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河隴文學的地域特色與文化品格

　　[摘要]受尚武之風、邊塞環境和戎狄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河隴文學自先秦以來已經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品格。具體而論，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尚武之風影響下河隴士人亦文亦武的“兩棲”特色與河隴文學的質直共性;二是邊塞苦寒環境影響下河隴文學的慷慨悲涼之氣;三是華戎交會背景下河隴文學的“秦風”特質與文化品格。

　　[關鍵詞]河隴文學;《秦風》;地域特色;文化品格

　　“河隴”是河西、隴右的簡稱，在中國古代主要指隴山以西、西域以東的廣大地區。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地理概念，“河隴”一詞出現于漢武帝開拓河西之后。在此之前，中原王朝的西部邊疆僅至于隴西(隴山以西，黃河以南、以東的地區，亦即秦代隴西郡)，河西地區還是月氏、羌、匈奴等少數民族的游牧棲息之地�！稘h書·地理志》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1]

　　(卷二八下，PP.1644-1645)又據《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前121)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余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1](卷六，P176)，河西地區從此納入西漢王朝的版圖;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1](卷六，P189)，河西四郡至此全部建立①。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西漢“初置刺史部十三州”[1](卷六，P197)，涼州為十三州之一，其地東起隴坻，西至西域東界，河西和隴右同屬涼州刺史部。自此開始，河西和隴右這兩個互相毗鄰的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聯系日趨緊密，此后經過長期的交流和融合，逐漸演變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河隴一體的觀念也隨之形成并不斷深化[2]。東漢初年，隗囂以隴右天水郡(郡治平襄，即今甘肅通渭)為中心，建立地方割據政權，其勢力最盛時占據隴右、河西諸郡。

　　建武八年(32)，光武帝劉秀親征隴右，使隗囂故將王遵作書勸降瓦亭關守將牛邯，王遵在《喻牛邯書》中說：“冀圣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3](卷十三，P529)其中的“河隴”，顯然是包括河西和隴右在內的完整意義上的地理概念，這也是史書中第一次出現“河隴”這一特定的地理概念。東漢一代，涼州刺史部下轄十郡(北地、安定、漢陽、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兩屬國(張掖屬國、張掖居延屬國)[4](郡國志五，PP.3516-3521)，河西和隴右仍然屬于同一個行政監察區。

　　兩晉南北朝時期，尤其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在河隴地區建都的五涼、西秦等割據政權，都試圖將河隴地區完全納入自己的版圖，都把河隴地區看作一個完整的政治區域，河隴一體的觀念已然成為一種共識。東晉義熙三年(407)，西涼李暠遣沙門法泉奉表建康，其文曰“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云云[5](卷八七，P2264)，就是以割據河隴，進而東圖關中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北魏平定北涼(439)后，河隴一體的觀念在北朝雖然有所淡化，但在南朝史官撰寫的史書中，“河隴”一詞反復出現，河隴地區仍然被視為一個完整統一的政治區域。

　　如《宋書》卷九七《夷蠻傳》史臣曰：“晉氏南移，河隴夐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斷。”[6](P2399)《南齊書》卷五九《芮芮虜河南氐羌傳》“贊”曰：“氐羌孽余，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宗。”[7](P1033)沈約、蕭子顯都是南朝著名的文人學者，他們在所著史書中將“河隴”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地理(政區)名稱來使用，說明河隴一體的觀念已經突破了地方割據勢力的有限認知，上升為學界共識。從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河隴地區地處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的交界過渡地帶，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地理單元。正如《甘肅全省新通志》卷六所說：“昆侖望于西，大隴雄于東，岷山亙于南，賀蘭迤于北。黃河如帶，涇渭夾流其中，淵渟岳峙，脈絡貫通氣勢。”[8](P45)

