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創業空間一定程度上代表互聯網+轉型背景下創業活動的空間表達。本文結合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地理加權回歸、負二項回歸模型等方法，通過識別兼具創業活力和產業特性的城市創新創業環境，探討雙創政策背景下廣州創業空間的微區位模式及影響因素。研究表明：①實施雙
摘要：創業空間一定程度上代表“互聯網+”轉型背景下創業活動的空間表達。本文結合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地理加權回歸、負二項回歸模型等方法，通過識別兼具創業活力和產業特性的城市創新創業環境，探討雙創政策背景下廣州創業空間的微區位模式及影響因素。研究表明：①實施“雙創”政策以來，廣州創業空間不斷涌現，眾創空間呈現由初期暴增到逐漸平緩的態勢，從區位窗口期向空間集聚轉變，孵化器空間分布較為穩定。②創業空間微區位模式表現為創新創業型、創意創新型、創意導向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鄰近型，技術密集驅動和依托高校建立的創業空間比例上升。中央商務區、歷史城區和城中村等不同區域微區位影響存在空間異質性，其中高校鄰近和園區輻射是局部和全局創業空間區位選擇的關鍵影響因子。
關鍵詞：眾創空間;科技企業孵化器;微區位;城市創新創業環境;廣州市
引言90 年代以來，柔性化生產和個性化消費的后福特主義逐漸取代標準化生產和大眾化消費[1]，創意(Creativity)、創新(Innovation)和創業(Entrepreneurship)成為“新經濟”崛起的關鍵支撐[2]。普遍認為，創意、創新活動轉化為創業實踐需要一定的過程和空間。所謂創業是在區域中尋求機遇，通過創新將想法商業化并創造價值的過程[3]。
然而，創業活動存在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4]，有賴于建立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開放式的新型創業服務平臺①(創業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產業園區等)組成的創業孵化鏈條。自上世紀 80 年代我國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成立起，歷經 30 多年孵化器已成為我國創新創業的支撐平臺。2015年國務院首次提出發展眾創空間，以滿足大眾創新創業需求、提供專業化服務②，其功能類似于創業苗圃，實現創新企業“從 0 到 1”的誕生，又與孵化器共同推動企業實現“從 1 到 100”的孵化[5]。“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實施以來，科技企業孵化器和眾創空間為代表的創業空間，共同構成城市最具創新創業活力的空間載體。
當前研究聚焦于創業空間的內涵與功能[6]、特征機制[5]，創業生態[7]與演化歷程[8]，并從全國[9]、省域[10]、城市群[11]及城市[12-13]等尺度，運用數量統計、空間分析、案例對比等方法，深入探討了創業空間的宏觀區位選擇規律及其驅動因素，但創業過程往往受到城市創新環境的影響。一方面，尺度效應表明宏觀因素并不一定適用于微觀尺度。宏中觀是確定微區位的背景因素，但最終均需落實到具體區位�，F有研究多將創業空間視為微型創業生態系統，或從宏觀尺度探討創業空間的地理分布，針對創業空間的微區位選擇研究較少。
另一方面，當前研究主要從創新要素[14]、建成環境[15]等角度識別城市創新環境，學者們雖強調城市創新創業的孵化作用，但對城市創新創業環境的關聯識別尚待挖掘。作為歷史文化名城與國內城市更新的前沿陣地，廣州擁有創新企業發展的文化底蘊與潛在空間。本文將創業空間的地理分布視為城市創新環境影響下，知識密集型創業活動的空間表達，微區位代表著兼具創業活力和產業特性的城市創新創業環境。通過分析廣州創業空間的空間演化與集聚特征差異，探討雙創政策背景下廣州創業空間的地理格局及影響因素。
1 創業空間與區域環境創業區位選擇
遵循個體基于成本-利益原則的自主決策，但創業家的社交網絡和創業資本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地方環境，自 Feldman 認為創業成功在于積極地方環境的構建，將創業活動視為區域現象[16]以來，區域環境如何影響創業區位得到經濟地理學的廣泛關注[17]。
