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師論文發表成都市茶館休閑業的消費認同

　　這篇經濟師論文發表了成都市茶館休閑業的消費認同，進入工業社會以來，消費品的社會意義就不再局限于其使用價值了，無論是馬克思認為的“交換價值”，還是鮑德里亞認為的“符號價值”�？傊�，消費品開始蘊含廣泛的社會學意蘊了。
 

　　摘 要： 隨著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城市產業結構的升級，以休閑、娛樂為主的都市休閑產業逐漸興起。本文以成都市都市休閑業之“茶館”消費為對象，在消費認同的相關研究基礎上，根據相關實證資料，分析理解了茶館消費認同的社會學意蘊。

　　關鍵詞：經濟師論文發表,休閑業,社會分層,消費認同

　　一、休閑學的相關概念。

　　工業革命之后，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居民的生活時間結構不斷調整，閑暇時間不斷延長，社會勞動時間的統一及公休制的出現，使“真正的大眾休閑文化時代開始了”[1]。閑暇、休閑、休閑消費、休閑產業等與休閑學相關的概念被更多提及。

　　在凡勃倫看來，閑暇是指非生產型消費時間，在此時間中人們進行生活消費，參與社會活動和娛樂休息[2]31 -34。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強調，閑暇是擺脫各種社會責任之后的剩余時間，而且這種時間不被直接生產勞動吸收，主要用于娛樂、休息和滿足個人精神文化需要，閑暇的本質是自由。[3]休閑是指“時間”、“活動”、“存在方式”和“心態”四種語境的綜合。戈比( Geoffrey Godbey) 對“休閑”的定義被廣泛認可，其定義為： “休閑是從文化環境和物質環境的外在壓力下解脫出來的一種相對自由的生活; 休閑能使個體以自己所熱愛的、本能地感到有價值的方式進行活動; 休閑能激起內心的熱愛; 休閑可為個人信仰提供基礎”[4]。陳來成認為，休閑消費是指人們在閑暇時間里消耗休閑產品和服務的行為過程，這是為了滿足休閑需要而自由參與的能動過程。[5]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休閑消費可分為滿足生理需要的休閑消費、滿足健康娛樂和精神需要的休閑消費以及滿足自我發展需要的休閑消費。休閑消費主要體現在后兩個層次上。城市化以及商品生產規�；癁橹鞯慕洕�模式的確立，為休閑消費的產業化提供了物質前提。休閑產業是指以滿足人們的休閑需求為目標的，以旅游業、娛樂業、體育健身業和文化傳播業為主體而形成的經濟形態和產業系統。

　　實證調查[7 -8]和理論研究都表明，消費與社會認同是一種雙向建構的關系：消費分化體現階層分化，構建不同社會階層的個體身份認同; 同時，意識到自己處于某種階層的認同感會引導個體消費行為�！　≡谖閼c看來，“現代性所帶來的問題之一就是人通過什么方式來獲得自我認同，對自己進行恰如其分的定位。在消費社會中，消費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行為，承擔起了建構認同的任務。”他還從“消費對象符號化”、“消費行為內在化”、“消費主體大眾化”三個方面論述了消費建構認同之可能。

　　二、消費認同的相關研究。

　　“休閑”消費在 1899 年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發表后進入學界視野。對消費的研究自 20 世紀 80年代以來，逐漸進入社會學研究領域，并且主要有消費行為和消費文化兩個主要研究范式。汪和建和朱國宏認為，“消費行為社會學”應側重可操作化的消費者購買行為及影響這種行為的家庭、社會階層、社會群體、文化等社會學因素。鮑德里亞、布迪厄和鮑曼等學者則嘗試以“消費文化”為研究范式，側重消費的符號意義、文化建構和感受過程，探討當代消費社會的性質。[10 -11]王寧將“認同”視作這兩種范式的整合中介和“元話語”。[12]由于人們可以以社會文化因素為背景，通過消費行為獲得身份認同，同時身份認同又會反作用于消費行為，所以研究開始轉向消費心理，比如“認同”。學者將認同分為了個體認同和社會認同。前者比如安東尼·吉登斯，在他看來，認同是個體的社會定位過程。他說： “一種社會定位需要在某個社會關系網中指定一個人的確切‘身份’。‘定位過程’是某種社會身份，它同時蘊含一系列的特權和責任，被賦予該身份的行動者會充分利用或執行這些東西; 他們構成了與此位置相連的角色規定”[13]。后者比如韋克斯，他認為： “認同是關于歸屬的，即關于你和一些人的同一性，以及你和他者的差異性。認同也是關于你的社會關系，給你的個體性以穩固的所在感”[14]。也有學者對消費認同的影響因素做了深入研究，比如將消費認同與經濟資本、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等身份認同的指標進行相關分析[15]。

