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教育作為脫貧鞏固的治本之策，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動力，在增產增收、阻隔貧困代際傳遞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各類教育對于欠發達地區各收入層級脫貧群眾的生計穩定作用還未得到證實。為進一步鞏固拓展脫貧成果，探索中國減貧戰略前瞻，基于已有教育減貧研
摘要：教育作為脫貧鞏固的治本之策，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動力，在增產增收、阻隔貧困代際傳遞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各類教育對于欠發達地區各收入層級脫貧群眾的生計穩定作用還未得到證實。為進一步鞏固拓展脫貧成果，探索中國減貧戰略前瞻，基于已有教育減貧研究，采用工具變量法、分位數回歸、邏輯回歸方法，從貨幣效應和非貨幣效應角度探討教育對增加脫貧家庭生計來源以及降低其生計風險的貢獻。實證結果表明，教育對拓展脫貧戶生計來源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其中，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對所有收入層次的脫貧戶家庭增收均具有正向作用，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職業教育對較低收入水平的脫貧戶家庭的生計貢獻更為顯著;受教育程度提高可抵消年齡增長對生計穩定的負面影響，并使得脫貧戶從事風險預防活動和使用衛生設施的傾向性顯著增加，進而降低生計脆弱性。這將為中國后2020時代減貧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提供理論借鑒。
關鍵詞：教育;脫貧戶;可持續生計;貨幣效應;非貨幣效應
一、問題提出
反貧困是世界永恒的主題。改革開放40余年，中國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減貧進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使得8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2021年7月1日，習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1]。但與此同時應當認識到，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脫貧群體返貧風險依然嚴峻[2]，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任務依然艱巨，在政策逐漸脫鉤后如何保障脫貧戶依靠自身條件實現穩定生計和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后2020時期的焦點問題[3]。
為此，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脫貧攻堅要扭住精準，要特別關注脫貧效果的可持續性問題”，完成2020年戰略目標只是扶貧工作的階段性目標，中國的扶貧任務遠沒有結束，要真正實現“真扶貧、長久脫貧”，必須建立有內生動力、有活力，能夠讓貧困人口自己勞動致富的長效機制，注重貧困群眾的后續發展[4]。治貧先治愚，扶貧先扶志，教育扶貧作為擺脫貧困的治本之策，是造血式扶貧開發的核心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其基礎性和生產性作用已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論證[5-6]。
隨著我國教育脫貧鞏固投入力度的持續加大，我們不禁要問各類型教育對脫貧戶可持續生計影響程度如何，不同收入層次的脫貧戶群眾的教育回報是否有所差異?在何階段加大教育投資力度才可使得教育脫貧產出最大化，切實提高脫貧戶生計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對于上述問題的探索，有助于揭示現階段各類型教育助力脫貧鞏固的實際效果和側重點，為接續推進鞏固拓展脫貧成果、實現高質量可持續脫貧提供參考借鑒。
而當前，鮮有針對上述問題的研究�；谝陨媳尘�，本文以脫貧群體為研究對象，探討各類型教育對于提高脫貧群眾生計來源以及降低其生計風險的貨幣效應和非貨幣效應，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當前研究不足，助力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阻斷反復扶貧與階段性扶貧，為各級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一)文獻回顧
可持續生計理念(SustainableLivelihood，簡稱SL)是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首先提出的，認為可持續生計就是人們為了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必須保證對財產和資源的擁有量以及收入活動的保障，并且在謀生階段要儲備足夠的生活必需品和現金，以保障將來優質的生活，讓生活得以繼續。