區域創業生態系統往往是地方性的，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相比更加集聚[18]。Florida 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創新創業活動更多體現在城市或區域，而非個人或企業層面。城市作為承載創新活動的容器，也是新的創意想法、組織機構和新企業的孵化地[19]。新一代創業企業為適應新的產業范式及減少空間摩擦，產生新的區位訴求，對市場、氛圍、多樣化、減少競爭風險的需求增加[20]。因此，區域對創業活動的影響表現為創新環境對創業活動的孵化。
地方創業被定義為“在區域條件的驅動下，創業家以社會網絡的方式集體進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能動性實踐過程”[21]，創業區位選擇與產業集聚密切相關，產業集聚對地方創業的影響體現在：創業活動的產生依賴地方化經濟的商業網絡和知識溢出;新創企業主要源于集群衍生[17]。衍生是集群涌現的關鍵過程和增長引擎，多數新創企業源于現有企業拓展經營的多樣化子企業或員工建立的衍生企業[21]。由于創業的高風險和不確定性，區域傾向于由相關多樣化分化，形成與現有產業關聯的新產業[22]。
研究將地理鄰近對知識溢出的影響闡述為 Jacobs 外部性[23](多樣化)和 MAR 外部性[24](專業化)，前者即城市化經濟，指不同產業在城市范圍的空間鄰近所帶來的正外部性，城市共享密集的基礎設施、人才、資本與經濟發展;后者即地方化經濟，指同一產業地理鄰近形成知識溢出。因此，不同產業集聚區位反映了多樣化的城市創新環境，而關聯產業的地理集聚區位體現區域環境特性。知識溢出理論認為在知識密集交織語境中，創新思維產生創業機遇，創業家通過商業化活動將想法付諸實踐[25]。
創意、創新和創業常常被區分以闡述創業過程，創意關注想法和感知，通常代表著文化創意類活動，諸如藝術創作、創意設計和音樂美術等;創新則與創業密不可分，創新地理學關注地方內生性特質，企業、高校和其它創新要素形成的區域創新網絡推動知識溢出與傳播[26]。從新知識產生到創業過程需要創業家作為中介，將科學性知識轉化為商業知識[25]。相關研究[27]將創意階層劃分為藝術型和技術型，發現藝術型傾向于多樣化城市環境與文化氛圍，技術型傾向于安靜、干擾少、現代化的辦公空間與商業環境，分別偏向于緘默知識和編碼知識，文化創意產業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對區域環境的需求也存在差異。
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全球城市經濟復興和城市更新的實踐熱點，與城市的社會文化環境相互交織[28]。研究發現文創產業常與老城區的閑置空間利用和產業轉型相關，強調文化資源的利用和保護，與城市更新相契合，例如在廣州急劇擴張和新中心形成背景下，廣州老城區憑借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文創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29]。
其次，“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信息產業成為城市發展的新機遇，研究發現互聯網企業的空間極化效應日益顯著，空間分布傾向于市中心，中心城區的風險資本、專業人才、服務業經濟水平[30]和名企名校的品牌效應[31]等吸引信息產業的集聚，因此文創產業和信息產業的地理集聚能夠表征特定的區域創新環境。風險投資又稱為“創業資本”，風險投資機構是致力于響應新創企業需求的金融中介，為具有潛力的新創企業提供資本和特定的專業知識[4]。研究發現風投機構與金融行業、高科技企業和新創企業存在耦合性聯系，空間分布表現為顯著的資本鄰近[32]。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以文化創意產業(創意)、信息技術服務業(技術)和風險投資機構(資本)的地理集聚來表征城市的創新環境特性。在“互聯網+”轉型背景下，孵化器和眾創空間為具有一定知識存量和不同專業背景的創業者提供物質空間和創業資源，舉辦活動吸引產家、客戶、同行等的臨時集聚，幫助創業者構建關系網絡和實現團隊協作，成為集聚新創企業的創業空間[20]。
符文穎[20]等對廣州軟件產業集群調研發現第二代企業家面對互聯網轉型，傾向于開辟相關產業的縫隙市場，而眾創空間和孵化器的優勢(新技術和市場知識、關系網絡的構建)受到初創企業的親睞，創業空間一定程度上代表“互聯網+”轉型背景下創業活動的空間表達。現有研究主要解釋了宏觀尺度創業空間的區位特點，但創業活動更多體現在微觀尺度。
