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提紅籃習俗是漳州臺商投資區(以下簡稱臺投區)長期存在的一種禮物流動、資源交換的方式，是鄉民之間親密聯系的重要紐帶。歷史上華僑長期輸血式的幫扶，提紅籃習俗則演變成臺投人向僑胞討要紅包的手段。改革開放以來，臺投區不斷發展成一個既能造血滿足
[摘要]“提紅籃”習俗是漳州臺商投資區(以下簡稱“臺投區”)長期存在的一種禮物流動、資源交換的方式，是鄉民之間親密聯系的重要紐帶。歷史上華僑長期“輸血式”的幫扶，“提紅籃”習俗則演變成臺投人向僑胞討要紅包的手段。改革開放以來，臺投區不斷發展成一個既能“造血”滿足自身需要的新都市，又能帶動整個區域發展的“排頭兵”，并開始反哺海外僑胞親屬，“提紅籃”習俗得以回歸傳統再次成為人們禮尚往來的手段。
“提紅籃”習俗從傳統到變質，再從變質到回歸的歷程，在鄉民與僑資互動的過程中得到了直接、生動的體現。臺投區傳統“提紅籃”習俗的延續發展不是應時而生，而是命運共同體的聯結與“人情”觀念下道德約束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同時，“提紅籃”習俗的延續發展不僅是臺投人傳統禮尚往來的表現形式之一，而且在不斷發展中加深了臺投人和僑胞的親情并給雙方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利益。
[關鍵詞]提紅籃,臺投區,禮物,人際互動,現代化轉型
引言
2012年國務院批準設立國家級漳州臺商投資區(以下簡稱“臺投區”)，該區本系漳州中心城區的一部分。因位于閩南金三角廈門、漳州、泉州三城腹心地帶，且瀕臨臺灣，為便于利用臺資，特設此區。臺投區總面積1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23萬，自古有“海濱鄒魯”之稱，文化發達，名人輩出。因以該區域為核心的閩南地區素有尚紅的文化傳統，故“紅磚白石雙撥器，出磚入石燕尾脊，雕梁畫棟宮殿式”是臺投人家傳統民居獨特的建筑風格。自古紅色點綴著生活和節日，象征喜慶、平安、興業、家和。
雖說國人普遍喜紅，卻從不見像閩南人這般偏愛。直至今日，閩南人仍以紅為尊、為大、為喜、為吉，俗稱“閩南紅”。“閩南紅”是閩南人的精神氣質，也是閩南人的吉祥色，逢年過節，鬧街僻巷到處掛紅。捷報、喜訊要用紅紙或套紅，男婚女嫁要遞換紅帖，慰問金、壓歲錢要裝在紅紙袋，就連砌灶也要用紅磚。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走親訪友是不能空手而去的，閩南盛行將禮品裝在竹籃里。
人們大都把竹籃用染料染成紅色，或在竹籃上系條紅綢帶，或在上面繪畫吉祥之物等，俗稱“紅籃”，既力圖美觀又祈禱吉祥。送禮時，需要提著紅籃到親朋好友家里，俗稱“提紅籃”。收“紅籃”、送“紅籃”都是禮尚往來的象征。在閩南，新嫁娘的禮品器什多用紅籃，新生兒送討喜蛋愿用紅籃，家族長者祝壽慶賀喜用紅籃，走親訪友隨帶禮品好用紅籃。“提紅籃”拜見親友是閩南人的習俗，當然好客主人也不會讓紅籃空空而回，多會在紅籃里放一些與帶來禮品價值相當的物什作為“回禮”，因此“提紅籃”更是閩南人禮尚往來、互通有無的交往方式。臺投區人林氏(男，漢族，66歲)，退休前從事僑務工作三十多年。
“在1978年之前，我們這里真是窮啊，當時各家孩子也多，大家又沒什么謀生方式，僅靠幾畝薄田，根本達不到基本的溫飽。那時呀，村里誰家有人在海外，不用問別人，你就去村里走上一圈，那些住磚瓦房的就是僑眷人家，更有富裕者，直接在村里蓋起了小洋樓。而且，人家的生活水準也高啊，我有個遠房親戚的丈夫就在海外，人家能保證一天至少吃一頓肉，我們呢，一星期能吃上一次肉就不錯嘍。
當時呀，華僑回村都是帶著大行李箱，行李箱里裝滿了各種稀罕的洋玩意兒，我們看著真是羨慕……我們閩南人自古就有‘提紅籃’的傳統，改革開放前就更興盛了，不管誰家海外親戚歸來就提著一些土特產登門拜訪，為的是索要更高價值的禮品。這種現象在當時都成了一種惡習，我那時還寫了不少文章來批評這種現象……”林氏的話切實反映了之前閩南地區的普遍社會現象。
改革開放之前，因物資匱乏，不少人不得溫飽，而歸國探親的華僑卻相對富有，于是，“提紅籃”逐漸蛻變成臺投區人們向歸國華僑討要紅包的手段。當時村人不計遠親近鄰，只要有海外華僑歸來都會帶上價值低廉的土特產上門，為討要華僑更高價值的禮品或金錢。如若達不到目的，都會背后詆毀或當面撕破臉皮，“村民們通過把他們的名字叫作‘番’來使海外親屬難堪，這個羞辱過程的目的在于使那些沒有貢獻的親戚在其他親屬和族人面前丟臉”①。