Chambers和Conway[7]從綜合性角度定義了家庭層面的可持續生計，認為“生計包括能力，資產以及生活所需要的活動;生計是可持續的，可以應對壓力和從沖擊中恢復過來，維持或提高其能力和資產，并為下一代提供可持續的生計機會，并為其他生計帶來長期和短期凈收益”�！陡绫竟浴愤M一步強調了可持續生計對于減貧政策和發展計劃的重要意義，將可持續生計表述為只有讓所有的人自由地擇業或者工作，并且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穩定的收入，讓生活得以繼續，即生計可持續。
Scoones[8]將生計定義為資產以及獲取資產的活動及其所需要的各種能力的組合，它具有應對外來風險和沖擊或者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即使受到沖擊也會很容易恢復過來，又不對自然資源基礎造成破壞，并且能夠維持或提升資產的擁有量，這種生計方式就是具有可持續性的。DFID[9]強調生計結構和過程的轉變是實現可持續生計的重要途徑，認為人們要獲得積極生計成果，必須有不同類型的資本(包括物質、自然、金融、社會、人力資本)，這五類生計資本被認為是個人或家庭生活水平的支撐[10]。
大量研究表明，貧困往往與教育水平滯后相關聯，低水平的人力資本存量是導致貧困人口脫貧能力較弱、生計無法持續的最重要因素[11-13]。通過教育增加貧困人口知識、技能、經驗和信息，被認為是人力資本積累的最直接有效途徑，有助于提高勞動力素質，激發內生潛力，增加收入[14]，從而消除貧困[15]。教育對于可持續生計的保障作用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教育可直接擴容個體知識存量，從而提升自身職場競爭力和發展潛力，獲取較好的就業機會，為自身帶來更高的報酬回報，是增加金融資本存量的直接辦法[16-17]。
其次，教育所積累的人力資本有助于樹立 信心，減少社會排斥，提高社會融入和適應能力，緩解弱勢群眾所遭受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福利等多重不利境遇，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和惡性循環[18-19]。此外，教育所帶來的勞動技能的提升可與物質資本形成“資本-技能互補性”[20-22]，克服物質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從而實現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共同積累[23]。
此外，受教育程度的個體差異能夠顯著影響自然資本利用率[24]。農 戶作為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單位，承擔著接受和使用農業科技的任務，文化科技素質較高的農民具有較強的科技意識和學習能力，容易接受新知識、新方法、新技術，能夠掌握現代化生產工具的操作技術、及時捕捉市場信息，是農業技術推廣的受益者[25]，能夠有效增加農業產出，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26]。最后，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對子女的教育投資能實現收益的代際轉移[27]，其收益主要表現為子女生計資本存量優化，收入增加，就業機會增加，信息渠道增多，社會地位提升，健康狀況改善，勞動力素質提高，既體現為社會的水平流動，也體現為社會的垂直流動，最終實現子女及整個家庭的生計可持續，從源頭遏制貧困代際傳遞。
上述國內外文獻梳理表明，現有研究已認識到教育對于增收減貧和可持續生計的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在研究視角上，現有研究大多基于綜合教育或某一類教育而展開，同時關注各階段教育并從貨幣效應和非貨幣效應兩方面討論教育對于可持續性生計影響的研究并不多見;其二，在研究對象上，現有研究主要著眼于貧困人口的生計狀況，而對于已經脫貧群體的可持續生計研究仍處于空白。基于此，本文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位數回歸方法(QuantileRegression)和Logit回歸方法，構建貨幣模型和非貨幣模型，探討各類型教育對脫貧戶可持續生計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框架
1.教育對于可持續生計的貨幣效應
基于“收入貧困”定義，可持續生計的最直觀表現為個人或家庭的總收入能夠維持基本的生存活動需求。因此，作為家庭重要的生計來源，收入對于脫貧戶家庭整體生計的穩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8]。教育對于可持續生計的貨幣效應表現為收入的增加，其促進作用可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進行。直接增值即通過教育提升個體綜合素質和知識技能，從而推動人力資本存量的自主積累，提升勞動生產率，拓寬穩定就業渠道，發揮自身主體價值，激發其內在造血潛力，有效促進收入增加，進而改善生計條件，生計條件的改善會進一步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帶動人力資本的更新和優化，形成收入增長良性循環。間接增值即通過人力資本對其他生計資本進行優化配置，以實現家庭整體收入的增加。
