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我與孫惠芬作品相遇，是在孫老師的高光時刻。 21世紀的頭十年，孫惠芬的長篇創作靈感如井噴，《歇馬山莊》(2000)、《街與道的宗教》(2002)《上塘書》(2004)、《吉寬的馬車》(2007)、《秉德女人》(2010)，如果再加上她的中短篇小說創作，簡直讓人目不暇接。
我與孫惠芬作品相遇，是在孫老師的高光時刻。 21世紀的頭十年，孫惠芬的長篇創作靈感如井噴，《歇馬山莊》(2000)、《街與道的宗教》(2002)《上塘書》(2004)、《吉寬的馬車》(2007)、《秉德女人》(2010)，如果再加上她的中短篇小說創作，簡直讓人目不暇接。 或許，這也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吧，自20世紀80年代進入文壇，經過20多年創作上的不懈積累打磨，孫惠芬的創作勃發期理當到來，并且至今仍佳作迭出。 《生死十日談》(2013)、《后上塘書》(2015)、《尋找張展》(2017)，繼續給我們帶來了一波又一波新的驚喜。
在閱讀孫惠芬作品的過程中，我總會被那些字里行間的氣氛、感覺、情緒帶動，跟著小說人物來來回回、反反復復地奔走于城市與鄉村之間，一起歡樂、閃光，一起哀愁、悲嘆，最后受到深深的打動。 在閱讀了她的大部分文字后，我能夠想象到她坦言自己在城鄉之間進出的感情繞地球二十圈也綽綽有余時的復雜心情。 在她身上，有一種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氣息，“熱情洋溢”又“溫情慈悲”。 她不知疲倦地奔走著，將自己的心力全部用在建構自己的“城”與“鄉”上。 這位勤奮而樸實的當代女作家，帶著自己的原產地——遼南鄉村，為當代文壇描畫了一道不可或缺的迷人風景。
孫惠芬的寫作始于自己的勇敢改變，她的創作所展現的精神內核也正是“改變”。 她因自己的夢想走出鄉村、進入城市，成為一名“進城者”; 又因自己的文學追求從城市返回鄉村，成為一名“返鄉者”。 在這一進一出的旅程中，她剝繭抽絲般地打開了她的故鄉——上塘、青堆子、歇馬山莊的大門，為我們展現了依山傍海的遼南鄉村豐饒的文化韻致以及生活于這片土地上的人的獨特精神氣象。 在紛繁復雜的生活表象中，孫惠芬看到了鄉村人對“改變”的渴望，這是現代化這一時代命題和山海相圍的遼南地緣文化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是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的共同命運。 “改變”到底為當代鄉村帶來了什么? 如何書寫這些因“變”而生的故事? 在“變”中又蘊含了怎樣的“不變”……隨著返鄉的一次次深入，孫惠芬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日益深刻。
出走后的返回，讓她看到了更為深廣的鄉村世界，對她而言，這個世界甚至有些陌生，令她震驚。 作為讀者，我能感受到她隱現于文本之中的些許懊惱，但這更強化了我對她的執著與不甘的敬佩。 我試圖找尋孫惠芬與故鄉相處的方式，解讀作為創作者的她的情感態度，以期探討她建構的文學故鄉的獨特性，最終，在山山水水、房前屋后、田間樹下、溝溝坎坎、鍋碗瓢盆的日子中，在孔興洋、翁惠珠、梅花、二妹子、國軍、買子、月月、鞠廣大、吉寬、徐大仙、耿小云等無數鄉村人的人生中，我看到了一種難得的“理解”。 這種“藝術的理解”，融合了“諒解”與“和解”，是孫惠芬處理自己與現實、自己與文本、人物與現實的一種寫作態度，也可稱之為寫作策略。 它是作家在對宏大時代與微觀個體之關系有了恰切的認知，對城市與鄉村之關系有了深入的思考，對故鄉的人文、歷史、文化有了充分的反思，對生命個體有了感同身受式的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共情的理性認同。
正因為這一點，我們在閱讀孫惠芬的作品后，總會有一種釋然和溫暖的感覺，再苦、再難、再虛空的鄉村生活和進城生活，也會因為這種“理解”，而成為可以接受的平凡生活。 同樣，活動于其中的、不論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一個個生活的主體，也因為有了這種“理解”，才能在孫惠芬的文學世界中熠熠閃光。 于是，我們看到了鄉村世界向孫惠芬真正敞開了懷抱，鄉村人的念想、奔頭、委屈、心思肆意流淌在她的筆端。 她所追求的對當下鄉村人精神世界的探索也真正成為其創作的突出特點。 從共時層面來說，這一特點的展開，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上。