本是加強親情、象征吉祥的“提紅籃”一時間成為歸來華僑的“心病”，掙錢不多、不能高價回禮的華僑更不敢歸國、歸村。“提紅籃”從人際交往的禮儀變成一種道德綁架式的討要，這與歷史上僑鄉長期接受“輸血式”的資助息息相關，更與改革開放前農村的貧困有著直接關系。令人欣喜的是，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全面實施，閩南農村逐漸走出貧困，臺投區經濟繁榮與社會進步并能反哺海外華僑，在此情境下，“提紅籃”習俗固有的精神內核也隨之回歸。
“提紅籃”習俗的精神內涵從變質到回歸經歷了怎樣的過程?這個回歸與僑資往來、臺投區的經濟狀態、華僑的經濟實力有哪些相關性?這種相關性的研究對于探討“提紅籃”習俗的延續有什么重要意涵?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筆者曾到臺投區進行實地調研，同時查閱了相關的文獻資料，希冀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回答上述議題：傳統華僑因于地緣、血緣關系對僑鄉“輸血式”的資助是怎樣實施的?臺投區實現了經濟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后如何對僑胞進行反哺?“提紅籃”習俗得以延續發展的因由及其存在的意義是什么?
一、地緣、血緣下的“輸血式”僑資
華人、華僑群體自古有之，福建籍的華人、華僑在這個大群體中一直占有相當的數量，祖籍福建的華僑、外籍華人有800多萬人，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00多個國家和地區①。包括臺投區在內的閩南地區，華僑移民史最早可追溯到唐朝，“華僑出國定居起源于唐代，發展于明代，延伸于清代，高潮于民國，迄今文字記載已有1116年的僑史”②。公元878年農民領袖黃巢帶兵攻入福州途經泉州時與唐兵交戰以失敗告終，部分士兵漂洋過海出國謀生，加上當時社會動蕩，閩南一帶不少人隨行往之。
公元907—960年，閩王殘酷統治，賦稅加重，人們的生活水深火熱，漳泉村民或流落他鄉或下南洋，并在那里定居。南宋年間，政治中心南移，政府亦鼓勵海上貿易，龍溪、海澄兩縣常有人去國外，因“長期住蕃”而成為華僑，隨鄭和出使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載：舊港，即古名三佛齊國是也……屬爪哇國所轄……國人多廣東、漳泉州人逃居此地③。元世祖統一中原后，于公元1280—1292年，曾多次征討日本、緬甸、占城、安南、爪哇等國，當時參加元軍遠征者大都是漳、泉、潮、廣諸州人氏，有些人便定居海外。
明朝永樂年間三寶太監下西洋后，龍溪縣出國謀生者增加甚多，尤以公元1474年明成化十年市舶司從泉州遷往福州，泉州港衰落，漳州月港取而代之，漳、泉兩地出國更加方便。清初，不滿清廷統治的龍海人逃往國外，鴉片戰爭后西方殖民者因勞力缺乏開始販賣苦力，這些“契約華工”大都被販賣到東南亞一帶，其中不少是閩南人。迨至民國時期，社會動蕩，閩南人多赴遠洋到海外謀生。
1949年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不斷發展，城市就業人數增加，農村實現耕者有其田，臺投人出國謀生的趨勢下降。從整個華人、華僑大量流出的歷史可以看出，多種因素共同促成了早期臺投人的移民，從《龍�？h志》中我們了解到，造成移民的因由中，經濟壓迫占69.75%，投靠親友占19.45%，天災占3.43%，發展企事業占2.87%，行為不檢的占1.88%，地方不靜的占0.77%，其他占1.85%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我國社會漸趨穩定且限制移民，以及東南亞各國限制中國內地民眾入境等，傳統大批量的移民潮不復存在。傳統華僑背井離鄉到海外謀生，其家眷一般都留在家鄉，移民輸出地久而久之則成僑鄉。福建是僅次于廣東的全國第二大僑鄉，而漳州市是福建省重點僑鄉，其中尤以臺投區角美鎮的華僑居多。
現實社會窘境的“推力”，國外掙錢多、機會大的“拉力”促使早期人口的大量外出，不少華僑在國外憑借著自身智慧和勤勞以及有利的國外發展市場，在致富的道路上搶先一步。在實現自富的同時出于“血緣”聯系與“道義”責任，開始對家鄉進行反哺，這種反哺呈現出獨具中國鄉土特色的“差序格局”，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②。
