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鶎有姓�組織變遷的制度邏輯

　　摘要:大學的核心在院系，我國高�；鶎有姓�組織的調整和變革從未停止�；�于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范式，從歷史觀的維度，以時間脈絡對我國高�；鶎有姓�組織的歷史變遷進行梳理，可以發現，其歷經四個階段:萌芽期、與學術組織兼容期、無序期和建構優化期;從結構觀的維度，探析我國高�；鶎有姓�組織變遷的基本制度邏輯及結構變遷特征，發現其具有四個基本邏輯特征:從模仿國外到自我創新的理性回歸、從矛盾沖突到調整妥協的多方博弈、從斷層割裂到延續傳承的交織發展和從激進變遷到漸進互動的路徑轉向;內蘊四重矛盾:洋為中用與自力更生、學術自治與行政權威、教育注重內涵與規模不斷擴大和學科多元與行政機構單一�？梢詮木劢怪攸c突出的變遷邏輯、建構協調變遷的邏輯、堅持漸變動態式的邏輯、建構有序治理的邏輯四個思路重構我國高�；鶎有姓�組織的路徑。

　　關鍵詞:高�；鶎有姓�組織;制度邏輯;歷史變遷;路徑選擇

　　大學是“底部沉重”的組織，其核心在院系。大學基層院系行政組織的調整和變革從未停止。根據不同時代的發展期盼和不同社會情境的發展需要，通過促使職能的拓展和延伸，高等教育機構完成了由傳統向現代意義大學的轉型[1]。基于歷史制度主義分析范式，從歷史觀的維度，以時間脈絡對我國高校基層行政組織的歷史變遷進行梳理;從結構觀的維度，探析我國高�；鶎有姓�組織變遷的基本制度邏輯，以期闡述和論證深層結構變遷的特征。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我國高�；鶎有姓�組織的內蘊矛盾，對我國高�；鶎有姓�組織的制度邏輯變遷進行分析和理解，重構基層行政組織的變遷之路。

　　一、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概念及分析框架

　　(一)理論概念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制度分析對于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它在解釋現實問題和促使新興社會科學分析范式的形成和發展中具有重要價值。羅斯瑪麗·泰勒(RosemaryTaylor)和彼得·豪爾(PeterHall)指出，在政治科學領域之中，至少存在著“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三種不同的新制度主義[2]。其中發揮重大作用、產生較大影響的是歷史制度主義學派(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3](P5)。

　　歷史制度主義通過加強對歷史現實問題以及制度變遷的影響因素和規律特點進行解析;將時間的脈絡序列作為變遷生發邏輯，把制度及其變遷當作變量，通過追溯歷史進程中所呈現出的制度復雜演變形態，闡述制度產生、再生、轉型、替換和終止過程，提煉以歷史事件為基礎的制度間斷———即平衡關鍵點分析法，聚焦影響制度變遷的關鍵節點或歷史否決點。對歷史事件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及制度變遷的整體環境進行掃描或者剖析，將制度與其他因素一起置于因果鏈之中，社會的發展程度和觀念的狀態都是綜合分析的關鍵因素[2]。作為新穎的制度研究范式，歷史制度主義更加注重從中觀制度層著手，為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論視角。

　　(二)分析框架

　　基于歷史觀和結構觀分析，是歷史制度主義的主要分析框架[4]。從歷史觀上，可追溯制度產生的脈絡，確定關鍵事實對歷史節點的影響，突出強調制度發展變化“路徑依賴”的特點，通過聚焦關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關鍵節點和細節，找尋并挖掘影響制度變遷的關鍵節點或歷史否決點;從結構觀上，深層結構由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等宏觀的制度構成，在特殊場域之中，政治與經濟變量之間的互動方式特征，對于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有著重要影響。

　　歷史制度主義作為新制度主義的一種理論建構框架，融入了結構功能主義和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實現從政治學研究范式由宏大制度式的研究，轉向具體行為與現象分析，為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視域。從研究的方法論角度上分析，可以發現，歷史制度主義運用的是縱向過程取向法，適合在中觀層面基礎上做中長期研究[5]，從而超越了常規性制度研究方法，具有較廣闊的研究視野。

　　二、我國高�；鶎有姓�組織的歷史變遷

　　在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范式下，制度變遷遵循著“適應性邏輯”。制度作為社會中的一部分，深深地嵌入社會結構系統之中，且社會結構系統中的制度與體系存在著耦合關系。依據歷史制度主義“關鍵節點”進行階段性劃分，我國高�；鶎有姓�組織變遷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高校基層行政組織萌芽期(1949-1956年)新中國建立伊始，國家正處于舉步維艱的創業期，經濟基礎薄弱。在前蘇聯的幫助下，我國教育各領域開始全面學習蘇聯模式。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院校調整中，我國大學進行重組拆分，形成了很多以單科性質存在的工科高校，課程安排、教材征訂、專業建設、結構設置、人才培養、管理等方面也因此發生了很大變化。通過單位體系的建立，高校改變之前建立的“大學-學院-系”三級管理體制，將系調整為管理的基本單位，并將系之下再設置教研組。系和教研組既承擔教學任務，也擔負行政任務。1949-1956年間，我國高校基層行政組織從制度上建構了“大學-系-教研室/教研組”的組織結構。

