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成果的困境及路徑選擇

　　摘要：民族地區、生態脆弱地區和深度貧困地區高度耦合，這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最大制約瓶頸。以寧夏為例，構建熵值TOPSIS與耦合協調度等模型，結合貧困性分析，從時空視角探討了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其貧困間的耦合協調的關聯。結果顯示：從時序看，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其貧困間的耦合協調度總體呈下降趨勢，受政策調整等因素影響歷經了中度耦合協調貧困滯后、高度耦合協調同步發展2種階段和4種發展類型。從空間分布看，寧夏北部川區至南部山區的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其貧困間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呈上升趨勢，耦合協調發展類型亦從協調發展型向過度調和型轉變。這意味著新時期的脫貧成果鞏固拓展要與鄉村振興相結合，走綠色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關鍵詞：脆弱性;貧困;耦合

　　2020年年底，我國脫貧攻堅任務圓滿收官，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時下最為緊迫的任務是要鞏固拓展業已取得的脫貧成果，習近平同志明確強調，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堅決防止發生規模性返貧現象。但據初步摸底數據顯示，已脫貧人口中有近200萬人存在返貧風險，邊緣人口中有近300萬存在致貧風險[1]。可見，如何鞏固拓展來之不易的脫貧成果依然面臨不小挑戰。

　　民族地區曾經是長期的深度貧困地區，其境內多為溝壑縱橫，山、川、塬并存，溝、峁、墚相間，自然條件非常嚴酷、生態環境極為脆弱、發展基礎十分薄弱，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重點區域。因此，探究該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成果面臨的困境并提出應對之策顯得尤為迫切。鑒于此，本文基于民族地區農戶居住生態環境的脆弱性與曾經貧困區域耦合這一視角，對其鞏固拓展脫貧成果的困境進行深入剖析。學界也對生態環境脆弱與貧困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主要有三種觀點：

　　一是生態環境脆弱會促使貧困的產生[2]。二是貧困導致生態環境脆弱[3]。三是生態環境脆弱會引發貧困，貧困會反作用于生態環境脆弱，即耦合關系[4-8]。在生態環境脆弱與貧困耦合關系研究方面，程寶良和高麗[4]從分布區域視角對二者關系進行定性分析，還有諸多學者從計量模型視角對二者關系進行定量分析[5-8]，其多從村、縣、省3個層面出發分別構建評價指標體系，而從構成貧困單元個體的農戶視角構建環境脆弱性指標體系尚不多見，對生態環境脆弱和貧困問題嚴峻的西北民族地區的研究更少有報道。

　　為此，選取地處西北內陸的寧夏為研究區，在構建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基礎上，以寧夏“十二五”以來的相關數據為參照，運用熵值TOPSIS模型以及耦合協調等模型對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與其貧困耦合關系進行系統性研究，以期從這一視角剖析民族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成果的現實困境，并提出相應的治理之策，旨在為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和相對貧困治理提供參考借鑒。

　　1研究區基本概況

　　寧夏地處西北內陸，總面積約6.64萬km2，位于東經104°17′～107°39′、北緯35°14′～39°23′，地形南北狹長，地勢南高北低。全區跨2個溫度帶，包括半干旱和半濕潤地區，表征為南部山區、中部干旱區、北部川區。境內生態環境脆弱，降雨稀少，年降水量為183.4～677.0mm，蒸發很大，年蒸發量為1312～2204mm。

　　其中，南部地區丘陵溝壑林立，水土流失嚴重，陰濕寒冷。中部地區土地貧瘠，沙化嚴重，晝夜溫差大，干旱少雨，蒸發量強。而寧夏中南部地區囊括8個國家級貧困縣(區)和1個省級貧困區，集中于六盤山連片特殊特困地區�？梢姡�生態脆弱地區與貧困地區的分布具有高度契合特征。寧夏是我國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受民族、宗教、文化、語言和生活習慣等因素影響，使得該地區的貧困問題和生態問題交織于一體。綜合來看，要實現綠色發展和穩定脫貧、保持民族地區穩定，對民族地區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之間關系進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評價模型

