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經濟深度調整的現實，中國開始把經濟增長的重點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因而增加值率作為除全要素生產率之外的又一綜合性指標對評價經濟質量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主要針對國內研究進行分析，并按其特征分為四個研
〔摘要〕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經濟深度調整的現實，中國開始把經濟增長的重點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因而增加值率作為除全要素生產率之外的又一綜合性指標對評價經濟質量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主要針對國內研究進行分析，并按其特征分為四個研究角度：增加值率能否評價經濟增長質量、中國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原因、增加值率的影響因素、增加值率的研究方法，從而較全面地呈現了增加值率研究的發展脈絡和理論邏輯。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總結缺點和不足，展望后續研究方向，為推進中國實現更高質量發展做出理論貢獻。
〔關鍵詞〕增加值率;經濟增長質量;影響因素;高質量發展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推動了全球經濟實現快速提升，增進了世界人民友好聯系，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正常流動，促進了科技和文明進步[2]。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國實現經濟轉型的關鍵之年。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充滿了動蕩和起伏，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經濟形勢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怎樣快速有效地將數量高速增長轉化為質量高速發展，實現這一歷史性的突破，不僅是中國經濟在一段時期內亟需解決的問題，也是學者們的現實課題。
根據中國所面臨的經濟發展形勢，增加值率作為綜合性指標對評價經濟增長質量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務院先后在2012年1月和2015年5月正式頒發的《工業轉型升級規劃(2011—2015年)》和《中國制造2025》文件中都提到增加值率需要提高2個百分點的發展目標。由此看來，增加值率可以用來評價經濟增長質量好壞，了解經濟增長情況，并且中國也越來越重視這個經濟指標[3]，研究增加值率對于政府制定宏觀決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基于中國急需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大背景，增加值率是除全要素生產率之外的又一評價經濟增長質量的綜合性指標，本文嘗試厘清關于增加值率的如下問題：增加值率的定義是什么?如何測算增加值率?增加值率能用于評價經濟增長質量嗎?中國增加值率水平在國際中的地位如何?從歷史角度看，增加值率的變化趨勢如何?什么因素會影響增加值率?為提高增加值率我們應該做什么?根據以上問題，本文從以下角度對增加值率的現有文獻進行了系統梳理：增加值率能否評價經濟增長質量;中國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的原因;增值率的影響因素;增加值率的研究方法。
二、增加值率能否評價經濟增長質量
(一)增加值率的定義及測度
增加值(即新增價值)是企業將投入的產品和勞務價值在生產的過程中轉化為新的貨物服務時新增加的價值，簡化表示為總產出扣除生產過程中間消耗之后的余值，而基于增加值計算的增加值率為增加值與總投入之比，它的大小直接反映投入產出效果。若增加值率用R表示，中間投入用U表示，增加值用V來表示，總投入X等于中間投入與增加值之和，則增加值率的計算公式為：
增加值率=總投入-中間投入總投入=增加值總投入
R=X-UX=VX
增加值率的核算一般有兩種方法：一是生產法，即從生產過程中創造的產品和勞務價值入手，扣除生產環節中投入的中間產品和勞務價值，得到新增價值的方法，其計算公式如上。二是收入法，又稱為要素分配法，是從生產環節中創造原始收入初次分配的角度，對生產活動最終成果進行核算的方法，其計算公式為：增加值=(勞動者報酬+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凈額+營業盈余)/總投入。由于生產法比較簡單方便，可操作性強，因而大多采用生產法。
(二)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及評價方法
1991年中國首次提出“經濟增長質量”的概念，“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經濟發展作為改善人民生活和促進社會進步的基礎。在注重經濟增長數量和速度的基礎上，更加關心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和國民素質的改善”。