從城市內部來看，中央商務區、歷史城區等區域的地方特性、產業基礎、建成環境存在差異，而城市更新特別是城中村，由于集體土地所有權和非正式規劃，滿足創新群體的需求，營造寬松包容且多樣化的社會環境[33]，集聚眾多創業空間�；谏鲜鲇懻�，本文通過創業空間與特定產業的空間集聚關系和回歸分析來識別城市創新創業活動的微區位模式，歸納不同的區域環境特性，探討區域環境和產業集聚對創業空間微區位的影響因素。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研究范圍與數據來源
據廣州科技企業孵化器協會統計數據，截止 2019年 3 月，廣州市共有 339 家孵化器及 212 家眾創空間，由于部分孵化器擁有多個地址，其點樣本量為 413 個，本文主要研究范圍為廣州主城區③。廣州共有 11 個區及 170 個街道/鎮，為識別天河區城中村邊界，在村界(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數據中心)基礎上，參考已有提取城中村建筑物的研究成果 [35](正確率達89.29%)，篩選出天河區 40 個城中村。
區位研究通常以街道為尺度，一定程度反映全局區位影響因素，但忽視街道內部差異，難以體現微區位的空間異質性，網格化數據能夠匹配多源數據，詳細表達社會經濟數據的空間分布，因此將廣州主城區劃分為 500m×500m 格網。文化創意產業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數據來源于天眼查，其數據庫包括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等公開信息，清洗企業名錄中信息不全和不符合要求的數據。
文化創意產業參考國家文化產業分類標準及相關研究，選取與文化創意緊密相關的類別，包括建筑設計、工程設計、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及創意消費等，風險投資機構數據從創頭條“雙創地圖”網站爬取。以 2016 年與 2019 年為研究時間節點，反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背景下廣州創業空間時空演變和微區位模式，企業數據以 2016 年為界，廣州主城區文化創意產業、信息技術服務業及風險投資機構的樣本量分別為 4032、8346、1197 家。
2.2 研究方法與模式識別
2.2.1 微區位模式識別
微區位模式識別流程如下：首先運用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初步探索創業空間與文化創意產業、信息技術服務業和風險投資機構的集聚特征，其次計算 OLS 回歸探索各個格網單元中創業空間與三種產業/機構的相關性，為識別模式進一步采用地理加權回歸模型(GWR)。結合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和地理加權回歸模型篩選出創業空間與對應產業/機構正相關的集聚區，概況為創意導向、技術密集和資本鄰近的區域特征。
2.2.2 負二項回歸模型
在識別不同的微區位模式后，需進一步探討不同的區域環境對創業空間微區位的空間異質性，以深化微區位模式的區域載體和科學依據�？紤]到廣州創業空間集聚分布具有明顯離散特征，常用泊松或負二項回歸模型。泊松模型要求條件方差與均值相等，負二項回歸適用于條件方差大于均值的超離散型數據，故采用負二項回歸模型。模型變量除創意導向、技術密集和資本鄰近三個解釋變量外，參考已有研究[15,37]，城市建成環境、高校鄰近和園區輻射可能影響創業空間的區位選擇，因此從生活便利、高等院校和進入壁壘三方面，采用生活設施、高校鄰近、園區輻射、地租成本和初期集聚因子，而產業集聚減少新創企業進入壁壘，體現區域環境的“創業氣候”。
3 雙創背景下廣州市創業空間的時空演變
3.1 眾創空間：由區位窗口期向空間集聚轉變
2015 年 3 月國務院發布《關于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為響應號召，11 月廣州市發布《關于加快推進眾創空間建設發展的若干措施》，雙創政策導向下眾創空間大量涌現。從增長數量上看，2016 年是廣州眾創空間的先發期，經過一年的政策引導，廣州擁有 41 家眾創空間，其中國家備案 23 家，這一階段依托原有的創客空間和創業咖啡。
隨著政策扶持和績效體系的完善，較早進入市場的眾創空間獲得先發優勢，多數上升為國家備案級別，至 2016 年底國家備案達 45 家，但此后兩年均穩定在 51 家，級別上升渠道減少，而市登記級別眾創空間數量不斷增多，體現大量運營主體趁政策紅利涌入眾創市場，數量上呈現由初期暴增到逐漸平穩的態勢。
