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庫(CHNS)和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兩套數據，探究農業示范區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影響。通過雙重差分法研究發現，農業示范區可顯著增加約5.4%的農村勞動力就業且結果穩
摘要：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庫(CHNS)和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兩套數據，探究農業示范區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影響。通過雙重差分法研究發現，農業示范區可顯著增加約5.4%的農村勞動力就業且結果穩健。進一步的分析表明，農業示范區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集聚效應這兩種影響機制來促進勞動力就業。可見，推動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建立對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提升區域勞動力市場活力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農業示范區;勞動力;就業
一、引言
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中國農村勞動力得到大量釋放，加上農業耕地資源稀缺、人口眾多和農業產業結構單一的基本情況，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龐大[1][2][3]。在中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通過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兩種途徑實現就業。就地轉移主要是通過當地鄉鎮企業吸收勞動力，但近年來由于經濟增速放緩和結構轉型，鄉鎮企業發展緩慢，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有限。而異地轉移主要是到城市打工(即“農民工進城”)，但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城市房價上漲導致生活成本上升和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農村勞動力大量回流[4]。
農藝師評職知識：農業可持續發展類論文投稿期刊
上述原因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程緩慢。政府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加以解決：一方面，繼續推進城市化并解決城市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以促進勞動力異地轉移;另一方面，推動農業產業化，拓展農業產業鏈，以促進勞動力就地轉移。為加快現代農業建設進程、提高農民就業和收入水平，2009年農業部啟動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創建工作，并將“創建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寫入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
2010、2012和2015年，農業部分三批確定283個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經過實踐，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在提升主導產業生產能力、增加農民就業和收入等方面均走在全國前列，成為中國現代農業發展的領頭羊[5]。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本質是一種以農業資源為核心的區域產業政策，其發展路徑與我國以第二、三產業為主的產業政策相類似，主要采用以中心城市、中心區域帶動周邊發展的模式。
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以其強大的核心示范作用影響、帶動廣大的輻射區，用于探索以農業為資源優勢的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道路[6]。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進步對就業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對傳統行業中勞動力就業的促進效果尤為突出[7]。已有文獻對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研究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關于示范區發展模式的探討和理論分析。曾磊和邢慧彬(2011)從產業融合的視角，認為示范區應與旅游業相結合[8]。朱緒榮等(2013)通過梳理眾多現代農業發展相關理論，為現代農業示范區規劃提供理論指導[9]。江晶(2013)對示范區運行機制和發展模式進行了總結和探討[10]。
第二類是關于示范區的案例分析，以調研為基礎，總結示范區發展的現狀和不足。蔣和平和王爽(2015)通過案例分析，總結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形成的五種模式并提出相關建議[6]。第三類是關于示范區政策效果的評估。高云等(2014)認為現代農業示范區能降低產業集群的交易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從而促進示范區農業發展[11]。高云等(2015)使用DID方法實證研究，發現示范區發展水平顯著高于非示范區[12]。
本文基于第三類研究，集中探討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影響。現代農業示范區屬于區域產業政策的范疇，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產業的區域政策效果，而關于農業產業的區域政策的文獻較少[13][14][15]。目前，關于區域產業政策對勞動力就業影響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宏觀層面的研究，主要基于地區的就業數據分析政策效果。Bussoetal.(2013)和Kline&Moretti(2014)發現經濟開發區對地區層面的就業率、投資和工資等存在積極影響[16][17]。Castilloetal.(2017)采用地區面板數據，證明地區旅游發展政策對當地就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18]。