國外學者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沒有明確定義，而將其與經濟增長數量聯系在一起用來反映經濟增長，認為經濟增長不僅是數量的增長，還體現在質量的提升上，是數量增加和質量提升的統一。這源于多恩布什等[4]在研究中提到的“經濟增長過程是生產要素積累和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的結果”。其中，生產要素積累是指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數量持續不斷增加，是經濟增長達到數量增長目標的關鍵動力;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是指資本和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有效利用和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是達到經濟增長達到質量提高的關鍵動力。可見，二者既相互聯系又存在差異，共同作用于經濟增長。國外學者主要側重研究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包括技術進步與創新[5]、人力資本[6]和結構變化[7]等。
中國學者對經濟增長質量內涵的理解一般分為兩種：一是狹義理解，簡單地認為經濟增長質量就是經濟增長效率，忽視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穩定發展等;二是廣義理解，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經濟增長數量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具有豐富的內涵，且需要通過多維度多指標的指標體系來綜合反映。代表性觀點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經濟的數量增長到一定階段的背景下，經濟增長的效率提高、結構優化、穩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創新能力提高的結果[8]-[11]。中國學者大多是從據廣義理解角度研究經濟增長質量。
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方法可分為多指標法和單指標法。多指標法是利用各種數量分析工具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綜合集成分析。馬建新和申世軍[12]設定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15個指標變量，運用因子分析方法構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王君磊等[13]利用層次分析法對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過程、經濟增長結果和經濟增長潛力進行評分判斷經濟增長質量水平。鈔小靜和惠康[14]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構建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對中國經濟轉型30年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評價。多指標法的不足之處在于，所選用的指標易受學者的主觀傾向性影響，根據選用的指標不同，最后合成的總指標結果也會存在差異，所以獲取客觀的、一致的結果相對比較困難。
單指標法是利用一個綜合性指標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評價，與多指標相比，單指標法簡單、操作性強，單一指標包括全要素生產率和增加值率。曹佑和張如兵[15]提出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作為經濟增長質量的衡量指標。如今，學者在進行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時大多采用全要素生產率指標，但鄭玉歆[16]、林毅夫和任若恩[17]認為，采用全要素生產率衡量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存在著局限，當前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方法使其很難完全體現生產要素的經濟成效，展示不出資源配置的經濟效果，也會忽視資本積累的關鍵性。而增加值率作為評價經濟增長質量的另一綜合性指標，逐漸受到學者關注。然而隨著研究的展開，學者開始質疑增加值率能否準確評價經濟增長質量問題，因而引起諸多爭議。
(三)增加值率能否評價經濟增長質量
關于增加值率能否評價經濟增長質量，牛凌云和竇麗琛[18]認為，地區工業增加值率不僅和中間產品消耗有關，還和部門結構、專業化分工有關，需要謹慎使用工業增加值率指標經濟效益，以免產生較大的誤差而使得出的結果和真實情形相左;用工業增加值率作為經濟效益評價指標，適用于微觀范圍，特別是適用于專業化分工程度接近的同一行業、生產相同或相似產品的企業之間。柳卸林和張杰軍[19]認為，由于高技術產業本身就具有技術含量高、專業化分工及價值鏈長的特征，因此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率不應成為衡量高技術產業生產效率和效益的唯一指標。蔡濤[20]認為，工業增加值率并不必然反映經濟效率，從統計方法的角度分析，工業經濟效率下降會使工業增加值率下降，但工業增加值率下降不一定會使工業經濟效率下降，因此工業增加值率對經濟效率的衡量效果受到影響。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工業增加值率可以作為反映經濟效益的統計指標，并逐漸受到認可。李平等[21]把制造業增加值率作為效率指標之一構建中國制造業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李光濤[22]認為，提高工業增加值率有利于區域經濟有效發展和運行，可以使企業、行業和地區由低端、低效和低附加值的方式向高端、高效和高附加值方向轉變。沈利生和王恒[23]從增加值率變化趨勢的角度出發研究發現，增加值率的下降意味著投入產出效益和經濟增長質量下降，說明增加值率是評價經濟增長質量的綜合指標，反映了經濟體的投入產出效益。
上述文獻都是從產業增加值率能否作為評價經濟效益的指標角度研究，存在兩個缺陷：一是工業增加值率和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率不能全面反映國家增加值率，經濟效益也不能全面反映經濟增長質量。
