等領域的合作日益興起。針對中國-中東歐國家人文交流領域的多樣性與合作特殊性，中國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和文化部[4]等出臺多項推進人文交流的措施，包括設立專項基金、出臺專項政策，等等。在官方的鼓勵和支持下，人文交流的網絡迅速搭建起來。
智庫交流進入歷史上最活躍時期。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智庫雖然歷史上有過密切交往，但機制化、規�；�、系統化的交往并不多見。2015年12月，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間智庫協調機制與高端交流平臺——“中國-中東歐國家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正式揭牌成立。隨后中國-中東歐國家全球伙伴中心也于2019年4月正式揭牌成立，這也是重要的智庫間合作交流機制。在中國政府大力推動新型智庫建設的大背景下，雙方智庫人員交流更具規模和系統化，交流的頻率、合作的成果均超以往。
各種語言、文化教育機構、研究中心紛紛建立。“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啟動后，中國和中東歐國家教育合作覆蓋面不斷擴展。截至2018年，中國與中東歐16國互派留學生近萬人，其中中東歐國家在華留學生人數超過5500人。[1]中國地方各高校都紛紛設立中東歐國家小語種專業及其他相關專業。2012年前，中國只有兩家高校招收波蘭語專業學生，平均每年畢業生不超過15個，而2014年以來，已陸續有超過10所大學開設波蘭語專業。[2]
(三)各種專業性平臺陸續落地，突出了合作的專業性和精細化
專業性平臺的搭建原則是官方政策引領、民間自主自愿承接和參與，這也是中國和東歐國家合作過去所沒有的，體現了在國際合作專業化和分工精細化時代雙方共同推動合作的新思路。據不完全統計，“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專業性平臺(含在建的)已經有37個，涉及旅游、高校、投資促進、農業、技術轉移、智庫、基礎設施、物流、林業、衛生、能源、海事、中小企業、文化、銀行和環保等領域。[3]專業性和精細化是這些平臺運營的主要特點，它們都以某個專業領域為主要工作或服務目標。依托“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總體框架，專業性平臺的落實與推進得到了有力的支撐，很好地配合和推動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發展，使其跳出了單純的政府間合作范式，更突出不同行為體的專業化參與。
(四)中央和地方合作“雙輪驅動”，激發出地方參與合作的積極性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采取中央和地方的“雙輪驅動”，多個地方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參與到同中東歐國家合作中來，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地方合作也步入史上最活躍時期。為了推動地方企業“走出去”步伐、實現更高程度的國際化并提升地方的知名度和開放水平，浙江、遼寧、山東、河北等省份均出臺了參與“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方案并開展了具體活動。據中國-中東歐國家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從各地與中東歐國家的設施聯通水平、經貿合作水平、政策對接水平、人文交流水平以及智庫參與水平五個方面所做的量化評估，寧波、天津、北京、廈門、深圳、上海、杭州、成都、大連、鄭州的總體水平排名前十，成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領跑者和重要參與者。[1]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國和中東歐16國共結好173對友好城市，遍布除愛沙尼亞外的其他15國。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2年的30多年時間里，雙方總共結好94對友好城市，而2012年至2018年就結好79對。[2]
(五)首次擴員拓展了合作網絡，展示了合作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2019年杜布羅夫尼克峰會上，希臘受邀正式加入“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成為第18名成員。希臘是巴爾干和東南歐區域的一部分，它的加入在地域上并沒有超越“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框架初建時的范圍，但其多元身份，尤其是歐洲文明的發源地、老歐洲國家和發達國家、與中東歐國家不一樣的資本主義發展軌跡等，無疑進一步豐富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形式和內容。希臘的加入提升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本身的吸引力，也使得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一些質疑得到了回應，中國不是在搞“前社會主義國家俱樂部”，而是秉承開放包容精神的合作。希臘是文明古國，也是海上運輸和海洋文明強國。希臘參與后，在文明交流互鑒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上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支撐。