　　三、成都市茶館休閑業的消費認同分析。

　　自古享有“揚( 州) 一、益( 成都) 二”美稱之一的成都向來被稱為“休閑之都”，這是因其具有區位優勢、良好的休閑產業基礎和文化基礎。茶館休閑業是以家庭或社區為參與主體，以都市公共空間為消費物質基礎，融合當代休閑文化，開展棋牌、歌舞等休閑娛樂活動。無論是在城區大街小巷，還是在城郊景區或場鎮，茶館( 統稱) 已遍地開花。本文除了根據非結構性訪談記錄和參與觀察之外，還采用姚建平對我國中部省份 C 鎮的消費認同[7]和車韻飛于2003 年對成都茶館的實證調查數據219 -240進行分析。

　　1. 茶館消費體現著社會身份，反映著社會階層分化。20 世紀初的成都市茶館曾被視作一種公共活動空間，為各種公共生活提供了一個不分民族、不分族群、不分階層、不分區域的場所[17]。成都市的茶館現在可以大致分為兩類： 一類是傳統型的開放式、低消費的茶館，保留有較多的川西老茶館的特色，既有休閑功能又有社群聚會的信息傳播功能、文化功能; 一類是較為封閉的、陳設高雅、高消費的茶樓( 茶坊) ，多數提供以茶水、麻將為主的娛樂功能以及商賈活動的經濟功能。茶館的檔次已經開始成為不同茶客群體的劃分標準了。

　　現在，高檔茶樓成了商人、政府官員和其他收入較高的人議事、消遣、賭博的地方，環境、品位、禮儀高度商品化，使大多數平民不能認同。而多數大眾化茶館又過于粗陋，環境臟亂、嘈雜，靠電視、錄相吸引茶客，服務也粗放，以前茶館的中心人物———堂倌的風采很少見了。麻將館雖然也供應茶水，但焦點是打麻將，老板也靠收麻將錢為生，絕沒有茶館的氣氛。一般中檔茶館，如公園、河濱、寺廟等地的茶園還兼有環境尚可、服務過得去和茶客得享隨意自在的優點[18]。

　　可見，不同檔次的茶館中，茶客消費群體是不同的，茶館消費體現出不同的社會身份。

　　2. 通過茶館消費形成個體身份認同和社會認同。隨著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日益深化，傳統社會中固定的等級結構的崩潰，導致了每個個體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在消費社會中，定義自己“所屬”位置的最好表現方式就是消費。因此，茶館消費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行為的同時，也承擔著身份建構的任務。“消費什么( 低劣的三花茶葉還是高檔的毛峰) ，在哪消費( 低檔茶館還是高檔茶樓) ，如何消費( 單純飲茶聊天還是飲茶唱歌按摩一系列消費) ，決定了你就是什么( 低階層還是高階層) ”，就如鮑德里亞認為“現代消費的本質并不是物的客觀性，而是差異的構建”，也如泰勒提出的，認同的一個關鍵要素： “定義自我意味著找到我與他人的差異中哪些是重要的有意義的”[19]。不同經濟社會地位的茶客對茶館高低檔次的選擇，對飲茶以外其他項目的消費與否，都是個體在可及的各類茶館資源中，主動選擇已經被符號化的茶館，積極建構自己社會身份的消費行為。

　　在已有的研究中不僅對不同檔次茶館消費群體有描述，也對成都茶館各年齡段茶客的茶館消費行為有描述[17]，這說明年齡也是茶客體現自己身份，區隔與他人的標示之一。

　　按照任敏的理解，出現消費分化現象，是在于階層分化： 較低階層居民的消費原則是“需求驅動，價格決定”，屬于生存型消費; 中層居民的消費原則是“實惠第一，適度講究”，屬于約束型消費; 較高階層居民的消費原則是“展現品味，得我所愛”[20]。因此，高階層茶客傾向于在相對封閉、環境優雅、服務周到、項目多樣、價格高昂的茶樓消費，較低階層茶客則傾向于在戶外、人聲嘈雜、服務粗劣的低消費茶館( 茶檔) 消費。

　　本文認為，不能僅從茶客的消費目的( 消磨時間、結交朋友、與友人聚會、洽談業務、看錄像等) 或休閑項目( 聊天、旁觀聊天、打麻將或撲克、吃飯、卡拉 OK、閱覽書報等) 來分析成都茶館消費中的群體分化，還應該考慮其中的社會文化因素，或稱消費文化、消費心理因素，比如收入、教育水平和職業，以及審美、品味等。