二是全要素生產率和增加值率均不能全面反映經濟增長質量。范金等[24]從“五大發展理念”視角研究發現，全要素生產率能比較好地反映創新和協調發展情況，增加值率能比較好地反映綠色和協調發展情況，但在反映開放和共享發展情況上都不理想。另外，范金等[3]提出增加值率指標存在一個門檻上限，并通過建立CES型總產出生產函數和動態經濟系統。研究發現，當實際增加值率低于門檻上限時，實際增加值率越高表示增長質量越好;當實際增加值率高于門檻上限時，實際增加值率越低越好。
通過以上文獻研究發現，關于增加值率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不同導致結論不同，并出現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增加值率是一個評價經濟增長質量的綜合指標，反映了經濟體的投入產出效益。二是增加值率不能全面反映經濟增長質量，從概念和內涵角度出發，因為經濟增長質量與經濟增長數量不同，經濟增長數量用GDP或增長率就可以全面概括。反觀經濟增長質量，其概念比較寬泛，指標多達十幾種，因而簡單用增加值率這一個綜合性指標全面反映經濟增長質量是不現實的。但是，應注意到，學者們只是指出增加值率不能全面反映經濟增長質量，而沒有證據表明不能反映經濟增長質量，在滿足一定的假設情形下，可以使用增加值率作為評價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并且，用單一指標測度經濟增長質量比全要素生產率計算更為簡單，可操作性強。因此，對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三、中國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原因探析
目前中國經濟、政治在國際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經濟總量更是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仍稱不上是高質量發展，判斷中國的經濟增長質量與國外相比的高低優劣，可以了解中國優勢或不足。盡管世界各國的經濟結構不盡相同，各有特點，相互對比時存在著很多不便因素，但用增加值率這個綜合指標進行比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益的啟示。并且，決策者也可以從中國自身角度分析國家或產業增加值率的變化趨勢是上升還是下降，是偏高還是偏低，借以判斷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和發展方向，以便采取相應的政策或對策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協調發展。所以，對增加值率進行深入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目前，無論從宏觀角度，還是從工業、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等細分行業角度都有廣泛的研究。
(一)基于中國宏觀視角的增加值率分析
沈利生和王恒[23]在研究增加值率及其變化的過程中定義了一個新的概念：中間投入貢獻系數，他們發現增加值率和中間投入貢獻系數保持同向變化，并給出了兩者之間固定的對應關系。他們先從橫向角度與若干國家比較增加值率和中間投入貢獻系數，發現中國的增加值率或中間投入貢獻系數較低，又從縱向角度分析中國增加值率和中間投入貢獻系數的歷史變化，發現中國增加值率從1981年以來一直保持下降趨勢，且仍有可能進一步下降。隨后利用投入產出表從動態方面進行考察發現造成中國增加值率不斷下降的原因是新增加的中間投入的貢獻系數小于原來中間投入的貢獻系數。
劉瑞翔[25]針對中國增加值率下降的狀況，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框架下，分別運用結構分解方法和迪氏指數分解方法進行研究發現，從行業結構角度看，中國產業結構的兩次變遷必然導致增加值率的下降;從最終需求角度分析，初次投入結構變動以及生產過程中進口中間品比例增加是導致增加值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夏明和張紅霞[26]基于投入產出框架，從理論上分析增加值率的影響因素，結合若干增加值率變動的比較靜態結果的數理證明，研究增加值率的變化規律，終得出中國增加值率下降原因。研究發現，增加值率的高低不僅取決于技術，也受到基礎資源的價格壟斷、國際貿易準則及制度和國際匯率機制等各種分配因素的影響，中國增加值率遠低于發達國家，且持續下降的原因正是國際分工形勢下科學技術和各種資源分配影響因素的結果。
(二)基于工業行業中觀視角的中國增加值率比較分析
王金照和王金石[27]通過比較美國、日本、英國、德國、中國和印度五國的工業增加值率，發現兩個特點：一是國家之間差別突出。2007年，居于第一的美國比日本高出10-91個百分點，比排在倒數第二的中國高出18-40個百分點，是印度的二倍還多。二是各國排名順序穩定。研究分析了影響國家工業增加值率不同的因素是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地位，并結合中國發展特征，從產業結構角度指出中國工業以附加值低的重化工業為主。從國際分工角度看，是多數行業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造成中國工業增加值率遠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主要原因。
(三)針對制造業的中國增加值率比較分析
郭克莎[28]研究發現，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率遠低于美國、日本、德國和韓國，也低于印度尼西亞而略高于馬來西亞。顧微微[29]研究發現，整體上看，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率低于美國和日本，但從具體行業看，僅飲料、煙草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額加值率超過或接近美國和日本，其他行業的增加值率均低于美國和日本，并有較大差距。