人力資本對其他形式的資本具有支配和推動作用，高人力資本者更容易獲取到新的社會資源、聯系到更高地位的網絡成員并擴大自己的網絡范圍，提高社會交往的深度與廣度，深化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增加社會資本積累量[29]。社會資本擁有保障支持功能，其“資源俘獲效應”有助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創造、積累與提升，調高人力資本的回報收益率，而人力資本是改善生計脆弱性、促進減貧增收、提高生計資本轉換率的重要催化劑，二者合力促使資本之間的組合不斷優化，使潛在的經濟資源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實現資本轉化和資本增值，從而影響脫貧戶經濟地位以及家庭收入[30]。
2.教育對于可持續生計的非貨幣效應
可持續生計的實現不僅有賴于穩定的生計來源，更需要提高自我保護生計的能力[31]，減少生計脆弱性，以抵御各種生計風險沖擊。脆弱性是貧困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返貧的重要原因之一[32]，貧困的風險脆弱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缺乏避免遭受風險沖擊以及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其二，缺乏從不良沖擊影響中恢復的能力[33]。
近幾年，盡管我國脫貧攻堅持續縱向推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建立完善，但由于農戶傳統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的陳舊落后，農戶脆弱性程度較高[34]，抵御風險能力較弱。相比于自然災害風險，“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比例逐年攀升，由2013年的占比42.2%提高至2015年的44.1%，近2000萬人口因病返貧，健康資本的缺失已成為我國農村地區致貧返貧的首要因素[35]。在當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1200多萬家庭中，患大病、重病的約有330萬人，患長期慢性病的約有400萬人，其中15～59歲勞動年齡段的患者占41%。上述家庭中，33%是由于疾病影響勞動力導致貧困，12%是由于“災難性醫療支出”或大額醫療費用導致了貧困發生。
因此，本文認為教育對于可持續生計的保障作用不僅反映在收入的增加，也體現為個體思想觀念的轉變，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衛生環境，購買健康保險，進行健康投資和疾病預防，從而減少疾病風險和大病支出[36]。進行健康人力資本投資的直接收益是獲得健康，而健康是其他各種資本獲取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保障，健康勞動力是維持并提高家庭生計的重要支柱，“疾病”時間的減少和生命的延長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時間，更健康的身體和旺盛的精力使得每個工時的產出增長，增加了向其他形式資本投資的經濟刺激，從而人力資本積累產生正向的外部效應。
三、方法選擇與模型構建
教育對脫貧戶生計的影響超出了貨幣性范疇，它增加了保障可持續生計所需的基本需求的可能性(如健康、住房、飲用水、衛生及服務)[5]，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脫貧戶的行為決策也發生了改變，從而降低了脫貧戶再度貧困的可能性。本文通過構建兩類非貨幣模型，分析教育通過非貨幣渠道對生計穩定的影響。第一個假設檢驗教育是否對人們從事預防保健決策有積極的影響。第二個假設檢驗是否擁有高等教育的戶主為家庭提供了更好的衛生條件(如沖水廁所等)。
四、數據來源及統計性描述
本文數據依托于國家社科重點項目及中央高�；痦椖坑�2016-2017年間在六盤山區、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燕山太行山區、四川藏區、羅霄山區在內的中國九大連片特困地區27個貧困區縣134個行政村分三次進行的入戶調查。本文訪談對象聚焦于政府認定并登記在冊的已退出建檔立卡序列的脫貧戶，所有數據均以面對面訪談和問卷形式獲取，訪談時間人均1.5小時，共收回有效問卷2660份。受訪者中，男性占77.6%，女性占22.4%。從年齡分布來看，30歲以下受訪者占比為1.9%，31～40歲受訪者占比4.2%，41～50歲受訪者占比39.2%，51～60歲受訪者占比為24.0%，61～70年齡段受訪者占比21%，71歲以上受訪者約占總人數的9.7%。
五、實證分析
(一)教育對脫貧戶可持續生計的貨幣效應
在使用工具變量前需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為此使用Stata14.0軟件進行過度識別檢驗，由于ScoreChi2(1)=0.01378小于P(P=0.9704)，故接受原假設，認為(YP，Disable)外生，與擾動項不相關。進而考察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的相關性，在內生假設下，根據“弱工具變量”的判定規則，若第一階段F統計量>10，則不必擔心若工具變量問題。本文F統計量為24.8379(超過10)，且F統計量P值為0.000①。
