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斷鼻家族的北上遷徙，牽動著國內外媒體的目光。 茶余飯后，關注大象群落的人們，自發站隊形成了保護大象還是保護人類，抑或兩者兼得的雙向保護等不同觀點隊列全民觀象成了流量熱詞和網絡主推關鍵詞。 這既彰顯了我國民眾對野生動物保護意識的全面覺醒，也反映了野生動
斷鼻家族的北上遷徙，牽動著國內外媒體的目光。 茶余飯后，關注大象群落的人們，自發站隊形成了“保護大象還是保護人類，抑或兩者兼得的雙向保護”等不同觀點隊列……“全民觀象”成了流量熱詞和網絡主推關鍵詞。 這既彰顯了我國民眾對野生動物保護意識的全面覺醒，也反映了野生動物保護理念的不斷變化。
對非法“人傷動物”零容忍：構筑野生動物鏈條式保護機制
從“埃博拉”病毒，到“非典”病毒，再到“新冠肺炎”病毒，菊頭蝠、野豬、紅毛猩猩等野生動物已經成為新型病毒的主要宿主。 但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面對烈性傳染病病毒感染人類的主要宿主，濫食“野味”、濫用“野物”、濫售“野品”等“人傷動物”的陋習仍然屢禁不止。 懲治破壞野生動物違法犯罪已是保護、拯救珍貴與瀕危野生動物的重要靶心。
動物保護論文：野生動物遷徙類論文投稿期刊
在近年來的“昆侖”專項行動中，全國公安機關聚焦涉野生動物犯罪“組織化”“網絡化”等新形勢、新特點，從野生動物“捕、殺、購、運、售”等各個環節，以高壓態勢對涉野生動物犯罪形成圍剿。 據公安部統計，在“昆侖2020”專項行動中，各地公安機關對非法“人傷動物”采取從嚴、從重、從快打擊的零容忍態度，共破獲案件8100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2萬名，收繳野生動物23萬頭(只、條)、野生動物制品5400余公斤。
針對“非法收購”環節，福建省公安機關就充分利用網安、技偵的技術優勢，立足于從線上發現與甄別涉野生動物違法犯罪的有價值線索。 在福建沙縣“1·19”非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案中，福建省公安廳經偵總隊經過縝密偵查，發現犯罪嫌疑人鄒某某、許某某等人自2019年至2020年利用網絡平臺非法交易陸龜、海龜等野生動物及其制品。 合計查獲各類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528件，涉案金額高達1000余萬元。 該案例入選公安部“昆侖2020”專項行動十大案例。
在上述案件中，我們不難發現，野生動物交易已經從“線下”發展到“線上”，從“實體”轉移到“網絡”。 為規避網警巡查，犯罪分子使用“香子”“棒子”“塑料”等暗語交流，假如不加解釋，普通人恐怕很難將上述詞語同“麝獐”“獵隼”“象牙”等野生動物及其制品關聯起來。
總體而言，我國正著力構建野生動物鏈條式保護機制。 在法律依據方面，《野生動物保護法》《刑法》等部門法律通過規定非法狩獵罪、非法經營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等6種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罪名，對野生動物保護進行了調整，從罪刑法定的視角對野生動物開展了優勢保護; 在政策依據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史上最嚴野生動物禁食令”與兩高兩部《關于依法懲治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犯罪的指導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成了依法規制“人傷動物”的圭臬與標準，從源頭上防控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特別是對于保護和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方面; 在嚴打行為方面，非法獵捕、殺害、收購、運輸、出售、進出口野生動物及制品等行為已被明令禁止，從而切斷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的利益鏈條; 在職能主體方面，自然資源和規劃局、林業森林公安、農業農村局、司法局、市場監管局等部門正在合力構建野生動物的常態化巡檢管控機制，互相配合掀起嚴厲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違法犯罪專項行動。
當然，在防止“人傷動物”方面，建章立制尚待完善。 一方面，涉野生動物違法犯罪的法律及司法解釋并不健全，在實操中尚存爭議點。 比如，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和人工繁殖的區分，究竟應當以三代以內人工孵化，還是以從卵孵化(或胎生)后人工飼養，作為區分標準; 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按照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辦理，但對于明知是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而食用的人員為何不能入刑等。
