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營改增”與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

　　摘要：中國出口貿易正處于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換的關鍵時期，稅制改革能否成為促進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有效工具亟待深入探討。本文以中國服務業“營改增”試點為政策沖擊，基于制造業出口企業的微觀數據，采用序列匹配和雙重差分分析方法，系統地考察了“營改增”對中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及其機理。研究發現，“營改增”顯著提高了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在考慮指標測算、異常數據和試點地區等因素后依然成立。動態分析顯示，“營改增”的政策效果存在個季度的時滯。機制分析表明，“營改增”主要通過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和提高企業生產專業化水平兩種方式來推動其出口產品質量升級。此外，“營改增”對于與服務業關聯度較高和生產結構較為完整的出口企業作用更為明顯。

　　關鍵詞：“營改增”;服務業;出口貿易;產品質量;稅收負擔;減稅效果

　　一、研究背景

　　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簡稱“營改增”)作為一項重大的稅制改革措施，對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服務業以營業額為稅基繳納營業稅，但隨著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產業間的業務往來日益密切，營業稅作為“價內稅”不能參與后續抵扣，嚴重阻礙了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為了解決傳統稅制中抵扣鏈條不完整的問題，經國務院批準，以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1+6”行業)為試點行業①，“營改增”率先在上海市開啟試點，并逐步推廣至全國范圍內的全部服務業。在理論上，“營改增”政策的實施不僅可以打通抵扣鏈條，解決兩稅分設下重復征稅的問題，還能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產業間和產業內的分工優化，進而推動出口貿易的高質量發展。

　　目前，我國的出口貿易正面臨由大到強的嬗變，也面臨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換的挑戰。海關統計數據顯示，中國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以來，出口貿易總額由2003年的3.63萬億元人民幣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17.23萬億元人民幣，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0.22%②。然而，出口產品卻大多以中低端為主，附加值相對較低1]。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更是令我國的出口貿易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提升出口產品質量，加快出口貿易由“價格競爭”向“質量競爭”轉變2]，已成為實現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此背景下，探究服務業“營改增”對于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既具有理論研究價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自“營改增”試點以來，學界圍繞其減稅效果進行了一系列細致討論。涉稅行業的分析結果顯示，“營改增”試點顯著降低了行業整體的稅收負擔，并有利于實現行業規模的擴張3]。

　　同樣對于服務業整體而言，基于一般均衡(CGE)的研究發現，“營改增”對于服務業整體依然存在減稅效果。但具體到涉稅企業層面，“營改增”的減稅效果卻存在明顯差別，由于增值稅具有可轉嫁的特性，企業議價能力成為決定實際減稅效果的重要因素。

　　此外，“營改增”的減稅效果在時間上同樣存在異質性，具體表現為短期內企業的稅收負擔可能略有增加，但在長期將會有所降低。由此可見，盡管短期內關于部分涉稅企業稅負上升的報道屢見不鮮，但從整體和長期來看，“營改增”的實施依然會對涉稅服務業產生一定的減稅效果。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三產業間的融合程度逐步加深，關于“營改增”的討論開始延伸至下游制造業企業和行業，其調整產業結構的作用也逐漸為人所知。企業經營范圍的變動信息顯示，在“營改增”實施后，制造業上市企業出現了“主輔分離”和分工深化的跡象。而為了更加細致地探尋分工效應，范子英等另辟蹊徑，采用量化的企業分工指標，再次驗證了“營改增”具有深化產業分工的效果。在此基礎上，李永友等借助產業互聯的研究視角，進一步發現“營改增”還能通過分工效應，帶動以生產率提升為主要特征的制造業升級。

　　上述文獻揭示出“營改增”的分工效應及其后續影響，為本文探索服務業“營改增”對于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機理提供了可借鑒的研究思路。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調控手段，增值稅的調整無疑會對我國的貿易產生深遠影響。為此，彭飛等率先探索了“營改增”的出口效應，并考察了“營改增”試點在出口傾向、規模和強度等方面的影響。眾所周知，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對于增強一國貿易競爭力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大量研究也表明，各種經濟政策變動會對出口產品質量產生深刻影響。Amiti等發現關稅減免的作用較為明顯，可以大幅提高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同樣地，國內司法環境也會影響企業的出口行為，具體表現為司法質量的改善將極大地促進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