郭克莎和顧微微的研究僅從描述性統計方面說明中國工業增加值率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沒有分析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以及應采取的措施。
張帥奇等[30]等將中美制造業20個行業的增加值率進行對比研究發現，中國超過美國的僅有食品、飲料和煙草制造業這兩個行業，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很大，并指出創新是提升增加值率的重要途徑，尤其在中國一直強調產業轉型升級問題的情形下，應加大研發創新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減小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
于春海和常海龍[31]從邏輯和經驗兩個方面對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率明顯低于其他國家且呈下降趨勢的成因進行研究發現，增加值率的下降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發展有關，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產品內國際分工從最末端的組裝環節向中國延伸，是導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率偏低且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他們的研究結果意味著中國制造業在內部形成了較強的拉動效應，而對服務業的拉動效應較弱。
(四)針對高新技術產業中國增加值率比較分析
高莉[32]重點研究了制造業產業中的高新技術產業，基于中國新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率遠低于意大利、加拿大、英國、日本、德國和美國的事實，利用OECD中十七國高新技術產業面板數據實證分析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率的主要影響因素以及R&D投入的密度與廣度、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高新技術產業中間品比例等指標對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率的影響程度。結果表明，R&D強度對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率具有顯著的提升作用，而R&D廣度具有抑制作用。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和高新技術產業的中間品比例這兩個指標對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影響不顯著，而中國R&D強度遠低于OECD國家，是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率低的主要原因。
金丹[33]對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六大部門和細分的48個部門完全增加值率進行動態比較研究發現，中國的六大產業和細分的48個部門完全增加值率呈下降趨勢，日本和韓國的六大產業和細分的48個部門完全增加值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變化。日本的主導產業是服務業，韓國的主導產業為服務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與這兩國相比中國的主導產業主要為附加值低的資源依賴型和中低技術產業，是中國完全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從根本上看是產業結構問題，因而國家亟需促進產業升級，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
朱振鍇和項歌德[34]針對上海在中國各省份增加值率排名最低的現象，以江蘇和浙江為比較對象，從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出口方式和R&D投入強度多個維度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伍文浩[35]針對廣東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率不僅低于發達國家和部分國內省份，而且還低于傳統制造業的現象，分析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率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率變動是收益遞減規律、上行因素與下行因素綜合角力的結果。從技術水平看，廣東處于核心技術自給的初級階段;從企業結構看，外資比重大;從市場結構看，部分行業的集中度和進入壁壘低導致市場競爭激烈和利潤水平較低;從行業結構看，電子信息產業增加值率偏低;從產業鏈結構看，大多企業處于“微笑曲線”的低端環節，創造的附加值相對較少;從產業培育看，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待培育發展;從體制機制看，制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行業收益;從宏觀因素看，國際金融危機導致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率有所降低。
(五)針對服務業的中國增加值率比較分析