　　2.1.1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影響農戶居住環境脆弱的因素可以概括為經濟、社會、生態三個方面[8]。鑒于此，立足于農戶居住環境與貧困問題關系的研究，結合寧夏實際情況，遵循科學性、合理性、有效性、可得性、針對性、全面性原則，多維度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恩格爾系數反映的是農村居民經濟狀況的好壞，地區生產總值、第一產業占GDP比重、財政收支占比反映農村區域經濟狀況。

　　農村總人口數量、少數民族人口占比、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占比、農村整半勞動人口占比和農村就業勞動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等指標依次反映的是農村居民的人口數量及構成、勞動力狀況等特征;文化產業機構數量、每萬人中學在校生數量等指標反映的是社會發展中的文化教育狀況;社會發展中的醫療衛生狀況則通過每千人衛生機構床位數量、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數等指標來反映。

　　以自來水受益村占比這一指標反映農村基礎設施狀況的優劣;城鄉差距則是通過城鎮化率和城鄉居民收入占比兩個指標來體現;關于自然環境中水資源與土地資源的擁有及使用情況，則是通過農業灌溉畝均耗水量、人均耕地面積和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等指標來體現;自然環境中的農業生態狀況是通過單位面積化肥施用量和農村人均主要畜產品占有量兩個指標予以反映;自然資源中的農業氣候特征是以年平均氣溫和年平均降雨量來反映的。

　　2.1.2關于熵權TOPSIS模型

　　熵權TOPSIS模型系指以熵權法確定權重為基礎構建的復合模型，具有精確反映各評價方案之間差距、彌補由熵值法計算權重后根據得分進行方案優劣評價不足的優點[9]。基于此，文中關于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指數的測度是以熵權TOPSIS模型計算得來，通過與理想解的貼近度進行反映。

　　2.2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概念來自物理學，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體系或運動形式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15]。本文僅涉及農戶居住環境與貧困兩個系統，其耦合關系是指農戶居住環境與貧困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協調、相互促進而產生的互動作用過程。

　　2.3關于數據

　　文中所用數據主要源于相關年份《寧夏回族自治區統計年鑒》及《寧夏回族自治區水資源公報》中的統計數據，部分數據根據相關文獻及報道整理得來。

　　3結果及分析

　　首先運用熵權TOPSIS模型對寧夏農戶居住環境的脆弱性指數進行了測度，旨在探明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時空演變特征。接著分析了寧夏農村脫貧之前的貧困現狀，通過耦合協調模型闡明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耦合的演變規律，以下將對此分別進行分析。

　　三個維度的變化特征和總體變化趨勢有一定的差異性。從經濟環境視角看，2011—2018年寧夏農戶居住的經濟環境脆弱性指數整體呈逐年下降態勢，年均降幅達0.1228，其中2012—2013年的降幅最大，其降幅為0.3595，這也許是農村恩格爾系數出現大幅下降所致。

　　同時，2014—2015年寧夏農戶居住的經濟環境脆弱性指數值卻增加了0.0238，這主要是因為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總體不斷增加的情景下，其值在下降之后于2015年又增至8.09%。從社會環境層面看，2011—2018年寧夏農戶居住的社會環境脆弱性指數也呈現不規則的變化態勢，與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指數曲線偏離程度較低。

　　其中，2013年寧夏農戶居住的社會環境脆弱性指數值為0.4471，這說明寧夏全區農戶居住的社會環境脆弱性程度實現最低，究其故，可能與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占比、農村就業勞動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等變量的值相對較高有關。

　　從自然環境維度分析，2011—2018年寧夏農戶居住的自然環境脆弱性指數明顯呈現出不規則的變化特征，與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指數曲線偏離程度較高，最大值為2012年的0.5449，最小值為2018年的0.3479，這可能緣于地區資源與氣候環境脆弱所致，特別是和農戶生產生活關系密切的水資源變動要素有關。從統計意義而言，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指數變動更多是由于農戶居住的經濟環境脆弱性指數及自然環境脆弱性指數的變動所導致，特別是經濟維度指標的變化所起效應更甚。

　　基于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與其貧困的演變規律相似這一論述，再次通過系統耦合協調模型計算出兩系統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并結合評定標準判定出基本發展類型。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其貧困間耦合協調度時序分析從時間序列角度分析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其貧困間的耦合協調度變化，可清晰描述二者相互作用程度的演變。2011—2018年，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的耦合協調度在0.41～0.18之間，呈現出逐年遞減的態勢。