　　此外，貿易自由化、環境管制和增值稅轉型2]等政策也都具有與之類似的效果。盡管上述文獻從不同側面剖析了諸多經濟政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作用，但卻少有研究考察服務業“營改增”對此所產生的影響，其中的作用機制更是鮮有涉及。鑒于此，本文試圖量化分析“營改增”政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作用及其作用機理，并據此為我國出口貿易的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相對于已有研究，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研究視角上，首次從出口產品質量的角度，探究服務業“營改增”對于企業出口貿易的影響，是對現有“營改增”政策效應研究的重要補充。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序列匹配的方式，對傳統傾向得分匹配(PSM)進行適當改進，并結合雙重差分法(DID)對“營改增”的政策效應進行識別，從而使經驗分析的結果更為可靠。第三，在研究內容上，嘗試從減稅效應和分工效應兩方面出發，深入剖析“營改增”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內在影響機理，進而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探索出口貿易高質發展的政策實踐提供經驗支撐。

　　本文余下的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探討了“營改增”政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渠道，進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第三部分為計量模型、數據與研究設計;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及初步分析，詳細地匯報了經驗分析的結果，并從多個方面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五部分為關于異質性的進一步分析;第六部分為影響機制檢驗，驗證了“營改增”政策可以通過減稅效應和分工效應兩種渠道提升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最后部分為結論與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分稅制改革完成后，我國實行兩稅并行的稅制結構，其中制造業以增加值為稅基繳納增值稅，而服務業以營業額為稅基繳納營業稅。“營改增”政策表面上僅針對服務業，似乎與制造業并不相關，然而實際情況卻非如此。在生產過程中，由于抵扣鏈條并不順暢，制造業企業在外購勞務時所承擔的營業稅無法參與后續抵扣，故而兩稅分設所導致的重復征稅問題也同樣制約著我國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在打通抵扣鏈條后，服務業“營改增”會對制造業企業產生多種積極影響。

　　首先，“營改增”政策具有激發企業創新和研發活力的作用，而根據已有研究，企業的研發強度與其出口產品質量息息相關;其次，在“營改增”實施后，下游制造業企業的生產效率明顯提升17，眾所周知，企業的生產效率同樣也與出口產品質量緊密相關;最后，“營改增”政策還存在改善企業盈利能力的效果18，而盈利水平的提高通常會帶來企業產品質量的提升。據此可以進一步推斷，服務業“營改增”有助于提升制造業企業的產品質量。而出口企業作為我國制造業企業中的代表，其產品質量也必然會受到“營改增”政策的影響。為此，本文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說。假說：服務業“營改增”有助于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

　　“營改增”可以通過如下兩種途徑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一方面，在“營改增”實施前，出口企業外購勞務的價格中包含營業稅，為此所繳納的稅款無法通過抵扣鏈條進行抵扣，從而加重了企業的稅收負擔。而“營改增”實施后，該部分稅金可以記入進項稅額并參與后續抵扣，外購勞務重復征稅的問題得以解決，出口企業的實際稅負將會有所降低。而稅負降低可以改善企業的財務狀況，使得其更有余力提升出口產品質量。

　　此外，“營改增”的減稅效應還能激勵出口企業規范經營，之前企業基于成本的考慮，可能會購進部分來自非合規單位的廣告、資訊以及運輸等服務。而“營改增”實施后，此類單位無法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為此出口企業將優先選擇從合規單位購買有質量保證的服務，進而有助于產品質量的提升。因此，“營改增”可以通過減稅效應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另一方面，我國大部分出口企業在“營改增”實施前均選擇混業經營，即企業單獨設立服務部門，為自身的生產活動提供必要的勞務，以規避外購勞務時因重復征稅而造成勞務實際價格偏高的問題，由此造成出口企業“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生產結構。而“營改增” 實施后，由于不再對外購勞務進行重復征稅，服務部門效率較高的企業將選擇采取“主輔分離”的方式，將服務部門剝離成立新的企業，以享受“營改增”政策的優惠①。

