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購干草對牧民載畜行為的影響研究

　　摘要：外購干草在牧民載畜行為及生產方式轉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文利用內蒙古450戶的牧戶調研數據，通過核減干草效用計算牧戶實際載畜率值，探究核減前后牧戶載畜率的變化趨勢，剖析核減干草后在新一輪草原補獎政策標準下牧戶超載情況。結果表明：三類草原區牧戶在核減外購干草效用后的載畜率較核減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草甸草原區降幅最大，為35.09%，然后是荒漠草原區和典型草原區，分別下降31.82%，23.23%;依據第二輪草原補獎政策標準，區域內草甸草原區牧戶未表現出超載行為，縣域內新巴爾虎左旗牧戶未呈現超載;區域內典型草原區牧戶心理載畜率值最高，為0.86羊單位·hm-2，較典型草原區牧戶核減干草效用后的實際載畜率值高出11.63%;縣域內新巴爾虎左旗牧戶心理載畜率值最高，為1.28羊單位·hm-2，較新巴爾虎左旗牧戶核減干草效用后的實際載畜率值高出36.72%。

　　關鍵詞：內蒙古草原;載畜率;干草核減;超載過牧;心理載畜率

　　內蒙古草原面積54.48萬km2，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優質畜產品生產基地，對維持區域生物多樣性完整[1]、固碳[2]、生態系統安全穩定[3]以及地區和諧穩定等方面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由于長期以來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共同作用，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人類不合理利用[4-5]，草原生產力和生物多樣性嚴重下降，草原退化日益嚴重，草畜矛盾日益突出[6-8]，草原退化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我國政府從21世紀初開始先后啟動實施了一系列工程和政策措施，試圖遏制草原退化的態勢，改善草原生態狀況，如退牧還草工程、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等，但始終沒有解決天然草原總體退化的大趨勢。

　　2011年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牧區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并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此后中央財政每年安排134億資金在全國主要草原牧區實施，這是迄今為止我國政府在草原管理領域投入力度最大的一項政策，也體現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和恢復的強大決心，這項政策的運行也將草原管理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熱潮，而“載畜率”始終是研究草原超載過牧的首要切入點。然而，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對牧民減畜行為的調控表現出明顯失靈現象，生態補償政策紅利更多的體現在牧戶補貼性收入增加方面[9-10]，而政策設計的牧戶家畜數量減少的目標遠沒有實現。

　　《2016年全國草原監測報告》[11]顯示，全國重點天然草原的平均牲畜超載率為13.5%;全國268個牧區半牧區縣(旗、市)天然草原的平均牲畜超載率為17%;其中，牧區縣平均牲畜超載率為18.2%，半牧區縣平均牲畜超載率為13.2%。此外，侯向陽等[12]在進行大量實地牧戶調研和野外試驗的基礎上提出“心理載畜率”概念，認為牧戶在基于自有資源稟賦和對畜牧業生產歷史的綜合自我認知基礎上，來判定自家草場實際可以承載的牲畜頭數，并指出心理載畜率切實指導著牧戶的生產實踐，導致減畜困難。

　　近年來內蒙古草原牧區處于暖旱化的趨勢[13-14]，在此背景下牧民的生產方式也在逐漸發生改變，以適應氣候對畜牧業生產帶來的不利影響。長期的干旱導致天然草原生產力低下，牧草供應不足，購買和儲存牧草成為大多數牧民家庭采取的主要適應性策略[15-17]，即以儲草舍飼替代自然放牧，舍飼已不再是牧區冬季才有的生產實踐行為，而舍飼期間家畜并未對天然草原產生放牧干擾�，F有關于載畜率主題的研究很少結合牧民外購干草對天然草原放牧壓力的緩解效用，從而某種程度上得到偏誤的研究結論，也無法給予草原管理實踐可靠的參照。

　　長期以來，草原管理政策規定的載畜率與牧戶家庭實際的載畜率之間存在矛盾，這也是天然草原載畜率長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亟需探索行之有效的突破口�；�于此，本文從核減牧民外購干草的視角出發，分析核減外購干草效用后的實際載畜率，更加精準地把握在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標準下牧民超載狀況，旨為進一步探清草原牧區超載過牧的深層次機制及可行的減畜路徑，同時也為草原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優化提供借鑒。