楊坤鵬和戴翔[36]將中國19個服務業部門的增加值率與G7國家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中國與G7代表的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具體表現在總體質量上，中國服務業增加值率除了內陸運輸、水路運輸、金融等少數部門具有輕微優勢外，其余部門都明顯低于G7國家的平均水平。在所研究的時期內，中國大多數服務業部門的增加值率甚至都有嚴重下降現象，顯示中國服務業發展具有不斷惡化的趨勢。從結構上看，由于中國服務業發展主要集中于資本、勞動密集型的中低端領域，而在知識密集型的高端領域發展不足，因而其發展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
總結上述研究發現，中國產業增加值率雖然在發展中國家中排位較高，但普遍低于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且呈較快的下降趨勢。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R&D強度低、產業結構附加值低、國際分工地位低等。中國應加大研發投入，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改變國際分工地位，為國家經濟邁入高質量發展掃平障礙。
四、增加值率的影響因素研究
引起中國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的原因被認為是增加值率的影響因素，但這是非常片面的。本文將從更廣泛的角度探討影響增加值率的因素。
姚利民和王峰[37]針對浙江和江蘇制造業行業進行了研究。從宏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低技術行業方面實證分析勞動生產率、無形資產、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對制造業行業增加值率的影響。研究發現，浙江和江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并不利于其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率的提高，內資企業的無形資產，是有力促進本地企業工業增加值率增長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在數量上具有正向作用而在質量上具有負向作用。
張杰等[38]使用國內企業非平衡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政府通過對出口企業研發和廣告投入動機的抑制效應，強化了對企業增加值率的抑制。政府行為對企業出口和企業增加值率的扭曲效應，進一步強化了出口對企業增加值率的抑制，具體表現在企業所有制身份差異、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要素市場扭曲三個方面，并指出中國對出口政策的調整應放在如何減少政府干預上，以促進企業出口增加值能力的提升。
楊玲[39]通過構建非競爭性投入占用產出模型以及增加值矩陣，測度進口生產性服務復雜度，對“一帶一路”沿線18個省份制造業增加值率的推力和拉力進行研究，以分析區域異質性特征。研究發現，沿海5個省份處于要素驅動、資本驅動過后第二波創新驅動過渡期，西北6個省份制造業尚處于第一波增長期，東北三省和重慶增加值率促進效應尚不顯著。
陳麗嫻等[40]使用2004—2011年中國21個行業的面板數據，采用動態面板GMM估計服務業開放、對外直接投資的服務業滲透率、物質資本、勞動投入對經濟增加值率的影響。研究發現，以上因素均與增加值率呈正相關，以產業集聚作為門檻變量，構建門檻回歸模型，重點分析服務業開放對經濟增加值率的作用。結果表明，服務業開放對增加值率的促進作用存在門檻效應，在產業集聚水平較低和較高區間對經濟增加值率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在產業集聚水平中等區間對經濟增加值率的影響顯著。
以上研究分析了勞動生產率、無形資產、外商直接投資、出口、政府行為、生產性服務復雜度、服務業開放、物質資本、勞動投入對產業增加值率的影響，但沒有分析這些因素對增加值率的貢獻程度，在之后的研究中，本文將挖掘更多影響增加值率的因素，更全面地監控增加值率指標，并分析哪些是影響增加值率的重要因素。
五、增加值率研究的主要方法
隨著學者對增加值率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方法由簡單地描述向實證分析發展。
(一)描述性統計方法
描述性統計是用來概括、表述事物整體狀況以及事物間關聯、類屬關系的統計方法，在分析單個變量的現狀時會用到描述性統計方法，它是分析性研究的基礎。如前文所提，郭克莎[28]和顧微微[29]運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分析了增加值率、勞動生產率等指標與其他國家的差距，運用此種方法的學者還有楊坤鵬和戴翔[36]等。
(二)運用理論分析方法
朱振鍇和項歌德[34]以及伍文浩[35]從理論上分析了某些地區增加值率低的原因。王金照和王金石[27]和伍文浩[35]的研究是與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并理論分析影響增加值率特點及產生因素。于春海和常海龍[31]從邏輯和經驗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一般來說，在實證分析中經常會用到理論分析，即先從理論上分析選擇解釋變量的依據，為之后的實證研究做鋪墊。
(三)數學分析方法
沈利生[41]運用數學公式推理對增加值率進行研究。沈利生和王恒[23]利用單位中間投入對新創造價值的貢獻公式證明增加值率和中間投入貢獻系數之間存在著固定的對應關系，并用中間投入貢獻系數的變化公式推導出中間投入貢獻系數持續下降即增加值率也就會持續下降的原因。沈利生[41]利用三次產業增加值既是增加值率與總投入的乘積也是三次產業占比與總增加值的乘積的原理分析了總體增加值率與產業增加值率和產業結構間的關系，并用總體增加值率變化前后的倒數差公式分析了產業結構、產業增加值率變動對總體增加值率的影響。其他使用此種方法的學者還有牛凌云和竇麗琛[18]以及夏明和張紅霞[26]等。
(四)建立計量模型方法