　　可見，茶客的階層分化既是“等級消費”的基礎，還是個體認同和社會認同的表現。

　　一般認為收入、教育水平和職業較能代表一個社會人的社會地位。對于社會階層的劃分，陸學藝[21]認為，在當代社會中，職業的身份分類是一種最基本的社會性區分，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在收入、聲望、教育、權利等方面都存在著差異，因而職業的分類與社會分化緊密相關。姚建平的實證調查可以說明： 在樣本量為 306 時，進行雙尾檢驗的數據[7]174表明，收入水平與消費認同心理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 0. 135( P <0. 05) ; 受教育程度與個性化和身份符合感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 0. 180( P <0. 01)[7]190�？梢�，如布迪厄所言，個人的經濟資本( 收入水平) 和文化資本( 受教育程度) 總量都影響消費方式的選擇。

　　囿于數據限制，只能根據車韻飛[16]的問卷、訪談和觀察等方法獲得的，關于職業這一指標的數據，在樣本量為 40( 雖然樣本量較小，但是性別、年齡等都可控) 的被調查者( 茶客) 中，茶客職業比例如表 1所示。

　　表 1 茶客的職業調查。

　　

 

　　筆者在觀察中也發現，不同茶館消費者的言談舉止有所不同： 在封閉式茶樓的消費者著裝較為正式，言談輕聲細語，舉止較鄭重; 在公園、河畔或是農家樂等開放式茶樓的消費者著裝隨意，言談不拘小節，舉止較隨意市井。筆者的非結構性訪談調查還發現，兩類消費者對“他者”有輕微排斥，比如： “我們不想去河邊的茶鋪，太擠了，不安逸。還有人多了就吵鬧，他們那些人扯起嗓子說話。茶樓清靜，我們( 指著同桌飲茶的另外 3 人) 經常來( 玩) 耍，擺哈龍門陣①。”[16]221.

　　可見，在社會化過程中，個人首先明確“我是誰?”，在社會中獲得本體性認同( 個體認同) 之后，還需要在社會互動中將自己歸類，將自己歸入喜愛到茶樓飲茶這類人中，與友人的互動交流中找到“所屬群體”，形成社會認同，同時形成對“他人”的認同[22]。如果說身份建構是通過社會定位、界定自己的所屬群體來實現，那么即使對他者的存在是以一種反感或敵視的態度，也是一種對“他人”的認同，也是對自我身份的強化。姚建平將對他人的負面認同，即身份區隔感定義為“對社會階級( 階層)差異在消費方式中表現的主觀認知和判斷”。表 1數據也從側面說明了不同檔次茶樓( 茶館) 代表不同消費階層，人們因不同的消費行為被貼上“富”或“窮”的標簽了。

　　3. 茶館消費具有符號文化的社會學意義。茶館休閑消費不僅是一種身份政治，更是一種符號消費。

　　“為了成為消費品，物品必須成為符號”[23]。茶館消費中的社會階層分化現象，體現了不同社會群體通過茶館消費構建身份認同的過程。但在此，茶葉本身已經不再單純作為消費對象，不再因其使用價值( 生津解渴等) 而提高其交換價值了。茶葉更多代表一種人文文化和知識，一種修養、品德、品味。凡勃倫《有閑階級論》中就將審美品位和社會區隔的功能聯系在一起分析，對美感的判斷受到個人階級身份的影響，把消費品的美感與消費者的榮譽感聯系起來。[2]80 -130正如布迪厄所述，消費方式的社會差異表現為一定的品味，不同階層/階級的“慣習”在消費活動和文化事件中體現為品味和生活風格。在茶樓消費茶道/茶藝這一行為，即使沒有達到“炫耀性消費”的程度，至少其本身就具有符號意義，比如高地位、高收入、高修養、高素質、有內涵、有品位等等。姚建平就持這種觀點，他認為消費方式依然是身份維持和構建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用消費方式構建身份的過程中不再強調等級或階級差異，而是強調品位差異。姚建平認為，個性化與身份符合感是“通過消費方式的個性化來使消費者獲得個體所屬感( 群體疏離感) ，從而實現身份維持和建構”[7]154。

　　綜上所述，茶館消費作為一種休閑消費方式，已經不再簡單是經濟學意義了，還有著社會分化、身份認同、符號文化的多重社會學意義。在茶館這一特定場域中，無數個體通過消費在建構社會身份，在進行個性化區隔，在破碎的現代社會中尋找著自我認同。

　　注釋：

　�、� 成都方言： 安逸，舒心; 扯起嗓子，大聲地; 聊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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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姚建平。 消費認同[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推薦期刊：《經濟師》雜志于1986年創刊，現為月刊，在《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2011—2012)中，被評為“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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