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文章以20152019年我國13個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的投入和產出數據為樣本,采用三階段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數模型對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進行測度,并對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靜態特征、時空演變特征進行分析,同時運用Tobit回歸模型檢驗了綠色供
【摘要】文章以2015—2019年我國13個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的投入和產出數據為樣本,采用三階段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數模型對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進行測度,并對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靜態特征、時空演變特征進行分析,同時運用Tobit回歸模型檢驗了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在靜態特征方面,發展效率處于DEA有效狀態的綠色供應鏈占比較少;在時序變動特征方面,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逐年提升;在空間演變特征方面,各個國家級新區之間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變化的差異較大;綠色供應鏈實施時長、基礎設施水平、居民消費水平、對外開放度、城市化水平和政府扶持是影響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影響因素
一、引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堅定不移貫徹綠色發展理念,走綠色發展之路。國家級新區是承擔國家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的綜合功能區,也應成為區域綠色發展的排頭兵[1],F有研究普遍認為構建綠色供應鏈是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手段[2-3]。隨著綠色供應鏈不斷取代傳統供應鏈,社會各界開始關注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問題[4]。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反映了企業在發展綠色供應鏈過程中投入到供應鏈各環節的各種資源配置的合理性。研究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靜態特征和時空演變特征,并分析其主要影響因素,對提升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鑒于鮮有研究關注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時空演變特征,且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相關研究尚不全面,本文采用三階段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數模型測算國家級新區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并對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靜態特征、時空演變特征進行深入分析。除此之外,還運用Tobit回歸模型進一步檢驗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為提升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提供參考。
二、文獻回顧
(一)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測度方法的相關研究
從現有研究來看,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測度方法多樣,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研究者自行設計評價體系,另一類是研究者采用DEA方法對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進行測度。1.自行設計評價體系的相關研究。張華倫等[5]設計了三級評價體系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績效進行評價,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娕d鋒和王蘇生[6]設計了基于循環經濟的綠色供應鏈管理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并給出了算例說明。鑒于評價指標的選擇是上述研究所面臨的最大難題,馬飛等[7]采用DEMATEL制定綠色供應鏈績效評價指標。仔細觀察可知,上述研究在指標選擇、權重設置方面仍然存在較大主觀性。
2.采用DEA方法的相關研究。早期研究者陳梅和畢曉航[8]在考慮環境管理相關標準的基礎上,運用DEA方法對企業綠色供應鏈績效進行評價。后來,方煒和楊步[9]再次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評價了綠色供應鏈的運轉效率,并通過算例進行實證研究。上述研究僅采用單階段DEA模型,忽視了環境要素對發展效率的影響;谏鲜鲅芯坎蛔,張峰等[10]選取三階段DEA模型對樣本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進行全面評價,發現樣本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偟膩砜,DEA模型無需設置指標權重,具有一定的客觀性[11],是衡量多投入與多產出組合決策單位相對效率的較好方法[12],因此采用DEA方法來測度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更加合適。
(二)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相關研究
顧蘭蘭[13]研究發現政府干預、民間環保組織的監督、消費者的意愿和偏好、市場綠色競爭是發展綠色供應鏈的驅動因素。王麗杰等[14]認為完善激勵措施是促進綠色供應鏈有效發展的重要舉措。學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孫博行[15]研究發現政府法規與社會輿論等社會系統因素、企業綠色技術水平等生產系統因素、消費者的環境保護意識等消費系統因素和環境污染事件等環境系統因素是影響企業發展綠色供應鏈的四大因素。仔細觀察可知,現有研究涉及面比較廣,如政府、社會組織、企業自身和消費者等層面。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為深入研究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時空演變特征和全面研究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奠定了基礎,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沒有針對國家級新區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開展研究;(2)沒有將DEA與Malmquist指數結合起來研究效率的時空演變特征;(3)沒有結合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提出提升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建議。
