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推動數字鄉村建設勢在必行。以學者研究為基
摘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推動數字鄉村建設勢在必行。以學者研究為基礎、以國家政策為依據，從協同創新合作視角分析數字鄉村建設現狀，結合微信生態圈發展，提出通過微信生態開放共享的信息服務資源能力探索數字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機制，借助微信社交電商能力搭建垂直類農產品電商平臺;借助微信移動支付能力構建鄉村金融服務體系;借助微信公眾號、視頻號等公共社交傳媒設計數字鄉村新名片等基于微信生態能力下數字鄉村基礎建設發展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鄉村振興協同創新數字化微信高質量發展
一、引言
《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顯示，目前我國數字經濟增長速度和總量規模都已位居世界前列。其中，我國的數字經濟規模2019年已高達35.8萬億元，占我國GDP總量的36.2%[1]。與此同時，國家多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印發〈2020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的通知》，明確數字鄉村發展的工作目標。其中，重點任務涉及到推進農村電子商務、推動“互聯網+”鄉村治理、拓展鄉村數字普惠金融、挖掘鄉村旅游資源等方面。
本研究主要參考學者們的基礎理論研究，以國家政府相關機構部門的政策意見為依據，結合微信生態圈發展能力的形式展開研究和探討，在統籌協調數字鄉村發展基礎上，以微信案例研究形式提出數字鄉村建設發展的對策建議。通過微信生態開放共享的信息服務資源能力，探索數字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機制，努力推動我國數字鄉村的集約化建設，在為鄉村振興發展建設工作賦能的同時，尋求打造并提煉出可復制、可推廣、可應用的案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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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字鄉村的發展和研究現狀
2021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下簡稱第47次《報告》)[2]。第47次《報告》中提到，截至到2020年12月份，我國網民已有9.89億人，與2020年3月份數據相比較增長了8540萬人。我國農村的網民規模已擁有3.09億人。我國的互聯網普及率已達到70.4%，我國農村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也已達到55.9%。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截至2020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用戶規模已超9億。其中，使用手機上網的用戶占網民總數99.7%，可謂是我國已全面實現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數字社會。尤其在疫情期間，加快了傳統企業和政府的數字化轉型工作，在線辦公、防疫健康碼、在線政府服務應用等模式應運而生并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 另外，第47次《報告》中也著重提到我國中小學(含教學點)的互聯網接入率高達99.7%。
信息服務基礎建設方面，已實現針對國家級貧困縣縣級醫院遠程醫療的全面覆蓋，已基本建立起我國的網絡扶貧信息服務體系，全國行政村基礎金融服務覆蓋率高達99.2%;在農村電子商務建設方面，實現了832個貧困縣的全覆蓋。整體而言，我國的網絡扶貧信息服務體系基本建立。郭曉蓓等(2020)研究中提到，數字經濟是后工業時代經濟形態的主體特征，也是各國在未來經濟競爭中的制高點[3]。
李輝(2020)針對數字經濟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研究指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工作既“不能等”又“不能急”，要努力構建“理念+資金+人才+平臺”四位一體的支持體系，站在戰略層面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4]。劉洋等(2020)關于數字創新管理研究中提到，探究數字創新管理的特性一方面有助于了解和指導數字經濟時代創新管理實踐，另一方面有助于發展乃至重構創新管理相關理論[5]。陳勁等(2019)研究中指出，創新生態化意味著要放棄中央研究院式的封閉式創新，構建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6]。