另一類是企業層面的研究，主要基于企業雇傭工人的數據研究政策對就業促進的效果。Zhengetal.(2017)和Luetal.(2019)均采用工業企業數據，證明經濟開發區對企業雇傭工人具有促進作用[19][20]。與宏觀層面和企業層面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微觀個體的數據調查，研究農業示范區與勞動力就業之間的關系。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庫(CHNS)農村點和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數據，研究個體的勞動力就業情況。目前，許多研究都使用微觀調查數據來研究勞動力就業。
胡翠等(2019)基于CHNS的數據，從微觀個體層面驗證地區貿易自由化可促進個人轉向非正規就業，從而提高地區非正規就業的比例[21]。熊瑞祥和李輝文(2017)基于CFPS的調查數據，發現某些農村地區的小學或幼兒園等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可促進當地婦女的非農就業[22]。由于CHNS的調查樣本具有代表性和隨機性，在研究勞動力的相關文獻中被廣泛使用，本文也使用該數據來度量農業園區對當地勞動力就業的影響。
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法，將擁有農業示范區的縣級行政區作為實驗組、非示范區的縣級行政區作為控制組，控制一系列的個人特征、地區特征和時變異質性，以得到更準確的估計。此外，我們還控制地區的年份固定效應，排除其他區域產業政策的干擾。研究結果發現，具有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農村勞動力就業比非示范區顯著增加5.4%且結果穩健，農業示范區主要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集聚效應來增加勞動力需求和供給，從而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
本文主要有三方面的貢獻：第一，國內少數使用個人微觀調查數據和嚴格計量方法探究區域產業政策對勞動力就業影響的文獻，基于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視角，豐富并細化了對區域產業政策效果的研究;第二，探討國家農業示范區影響勞動力就業的機制，發現示范區主要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數量增加來提高勞動力就業;第三，著眼于個人微觀層面的影響，為評估國家級區域產業政策效果提供一個全新的思路，也為農業產業區域政策效果的研究做出有益的補充。
二、政策背景
為探索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和加快現代農業建設進程，2009年農業部下發《關于創建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意見》(農計發〔2009〕33號)，各種級別的現代農業示范區建設隨之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按照投資主體的行政級別劃分，現代農業示范區主要包括國家級、省級和縣市級三類。但國家級農業示范區與省級(縣市級)示范區的差別顯著，不同省份(縣市級)農業示范區的具體政策參差不齊。Alderetal.(2016)發現省級區域產業政策對地方經濟發展幾乎沒有影響[14]。林毅夫等(2018)認為省級產業園區之間的可比性較低、質量差異較大，僅使用國家級園區研究后發現其對企業生產率具有顯著的提升效果[15]。而國家級農業示范區在各區域的政策比較接近、具有較強的可比性，也是我們重點關注的研究對象。
三、數據來源和變量說明
本文采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庫(CHNS)和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兩套數據。CHNS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提供關于個人、家庭和社區層面的調查數據，而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數據包括示范區的地理位置。通過地理位置的信息匹配，本文得以探究農業示范區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影響。
(一)微觀調查數據本文采用2006~2015年CHNS的問卷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具體年份為2006、2009、2011和2015年。僅使用農村地區16~65歲的居民樣本，我們剔除農村居民中的外出打工者、殘疾人、學生和退休個體，以避免出現因其他原因導致的失業。同時，還刪除北京、上海和重慶三個直轄市的樣本。
CHNS的地區信息與國家統計局的編碼有所不同。CHNS根據每個地區自定義排序六位數代碼。前兩位是省份代碼，與國家統計局的編碼規則一致;中間兩位是縣(區)代碼，與國家統計局的編碼不一樣;最后兩位是社區代碼。為定位調查點所在的區縣，我們使用葛可佑主編的《中國八省居民健康與營養狀況》(第一卷)中地區代碼和地區名字的對照信息，定位每個調查樣本所在縣(區)的中文名稱。最終，本文僅保留遼寧、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和貴州等省份42個縣(區)級行政區的樣本作為研究對象。
四、研究模型和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本文利用第一批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從2010年開始運行并陸續在2012和2015年設立的事實，使用雙重差分法檢驗農業示范區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我們將設立農業示范區所在縣(區)的調查個體視為實驗組、非示范區的調查個體視為控制組。對樣本中新加入的農業示范區，定義政策在其實施的年份及之后為1，否則為0。當且僅當某縣(區)被納入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當年及之后視為實驗組，對照組包括所有始終為非示范區的縣(區)。
五、穩健性檢驗