　　而服務部門效率較低的企業將不再保留服務部門，直接采用外購勞務的方式享受“營改增”政策的優惠。因此，無論出口企業采取何種應對方式，“營改增”政策都將深化產業間的分工，提高企業生產的專業化水平。之后，企業管理人員便能擺脫服務部門的掣肘，專心負責主營產品，并能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產品質量和品牌形象方面。同時，專業化水平的提升還能推動產品的標準化生產，進而有效提高出口企業產品的良品率。因此，“營改增”也可以通過分工效應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另一個研究假說：假說：服務業“營改增”主要通過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和提高企業生產專業化水平兩種方式推動其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值得關注的是，“營改增”的減稅效應受產業關聯度的制約，當出口企業與服務業聯系較為密切時，大量外購勞務使得減稅效應更為強烈。而分工效應則受企業生產結構的制約，當出口企業的生產結構較為完善時，“營改增”的分工效應才能體現。由此可知，“營改增”政策對于與服務業關聯度較高和生產結構較為完整的出口企業作用更為明顯。

　　三、計量模型、數據與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服務業“營改增”是分批分階段實施的，可以將其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與試點地區相比，在2013年月日前，全國其他地區并未實施“營改增”政策，可以考慮借助雙重差分法(DID)，測算試點地區企業與非試點地區企業試點前后在出口產品質量上的變差(Variation)，來判斷“營改增”能否能推動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在有效性方面，對于出口企業而言，“營改增”試點屬于外生政策，且在試點后的短時間內，企業通過遷移獲得“營改增”政策優惠的概率極低，因此可以采用雙重差分法進行經驗分析。

　　(二)描述性統計

　　據此可以檢驗對照雙方是否存在事前差異。在財務方面，試點地區企業擁有更大的規模，其他地區企業則擁有更低的資產負債率和更高的利潤率。在關聯方方面，試點地區企業擁有相對較低的融資約束和補貼強度，企業對銀行和政府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整體市場化水平相對較高。在企業年齡上，試點地區企業的平均年齡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表明試點地區企業的經營歷史更為悠久。而在國有化程度上，試點地區企業與其他地區企業水平相當。因此，研究中確實需要通過序列匹配的方式平衡雙方事前存在的差異。

　　四、實證結果及初步分析

　　在序列匹配完成后，本文為試點地區出口企業在同行業中尋找到數量相同且相似的企業作為對照對象進行回歸分析。表明在“營改增”政策實施后，與同行業中最相近的出口企業相比，試點地區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上升了1.042個水平點，提升幅度約為3.16%。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營改增”顯著提高了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進而驗證了假說，即服務業“營改增”有助于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基準回歸的有效性依賴于平行趨勢假設，即“營改增”政策實施前，試點地區企業與其對照企業在出口產品質量分布上保持趨勢一致。

　　為此，參考Jacobson等22的檢驗方法，本文對其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假如政策實施前，處理組與對照組中企業在出口產品質量上的差距每年都不發生明顯改變，則可證實雙方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在2010-2011年試點地區企業與其匹配所得對照企業在出口產品質量分布上可以保持趨勢一致，進而充分展現出序列匹配所存在的優勢。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本文采用的序列匹配-雙重差分法在識別方面更為有效。

　　五、異質性分析

　　出口企業在所屬行業、發展狀況和產品種類等方面均存在明顯差異，服務業“營改增”對不同類型企業的影響也不盡相同，為了進一步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差異，本文嘗試從如下幾個方面對“營改增”的政策效果進行異質性分析。