學者們在考察增加值率的影響因素時往往采用計量模型，其中面板模型居多。姚利民和王峰[37]采用回歸分析探討了江浙兩地工業增加值率的影響因素。高莉[32]以及郭晶和趙越[42]構建數學模型分析了與國際比較的高技術產業的影響因素。張杰等[38]利用動態面板模型分析了在考察政府行為的情況下出口如何抑制中國企業增加值率。陳麗嫻等[40]構建門檻回歸模型重點分析了服務業開放對經濟增加值率的影響。劉瑞翔[25]運用結構分解方法和迪氏指數分解方法分析了中國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馬麗園[43]通過Oaxaca-Blinder分解和JMP動態分解方法對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工業企業增加值率的差異進行了靜態、動態多重分解研究。其他實證分析方法還有，范金等[3]在考察增加值率如何反映經濟增長質量時分別采用了CES總產出生產函數和動態經濟系統等。
六、結論與展望
本文主要從增加值率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可評價性、偏低和下降原因、影響因素、研究方法方面，系統疏理了國內近些年的研究情況，并對研究成果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具體而言，增加值率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一是由于某些產業自身的特殊性，不適合把增加值率作為衡量經濟效益的指標，但在理論分析、實證研究和政策執行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一般認為某國家或地區增加值率越高，則表示生產耗費越低，因而經濟增長質量越高。二是中國增加值率在國際上相對較低，且近年來呈持續下降趨勢，本文不僅詳細研究了出現這種現狀的原因，還從更廣泛地層面分析了增加值率的影響因素。三是運用描述性統計、理論分析、數學分析和計量模型等方法研究增加值率的現狀，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多樣化。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將來可從以下三個方面深入拓展：
第一，結合中國政策和可操作性重點研究工業增加值率。
目前，中國極力倡導加快工業轉型升級，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協調、更加穩定、更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研究增加值率指標，對經濟質量發展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在可操作性上，按照中國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制度，國家和各省份(除西藏外)一般以5年為周期公布投入產出表，且存在著2—3年的滯后期，工業增加值和工業總產值是統計部門常用的統計指標，工業增加值率易計算和獲取，這為采用增加值率評價經濟增長質量帶來了便利。因此，從國家政策和可操作性方面來講，可以先重點研究工業行業，然后將經驗規律運用到服務業和國家層面。
第二，挖掘特殊影響因素并研究其貢獻率。
關于影響因素的研究已相對成熟，據不完全估計，其文獻數大約占到總文獻數的1/2以上，但沒有學者研究影響增加值率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而且針對諸如生產性進口復雜度這樣特殊的變量的研究極少。因此，日后可以具體地研究這些影響因素對增加值率的貢獻程度，除了產業結構這樣一般性的因素，還可以挖掘生產性進口服務進口復雜度等特殊的因素，以便更有效全面地監控增加值率指標。
第三，拓展實證研究。
關于研究方法的研究已有很大突破，無論是從定性到定量，或是從簡單地描述性統計到復雜地模型建立，學者已做出很大努力來研究增加值率指標，但實證建模方面的文獻較少且單一。能夠有力證明增加值率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學者中僅沈利生[23]和范金[24]做的最好，日后可以從不同實證角度對增加值率對經濟增長質量可評價性繼續給出有力證明。同時，增加值率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方面大多采用的是面板模型，日后可以嘗試更多不同的實證模型。
經濟論文投稿刊物：《經濟學動態》(月刊)1960年創刊，是由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經濟類綜合性理論刊物。反映國內外經濟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與動態，促進經濟理論工作的開展。辟有經濟科學新論、經濟熱點分析、學術探討、會議綜述。
增加值率已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熱點，從國務院正式印發的《工業轉型升級規劃(2011—2015年)》和《中國制造2025》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已經將增加值率指標列為研究重點。雖然國外還沒有增加值率指標，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研究國內外增加值率現狀是有極大意義的。深入研究增加值率指標，有利于更好響應國家政策，并為中國進一步細化政策實現定向調控提供指導與借鑒，推進中國實現更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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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成詩，劉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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