另一方面，執法尺度有待統一。 由于法律理解和認識不同，公檢法對涉野生動物犯罪存在認識不一致，不同地區的執法尺度亦不一致，甚至少數地方人為地提高了入刑標準和門檻。 比如，從非法狩獵20只入刑，增加到50只或100只; 禁用工具、禁用方法的范圍需省級部門的書面認可方可執行; 對禁獵區或禁獵期，禁用工具或禁用方法的主觀明知程度判斷等。
強化野生動物管控：筑造“動物傷人”的防范干預系統
《野生動物保護法》既重視保護、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也關注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維護生態平衡。 這不僅要求對野生動物資源進行“全面保護”，也反映了生態平衡的維護實質就是維護“人與野生動物的和諧相處”。
誠然，全面保護野生動物是當務之急，不過隨著野生動物受保護后數量增多，其與人類的生存環境正在疊化，野生動物傷人、損物事件呈現趨多的態勢：云南省瀾滄村民被野象攻擊致死、北京市密云大片玉米被野豬禍害、四川省綿陽市黑熊襲人致死、黑龍江省臨湖村東北虎傷人、四川省理塘縣野豬殺人……“動物傷人”事件層出不窮。
盡管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5月至7月組織開展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專項檢查，并提出野生動物傷人也要管，但如何在尊重野生動物習性的基礎上筑牢“保護人”的防線，已成了一個長期的棘手議題。 對此，筆者建議可以從事前、事中、事后三個維度，構建“動物傷人”的防范干預系統。
首先，正如貴州省動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一級調研員冉景丞所言，“針對野生動物肇事、傷人、殺人，應該從源頭上做好防范措施”。 在事前防范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打算在河北、江西、陜西等地推進野豬危害防控綜合試點，并指導云南抓好致害野象個體轉移項目，但如何細化落地尚無定論。 筆者認為，試點可以著重于調查評估野生動物生活環境的容量。 該容量實際上就是測試野生動物是否存在突破原有生活環境，進入臨邊人類生活區域的可能性。 一方面，若野生動物進入臨邊人類生活區域的可能性較低，則可以設置有效隔離設施、提示指示牌，對野生動物進行圈養; 另一方面，若野生動物進入臨邊人類生活區域的可能性較高，不妨科學規范推動獵捕調控活動，或引入天敵，或在經常發生野生動物損害農作物的地方，改變生產模式和種植內容。
其次，在事中處置方面，目前主要依托正在推行的野生動物常態化巡檢管控機制，借助野生動物監察員的人力盯防。 但雙拳難敵四手，目前在消除隱患方面存在短板，依舊難以化解野生動物與人“搶地盤”的紛爭。 筆者建議，可以效仿歐美設置探險小徑的做法，在小徑的周邊設立報警傳感器等裝置，實行紅外熱圖監控，根據“動物傷人”情況適當擴編森林公安等應急處置隊伍，從而進一步提升事中處置“動物傷人”的效率。 針對城市私人養殖野生動物的問題，可以以居委會為單位，在小區內公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中列明的野生動物，宣傳飼養野生動物的違法犯罪后果，為事中處置執法做實法律依據和輿論基礎。
再次，在事后救濟方面，《野生動物保護法》已經確立了“政府補償制度”，細化到地方。 例如，北京確立了農作物損失補償機制; 四川在北川縣先行先試了第三方保險補償機制; 貴州省林業局出臺了相對完備的“政府補償制度實施辦法”，即《貴州省陸生野生動物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補償辦法》……這些對于形成合理補償模式的全面推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綜上，對于野生動物與人的雙向保護制度，說到底就是權利邊界問題。 既要減少人類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非法侵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也不能任由野生動物肆意泛濫侵占人類合理生存空間。 總之，讓大象自由漫步，讓人類自由呼吸，是我們對藍色星球的美好期許!
作者：莊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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