　　(一)行業異質性

　　1.行業關聯度稅收政策的效果通常在不同行業間存在明顯差異。當所屬制造業與上游服務業關聯度較高時，出口企業在生產中需要大量外購勞務，在“營改增”減稅效應的作用下，企業可以獲得較為豐厚的政策紅利。與之相反，當所屬行業與上游服務業關聯度較低時，企業與服務業的業務往來相對較少，受到“營改增”政策的影響也相對較低。鑒于此，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012年投入產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數表，計算各行業對于試點服務業(“1+6”行業)的直接消耗系數，然后依據平均值將所有行業劃分為關聯度較高的行業和關聯度較低的行業兩類。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在當前國際環境下，提高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增強產品國際競爭力，是我國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本文聚焦“營改增”這項重大的稅制改革措施，以上海市試點為例，基于2010-2013年中國制造業出口企業的微觀數據，采用序列匹配和雙重差分的方法，系統地探討了服務業“營改增”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及其機理。研究發現，服務業“營改增”有助于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并且這種作用在不同類型的企業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異質性。

　　從行業層面來看，“營改增”政策對于與服務業關聯度較高、資本密集型以及處于壟斷行業的企業作用更為明顯;從企業層面來看，“營改增”政策的效果在大型企業和較為成熟的企業中更為突出;從產品層面來看，生產同質性產品和中等技術產品的企業受“營改增”政策的影響更為深刻。此外，進一步的機制分析還顯示，服務業“營改增”主要通過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和提高企業生產專業化水平兩種方式推動其出口產品質量升級。

　　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啟示。首先，“營改增”政策的實施不僅具有一般意義上的減稅和激發企業活力的效果，更有提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作用。作為一項稅收調節政策，服務業“營改增”也起到了類似貿易政策的效果，即一種經濟政策發揮多種積極作用，這為今后進行政策選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空間。其次，“營改增”政策的效果所體現出的異質效應，啟示我們在貿易強國的征途中，需要考慮其他政策的協同和配合。異質性分析顯示，“營改增”并未對與上游服務業關聯度較低的企業、中小型企業、產品異質型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產生顯著影響，而目前我國市場中仍存在大量上述類型的出口企業，因此，這些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仍然需要考慮通過其他類型的政策予以激勵。

　　經濟論文投稿刊物：《財經研究》(JournalofFinanceandEconomics)雜志創刊于1956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管，上海財經大學主辦的面向國內外的綜合性經濟理論刊物，國內統一刊號為CN31-1012/F，國際標準刊號為ISSN1001-9952，國內郵局發行代號為4-331，國外發行代號為M697，每月3日出版，影響因子：1.276，被引次數：32198。本刊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著重研究和闡述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經濟建設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

　　最后，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來看，在“營改增”政策全面實施后，可以通過降低制造業稅收負擔和提高生產專業化水平兩種方式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這無疑有助于完成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也有助于實現出口貿易的高質量發展。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將進一步凸顯，如何實現財政的可持續發展，提高并完善財政的調控能力，都值得未來進一步深入探究。

　　參考文獻：

　　[1]余淼杰，張睿.中國制造業出口質量的準確衡量：挑戰與解決方法[J].經濟學季刊，2017(2)：463484.

　　[2]盛丹，楊慧梅.增值稅改革與出口產品的品質升級[J].財經研究，2020(6)：7993.

　　[3]張巍巍，李雪松，趙宸宇，等.“營改增”促進第三產業增長效應研究：基于HCW模型對上海市改革的實證分析[J].經濟與管理評論，2016(3)：96103.

　　[4]田志偉，胡怡建.“營改增”對財政經濟的動態影響：基于CGE模型的分析[J].財經研究，2014(2)：18.

　　[5]李香菊，劉碩.稅收優惠政策與僵尸企業擠出效應：基于上市公司退市風險和創新投入的雙重視角[J].當代經濟科學，2021(2)：8496.

　　[6]童錦治，蘇國燦，魏志華.“營改增”、企業議價能力與企業實際流轉稅稅負：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5(11)：1426.

　　作者：謝申祥，范鵬飛，王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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