(一)子樣本回歸由于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選址和設立可能存在一定的內生性問題。例如，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一般設立在農業資源豐富、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這些地區對勞動力就業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且勞動力質量更高，就業情況更好。這一內生性問題可能對基準模型中的回歸結果產生偏誤。已有的文獻主要選取內陸地區的子樣本進行回歸來控制內生性，以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12][13]。
借鑒上述方法，我們僅用內陸中西部省份的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發現政策實施效果依然顯著。僅選擇中西部省份樣本的合理性在于：中西部省份對勞動力就業的政策支持力度相似、地理位置較為接近、經濟發展水平和勞動力就業情況具有可比性。政策變量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相對于基準回歸系數從5.4%提高到11.1%，說明基準模型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就業效應。
(二)傾向得分匹配的估計由于實驗組和控制組在政策實施前的特征有所不同，為提高可比性，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對實驗組和控制組樣本進行傾向得分匹配。我們使用模型(1)中的個體特征控制變量，以年齡、教育、健康、家庭收入和家庭規模作為匹配控制組與實驗組的協變量。本文使用k=5近鄰匹配，對每個實驗組個體選擇特征最鄰近的5個控制組個體進行匹配，回歸分析匹配成功的個體，并控制個體固定效應、年份固定效應和縣(區)*年份固定效應及一系列個人和家庭的控制變量。政策變量的系數為9.0%且顯著，與基準回歸模型的系數相比略有上升。
(三)六、進一步的影響機制分析
前文實證結果展示了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積極影響。接下來，我們探究農業示范區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機制。
(一)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一方面作為生產投入要素影響生產，進而影響廠商的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作為市政設施吸引更多工人，對勞動力供給具有正效應，即使在建設過程中也能創造就業需求[20][21]。我們分兩步證明該假設是否成立。首先，證明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內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于非示范區更好;其次，將基礎設施建設作為解釋變量加入基準回歸模型中，若發現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勞動力就業，則說明該影響機制成立。
本文使用CHNS中社區層面的道路鋪設情況來刻畫道路基礎設施建設、互聯網服務情況來刻畫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道路鋪設和互聯網服務均是二值虛擬變量。我們將是否鋪路和是否有互聯網服務分別對示范區的政策變量進行回歸，并且都控制年份固定效應和縣(區)*年份固定效應。政策變量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確實促進了基礎設施建設。若要證明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我們還需檢驗基礎設施建設對勞動力就業存在促進作用。我們控制一系列的固定效應和控制變量，回歸結果顯示是否鋪路和是否有互聯網服務對勞動力就業都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且政策變量的顯著性被基礎設施建設吸收。因此，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勞動力就業，基礎設施建設越好，勞動力就業就越好。
七、結語
本文使用2006~2015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庫(CHNS)和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兩套數據，研究發現農業示范區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為克服內生性問題，僅保留中西部省份樣本和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進行回歸，結果依然穩健。進一步檢驗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對勞動力就業影響的兩種機制，發現農業示范區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集聚效應提高了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從而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
著眼于產業政策對個體勞動力就業這一微觀視角，本文為評估國家農業產業政策的效果提供一個全新的思路。根據前述的實證分析和研究結果，本文得出以下的政策啟示：第一，政府應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把基礎設施建設作為農村發展的重要內容;第二，不斷優化和提升企業的政策保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來提高當地企業融資水平，一方面促進當地企業發展壯大、提升企業規模收益，另一方面積極引進外來資本，推動企業群形成，增強集聚效應，從根本上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第三，進一步加強技能培訓和農業技術推廣，以增進勞動力就業，技能提高和技術改進不僅可釋放潛在的勞動力供給，還能有效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業生產率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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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常林，梅奕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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