雖然2SLS是一致的，但是有偏的，故使用2SLS會帶來“顯著性水平扭曲”(SizeDistortion)，且該扭曲會隨著弱工具變量而增大。若在結構方程中對內生解釋變量的顯著性進行“名義顯著水平”(NominalSize)為5%的Wald檢驗，假設可以接受“真實顯著性水平”(TrueSize)不超過15%，則可以拒絕“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因為最小特征值統計量為34.8773，大于對應的臨界值11.59。綜上，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存在弱工具變量。
六、結論與政策蘊含
本文在以脫貧戶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工具變量法、分位數回歸和邏輯回歸，從拓展生計來源和降低生計風險兩方面探討了教育水平對于保障脫貧戶可持續性生計的貨幣效應和非貨幣效應，研究表明：
(1)教育對所有收入層級脫貧戶家庭增收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其中，高等教育和就業指導培訓對所有收入水平的脫貧戶家庭的收入增長均展現出強勁的推動力，而小學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職業教育則更有助于中低收入水平的脫貧戶家庭的增收。
(2)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女性戶主以及年齡均可使得脫貧戶從事風險預防活動和使用衛生設施的傾向性顯著增加，從而有利于改善家庭成員健康狀況，提高抵御疾病風險沖擊能力，減少生計脆弱性，保障生計持續穩定，反映出教育水平提升對于改變脫貧戶健康行為和決策的重要意義。(3)精準脫貧家庭女性戶主、家庭未成年成員數、區位劣勢均會對家庭整體生計水平產生負面影響，而戶主年齡對于家庭生計的作用呈現倒“U”形，老齡化所引致的負面影響會隨著收入的提高而改善�；谏鲜鼋Y論，本文提出幾點政策建議：
其一，重視就業培訓和繼續教育對維持生計穩定的積極作用。隨著困難群眾由貧困人口向非貧困人口的角色轉變，其家庭生計資本存量和實際生計需求已然發生變化，這需要政府及時做出調整，積極引導脫貧戶實現可持續生計。具體而言，政府應根據脫貧戶個體特征、個人意愿和家庭可用生計資本的存量差異，結合當地特色龍頭產業、專業合作社和東西協作幫扶項目，有針對性開展就業培訓、繼續教育和技術指導，避免“政策主義”所導致的培訓寬泛性和模糊性，切實提高脫貧戶人力資本存量，提升脫貧戶就業適應性，降低就業成本和失業風險，從而實現脫貧增收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其二，推動職業教育由全覆蓋向全精準發展。作為脫貧戶可獲得性最高的民生教育，職業教育賦予了低收入群體謀生的技能和依靠自身實現可持續生計的可能性，能夠形成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直接帶動收入水平的提升。欠發達地區應切實提高職業學校教學質量，優化職業教育資源配置，擴大職業教育規模，開展“技能定向扶貧”模式，充分結合區域產業發展和脫貧群眾需要，將欠發達地區脫貧戶教育培訓與就業、創業緊密結合，做到“精準招生、精準培養、精準資助、精準就業”，助力低收入群眾擁有一技之長，使其能夠依靠自身能夠好就業、就好業，實現穩定持續脫貧。
其三，健全欠發達地區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降低脫貧戶生計脆弱性的重要途徑。欠發達地區脫貧戶自我發展能力和教育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寄希望于脫貧戶通過自主教育投資提高受教育程度進而全面改善自身及子女的生計狀態是不現實的。
因此，政府應高度重視低收入脫貧戶女子的教育問題，在公共服務方面加大對脫貧戶的扶持力度，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避免教育資源分配的馬太效應，提升欠發達地區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供給能力和普及程度，對脫貧戶家庭實施高校招生傾斜政策，從源頭斬斷低人力資本代際傳遞。其四，應加強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家庭衛生條件和居住環境，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風險防控意識，助推欠發達地區保險制度全面推開，發揮好普惠保險的“減震器”功能，積極對接脫貧戶多元化的保險需求，防范外部風險沖擊，降低脫貧戶生計脆弱性，以保障其生計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鞏固脫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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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晗霖1，3，王倩茹1，劉新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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