　　同時，發展類型由“過度調和貧困滯后”至“極度協調同步發展”的轉變，表明了寧夏農戶居住環境改善與貧困治理保持了良性互動。進一步地，使用皮爾遜相關分析法對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指數與貧困發生率之間關系的密切程度進行分析，得到Pearson相關系數值為0.7993，P值為0.0173，再次說明農戶居住環境與貧困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二者相輔相成、相互制約。

　　為了進一步分析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的雙系統耦合協調度演進的具體變化，根據耦合協調度的評定標準，對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貧困”雙系統2011—2018年的耦合協調發展劃分為相應的兩個階段。中度耦合協調貧困滯后階段：2011—2014年。

　　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與其貧困的雙系統耦合度值在0.46～0.36之間，總體水平偏高，在此階段二者耦合協調程度由“過度調和貧困滯后”型到“協調發展貧困滯后”型的轉變。“十二五”期間，寧夏實施“百萬貧困人口扶貧攻堅”計劃，政府投入大量扶貧資金用于推進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及扶貧產業的建設與發展，從根本上解決好生活在不宜居住、不宜發展環境里的35萬極貧農戶的生產生活問題，統籌解決好就地幫扶65萬貧困農戶共同脫貧致富問題。

　　這一時期，寧夏綜合實力大幅提升，“一優三高”引領現代農業發展，實施美麗鄉村建設“八大工程”，新建、改造農村，實現行政村環境綜合整治全覆蓋，農村自來水入戶率、垃圾集中收集率均達到80%以上，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實現城鄉居民基本養老省級統籌，實施重大水利骨干工程、中南部城鄉飲水安全工程、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重大工程等，農戶居住的經濟環境、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均得到改善。在貧困治理中優化農戶居住環境，在優化農戶居住環境中治理貧困，耦合協調類型向“協調發展”型轉變，表明寧夏開始打破“貧困—農戶居住環境脆弱—貧困”的惡性循環。

　　2013年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改革處于關鍵節點，寧夏經濟社會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人均水資源擁有量有所增加，氣候環境有所改善。隨之于同年國家開展了舉世矚目的精準扶貧，寧夏也將貧困治理與產業發展、異地搬遷、發展教育、生態補償、社會保障相結合。

　　4結論與建議

　　4.1主要結論

　　基于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耦合的視角，以系統耦合協調度理論為基礎，構建了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與熵權TOPSIS模型，在得出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與貧困兩系統演變規律相似結論的基礎上，計算了耦合協調度，進一步從時空角度探析二者耦合協調狀況，以此探尋民族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面臨 的困境。

　　結論如下：

　　(1)曾經的貧困區域與農戶居住環境的脆弱性高度契合，由此使得該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面臨更大挑戰。

　　(2)民族地區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分布高度重疊，導致該區域農戶再次返貧的可能性依然較大，致其脫貧成果鞏固面臨的不確定性亦可增大。

　　(3)綜合看，2011—2018年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指數總體呈現下降、區內北部川區>中部干旱區>南部山區的趨勢，這與貧困系統演變規律相似。

　　(4)從時序看，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呈下降趨勢，受政策調整等因素影響由中度耦合協調貧困滯后向高度耦合同步發展階段轉變，歷經了過度調和貧困滯后、過度調和同步發展、協調同步發展、極度協調同步發展四種類型。兩系統演變規律表明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會導致貧困發生，貧困也會加重農戶居住環境脆弱，兩系統若無法協調，將陷入惡性循環。

　　(5)從空間分布看，北部川區至南部山區，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呈上升態勢，耦合協調發展類型由協調發展型向過度調和型轉變。寧夏中南部地區貧困問題由來已久，生態承載力低，聚集著全區68.35%的少數民族人口，貧困問題和生態問題相互交織，造成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的發展與貧困治理并未協同發展。