一、豐沛“情緒”的敞開式表達
“寫心情”可能是很多作家開始書寫的動因，孫惠芬也曾直言，自己開始創作就是想表達自己的心情。 然而隨著創作日益成熟，孫惠芬逐漸豐富了“心情”的內涵，慢慢將之擴展為復雜的“情緒”，擴展為一個鄉村人的“心緒”、一個莊戶人家的“氛圍”乃至一個村莊的“氣象”。 情緒不再是人的專屬，一景一物也都有了情緒。 這情緒代表著鄉村人過日子的內里，與城市多彩的生活相比，表面上重復單調、平淡無奇、寂寞冷清的鄉村人與物，其實卻有著無比“熱鬧”的內在世界。 孫惠芬對情緒的表達有著始終如一的執著，不論小說怎樣敘事、形式如何變化，書寫情緒總是必不可少的，這是她打開鄉村內部世界的一把鑰匙。
以此來關照她的諸多文本，很多人物都因其身上所特有的情緒讓讀者念念不忘。 寫于1989年的《十五歲的五子》，今天讀來仍能觸動心懷。 在這個短篇中，孫惠芬將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影響下的鄉村女孩的內心世界描畫得真實入微。 作為擁有四個哥哥的家庭中唯一的女孩，五子不僅沒有過上被全家寵愛的公主般的生活，相反，她要幫助母親伺候哥哥們的日常起居，一切以哥哥為尊。 作者選取了一個夏日的夜晚，從來都吃不飽飯的五子睜著眼睛躺在炕上睡不著，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開始時，她眼中閃過的都是哥哥們鼓脹脹的肚皮和那金黃流油的苞米粥，于是她“兩眼冒火”“咬牙切齒”; 接著她想到了母親因為生養了四個兒子而得到的榮耀，“遼南山區秋季的山野，整天整夜都是男人的世界”，山區的勞作方式決定了男人的主導地位; 接著她又想到母親對自己的苛待，想到五姑奶奶告訴她鄉村女人“只有嫁給男人給男人生了男人，才和下蛋鴨子同等名譽”的命運，至此，她對嫁人又有了一絲絲的渴望。 最終她幻想自己能變成大雁飛上高空，將眼前的一切都踩在腳下。 讀完小說，通過五子內心憂傷而又無奈的情緒，能讓人品嘗到的是生活的苦澀。
但同樣是苦，與師陀筆下果園城中的那個待嫁閨中的繡花女子素姑相比，孫惠芬的筆觸又少了幽怨和晦暗的氣息，多了一份明亮的色彩。 這份明亮，不僅來源于孫惠芬讓一個十五歲的女孩敞開心扉無所顧忌地遐想——這也是她排解內心憂傷的一種方式，更源于她通過一些充滿煙火氣的細節，把那個停留在自我情緒中的女孩又放置到了現實之中，使得鄉村女孩本性中的良善在此彰顯——哥哥們吃完飯后，只剩了半碗稀粥和一小截餅子，五子像哥哥一樣大口喝粥，可“剛咬一口”“一小截餅子”，卻“因為想起母親還沒吃飯而被她狠心放棄”了。 這個“狠心放棄”，是粗糲東北鄉村生活中的一抹溫柔，能讓人頓時生出些溫暖。
《吉寬的馬車》中的那個鄉村懶漢吉寬，睡在地壟里、躺在馬車上聽風淋雨看蟲。 大地的哭泣、小鳥的歡叫、螳螂的野心包圍了他的世界，他趕著馬車晃晃悠悠地走在鄉道上，做著自己的白日夢，關于未來、關于生活、關于女人他都沒有什么切實的想法，他將自己擱置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讓自己的心緒隨著自然的律動而變換。 《歇馬山莊》中進城后又返鄉的年輕女子林小青，扭腰擺臀地奔跑在鄉間的小道上，這是她一個人的表演，她的內心一直裝著不甘于向鄉村現實生活低頭的心氣兒。
她的衣服、身姿、語言、舉動都是她內心情緒的外露，她違反一切鄉俗，刻意制造自己與鄉村的距離。 然而鄉村的日子和衛生所的工作讓她深深地體會到，空洞的鄉村日子在如何吞噬一個人，而她只有在自己制造的情緒中才能確認自我的價值。 《上塘書》中扎紙活的手藝人張五貴，一年一次盡情扮演孫悟空踩高蹺表演的張五忱，他們并沒跟隨時代的腳步進城，而是選擇了留守鄉村，他們用自己內心的情緒、念想支撐起鄉下的日子：每當有人去世，張五貴就為他們建造一個金銀世界，這時的他，總是在沉浸于扎紙活的藝術世界里的快樂和瞬息后一把火就能讓這世界灰飛煙滅的悲傷之間交替轉換。
他不收一分錢，能證明這快樂的純粹，而他要喝一點酒，又證明著他難過的真實; 他的堂弟張五忱，因為失去了男人的能力，將自己所有的心緒和力量都通過扮演孫悟空發泄出來，這是他活下去的支撐點，盡管一年只有這一次機會，他卻要讓全村的女人們，在他踩著高蹺連續二十次蹲起、連轉二十圈、連做三個空翻的高難度動作中拜倒在他面前。 孫惠芬對鄉村人情緒的表達，改變了以往我們對“情緒”的認知，在《生死十日談》中，鄉村的很多自殺案例都是因為“有情緒”引發的。 在人物的情緒中，我們看到了鄉村世界內在的豐富。