對于“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取得成功的經驗，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做了闡釋和總結。
一是合作采取務實靈活導向。有國外學者稱它是一種務實制度主義，[1]即“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不拘泥于嚴格的、強約束力的規則和僵化的制度形式，以務實議程、自愿參與和靈活合作為特征，以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發展安全利益為動力，在國際實踐中實現務實合作制度化，培育制度行為體的積極合作習慣。在達成的諸多合作領域和項目中，各國自愿選擇參與的領域和方式。
二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有中國學者認為它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整體合作外交[2]的一個重要嘗試(又稱“1+N”外交)，核心是中國引領，但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以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為引領，每年制定一個綱領性指導文件。中方設立的合作秘書處扮演了核心角色，對內負責各相關部委、單位之間的協調、配合，對外負責同各合作伙伴國的溝通與協調。在合作過程中，雙方平等協商，依靠協商一致的方式就集體行動作出決策。項目的最終成果，也不是一家獨享而是共贏共享。
三是堅持開放包容辦平臺。開放包容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維持發展動力至關重要，通過不斷吸收新的合作因素和動力，不排斥第三方和利益相關者，秉承開放精神，達到了合作行穩致遠的目的。[3]“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框架自2012年建立以來，框架外的國家和組織——希臘(后成為正式成員國)、奧地利、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白俄羅斯、瑞士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希望能夠參與進來。在歷屆中國和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上，歐盟機構代表都受邀參加會議，中方也歡迎歐盟機構提出可行性合作建議并參與實際項目，強調要遵守歐盟規則。合作全程對各種行為體、第三方保持開放態度，各利益攸關方可以選擇合適的時機以靈活的方式加入合作進程。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是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墨守成規無法確保合作的可持續性。它通過一系列制度、思想和行為的創新，不斷豐富和完善合作平臺。這種合作開創了全球化時代不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尊重、和諧相處、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新模式。
二、合作面臨的新機遇和挑戰
在任何歷史時期，國家間合作都避免不了國際政治大環境的影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體現之一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作為一種力量的發展壯大以及美歐作為一種力量的相對下降，國際格局和大國力量出現明顯的結構性調整。這種變化造成各種區域合作分化組合加劇，既給區域合作創造了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帶來的機遇
首先，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政治關系不斷深化。2016年，中塞(爾維亞)、中波(蘭)從戰略伙伴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捷(克)從合作伙伴關系升級為戰略伙伴關系;2017年，中匈(牙利)從合作伙伴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2019年，中保(加利亞)從合作伙伴關系升級為戰略伙伴關系，都表明了合作的緊密程度在加深。政治關系的加強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其次，中東歐國家與中國開展具體合作的訴求旺盛。在投資、產業、旅游、科技、人文等方面，中國和中東歐國家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需要深度挖掘和探索。尤其在農產品出口、綠地投資、港口建設、基礎設施更新改造、能源開發、創新合作等方面，中東歐國家仍有很大的需求缺口，與中國合作的愿望強烈，歷屆峰會各國領導人的高出席率和為峰會提出的諸多期待就是具體體現。