　　1材料與方法

　　1.1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我國北疆內蒙古草原，地處97°12′—126°04′E，37°34′—53°23′N，海拔多在1000m以上，且具有面積廣袤、草地資源空間異質性明顯、生態脆弱性強以及長期以放牧利用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獨特生態地理特點[18]。內蒙古草原類型豐富，從東到西依次分布有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和草原化荒漠。本研究依據團隊前期研究經驗選擇數據代表性較好的草甸草原區(陳巴爾虎旗和新巴爾虎左旗)、典型草原區(錫林浩特和東烏珠穆沁旗)以及荒漠草原區(蘇尼特左旗和蘇尼特右旗)作為研究區域[19]。

　　草甸草原區年降雨量350~500mm，≥10℃的積溫在1800~2000℃之間，植被覆蓋度高，生物多樣性相對保存完整;牧草種類組成豐富，以多年生叢生禾草和根莖禾草占優勢，主要植物有貝加爾針茅(Stipabaicalensis)、大針茅(Stipagrandis)、羊草(Leymuschinensis)。

　　典型草原區年降雨量250~450mm之間，≥10℃的積溫在2100~3200℃之間，且降雨多集中在夏季，春季比較干旱，建群種以旱生叢生禾草為主，主要植物有大針茅、克氏針茅(Stipakrylovii)、羊草�；哪�草原區年降雨量在200mm以下，≥10℃的積溫在2200~3000℃之間，植被組成以多年生旱生小禾草為主，主要植物有小針茅(Stipaklemenzii)、短花針茅(Stipabreviflora)，且緊挨渾善達克沙地，氣候干燥，沙塵暴頻發，該區牧民生計脆弱性加劇。

　　1.2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定內蒙古東部的溫性草甸草原、中東部的溫性典型草原和溫性荒漠草原作為研究區域，于2018年開展牧戶調研，采取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選取研究樣本。在各草原類型區選擇2個旗縣，在每個旗縣選取3個蘇木(鄉鎮)，每個蘇木(鄉鎮)選取2~3個嘎查(村)，從每個嘎查(村)選取10~15戶牧戶，并運用參與式農(牧)戶評估法(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進行入戶調查，并結合對村級領導、牧業合作社負責人等關鍵人物進行深入座談的方式進行信息收集。

　　在問卷錄入、生成數據庫后，課題組對數據進行了邏輯檢查和區間檢查。經過整理，剔除缺失、有誤和極端樣本，最終獲得有效問卷450份，其中溫性草甸草原125份(其中)，溫性典型草原137份，溫性荒漠草原188份。牧戶問卷調查內容主要涵蓋以下幾個方面：a.牧戶家庭人口統計特征;b.牧戶可利用草場面積信息;c.牲畜數量信息;d.牧戶年內外購干草信息及支出狀況;e.牧戶家庭年度總支出數據。

　　三種草原類型區調研區域牧戶戶均草原面積分別為草甸草原365.93hm2、典型草原419.08hm2、荒漠草原664.16hm2，依次呈增加趨勢。三種草原類型區牧戶戶均家畜數量(羊)分別為215.34只、319.47只、188.03只。典型草原區牧戶戶均家庭年度總支出最大，為22.19萬元，然后依次是荒漠草原區牧戶和草甸草原區牧戶，戶均分別支出17.25萬元和16.68萬元。

　　不同草原類型區牧戶家庭年內外購干草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重有所不同。區域內草甸草原區、典型草原區以及荒漠草原區牧民家庭年內外購干草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重分別為32.30%，38.55%和43.24%。縣域內蘇尼特左旗牧民家庭外購干草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重最大，為46.40%。區域視角下牧戶外購干草支出比重與區域的干旱程度呈現正向相關，即區域越干旱，牧戶外購干草補飼的力度越大。綜合來看，牧民家庭外購干草支出在其家庭總支出中占比較大，是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2結果與分析

　　2.1草場載畜率及分布特征分析

　　外購干草的補充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天然草原的放牧壓力，是牧民草場載畜率計算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所以在載畜率的計算中必須基于牧戶家庭年際外購干草支出來核減羊單位。2017年草甸草原區、典型草原區、荒漠草原區的干草市場價格分別為500元-1，1100元-1，1200元-1，根據公式(3)，2017年在草甸草原區牧戶外購干草每支出328.5元即可核減一個羊單位，在典型草原區每支出722.7元可核減一個羊單位，荒漠草原區每支出788.4元則可核減一個羊單位。