三、效率測度的研究設計
(一)效率的測度方法鑒于三階段DEA方法既具備評價多投入與多產出決策單元產出效率的優勢[12],又可以消除環境和隨機誤差因素對各決策單元產出效率評價結果的干擾[16],還可以與Malmquist指數模型相結合來研究效率的時空演變特征,因此本文將綠色供應鏈視為一個決策單元,并選用三階段DEA方法與Malmquist指數模型,深入研究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靜態特征和時空演變特征。
第一階段:運用DEA模型中的BCC模型進行基于投入導向及可變規模的效益分析,從而獲得調整前的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值和松弛變量。第二階段:基于第一階段的分析結果,運用隨機前沿分析法(SFA)及Fontier4.1軟件對各綠色供應鏈的投入變量進行調整,以消除環境變量和隨機誤差因素的干擾,從而得到調整后的綠色供應鏈投入變量。第三階段:根據調整后的投入變量和原始產出變量,重新運用DEA模型進行評估,可獲得降低環境和隨機誤差因素干擾后的每個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值[16]。
三階段DEA方法的變量選取規則本文在參考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充分考慮綠色供應鏈的特征,并結合《綠色制造制造企業綠色供應鏈管理導則》[18]中有關績效評價的要求,最終選取以下變量作為企業綠色供應鏈的投入變量、產出變量及環境變量。投入變量:
(1)綠色技術研發投入。綠色技術創新是推動生產過程環;闹匾侄,只有生產過程環;拍軐崿F綠色生產,而綠色生產又是發展綠色供應鏈的重要內容,因此本文將綠色技術研發投入作為綠色供應鏈的投入變量之一。
(2)綠色原料采購成本。綠色原料采購成本金額越大,意味著企業在綠色供應鏈發展過程中的投入越多,因此綠色原料采購成本也是綠色供應鏈的投入變量之一。(3)勞動投入成本。參與綠色供應鏈建設的各級各類人員投入情況構成了綠色供應鏈勞動投入[10]。(4)綠色運輸費用。運輸環節是綠色供應鏈的重要環節之一[19],采用綠色運輸設備可以降低廢氣排放量,因此綠色運輸費用也是綠色供應鏈的投入變量之一。產出變量:
(1)綠色產品銷售收入。企業發展綠色供應鏈的目的是提供對環境影響相對較小的綠色產品,因此綠色產品銷售收入可作為綠色供應鏈的產出變量。(2)庫存周轉率。庫存周轉率越高,反映了產品銷售狀況越好[9],庫存占用的資金也就越少,因此庫存周轉率是綠色供應鏈的產出變量之一。(3)廢棄物排放量減少率。廢棄物排放量減少率直接反映了環境保護的力度,自然也是綠色供應鏈的產出變量之一。環境變量:考慮到環境變量的選擇必須滿足“分離假設”需求,即在較短時間內會對制造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產生影響,但不會被樣本影響或更改,因此選取以下幾個環境變量。
(1)供應鏈核心企業規模。供應鏈核心企業規模越大,資金、人才、技術實力越雄厚,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往往越高[20]。(2)供應鏈核心企業成立年限。供應鏈核心企業成立年限越久,其發展經驗越豐富,更能夠正確把握企業發展規律,對綠色供應鏈的接受程度必然越高[10]。(3)政府補助。政府補助能夠一定程度上緩解企業發展綠色供應鏈過程中所面臨的高成本問題[21],從而促進綠色供應鏈發展。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5—2019年我國13個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的投入和產出數據為樣本,數據均來源于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湘江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課題組在2020年開展的國家級新區綠色供應鏈發展狀況專項調研。該調研對象為我國2015年及以前批準設立的國家級新區內的制造企業以及當地統計局。
四、效率測度結果與分析
本文主要從靜態特征和時空演變特征兩方面來分析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其中時空演變特征又分為時序變動特征和空間演變特征。
(一)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靜態特征分析
整體來看,13個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的綜合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均值分別為0.954、0.966、0.987。綜合技術效率反映了綠色供應鏈的相對發展效率,純技術效率主要反映了企業綠色供應鏈的管理水平[22],規模效率是指在一定的管理水平下當前規模與最合理規模之間的差距[23]。由于管理水平和規模效率的均值都小于1,可知各國家級新區綠色供應鏈的綜合技術效率均無法位于生產前沿面上。從DEA有效性來看,處于DEA有效狀態的綠色供應鏈數量遠低于DEA無效狀態的綠色供應鏈數量。從規模報酬來看,規模報酬遞增的綠色供應鏈數量占比最大。
具體來看,在13個國家級新區中,浦東新區、濱海新區和南沙新區能夠達到DEA有效的綠色供應鏈所占比例較高,說明這三個新區的綠色供應鏈管理水平和技術創新水平都相對較高,而其他新區中大部分綠色供應鏈處于DEA無效狀態,說明這些新區的綠色供應鏈在管理能力、科技水平和資源配置方面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其中,舟山群島新區和西海岸新區全體綠色供應鏈都處于DEA無效狀態,純技術效率低下是造成舟山群島新區和西海岸新區全體綠色供應鏈綜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這說明其管理水平亟需提高。除此之外,在規模報酬方面,只有浦東新區、濱海新區和南沙新區大部分綠色供應鏈處于規模報酬不變,其資源投入達到了最優狀態,其他新區的資源投入有待優化。
(二)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時空演變特征分析
本文主要從時序變動特征和空間演變特征兩方面來分析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時空演變特征。
1.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整體發展效率的時序變動特征。
2015年至2019年,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全要素生產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說明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在不斷提升。從Malmquist的分解結果來看,全要素生產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術效率的提高,技術效率在5年間提高了2.3%,其中純技術效率的提高是促進技術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從規模效率來看,其增長速度緩慢,對企業綠色供應鏈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較少。而反映技術創新能力的技術進步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
2.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空間演變特征。