吳靜等(2020)分析了疫情中數字化轉型存在的問題與挑戰，提出了加快我國經濟社會全面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建議，其中包含加快政府數字化轉型提高現代化治理水平、利用信息技術能力豐富應用場景、推動產業互聯網的數字化建設和發展、加強數字經濟的數據治理工作[7]。綜上，研究者們對數字經濟方面的研究，都體現出當下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至關重要性，同時也體現出創新合作生態有利于推動數字經濟的高效發展。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門發布了《關于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提出要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農村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地滿足鄉村振興多樣化、多層次的金融需求，充分并且高效地推動我國的城鄉建設融合發展。
呂宇棟(2021)研究指出，網絡技術的普及和智慧物流技術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村消費市場與電子商務日益融合發展。但也指出當前我國農村市場存在供應鏈金融斷層現象。[8]中共中央、國務院2020年《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也提到，以“堅持政府推動引導、社會市場協同發力”的主要原則。明確提到堅持市場機制和行政推動有機結合，積極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積極廣泛地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其中，努力鞏固和拓展我國的脫貧攻堅成果，最終形成強大的合力，全面推進我國鄉村振興建設的發展工作。針對加強脫貧攻堅成果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意見》中主要提到以下方面：
一是支持發展我國農村脫貧地區的鄉村特色產業，支持農產品流通企業、電商、批發市場與區域特色產業精準對接等方面工作，繼續實施消費幫扶政策。二是培育區域性的勞務品牌，搭建信息服務平臺，對脫貧地區加大人口勞務輸出力度，有效促進我國脫貧地區的人口穩定就業工作。三是改善義務教育辦學條件，提升縣級醫院診斷能力，改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條件，通過加強村級綜合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提升為民服務能力和水平。四是針對我國脫貧地區人口的信貸政策要進一步加以完善，充分做好金融服務政策的宣導和銜接工作。
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也談到對當前及“十四五”時期鄉村振興工作任務和主要目標，并進行了全方位整體性的工作部署，其中包括對銀行機構在內的金融業提出具體工作要求，要求金融業關注、支持、服務我國鄉村振興的建設工作。
三、微信生態能力發展的現狀
微信產品除了擁有非�；A廣泛的社交能力和龐大的用戶人群以外，最值得關注的是微信產品本身還擁有移動支付能力，即微信支付。當然，微信產品生態里也為用戶提供了像微信公眾號、微信視頻號、購物消費、生活繳費等大眾化學習、分享、交流、消費支付的多維度場景產品服務能力。
當前，整個微信生態環境已充分聚集了信息流、資金流、物流為一體的社交化電子商務經營環境能力。其中，信息流主要體現在微信朋友圈、微信公眾號、微信視頻號應用等方面;資金流主要體現在微信支付能力及微信支付營銷工具能力上，例如微信支付立減金等。而微信支付恰恰是微信整個社交電商經濟形態下閉環交易不可或缺的移動支付產品。
同樣，微信在物流場景應用方面體現頗多，例如微信的“掃一掃”功能、“一物一碼”的商品可追溯應用、防疫健康碼的健康跟蹤應用等等。與此同時，也不得不提及近些年微信小程序的快速發展和普及使用，為大眾用戶實現了“觸手可及，隨用隨走”的愿望，微信產品在不斷提升個人和整個社會發展的新功效。羅賢春(2006)在企業電子商務“三流”整合研究中提到，信息流、物流、資金流的整合，能給企業帶來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經營。[9]
薛冬輝(2014)在研究分析大數據時代下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之間關系時，提出要以資金流為基礎實現“三流”融合的優勢。[10]王少輝等(2014)研究指出，微信是政府提供電子化公共服務的新型平臺，順應了國家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與要求。[11]廖莎莎(2015)對我國政務微信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中，提出國家要加快政務微信發展的整體戰略布局和頂層規劃設計;構建公共服務理念的政務微信內容和互動溝通機制;提高政務微信專業化運營能力等對策。[12]吳朝平(2019)研究提到，數字化營銷成為商業銀行促進零售銀行業務發展的重要抓手，數字化轉型成為零售銀行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13]