　　4.2政策建議

　　針對民族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成果面臨的特殊困境，就如何消除這些制約瓶頸，實現民族地區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踐行人與環境可持續發展。民族地區往往是欠發達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地區。踐行綠色發展的理念契合當下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堅持人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治理思路，有效解決民族地區“先發展還是先環境保護”的治理困境，為鞏固拓展脫貧成果和生態環境保護提供雙贏路徑。通過綠色手段和方式，將經濟社會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并重，以產業發展助力脫貧成果鞏固，做到產業固貧綠色化、綠色產業化[11]。同時，大力踐行“兩山”理念，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的意識。實施發展與保護兩手抓，鞏固提升脫貧農戶發展的可持續性，保持民族地區穩定。

　　(2)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成果協同。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之間的耦合關系朝著極度協調同步發展型演化，而鄉村振興是優化農戶居住環境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為此，要做好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推動鄉村振興與相對貧困治理同步發展。一方面，通過脫貧攻堅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其治理成效直接為貧困村的振興奠定基礎，故應當吸取脫貧攻堅時期的有效治理經驗，延續對相對貧困的治理，筑牢基石。另一方面，契合鄉村振興戰略，以“二十字”方針為指導，發展農民、農業、農村，提升農民福利水平，減少農村相對貧困人口，發揮鄉村振興補短板的作用，提升鞏固拓展脫貧成果的可持續性。

　　(3)有序引導人口轉移。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與貧困兩系統過度調和的區域主要集中在農戶居住環境脆弱程度深、貧困發生率高的中南部地區。應重視環境保護在貧困治理中的作用中，減少農民生產生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壓力，可通過“移民搬遷”等形式跳出“農戶居住環境脆弱—多維貧困”的困境，也可根據北部川區、新型城鎮的資源環境承載力有序引導農村人口城鎮化，合理規劃異地扶貧搬遷安置點的空間布局。

　　(4)增強經濟鞏固拓展脫貧成果效應。研究表明寧夏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指數的變動更多源于農戶居住的經濟環境脆弱性指數的變動。需探索可持續的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優化模式，助力脫貧成果穩固。為此，減弱農戶居住環境脆弱性，應當聚焦于經濟環境的優化，農戶個體與區域兩方面并重，通過增強經濟總量，發揮經濟穩固脫貧成果的直接、間接效應，實現穩定脫貧。

　　參考文獻：

　　[1]沈亦伶.如何防止脫貧人口再返貧[N].人民日報，2020-08-17(7版).

　　[2]丁佳俊，陳思杭.反貧困與生態保護相互關系的文獻綜述[J].生態經濟，2019(1)：220-224.

　　[3]喬宇.生態貧困視域下民族生態脆弱地區減貧研究——以武陵山片區為例[J].貴州民族研究，2015(2)：125-128.

　　[4]程寶良，高麗.西部脆弱環境分布與貧困關系的研究[J].環境科學與技術，2009(2)：198-202.

　　[5]王昭，劉建紅，李同昇，等.秦巴特困區生態脆弱性與經濟貧困的耦合關系——以陜西省山陽縣為例[J].生態學報，2019(11)：3908-3917.

　　[6]李響，齊文平，譚暢，等.生態環境脆弱性與多維貧困的耦合關系——基于廣西河池市1586個貧困村的實證分析[J].應用生態學報，2019(12)：4303-4312.

　　[7]牛亞瓊，王生林.甘肅省脆弱生態環境與貧困的耦合關系[J].生態學報，2017(19)：6431-6439.

　　[8]曹詩頌，王艷慧，段福洲，等.中國貧困地區生態環境脆弱性與經濟貧困的耦合關系——基于連片特困區714個貧困縣的實證分析[J].應用生態學報，2016(8)：2614-2622.

　　[9]黃志啟，郭慧慧.基于熵權TOPSIS模型的鄭州市資源環境承載力綜合評價[J].生態經濟，2019(2)：118-122.

　　[10]曹詩頌，趙文吉，段福洲.秦巴特困連片區生態資產與經濟貧困的耦合關系[J].地理研究，2015(7)：1295-1309.

　　[11]張琦，馮丹萌.構建我國綠色減貧機制的理論及對策[J].甘肅社會科學，2019(6)：9-15.

　　作者：李昭楠1,2，韋孟丹3，劉七軍1,2，胡垚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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