　　核減前表示不考慮外購干草效用下的載畜率值，核減后為基于牧戶外購干草計算的載畜率值。草甸草原區、典型草原區以及荒漠草原區核減前后的載畜率值均有一定程度的變化，且載畜率值均表現出在核減后降低的趨勢。其中，草甸草原區載畜率值在核減后降低了35.09%，典型草原區降低了23.23%，荒漠草原區則降低了為31.82%。

　　草甸草原區域天然草原生產力比其他兩種草原類型區高，對放牧的承載能力也較高，結合補飼干草進行畜牧業生產對天然草原放牧壓力的緩解效用更加明顯，所以典型草原區和荒漠草原區在本身草原生產力并不高的現實下要進一步緩解放牧壓力，必須加大干草的購買和補飼力度。

　　進一步分析來看，草甸草原區陳巴爾虎旗載畜率值在核減后降低了46.34%，新巴爾虎左旗該值降低了23.58%;在典型草原區錫林浩特市載畜率值在核減后降低了34.02%，東烏珠穆沁旗該值降低了18%;在荒漠草原區蘇尼特左旗載畜率值在核減后降低了33.33%，蘇尼特右旗該值降低了29.17%。值得關注的是，在陳巴爾虎旗樣本牧戶外購干草補飼對天然草原放牧壓力緩解的貢獻力最大，錫林浩特市次之，然后依次是蘇尼特左旗、蘇尼特右旗、新巴爾虎左旗。相比而言，東烏珠穆沁旗樣本牧戶外購干草補飼對天然草原放牧壓力的緩解效用是最低的。

　　此外，在核減前，三種草原類型區的草場載畜率從東到西分布呈現依次降低的趨勢，即草甸草原區(1.14羊單位·hm-2)>典型草原區(0.99羊單位·hm-2)>荒漠草原區(0.44羊單位·hm-2);核減后典型草原區載畜率值(0.76羊單位·hm-2)略微高于草甸草原區(0.74羊單位·hm-2)，荒漠草原區該值仍為最低(0.30羊單位·hm-2)。

　　具體分析可得，在草甸草原區，陳巴爾虎旗的樣本牧戶載畜率在核減前為1.23羊單位·hm-2，高于新巴爾虎左旗的1.06羊單位·hm-2，但是由于陳巴爾虎旗牧戶外購干草的力度較大，支出多，使得核減后的載畜率值低于新巴爾虎左旗;在典型草原區，錫林浩特市的樣本牧戶載畜率在核減前為0.97羊單位·hm-2，低于東烏珠穆沁旗的1.00羊單位·hm-2，同樣由于錫林浩特市樣本牧戶外購干草的力度較大，使得在核減后的載畜率值仍然低于東烏珠穆沁旗;在荒漠草原區，蘇尼特左旗樣本牧戶的載畜率值在核減前后均低于蘇尼特右旗。

　　2.2是否超載以及超載程度分析

　　根據區域及縣域內牧戶核減外購干草效用后的實際草場載畜率值，分析在第二輪草原補獎政策標準下牧戶的超載情況。為各旗縣第二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草畜平衡標準，由于在草原牧區不同地理位置資源稟賦差異很大，所以草畜平衡標準是相當地方化的數據，本研究采用了各旗縣調研區域蘇木嘎查該標準的平均值來測算。

　　2.3牧戶心理載畜率分析

　　“心理載畜率”是指牧民在基于對自有草原資源稟賦和畜牧業生產實踐歷史的綜合自我認知基礎上，來判定自家草場實際可以承載的牲畜頭數，心理載畜率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牧民超載的意愿，牧民心理載畜率的存在也是長期以來天然草原載畜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23-24]。