最后，歐盟仍看好中歐合作，堅持挖掘雙方合作的機遇和潛力。盡管歐盟日益將中國視為挑戰其利益的新興國家，但歐盟的政策比較務實，在判斷中歐關系時，也強調多重定位，即中國仍是歐盟的“合作伙伴”和“協商性伙伴”而不完全是競爭性關系，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提出利益關切，比如與美國聯手要求中國在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國有企業補貼、強制技術轉移等方面做出改革和讓步，另一方面加強與中國務實合作，比如針對“一帶一路”倡議，歐盟和幾個成員國均采取靈活務實做法，雖未與中方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不做政治表態，但深度參與多個“一帶一路”建設項目。
在涉及具體利益時，歐盟也會基于自身利益作出抉擇。如針對美國強烈抵制華為5G的做法，歐盟并不跟隨美國，一方面堅持市場原則，一方面堅持由成員國根據自身情況自主選擇。隨著中國在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營商環境等方面的持續改革，不斷釋放利好，歐盟提出與中方對等互惠的訴求逐步得到緩解，中歐合作的基本面仍是機遇大于挑戰，合作也會更加緊密。中歐合作向好有助于推動“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走向深入。
無論歐盟還是歐洲大國，均看重同中國開展第三方合作。與中國在中東歐地區開展第三方合作，雙方可以將資本、技術和經驗等進行完美結合，擴大共贏面。中國與歐盟及歐洲大國之間的第三方合作已經在中東歐國家展開。2019年11月，中國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承建的波黑泛歐“5C走廊”高速公路查普利納(?apljina)段項目正式開工，工程總造價約1億歐元，由歐洲投資銀行提供融資，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在波黑同歐盟開展三方合作項目。
中國在保加利亞從事的代夫尼亞水泥廠項目，由意大利水泥集團投資、中材建設總承包，為當地提供4000多個就業崗位。由中國路橋集團承包的佩列沙茨大橋工程是中克(羅地亞)合作最大項目，總價估計為3.57億歐元，該項目由歐盟“聚合政策基金”提供資金支持，也成為三方合作共贏的典范。
(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帶來多重挑戰
一是“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自身存在的問題有待解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進入第8年后，由于內外部環境均發生深刻變化，合作進入“深水區”，很多新問題浮出水面，已有的老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被放大。
1.貿易逆差問題。中國對中東歐國家的貿易順差問題一直存在。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2019年，中國和中東歐(17國)的貿易進口額為248.2億美元，出口額為706.0億美元，中國對中東歐國家的總體貿易順差為457.8億美元。17國中，斯洛伐克對華貿易順差約30.5億美元，北馬其頓對華貿易順差約0.1億美元。其他中東歐國家均對華貿易逆差，其中波蘭、捷克和希臘三國對華貿易逆差額分別約為199.3億美元、83.4億美元和70.1億美元，其余12個中東歐國家的對華貿易逆差均在30億美元以下。[1]波蘭和捷克等國對一些產品無法進入中國市場表示不滿，認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只對中國有利。[2]有波蘭智庫發表文章稱，中國和波蘭的貿易是不對等的，波蘭的產品很難進入中國市場;在紡織品和服飾、金屬制品、皮革以及其他日用品行業，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在質量和價格上對波蘭本土產品構成競爭，損害了波蘭產業，更影響到波蘭相關產業的出口能力。[3]
2.農產品輸華問題。農產品輸華本身也涉及到對中國市場準入問題的關切，但因中東歐國家大都是農產品生產國，對農產品輸華有著較為迫切的需求，因此它們的關切又超越了中國市場準入這一問題，被提升為中東歐國家改善同中國合作的核心關切之一。從中方看，中東歐國家農產品雖然有一定的特色，但產品數量分散且量產不夠、知名度不高，中國盡管也通過中歐班列和電商平臺等適度引入了一些中東歐國家農產品，但這些產品持續和定量進入中國市場存在較多困難。
3.國內政局變動致項目推進難。中東歐國家眾多，政情復雜多變，對很多大項目合作造成干擾，造成項目落地不均：政局穩定并致力于推動對華合作的國家，項目落地就多一些，反之則項目落地少一些。比如，羅馬尼亞因政局變動導致項目持續流產。一是中羅能源領域重大合作項目——羅馬尼亞切爾納沃達核電站項目。
中國廣核集團(簡稱中廣核)自2010年9月開始跟進該項目，但因羅馬尼亞政局變動頻繁，政黨之間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導致該項目不斷被擱置，直至2020年1月新政府總理盧德維克·奧爾班公開表示放棄該項目與中廣核的合作。二是中羅的交通基礎設施合作項目。2018年7月，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與羅馬尼亞交通部簽訂了關于開展交通和基礎設施合作的諒解備忘錄。2019年中國交通建設集團聯合土耳其、法國和羅馬尼亞本土公司，與羅馬尼亞政府就普洛耶什蒂至布拉索夫高速公路項目進行談判，并取得了積極進展。2019年10月，當公路合作合同準備就緒時，羅馬尼亞再一次陷入政治危機，社民黨政府下臺，國家自由黨政府上臺后宣布終止該項目。