熱愛祖國是華僑、華人的光榮傳統，他們積極參加了辛亥革命，大力支持北伐戰爭，從經濟、輿論、醫療服務等各個方面支持抗日戰爭。海外僑胞身居異國，心系國土，渴望祖國的繁榮。如臺投區角美鎮旅居菲律賓華僑郭有品，于光緒十七年創辦福建華僑獨資的僑批局———“天一總局”，業務范圍遍及閩南各地和菲律賓各埠;角美鎮旅印尼華僑郭春秧在廈門開設大通行進出口業，資金六萬元人民幣;角美鎮旅菲律賓華僑楊在田在家鄉設立“中醫局”;等等。
海外僑胞在僑批事業、工業企業、交通運輸業和公益事業等方面盡其所能來助力家鄉的發展。筆者在實地調查與查閱資料時發現早期華僑對家鄉多是“輸血式”資助，不管是實物還是現金僑匯，都只是“授之以魚”，無法“授之以漁”。
解決了一時難，卻不能解決長久的窮。這樣不僅沒能促進家鄉實質性的發展，還無形中導致村人形成“要想富得靠僑資助”的心理，進而使得本來出自正常人情交往與和諧社會交流需要的“提紅籃”習俗變成了村人牟利的工具。鄉人一度形成好吃懶做與等、靠、要的不良習氣，阻礙了人們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從1978到1987年僅僅9年的時間，愛國華僑給家鄉捐獻的實物、僑資等，都是華僑單方面“輸血式”地對家鄉進行資助。這種資助帶有傳統的地域性特色，學者黃昆章研究發現，福建海外華資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地緣性，在1993年以前尤是如此③。
雖說華僑投資時因“血緣”“地緣”的關系會優先考慮帶動家鄉的發展，甚至會為家鄉建設無償捐助，但是，若基于商業行為，作為商人終歸還是應以盈利、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如何實質性地改變業已變質的“提紅籃”，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吸引僑商的目光，是僑鄉實現現代化轉型不得不直面的新課題。
二、臺投區現代化轉型后的反哺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重視華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從歸僑安置、涉僑教育等各方面對歸僑回國投資給予保障。臺投區不僅被冠以國家級開發區之名，而且擁有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生態文明示范區、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等桂冠，因而獲得了國家大量的優惠政策。
當地政府自然是積極響應并大力支持，該區轄管的角美鎮人民政府“先后投資200多萬元，改善外商投資環境”①。政府全力支持招商引資的發展，貿易口岸聯檢機構健全，政府為民服務優質。國家權力真正下放到東南邊疆，國家因地制宜的支持性政策和本地政府的積極響應共同為本地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有利的社會環境。
同時，臺投區擁有良好的僑胞資源，擁有臺胞和海外僑胞4萬多人，先后出現18世紀世界首富潘振承、19世紀世界糖王郭春秧、20世紀菲律賓總統科拉松阿基諾等知名人士。臺投區還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地處九龍江出海口，靠近機場和碼頭，公路、鐵路貫穿其中，交通網絡四通八達，這就為區內產品的“走出去”和外面資本的“引進來”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位置。國家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支持，大量的本籍海外華人、華僑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是臺投區發展的外部因素。
當然，臺投區的發展也離不開臺投人獨具特色的人文傳統，“它在征服和同化土著百越人的過程中，吸收和接受了百越文化的部分習俗。因此，閩南文化是一種生活于大一統的儒家文化之下，獨具邊緣形態的地方傳統文化”②。這就使得臺投人的人文精神不同于傳統保守的中原文化，形成地域性的“冒險和進取的精神”。