從空間分布上看，2016 年眾創空間全部位于主城區，外圍城區均無分布，主要集聚于珠江新城中軸線和海珠區北部;2019 年眾創空間集聚中心由海珠區向天河區移動，天河智慧城和科學城集聚趨勢加強，天河區數量占比穩定在 48%左右，廣州各區眾創空間數量占比表現為前兩年的波動到 2018 年、2019 年曲線重合，表明眾創空間從區位窗口期向空間集聚轉變。
3.2 孵化器：空間分布相對穩定不同于眾創空間，新增孵化器傾向于布局在已有的集聚區域，空間分布相對穩定。從增長數量上看，自 1991 年廣州建立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起，2014 年增長至 66 家孵化器，其中國家級 13 家。2014 年 10 月廣州出臺《關于促進科技企業孵化器發展的實施意見》，孵化器數量快速增長，從 2016 年底的 192 家增長至 2019 年的 339 家，其中國家級由 21 家增至 26 家。2016 年與 2019 年廣州各區孵化器數量占比曲線近乎重合，表明廣州孵化器空間布局已相對穩定。從空間分布上看，2019 年分布范圍逐漸向外圍區域延伸，但集聚區域穩定，形成珠江新城中軸線、天河智慧城和科學城、歷史城區三個核心。
4 模式識別與研究結果
4.1 創業空間微區位模式
識別過程文化創意產業、信息技術服務業、風險投資機構和創業空間的集聚和關聯識別，代表著創新活力較強的優勢區域，本文以產業/機構所表征的創意、技術、資本要素識別創業空間的微區位模式。
首先進行創業空間與產業集聚的關聯識別，模型變量選取文化創意產業、信息技術服務業和風險投資機構的數量，由于POI 數量屬于零值截尾數據，超離散數據不滿足 OLS 模型數據要求，參考相關研究[30]，以 800m 為搜索半徑，500m 為輸出像元對創業空間進行核密度處理后提取非零網格作為因變量，通過正態變換以滿足回歸要求，網格數量為 1229 個，對分析單元的變量進行統計描述，可以發現變量符合回歸分析的基本要求。
OLS 估計結果表明，VIF 小于 7.5，不存在多重共線性，調整 R2 值為 0.198，X1、X2 和 X3變量均顯著正相關，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創業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但由于因變量存在空間自相關，OLS 忽視空間效應可能存在模型的不適用問題，對 OLS 估計結果的標準化殘差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全局Moran’s I 指數為 0.422，表明 OLS 模型存在較大偏差。
因此考慮局域的空間異質性影響，由于 OLS 回歸證實所有變量均通過顯著性檢驗，保留變量進一步采用 GWR 模型，調整 R2 值為 0.39，局部 R2 值為 0.12~0.51，AICc 值能夠比較不同模型擬合程度的顯著性，其值越小擬合優度越高，GWR 比 OLS 下降約 301.876，且調整 R2 值明顯優于 OLS 模型，說明 GWR 模型進一步提升 OLS 模型的擬合優度。針對 GWR 模型的標準化殘差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Moran’s I 指數為 0.28，低于 OLS殘差自相關分析結果，再次證明 GWR 局部模型比 OLS 全局模型性能優越。
再者分析創業空間與產業集聚的空間關系。廣州創業空間全局 Moran’s I 指數為 0.482，主要集聚于廣州主城區。對主城區范圍創業空間與文化創意產業、信息技術服務業和風險投資機構進行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分析，探索性分析結果表明，文化創意產業、信息技術服務業和風險投資機構均呈現集聚分布，LISA 的 Moran’s I 指數為 0.385、0.491、0.326，表明兩者總體呈現協同區位分布。高高即創業空間與對應變量呈現高集聚-高集聚，表明創業空間與產業/機構的協同集聚分布;高低即創業空間與對應變量呈現高集聚-低集聚分布，圖中可見部分邊緣區域集聚創業空間;而低高代表著產業/機構集聚但創業空間較少的區域，沿高高集聚向外延伸，主要分布在越秀區。
4.2 創業空間微區位模式識別
結果統計 2016 年和 2019 年不同微區位模式的數量比例發現，創意創新型、創新創業型、資本鄰近型區域的創業空間數量占比較大，經過三年的自發形成和政策引導，技術密集型增長比例最大，創意創新型比例上升，而創意導向型和資本鄰近型占比減少，體現信息技術服務業對創業空間的帶動作用，其次依托高校建立的眾創空間數量增多。對比而言，眾創空間更傾向于分布在優勢區域，且集聚趨勢增強，孵化器則呈現擴散趨勢。
4.3 創業空間微區位模式的影響因素