整體來看,2015年至2019年,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值為1.025,說明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整體都在提高。具體來看,西海岸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最高,達到了1.041,技術進步對西海岸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最大,說明西海岸新區的技術創新能力處于較強的狀態。金普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最低,其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仍然有很大改進空間,說明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亟需提高。除南沙新區外,其他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的技術進步變化均大于1,但技術效率變化卻小于1,說明這些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由技術進步所驅使,而技術效率變化普遍小于1的主要原因是純技術效率低下,這說明其綠色供應鏈管理水平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五、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
效率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充分了解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對于制定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提升路徑來說至關重要。本文從企業自身、外部環境、政府支持力度三個方面出發,分析國家級新區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鑒于不同的國家級新區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差異較大,本文初步判定主要是企業外部環境造成了這種現象。因此,在選擇影響因素的時候更多考慮企業外部環境因素。
經過充分考慮,最終選取綠色供應鏈實施時長、地區基礎設施水平、地區居民消費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勞動者素質和政府扶持力度作為影響因素。為了檢驗各影響因素對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方向及強弱程度,本文將各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并以綠色供應鏈綜合技術效率值為因變量,使用Stata16軟件開展實證研究。與此同時,考慮到綠色供應鏈綜合效率值的范圍在0~1之間,采用T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將更為合適。
(一)變量定義
1.綠色供應鏈實施時長。企業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時間越長,上下游對綠色供應鏈的認同程度必然越高。此時,供應鏈各主體之間配合更加融洽,更有利于促進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提升。2.地區基礎設施水平;A設施越完善的地區,企業生產過程被監督的力度也就越大,在此情況下,企業不得不推動生產過程綠色化,其結果勢必會影響到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本文用每萬人公路里程數代表道路基礎設施狀況,近似替代各地區基礎設施水平[24]。
3.地區居民消費水平。綠色供應鏈主要提供綠色產品,而綠色產品的成本相對較高,地區居民消費水平越高,該地區消費者承擔綠色產品成本的能力往往越強,從而使得綠色供應鏈的消費環節更加暢通。本文用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來衡量地區居民消費水平。4.對外開放程度。對外開放程度越高,企業所面臨的競爭環境越激烈,企業不得不提高產品質量,而綠色供應鏈恰好能夠提供高質量的綠色產品。與此同時,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的地區,企業引入國外綠色生產技術的機會越多。因此,對外開放程度越高,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也會越高。
六、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文以2015—2019年我國13個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的投入和產出數據為樣本,采用三階段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數模型對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進行測度,并就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靜態特征、時空演變特征進行深入分析。除此之外,還運用Tobit回歸模型進一步檢驗了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最終獲得了以下結論:
(1)從靜態特征來看,不同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的綜合效率相差較大,達到DEA有效狀態的綠色供應鏈占比較少,處于DEA無效狀態的綠色供應鏈占比較大,其中純技術效率低下是導致綠色供應鏈發展處于DEA無效狀態的主要原因;(2)從時序變動特征來看,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全要素生產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意味著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不斷提升;(3)從空間演變特征來看,不同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不平衡,而純技術效率低下是造成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4)綠色供應鏈實施時長、地區基礎設施水平、地區居民消費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政府扶持力度是影響國家級新區企業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的主要因素。
(二)啟示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從企業、政府兩方面提出建議:
(1)處于DEA弱有效狀態和DEA無效狀態的企業應當充分利用國家級新區的區位優勢,引進綠色供應鏈管理人才,促進企業綠色供應鏈管理水平提升,從而解決純技術效率低下的問題,最終促進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提升。(2)處于DEA弱有效狀態和DEA無效狀態的企業要在引進外部資金和先進技術的同時,大力提升企業自身綠色技術創新能力,促進生產過程綠色化,從而促進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提升。
(3)政府應當建立完善法規制度,著重整治由供應鏈引發的環境污染問題。在與上位法不抵觸的前提下,有必要立足各個國家級新區發展實際,突出新區特色,進一步具體化和細化,制定具有較強操作性、針對性和地方特色的地方環保法規,倒逼企業提高綠色供應鏈發展效率。(4)政府需要進一步完善激勵措施。一方面,要針對綠色供應鏈中各環節主體制定不同程度的財政補助方案,以降低綠色供應鏈生產成本;另一方面,制定綠色消費激勵方案,減輕消費者的購買成本,促進綠色產品就地銷售,從而推動綠色供應鏈流暢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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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廖小菲羅賢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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