除了人物的情緒之外，孫惠芬還對鄉村空間的情緒表達情有獨鐘。 與描畫城市空間多采用的隱喻、符號化、抽象化的方式不同，孫惠芬筆下的鄉村空間充滿了情緒，她要寫出鄉村日子的精神樣態。 在《春天的敘述》里，她寫到女主角第一次去男朋友家看到的景象：“在程家，鍋碗瓢盆少有蓋子，一律敞著口……洗衣機上放著臉盆，電視機上放著酒瓶。
在程家，物品的擺放呈現的氣象不是死寂，而是忙亂和慌張，就像隨時都要抽身逃走似的，沒有一點寧靜和溫馨。 ”鍋碗瓢盆、菜缸櫥柜、掃帚抹布、門簾桌圍……這些過日子的必需品所呈現的狀態就體現出一戶人家的氣象，而這氣象并非無關緊要，它不僅與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情緒緊密相連，同時它更是莊戶人家過日子的能力和家庭關系的表征。 “我一直相信，日子也是有一種精神的，這些過日子的一應用品，在不同人家就有不同的氣象。 ”
《上塘書》更是孫惠芬一次酣暢淋漓的村莊書寫，她以地方志的形式，將上塘作為小說的主人公，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信、教育、貿易、文化、婚姻、歷史都在街與道的縱橫交錯中伸展出枝枝蔓蔓的情緒，鄉村世界一下子變得生動、靈活、有趣起來：“上塘黑下來，房屋、院子、屯街、草垛、田疇、土地便統統睡著，進入夢鄉”; “日頭從另一個世界升起來，照耀的，卻是上塘這個世界。 上塘這個世界，一旦進入日光的照耀之下，一個清晰的、濕漉漉的村莊，便像剛從蛋殼里蹦出的小雞，活脫脫地誕生了”; “上塘黑了，地球就黑了，上塘醒了，地球就醒了”。
不論是有色彩的、有氣象的、活泛的鄉村，還是一灣死水、空蕩的、寂寥的鄉村，孫惠芬通過情緒書寫讓讀者看到的，是正在經歷現代化的真實鄉村的肌理——在大的城市化時代背景下，鄉村人如何認知自我、認知世界。
二、無盡“關系”的反思式表達
孫惠芬解鎖鄉村世界肌理的第二把鑰匙就是對鄉村社會紛繁復雜的血緣親情關系的表現。 讀她的小說，你會常常感嘆，她得有多大的耐心和勇氣呀，能一個線頭一個線頭地將鄉村家族關系這團亂麻捋順開來。 關鍵的問題是，線團通常是雜亂無序地糾纏在一起，你循著一個線頭拽出一段，并不意味著你能最終解開這團亂麻，并不意味著你能理順這些關系。 所以，在面對故鄉寫作時，孫惠芬是一個透著黃牛勁兒的、憨實的、老實的、誠實的作家，她經常冒著費力不討好的危險，拿掉一切防備、一切偽裝，站在“爺爺成排叔叔成連”的“申氏家族”面前，捕捉母親用熬紅的眼仁投射過來的熱烈的目光。
她為自己選擇了一條最麻煩的路，將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家族關系作為自己故事架構的基點，顯然，這是值得的。 不管是基于一個作家的責任擔當還是一個作家自我價值的確認，孫惠芬通過自己的書寫，不僅讓我們看到了變化中的遼南鄉村中那不變的深層結構：道德的、倫理的、情感的、禮制的各種秩序，也讓我們看到了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之間的內在一致性。
費孝通先生從社會學、人類學角度闡釋了中國鄉土社會中家族關系所呈現出的“差序格局”特征：每一個鄉村人作為一個中心點，都能推出無數同心圓的波紋，波紋與波紋相互交織，構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網，而千百年來，中國的鄉村人就是在這張網中生活。 當看到這個理性的科學研究結論時，我并沒有太大的觸動，但是當孫惠芬以文學的方式描畫出這張網時，我立即有了一種恐慌之感，仿佛一直平靜祥和的生活被一塊大石頭打破了。 跟隨孫惠芬文字的足跡，我們知道歇馬山莊十里八村都是親戚，這種八竿子都能打得著的纏纏繞繞的關系網，籠罩了孫惠芬的整個成長過程，直到她走出鄉村進入城市生活，才知道這張網對她有多大的影響，而且她永遠擺脫不掉。
在《保姆》中，當在莊河縣城最開闊的大街上，表姐隨手就指認一位一閃而過的女子是自己家大姑父前一房老婆的孫女的時候，“我”經歷了由震驚到害怕再到最后的釋然這么個過程——茫茫人海中隨手一指就能有幾個“我”的親戚，這是一個“我”不得不接受的事實。 如果說在創作初期對這種關系的描畫還是一種無意識，那么進入成熟期后，孫惠芬就開始直面這張網了，在《岸邊的蜻蜓》《致無盡關系》《歇馬山莊》《后上塘書》《生死十日談》等多篇小說中，都有她對這個問題的獨特思考。