　　(二)高�；鶎有姓�組織與學術組織兼容期(1957-1965年)這一時期，我國高校基層行政組織結構的變遷從外部借鑒向內生性建構轉變。由于和前蘇聯的關系進入破裂時期，因此，我國開始自主探索、自力更生，結合社會主義特色的實際國情，對高等教育領域進行了改革:在校級層面，推行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管理負責制度;在學�；鶎�，推行系總支委員會領導下的系務委員會管理負責制度，系級層面推行系主任負責制。黨組織機構開始出現在高校的各級行政組織之中，不管是在宏觀還是微觀管理上，都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時也突出行政領導的管理地位。在基層院系層面，系主任主要完成上一級領導安排交待的各項事務，既有行政組織和行政領導的指令安排，也有從事教學科研、生產勞動、實驗室管理和資料室管理等各項工作。高�；鶎有姓�組織兼學術組織于一體，形成了學校和系為主導的二級管理結構。

　　(三)高�；鶎有姓�組織無序期(1966-1976年)雖然高校組織制度經歷了近20年的不斷改進與建構，稍有起色，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陷入無序。高校的制度等各個方面發生變革。這一時期，高校組織設置的主要結構特征是規模范圍“越來越大”，層次功能“越來越下”。“越來越大”即越辦越大，高校被建設成為“大學校”。這樣的大學校是高度統一、工作虛化、分配平均主義的公社組織式管理模式[6](P139)，且整個大學處于“無政府狀態”[7]。“越來越下”即越辦越向基層，將普通高校搬遷至農村，從而導致一系列的停滯并轉[6](P139)。高等教育體系結構被完全打亂，高校中的教學組織、行政組織、體制制度、教師、學生等全部被拆分重構，可以說，基層行政組織處于無序狀態。

　　(四)高�；鶎有姓�組織建構優化期(1977年至今)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教育秩序逐漸恢復，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高等教育領域逐步落實執行，在高�；鶎�，各系黨總支委員會領導下的系主任管理分工負責制逐步在系一級推行，其任務是落實執行學校黨委行政安排的任務。20世紀八九十年代，高校強化系黨總支的政治核心，并提出加強黨政聯席會議制度、二級教代會和院務民主生活會等機制，不斷探索黨政合作管理的模式。

　　隨著1999年高校擴招，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飛速，學生與教師的人數迅速增加，促使高校內部組織機構進行變革，以適應高校教育規模的變化，提高管理績效。高校通過推行“學院制”進行改革，實行“學校-學院-系”或者“學校-學院”的行政組織管理模式，進行資源整合共享，促進學科交叉融合。高校專門的院系行政機構得到分化，如增設院級的行政機構辦公室、教研科等基層行政組織機構，之前兼具學術和行政職能的系級機構逐漸演變為教學科研學術組織，不再具備行政職能。學院制的實行，使之前的學校和基層的行政組織機構的功能得到重新調整。

　　三、我國高�；鶎有姓�組織變遷的基本邏輯特征

　　歷史制度主義認為，社會大環境中的外生性變量因素對于制度的變遷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因此，我國高�；鶎有姓�組織的形成、發展和變化，均受包括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面在內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從這一維度進行全局性考察分析，可以看出，我國高�；鶎有姓�組織在國家政治經濟體制轉型和高校治理模式轉變的作用下，呈現從模仿國外到自我創新的理性回歸、從矛盾沖突到調整妥協的多方博弈、從斷層割裂到延續傳承的交織發展以及從激進變遷到漸進互動的路徑轉向的多重邏輯特征。

　　四、我國高�；鶎有姓�組織內蘊的幾重矛盾分析

　　自1949年以來，我國高�；鶎有姓�組織管理結構處于不斷調整、變化和更新之中�；�于高校系統內在的特殊規律以及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在對我國高�；鶎有姓�組織的基本運行邏輯特征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可以將基層行政組織內蘊的矛盾提煉為:洋為中用與自力更生之間的矛盾、學術自治與行政權威之間的矛盾、教育注重內涵與規模不斷擴大之間的矛盾和學科的多樣性與行政機構單一性特征之間的矛盾。在推進我國高等教育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著重協調處理好這些矛盾關系。

　　教育論文投稿期刊：《高等教育研究》于1984年創刊，季刊，大16開本，80頁，季末月出刊。創刊時，由四川工業學院(西華大學前身)教務處高教研究室主辦;1986年由高等教育研究所主辦;1988年經四川省新聞出版局批準，獲88136號的內部期刊準印證，后經成都市新聞出版局統一換證(四川省內部期刊準印證第02-095號，現為四川省刊型內部資料準印證第02-55號)。

　　五、我國高�；鶎有姓�組織變遷邏輯重構的路徑選擇

　　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我國高�；鶎有姓�組織從之前的式微模糊到分化獨立突顯，現在已構成直接與學術權力相沖突和矛盾的制度組織。我國高�；鶎有姓�組織變遷邏輯需要重新進行路徑選擇，使其在高等教育系統中達到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均衡狀態，進而在維護制度穩定、促進高等教育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劉國瑞，高樹仁.高等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選擇[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10):1-7.

　　[2]PeterA.Hall，RosemaryC.R.Taylor.PoliticalScienceandtheThreeNewInstitutionalism[J].PoliticalStudies，1996，44(5):936-957.

　　[3]B.GuyPeters.InstitutionalTheoryinPoliticalScience:TheNewInstitutionalism[M].LondonandNewYork:PINTER，1999.

　　[4]何俊志.結構、歷史與行為———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范式[J].國外社會科學，2002(5):25-33.

　　[5]AspinwallMarkD，GeraldSchneider.SameMenu，SeparateTables:TheInstitutionalistTurninPoliticalScienceandtheStudyofEuropeanIntegration[J].EuropeanJournalofPolticalResearch，2000(38):1-36.

　　[6]黃啟兵.我國高校設置變遷的制度分析[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6.

　　作者：俞師1，沈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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