4.民心相通仍任重道遠。中國和中東歐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存在差異，一些國家對中國發展模式和合作倡議的提出方式認同度不高。從東歐劇變到加入歐盟這十多年時間里，中東歐國家與中國的民眾處于相互忽視進而缺乏了解階段，加上發展道路和模式的不同，雙方存在一定的疏離感。在波蘭、捷克等中歐國家，民間輿論時常出現一些對華不友好的聲音，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民心相通建設受到干擾。
二是歐盟強化干預措施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形成挑戰。近幾年，歐盟對中國疑慮加重，對華政策消極面有所上升。2016年歐盟宣布不承認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對中歐政治互信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2017年歐盟大國開始對中國開展投資安全審查行動并最終在2019年生效，2020年實施，中國企業在中東歐的投資受到明顯影響;2019年歐盟又發布《中歐關系戰略展望》，[1]將中國列為“協商性伙伴”、“合作性伙伴”、“經濟的競爭者”和“體系性對手”�？偟膩碚f，歐盟最近兩年頻頻調整對華政策，除了強調雙方在全球治理、氣候變化、地區沖突等領域的合作機遇外，也堅持對華政策要“告別幼稚”，日益突出雙邊關系的競爭性。
雙方關系趨緊還因為歐盟在涉“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重點領域不斷提出干預性政策。一方面，針對“一帶一路”倡議，2018年9月，歐盟首次發布聯合通信《溝通歐亞：歐盟戰略要素》，全面闡釋歐盟推進歐亞互聯互通的新戰略，[1]強調“可持續的、綜合的和基于規則的互聯互通”，應對中國倡議的意圖較為明顯。
2019年9月，歐盟與日本簽署《日歐可持續和高質量互聯互通伙伴關系協定》，[2]強調互聯互通在環境和財政上的可持續性，致力于推動基于規則和價值觀的互聯互通，促進自由和開放等。歐盟意圖聯合日本并提升在互聯互通領域話語權的意圖較為明顯。另一方面，歐盟通過“擴大政策”規制中國同西巴爾干國家合作空間。“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8年來，中國的基建和能源等領域投資在西巴爾干取得明顯進展，也引起歐盟關注。在2020年2月5日發布的新版西巴爾干“擴大政策”文件《強化入盟進程——西巴爾干可信的入盟前景》中，歐盟對西巴爾干國家入盟又增加了新的條件，強調了入盟協商中地緣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并注明了西巴爾干國家需要處理好第三國的“不良影響”，西巴爾干國家在應對這些不良影響時必須讓歐盟看到它們做出了“可信”的努力。“第三國”實際指的是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3]
三是中美全面博弈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造成壓力。美國不再避諱同中國的競爭關系，將中國定性為競爭對手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的最大威脅。[4]美國同中國開打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貿易戰、遏制中國高技術發展，在涉及“一帶一路”倡議、5G等方面直接把中東歐乃至歐洲作為戰場來對中國進行壓制�；粮褚舱J為“中美關系再也回不到從前”，雙方全面競爭的新時代已經開始。美國詆毀“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正在制造“債務陷阱”，并誘發腐敗問題和不透明合作。美國以信息和經濟安全為由，向中東歐國家“施壓”，極力拉中東歐國家排斥中國企業華為。2019年2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中東歐的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等國，展開游說活動，抹黑俄羅斯和中國構成安全威脅，強調促進民主、法治和人權的重要性。受相關因素影響，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國在政策文件中將中國視為“安全威脅”。中美貿易戰發生后，部分中東歐國家在美國影響下以“安全問題”為由，排斥中國企業參與通信和基建項目。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等國在5G問題上或明或暗地采取排斥華為的立場，立陶宛因擔心資產安全問題，推遲中國企業參與投標建設克萊佩達港項目。
三、對深化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思考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應立足務實，讓互利合作深入人心，使得中東歐國家切實有獲得感。