　　由于以隴上黃土高原和河西走廊為主體，故簡稱“河隴地區”或“河隴”。歷史上的河隴地區，是古代中原王朝的西北邊疆地區。這里既是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反復爭奪的戰略要地，也是中西、胡漢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帶。頻繁的文化交流和戰爭沖突，使河隴地區在中國歷史文化發展歷程中始終承擔著溝通與防御的雙重角色，絲路驛站和長城遺址因此成為境內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遺存，其地域文化也體現出顯著的邊塞特征[9](PP.12-19)。

　　盡管由于隴右、關中毗鄰相依，歷史上常常關、隴并稱，隴右與關中似乎屬于同一個文化區域，但事實上，因隴山橫亙于關中平原之西，是天然的地理分界線，所以隴右與關中不僅氣候殊異，而且民俗風尚也迥然有別�！逗鬂h書·郡國志》注引《三秦記》云：“其坂(隴坂，又稱隴坻)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又引郭仲產《秦州記》云：“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4](P3518)《水經注》卷十七《渭水上》也說：“(汧)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巖障高險，不通軌轍。故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10]

　　(PP.1511-1512)由此可見隴山高險，河隴之地氣候苦寒。西漢末年王莽置四關將軍，其命右關將軍王福說：“汧隴之阻，西當戎狄。”[1](卷九九，P4117)揚雄《十二州箴·雍州牧箴》說：“隴山以徂，列為西荒。”[11](P337)張衡《西京賦》也說：“隴坻之隘，隔閡華戎。”[12](卷二，P49)據此可知，隴山也是古人心目中華風與戎俗的傳統分界線。受地理環境和氣候特點的影響，先秦以來，河隴地區逐漸形成了特有的民俗風尚和文化品格。對此，《漢書·地理志》已有比較深入的總結：“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及《車轔》《四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1](卷二八下，PP.1644-1646)《漢書》的這段論述，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已見端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13]

　　(卷一二九，P3262)類似的記述，還見于《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等。不難看出，河隴地區由于“迫近戎狄”“地亦窮險”，所以“民俗質木，不恥寇盜”，“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正是在質樸民風和尚武精神的浸潤影響下，河隴地區自古以來不僅畜馬、馭馬成風，而且名將代出，甚至歌謠也深受沾溉，富有慷慨之氣。《詩經·秦風》中的《車鄰》《駟驖》《小戎》《無衣》等篇，或“言車馬田狩之事”，或寫同仇敵愾之勇，正是河隴地區“風聲氣俗”的文學呈現。“迫近戎狄”“地亦窮險”的邊塞環境和“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的尚武風尚，使河隴文學自先秦以來已經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品格。具體而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尚武之風影響下河隴士人亦文亦武的“兩棲”特色與河隴文學的質直共性

　　如前所論，河隴地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歷來華戎交會，民風剽悍。受其影響，秦漢以來，河隴士人大多以勇武顯聞。其中天水趙氏、成紀李氏、狄道辛氏、安定皇甫氏、敦煌張氏、武威段氏、安定梁氏、北地傅氏等家族，亦文亦武，人才輩出�！稘h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稱：“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

　　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1](卷六九，P2998)班固此處所列諸人，除白起、王翦、蘇氏父子外，其余均為河隴人士。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河隴名將不僅勇武善戰，而且也有著述傳世。

　　《漢書·藝文志》著錄了“《公孫渾邪》十五篇”、“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李將軍射法》三篇”，作者分別是公孫渾邪(一作“昆邪”，為公孫賀之祖)、李息、李廣三位河隴籍將軍。趙充國、辛武賢等人的奏疏，文質理辨，史籍也有大量載錄(《漢書》卷六九《趙充國辛慶忌傳》)。作為西漢中期抗擊羌胡的名將，趙充國不僅軍功卓著，以“將帥之節”顯名當世，其所作《上屯田奏》《條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狀》《先零羌事對》等奏疏，簡明扼要，條理清晰，后世也有很高的評價。章太炎《國故論衡》即云：“漢世作奏，莫善乎趙充國，探籌而數，辭無枝葉。”[14](P405)太炎先生從文體辨析的角度入手，稱贊趙充國的奏疏“辭無枝葉”，顯然是將他的奏疏視為漢代奏疏的典范之作。