對微區位模式的劃分有利于理解城市創新創業環境的差異，體現了不同區域集聚創業空間的區位特性。由上可知，中央商務區、歷史城區、城中村等區域的地方特性、產業基礎、建成環境存在差異，為進一步探討不同區域環境對創業空間微區位的空間異質性，深化微區位模式的區域載體和科學依據，以廣州四類區域(天河區城中村、老城區、中央商務區和主城區)范圍格網單元的創業空間數量作為因變量，探討區域環境和產業集聚對創業空間微區位的影響因素。對模型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和逐步回歸，結果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模型一以天河區城中村作為研究對象，探索城中村吸引創業空間的區域環境，由于天河區采取一致的地方政策，從而減少政策因素的影響。歷史城區范圍內差異性較小，因此模型二以老城區(包括越秀區、荔灣區和海珠區)作為研究對象;模型三研究范圍為中央商務區，探索新老城區對創業空間區位選擇的因素差異;模型四分析廣州主城區創業空間的影響因素。
5 結論與討論
本文結合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和地理加權回歸模型，識別廣州市創業空間的微區位模式，探討雙創政策背景下廣州創業空間的時空演變，進一步采用負二項回歸模型分析不同區域環境和產業集聚對創業空間微區位的影響，旨在探討創業空間區位選擇的空間異質性。研究結果表明：
�、匐p創背景下廣州創業空間涌現，眾創空間呈現由初期暴增到逐漸平緩的態勢，從區位窗口期向空間集聚轉變，空間分布向優勢區域集聚;孵化器數量暴增但空間分布相對穩定，呈現擴散趨勢。從全市范圍看，廣州創業空間高度集聚于主城區，集中在珠江新城和五山高教區交界(創新創業型和創意創新型)、天河智慧城和廣州科學城(技術密集型和資本鄰近型)和歷史城區(創意導向型)，雖然多數創業空間分布在優勢區域，但在主城區范圍內，外圍區域的創業空間比重約占 37%，據統計 2018 年全國中西部地區眾創空間數量比例約占40%，體現不同空間尺度上的自相似性。
②通過識別兼具創業活力和產業特性的城市創新創業環境，廣州創業空間表現為創新創業型、創意創新型、創意導向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鄰近型五種微區位模式，其中現代和傳統市中心(珠江新城中軸線和東風東路-先烈東路)屬于創新創業型，北京路文化核心區和五山高教區屬于創意創新型，廣州歷史城區屬于創意導向型，科韻中路東部和天河智慧城屬于技術密集型，而廣州科學城屬于資本鄰近型。技術密集驅動和依托高校建立的創業空間比例上升，但主城區范圍內的外圍區域占比較大，主要分布在城中村。③城中村和老城區呈現顯著的創意導向，而中央商務區更偏向于技術-資本鄰近，創業空間微區位選擇主要受高校鄰近(局部)和園區輻射(全局)影響，城中村的土地成本優勢和老城區的創意環境等體現了城市創新創業環境的空間異質性。
綜上所述，集聚創業空間的中心城區在歷史文化、產業基礎、建成環境等方面具有不同的區域特性，地方應注重從產業基礎和區域環境出發，針對不同的微區位模式，重視對地方創意文化、技術密集或資本鄰近等優勢的挖掘，發揮比較優勢建立關聯產業的孵化基地，加強高校眾創空間平臺建設，提高已有產業集群的孵化作用，從而改善周邊環境與基礎設施，實現創新創業對區域的反哺。對于中國語境下的創業空間而言，綜合自上而下政府建立完善的績效管理體制，與自下而上區域發揮自身產業稟賦和優化人文環境，有利于發揮地方活力與創造力，增強創業活動對區域多樣化發展的作用。
本文創新之處在于識別兼具創業活動和產業特性的微區位模式，識別城市創新創業環境，探索雙創政策背景下廣州創業空間涌現與區域環境的關系，對于解釋創業活動的微區位選擇具有啟示意義。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多數研究采用新創企業數據探討創業活動，創業空間雖一定程度上集聚新創企業，但并不能涵蓋所有知識密集型創業活動;其次由于采用格網化處理，難以將統計數據與微區位結合，在指標選擇上多以點數據表征，未考慮創業空間的政策導向和個體差異，未來研究須進一步加強模型和變量選擇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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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向杰 1a，王敏 2，劉承良 1a，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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