　　本研究在利用牧民外購干草核減載畜率的基礎上對核減后的真實載畜率和牧民心理載畜率進行比較研究，試圖進一步理清牧民心理載畜率超出實際載畜率的幅度，衡量當前草原補獎政策實施背景下牧民心理載畜率和草畜平衡標準的差距，對未來草原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切實參考。本研究在調研問卷中設置問題：“您認為就現有可利用的草原面積，在草畜平衡標準限制的前提下，你愿意飼養多少牲畜?”來獲得牧戶的心理期望值。將各類牲畜按照標準羊單位換算，并依據牧戶干草購買力度核減計算獲得樣本牧戶的心理載畜率值。

　　3討論

　　不同草原區域及旗縣牧戶在利用外購干草核減后草場載畜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區域內草甸草原區樣本牧戶的載畜率在核減后下降幅度最大，表明在草甸草原區牧民外購干草補飼對天然草原放牧壓力的緩解效用最大。草甸草原區位于內蒙古東部，降雨量較高，植被組成豐富，產草量也較其他兩種草原類型區高，所以該區牧戶結合外購干草補飼能更加有效的緩解天然草原的生態壓力�；哪�草原區外購干草核減載畜率的效用較典型草原區高，主要是因為荒漠草原區其草原生產力本身低下，該區牧戶為維持甚至擴大畜牧業生產的規模，其外購干草的力度也較其他兩種草原類型區大，所以核減掉的家畜數量也較典型草原區多。

　　與此同時，緩解了荒漠草原的放牧壓力，給草原以休養生息的機會，也有利于該區草原的可持續性利用。研究結果表明在縣域內新巴爾虎左旗未超載，表明在草原生態補獎政策實施過程中要更加注重縣域之間的差別，結合牧戶在年度畜牧業生產過程中外購干草對天然草原放牧壓力的緩解效用，因地制宜制定相應的草畜平衡標準，更加合理的指導牧戶畜牧業的生產，促進牧戶生計的改善。

　　長期以來的干旱[26-28]和過度放牧[4-5]導致草原退化嚴重、生產力低下，天然草原產草量不再能充足地供給牲畜，在生計需求的壓力下牧戶開始另辟蹊徑，從草產量大的牧區或者半農半牧區及農區外購飼草施行舍飼，這是以畜牧業生產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牧民為應對干旱以及天然草原供給不足等生計風險的主要策略，也是牧民基于現實狀況在傳統畜牧業生產的基礎上被動進行的生產方式變革，是典型的適應性生計策略[29]。

　　在內蒙古草原牧區的實地調研發現，牲畜在舍飼圈養期間不在天然草原采食，即在此期間沒有對天然草原的生態狀況造成干擾。內蒙古自治區2021年發布的《內蒙古自治區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條例》也指出，在種養結合的半農半牧區，可以根據人工供應飼草情況適當提高牲畜飼養量。根據本研究在內蒙古牧區的實地調研，牧民在畜牧業生產過程中外購干草補飼的生產行為已相當普遍。綜合來看，根據標準羊單位換算的家畜在天然草原的平均日采食量，及在舍飼期間干草供應量來核減計算載畜率是科學的，也是必要的。

　　隨著我國畜牧業的日益發展和居民對肉類產品需求的不斷增長，已不能僅僅依賴天然草原的供給來支撐畜牧業的生產[30]。青干草是內蒙古草原牧區畜牧業生產的重要生產資料來源，這些生產資料在生態狀況良好的天然草原或人工栽培草地區域向生產力低下的草原牧區的流動，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給草原管理以啟示。應積極開展牧草新品種培育，加大天然草原修復力度，大力發展人工栽培草地;對經營草種生產、干草收獲加工的企業予以重點扶持;增加對牧民草料購買的補貼，尤其是干旱年份及休牧期。這或將為破解天然草原超載過牧難題提供實際可行的參考。

　　4結論

　　本研究表明，三種草原類型區在核減牧戶外購干草效用后的載畜率值均表現出不同程度降低。依據第二輪草原生態保護補獎政策標準，區域內草甸草原區樣本牧戶核減干草效用后的載畜率值未表現出超載，縣域內陳巴爾虎旗樣本牧戶未超載。區域視角下典型草原區樣本牧戶的心理載畜率最高，為0.86羊單位·hm-2，縣域內新巴爾虎左旗樣本牧戶的心理載畜率最高，為1.28羊單位·hm-2，在今后的草原管理實踐中應重點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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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董海賓1，劉思博2，蔣奇申1，白海花2，尹燕亭1，侯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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