　　(二)邊塞苦寒環境影響

　　下河隴文學的慷慨悲涼之氣河隴之地，古屬雍州(《尚書·禹貢》)。西漢設置十三州，“改雍曰涼”[1](卷二八上，P1543)。之所以更名，與河隴地區“寒苦”的氣候特點有關�！夺屆�·釋州國》曰：“涼州，西方所在，寒涼也。”[19](卷第二，P1477)《太平御覽》卷一六五引《釋名》曰：“西方寒凍，或云河西土田薄，故曰涼。”[20](P804)《白虎通義》卷七“八風”也說：“涼，寒也。陰氣行也。”[21](P342)郭仲產《秦州記》載：“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4](P3518)據此，則河隴之地氣候寒冷，自然條件惡劣。類似的記載，史籍屢見。

　　如《鹽鐵論》卷三《輕重》載：“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沖風飄鹵(西方堿地)，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22](P180)《后漢書》卷五一 《陳龜傳》所載陳龜上疏說：“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3](P1692)

　　《黃帝內經素問》卷二《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也說：“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23](P93)以上文獻中所說的西州“邊郡”，顯然也包括河隴地區在內，其中所描述的自然環境和生活風習，也是河隴地理風俗的真實寫照。作為河隴地區東面的天然門戶和地理屏障，“隴坂”山高路險，是隴右與關中的分水嶺，登隴即寒氣襲人，愴然傷懷。正如《隴頭歌辭》所唱：“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24]

　　(三)華戎交會背景下河隴文學的“秦風”特質與文化品格

　　根據文獻記載，自班固以來，學界已經將河隴文學的發軔與早期秦文化和《詩經·秦風》聯系起來。但是，《秦風》中也有一些作品并非秦人居于隴右時所作，所以嚴格地講，只有出現年代較早，且文本呈現的內容與秦人居于隴右時的生活風習比較接近，或者詩中描寫了隴右地域風物的部分作品如《車鄰》《小戎》等，才可以初步確定為河隴文學發軔期的作品[37]。比如《車鄰》，其文本既體現出秦人的車馬之好，又有“鼓瑟”“鼓簧”之類的禮樂術語，還有“阪有漆，隰有栗”之類的地域風物描寫，鄭玄《毛詩譜》確定其為秦仲時代的作品，可謂信而有征。

　　總之，《詩經·秦風》中的《車鄰》等作品，產生于秦人崛起于隴右之時，屬于河隴文學的發軔之作;《秦風》中作時較晚的一些作品雖然是秦人遷都關中以后所作，但其文化底蘊仍然是秦人崛起于隴右時已經形成的強悍勁健之氣俗，所以《秦風》和隴右發現的早期秦文化遺存一樣，都是河隴地域文化孕育的碩果。正因為這樣，雖然秦地、秦文化以及《秦風》的外延隨著秦人逾隴東進的歷史步伐不斷擴大，并且遠遠超越了河隴地區的地域范圍，但其“風聲氣俗”依舊，深深烙刻著河隴文化的印記。正如班固所言：“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

　　[1](卷六九，P2999)兩漢以迄南北朝，受河隴“風聲氣俗”熏染的歷代河隴文士，或批判世道淪喪，或譏刺政治昏暗，或抒寫人生失意，其作品大都充溢著剛直勁健之風和慷慨悲涼之氣，與《秦風》的廉勁尚勇一脈相承。雖然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和人生境遇各異，但其作品所承載和呈現的精神氣韻，仍然是先秦以來河隴文化的“秦風”特質和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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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河隴地區由于僻處西北邊隅，歷來華戎交會，民風剽悍，堪稱苦寒邊塞。其風土氣俗，不僅孕育了豐富多彩的河隴文化，而且滋養了亦文亦武的河隴文士。受邊塞環境、尚武之風和戎狄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河隴文學自先秦以來已經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質直勁健，慷慨任氣，充溢著華戎交會的蓬勃生機，彰顯著河隴文士的勇武剛強。

　　作者：丁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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