《岸邊的蜻蜓》中的“老姨夫”，是孫惠芬刻畫的遼南鄉村一個先富起來的農民的典型形象。 在他身上，你能看到大部分早期鄉村企業家的身影——百分之九十的傳統意識與百分之十的現代意識的結合體。 他建立的家族企業所形成的經濟關系，不是一種法律的契約關系，而是由血緣和親緣關系締結而成的利益共同體。 作為歇馬山莊最早的個體企業家，在企業做大后親手締造了所有親人的家，“不只搬了呂作平的家，還搬了大姨的家、三姨四姨的家、大姨三姨四姨所有結婚在鄉下的兒女們的家。 我的老姨夫拉網一樣，把姥姥那一支翁氏家族的枝枝杈杈從鄉下拉出來。
在90年代，簡直就是一場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 ”受共同利益的支配，這個企業的最高領導者擁有了家族中的統治地位。 “老姨夫”的個人價值也在一種傳統的人倫道德支配下得到實現與滿足，他成為整個家族的施恩者。 然而，這種經濟利益關系并不穩定，因為它是與親緣關系扭結在一起的，同心圓中的波紋總是有近有遠，自家人、娘家人、外姓人、婆家人、父一輩、子一輩……這些關系交織在一起，仿佛是一個不定時的炸彈，總能在不經意間打破平衡。
因此，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親情在金錢所代表的物質利益面前的脆弱不堪，其實是鄉村深層的組織結構在鉗制著網中的每一個人，他們的思維方式都受到這張大網的影響，所謂的親情已經泛化，甚至被抽空，被各種關系所替代，維持關系成為維護親情的關鍵所在。 在《致無盡關系》中，伺候婆婆的大嫂與婆家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就是最好的證明。 大嫂在婆家的辛勞是有目共睹的，她將自己的青春都貢獻給了婆家，拖著病體步入中年已經沒有心力維持親情關系，于是母親和大哥都以自己的方式來維護家庭的平衡、和諧的狀態。 大哥能做的就是把大嫂家的親戚都安排進他的工廠里工作，這自然招來自己親兄弟們及家屬的不滿; 母親能做的就是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整日盤坐在炕上望向窗外，不給大嫂添麻煩。 過年回家時，因為“我”的舉動讓大嫂高興了，母親才露出難得的笑容。
如果說經營感情能使人身心愉悅的話，那么維護關系則能令人身心俱疲。 這就是由鄉入城者對“年”的恐懼的由來。 “年”對在外的人來說，“它不過是一張網的綱繩，綱舉目張，它輕輕一拽，一張巨大的親情之網立即就浮出水面。 這張網其實從來都沒消失過，它們潛在日子深處，藏在神經最敏感的區域，一有風吹草動，哪怕一個電話，都會讓你驚慌失措。 ”而更為根本的事實則在于：“說到底，真正的鋼繩不是年，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親母親以及由他們延伸出來的血脈。 ”每個人都好似這血脈之繩上的風箏，無論你身在鄉村還是城市。
至此，孫惠芬完成了自己對鄉村深層思維方式的一種反思，那就是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意識。 在傳統的鄉村世界中，一切都是鮮明的二元對立，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娘家與婆家、私人與公家、進城與留守無一不對立，然而本質上，它們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連一體的。
當下的歷史階段，依然處于鄉村向城市轉化的過程，是一個中介狀態，城市與鄉村深層次的共性多于它們表面上的異質性，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實，也是我們理解當下較為恰切的一個基點。 孫惠芬一次又一次地讓自己筆下的人物在種種關系中摸爬滾打，其實是希望把更多關于故鄉與現實的啟示帶給讀者。
結語
大部分人知道鄉村卻并不真正了解鄉村，孫惠芬是了解鄉村的; 大部分人憑借社會一般經驗和自我想象來認識鄉村，孫惠芬卻身體力行地沉潛于鄉村; 大部分人從眾地贊美或者貶損鄉村，孫惠芬則只用文字默默地守護鄉村。 面對著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感受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代的浪潮，我們期待孫惠芬能將更新鮮更深摯的書寫帶給我們。
作者：韓文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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