李創等(2018)在農村金融精準扶貧思路探究中也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金融發展的機遇重大，改革任務繁重。[14]就目前微信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而言，微信生態圈已充分具備信息流、資金流、物流一體化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基礎建設能力，微信產品可以充分、有效地助推我國的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微信產品已完全擁有從過往“試一試”發展階段成長跳躍到“能服務”的數字化建設發展階段。微信生態環境涵蓋了現代互聯網商業模型中兩大最核心的資源優勢，即社交用戶(龐大流量)和移動支付營銷工具(微信支付)。
更關鍵的是，微信產品自身還不斷努力在做將“人和人”“人和物”“人和錢”之間更好有效鏈接在一起的創新提升工作，微信產品努力并更多地把自身產品打造成社會資源的核心資源鏈接要素。在基于社交網絡化的用戶使用場景里，微信產品已逐漸把自身優勢呈現出來，成為社會發展過程中更包容、更便捷、更高效、更安全的共享經濟價值平臺。
在微信產品整個發展歷程當中，微信一直是以用戶為中心，在不斷地設計和打磨用戶所需要的場景服務應用能力。無論是支付業務，還是自身起家的社交業務，整個產品設計的初衷都圍繞更好地滿足每一個用戶的生活和工作所需。微信能夠一直為用戶提供越便捷高效的服務，就越能凸顯微信產品自身的平臺價值和社會價值，當然更有利于整個微信生態通過數字化信息技術有效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四、基于微信生態能力下數字鄉村基礎建設發展的建議
針對我國農村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在我國信息網絡及交通道路不斷強大和完善的基礎上，結合當前微信生態環境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包容性，以開放共享、協調創新的合作理念，提出我國數字鄉村基礎建設工作三大方面的對策建議，希望盡早日實現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宏偉目標。
(一)借助微信社交電商能力搭建垂直類農產品電商平臺
第47次《報告》中提到，我國從2013年起已連續八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我國網上零售額2020年達到11.76萬億元，和2019年相比較增長10.9%。我國網絡支付用戶規模截至2020年12月份已達到8.54億戶，和2020年3月相比較增長8636萬戶，其中，我國網絡支付用戶規模占網民整體規模的86.4%。陳繼偉(2021)針對鄉村振興視角下農村零售業態發展研究中提到，零售業發展是農村經濟產業鏈中的重要環節,農村經濟水平和農民日常生活質量都受其直接的影響[15]。我國部分農村地區的零售業仍然存在發展緩慢問題,長期下去很難有效地推動我國農村經濟的快速和高質量發展。當前我國網絡支付使用率已近九成。
電子商務走進農村進程中，我國實現了832個貧困縣全覆蓋。網絡覆蓋方面，我國貧困村通光纖比例截至2020年11月份已達到98%，基本實現全面打通我國貧困地區的通信業務�，F階段，支持農村農產品流通、電商等產業發展，有利于加快推進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高效執行，同時有利于擴大內需、解決農民就業和增加農民群眾收入。微信產品擁有豐富的社交能力和龐大的用戶基數，有利于發展我國的農產品電商產業。通過微信產品生態圈的數字化營銷能力，是推動我國數字鄉村新經濟發展的有利且重要手段。
以基于微信產品生態圈微信支付入口中的購物消費板塊互聯網電商企業拼多多為例，其在疫情期間相繼布局農產品電商市場，微信支付里以拼多多為代表提供“多多買菜”服務等產品。通過利用微信產品即時通訊的社交能力，將信息從先前的不對稱向信息對稱、從信息緩慢分享向信息及時傳輸共享轉變。充分利用微信產品的流量、社交用戶分享資源的能力以及微信支付能力，嘗試開通建設“微信小店”等零售商業模式業務，將優質的農產品帶到“云端”銷售，為大眾用戶提供一站式便捷的產品選擇購買平臺。
零售業務的核心本質在于以客戶為中心，這和微信以用戶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高度一致，通過利用微信產品廣泛、及時的信息通路，來挖掘國內外大眾市場的消費需求信息，最終實現共享信息的價值來自于民又服務于民的目的。“微信小店”平臺，利用微信產品社交用戶傳播資源充當產品的營銷通路，以微信小程序信息技術能力為基礎搭建起農產品商城，并借助微信支付能力為用戶提供微信生態環境里一站式信息分享、產品選擇、支付購買的需求消費場景。