(一)進一步夯實民意基礎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啟動8年來，中國同中東歐國家各對雙邊關系起起伏伏，有的國家對華政策歷久彌新。追溯其中的根源，民意基礎至關重要，比如希臘、塞爾維亞等大部分中東歐國家對華民意基礎良好而牢固，不因哪個政黨、哪個政府上臺導致雙邊關系出現起落。
中東歐國家與中國建交最早，雙方民間友好交往歷史悠久。隨著冷戰結束和該地區國家轉向西方，中國在該地區的人文交流影響已明顯存在諸多空白點，但民間友好基礎仍好于老歐洲。中國應積極學習歐美國家經驗，構建“政府引導，社會(含企業)為主”對歐人文交流新格局，加強民間友好往來，在厚植民意基礎上多下功夫。
(二)發揮企業引領作用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強調務實性，經貿和投資合作占據重要位置。推動中國企業到中東歐投資興業，是務實合作走向深入的保證，也是維持雙方友好關系的最基本保障。中國應該繼續激發企業“走出去”熱情，推動企業本土化發展，遵守歐盟規則，履行社會責任，開展好第三方合作，并積極促進企業發揮民意溝通作用，增加務實合作的含金量。
務實合作還應更多體現為追求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企業應致力于在綠色、低碳、節能和數字化等方面尋求發展機會，使得“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真正成為中歐關系的有益補充。同時，應發揮廣大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積極性，推動到中東歐國家開展綠地投資或者特色投資，豐富中國-中東歐國家務實合作。
(三)有理有據有為地解決貿易逆差問題
貿易逆差是多數中東歐國家的核心關切之一，解決貿易逆差問題既要堅持說理也要付諸行動。在“理”和“據”上，應實事求是地指出貿易逆差的根源和中方的立場，也就是“三點論”：第一點，貿易逆差主要是全球產業分工造成的結果，不完全取決于政府采取什么措施。盡管如此，中國政府仍愿意同中東歐各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來處理貿易逆差問題，歡迎中東歐國家通過參與中國持續改革和開放進程來獲取利益。第二點，要客觀看待貿易逆差問題，貿易逆差并沒有給中東歐國家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中國適銷對路、物美價廉的產品給中東歐各國人民帶來極大便利。第三點，貿易逆差不是絕對的，現有的貿易計算方法并不科學全面，服務貿易就沒有列入統計。如中國赴中東歐國家旅游人數大幅增長，推動當地服務業發展，中東歐國家游客赴華增長不明顯，中東歐國家在旅游方面對華是“順差”。
具體的“為”上，宜提議雙方加強政策協調，通過實際舉措緩解貿易逆差：進一步推升赴中東歐旅游人數，拉動當地服務業發展;加強雙方在動漫、游戲、影視劇等領域的合作，實現文化產業和社會效益的“雙贏”;加強雙方數字、機械、高精等產業的交流與合作，推動與中東歐國家相關產業“隱形冠軍”對接，充分挖掘雙方市場、知識和資源互補的潛力;推動雙方的地方層級、非政府部門參與“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積極性。
(四)加大多邊領域合作力度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積極推動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平臺的合作，提升雙方命運與共、互利互惠意識。有意識參與中東歐國家發起或感興趣的地區組織、論壇和倡議，如多瑙河地區戰略、黑海合作體、東部伙伴計劃等，積極參與杜布羅夫尼克論壇、布萊德戰略論壇、布加勒斯特論壇、里加論壇、卡托維茨歐洲經濟論壇等中東歐地區有影響力的論壇以及一些專業性博覽會、交流會等，密切合作網絡，形成多維度的合作紐帶。
(五)做好專業性合作平臺
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目前設立的近40個專業性協調機制或平臺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旅游、地方、農業、林業、智庫等平臺的作用突出，是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發揮多樣性優勢的綜合性體現。但隨著各種協調機制或平臺的增多，內容和特色的多元化，管理和引導也日益復雜化。政府要對各協調機制加強引導，避免無序發展或各行其是。各協調機制或平臺要堅持自主、自愿經營為主，政府服務為輔的原則，堅持“放、管、服”相結合的辦法，努力激發各個平臺的活力，強調落地成果的務實性和合作溝通的效率性。同時，應積極推動平臺間取長補短，鼓勵平臺之間建立復合型平臺，加強功能整合，聯合做大做強。
經濟論文投稿刊物：《西安財經學院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88年，是由陜西省教育廳主管，西安財經學院主辦的以經濟學和管理學為主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本刊的欄目設置：秦文化與經濟、西部特色經濟、經濟理論研究、金融研究、財稅與會計、產業經濟、區域經濟、企業改革與管理、法學論壇、“三農”問題、國防經濟、貿易經濟、旅游經濟等。其中秦文化與經濟、西部特色經濟等特色欄目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并受到省內外許多專家學者的肯定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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