明代后期，漳州月港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港口中心之一就是很好的例證。臺投區自設立以來日新月異，產業結構由單一的農業轉型成多產業結構，目前區內工業群已具規模，臺塑、統一、泰山、燦坤、福貞、長春化工等臺灣六大上市集團均在區內投資辦廠。臺投區成立以來抓重點、破難點，工業生產總值不斷邁上新臺階，“2017年全年完成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700.83億元;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75.16億元”。
進駐之后的臺資企業不斷優化產業結構，隨著一批批臺資高新科技企業相繼落戶，極大改善了本地臺商投資結構。臺投區的迅猛發展勢頭為漳州市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真正實現了“造血式”的自我發展。醫院、學校、購物商場、休閑娛樂場所等基礎設施逐步健全，服務機構趨于完備，臺投區正在向新都市邁進。
三、“提紅籃”習俗延續的因由、存在的意義
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Kaspar)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呈現了美拉尼西亞社會的庫拉———從“純粹禮物”到“真正交易”①的交換體系。馬塞爾莫斯(MarcelMauss)的《禮物》比較波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和北美洲的饋贈交換，認為存在“禮物之靈”———“hau”②，在驅使“給予—接受—回報”的“總體呈現”的禮物交換體系。閻云翔《禮物的流動》闡釋了我國基層社會獨特的交換體系———“表達性饋贈”和“工具性送禮”③。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提出我國是“禮治秩序”④，“差序格局”⑤是人際互動的標準。上述關于人際交往互動的觀點，不管是西方的強制回報，還是我國的禮俗約制，禮尚往來的思想東西貫通、源遠流長。“提紅籃”習俗的延續發展與臺投區內塑的命運共同體和傳統的道德約束息息相關。一方面，“提紅籃”習俗的延續發展本是臺投人與僑胞命運共同體聯結的表現。王澤應曾在文章中論說：“命運共同體是把價值層面‘共命運’的倫理共識和行為層面‘共命運’之責任擔當有機地統一起來。”⑥
命運共同體的聯結是人與人之間休戚相關、福禍相依、共生共贏共發展的倫理范式。海外僑胞和僑鄉之間原本就是命運共同體，僑鄉的興衰關系著僑胞的榮辱，反之，僑胞的發展也會作用于僑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觀念深深扎根于僑胞和僑鄉人民的腦海中，命運共同體的聯結促使兩者同處一個空間內，并在其中互幫互助、互惠互利。
另一方面，“提紅籃”習俗的延續發展重在道德約束。莫斯認為必須還禮的原因是存在“禮物之靈”;馬林諾夫斯基認為特羅布里恩群島流行的“庫拉圈”交易中的“vaygu's”是有魔力的物品;而在中國，不是禮物之靈而是人的精神將饋贈雙方聯系在一起，不是物品而是通過物品傳達出來的人情是不可讓渡的⑦。“人情”在我國人際社會交往中的地位是不可估量的，“人情”促使“提紅籃”在互動中有來有往。
在“人情”觀念的影響下，人們自主或“被迫”地接受禮尚往來的互動行為。無規矩不成方圓，“提紅籃”中的禮尚往來成為一種道德觀念，約束著圈內人民遵守規則、世代相傳、生生不息。正如夏建中所說：“社會秩序的建立、發展需要禮物交換這種行為，基本上所有的禮物交換行為都是為了建立某種社會關系。”①道德約束下禮尚往來的禮物交換促成了有序的社會秩序。因此，命運共同體的聯結和傳統“人情”觀念下道德的約束共同作用于“提紅籃”習俗的延續發展。
四、結語
地方習俗的演變與區域經濟發展緊密相關，本文以閩南傳統習俗“提紅籃”和臺投區經濟變遷為主線，透視“提紅籃”背后人際互動中的禮尚往來。“小傳統”文化中的“提紅籃”習俗是閩南人禮尚往來、互通有無的交往方式，這與中國儒家尚“禮”的傳統一脈相承，對于維系鄉民之間的親密關系和中華文化的本色而言至關重要。改革開放之前“提紅籃”一度成為臺投人向海外華僑道德綁架式討要紅包的手段，而如此變質的趨向與歷史上華僑長期因于地緣、血緣下“輸血式”的資助緊密相關。如何改變這種趨向，實現臺投區的現代化轉型成為新時代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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