通過微信小店平臺模型，除發現微信能夠解決用戶和商家之間的支付結算問題，同時也發現微信生態有能力為農村農產品的展示售賣搭建起非常便捷的信息共享、產品交易平臺，有能力為農村農產品的營銷推廣工作進行強力賦能。除了擁有微信朋友圈、微信視頻號等傳播工具可以推廣分享以外，微信也擁有針對海量的人群畫像、用戶地理位置等標簽進行精準營銷的推廣能力。微信產品利用海量、實時、多維度、多場景的信息數據進行精準定位并營銷推廣，可以在第一時間更快速、更高效地觸達目標消費用戶。微信的社交電商平臺有利于農村電商經營過程中節約市場營銷成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為農村電商運營管理工作實現降本增效目標。
(二)借助微信移動支付能力構建鄉村金融服務體系
微信支付已成為我國人民群眾工作生活中經常使用的第三方移動支付方式之一。微信支付除了為用戶在大眾消費場景中提供便捷和安全的支付能力外，同時可以在國家相關部門機構的安全監管要求前提下，鼓勵并嘗試通過“政企銀”合作形式為鄉村振興建設工作提供多樣化、多層次的農村金融服務產品。尤其是在助推我國城商行數字化轉型工作中，銀行業和微信完全可以共同嘗試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相對應的利民、便捷的涉農信貸產品服務。
(三)借助微信公眾號、視頻號等公共社交傳媒設計數字鄉村新名片
伴隨移動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加之受疫情影響，我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普及率越來越高，尤其是我國下沉市場的發展潛能也逐漸被釋放出來。以微信支付入口里的電商平臺拼多多、同程旅行等企業為例，用戶在大眾化生活消費品領域，越來越能感受到微信生態環境帶來的一站式、全方位的便捷性和優越性。尤其疫情期間，國家相關部門機構也大力推動實現一站式在線公共事務服務受理能力，能一次性辦理的事盡量讓人民群眾少跑路、更少跑冤枉路;能提供線上辦理的業務盡可能不讓人民群眾線下來回奔波，努力將便民、利民的發展理念放在首位。
五、總結與展望
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推動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發展的工作勢在必行。當前是我國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農村傳統企業、實體產業充分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發展數字化轉型的有利時期。微信有較為豐富多樣和安全可靠的開放平臺技術服務能力，尤其是微信產品本身已集聚了消費、出行、社交、金融、公共服務等各項用戶產品服務能力，從技術能力到商業能力賦能生態鏈的發展。
微信始終能夠扮演一個開放的、包容的、共享的、創新的數字化轉型的大眾化產品服務角色，可以服務個人用戶，也可以服務企業商戶。微信通過不斷地創新升級拉近用戶和產品服務、信息交互、消費需求之間的距離。在建設數字鄉村過程中，我們需要做好三大基礎且核心的工作，即農產品的消費通路、農村金融的資金鏈路和鄉村名片的信息道路，擁有了消費通路、資金鏈路、信息道路的加持，才不致使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工作淪為“空架子”。
最后，數字鄉村建設最重要且首要目的，是優先想辦法提高農民收入問題。提高群眾公共事務業務辦理的效率、努力讓鄉村民眾從“吃得飽”到“吃得好”、從“用得到”到“用得好”、從“辦得了”到“辦得好”的數字鄉村建設中，領悟共創、共建、共享生態文明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意義和價值，積極廣泛調動人民群眾關注和投身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建設發展中來，樹立并始終牢記協同創新、開放共享、綠色低碳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應有的能量，盡早實現我國鄉村全面發展振興工作目標。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得益于我國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的持續完善。
同時，對我國鄉村數字經濟增長本身而言，充分挖掘我國下沉市場的內需增長機會，進一步圍繞以“開放共享”和“支付為民”主題目標，通過社交用戶的共享信息流價值和支付利民便民的發展目標，為人民群眾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供給服務。尤其在農業經濟發展中，通過微信產品創新發展的案例經驗，建議政府部門、銀行機構與行業中優秀企業，以“分工+合作”的協同創新合作模式進行資源深度整合，共同踐行開放共享、綠色低碳的創新合作理念，不斷努力探索和嘗試新型合作模式，為我國的鄉村發展謀得最優的幸福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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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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