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價值理論與方法研究進展和展望

　　摘要：[目的]鄉村價值理論的發展是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基礎，梳理現有鄉村價值研究與評估方法,了解已有研究成果,總結我國鄉村價值研究與評估方法的現狀與不足,以期對后續研究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與鄉村規劃提供幫助。[方法]采用文獻分析法和比較歸納法,從鄉村價值的定義與內涵、鄉村價值評估方式、鄉村價值評價指標的選取與生產、生活、生態、社會價值等具體的核算方式等方面對鄉村價值研究進行匯總分析。[結果]鄉村價值曾經是較為單一的生產與生活價值，而隨著研究的進展，鄉村價值的類別逐漸多樣化，但鄉村價值的劃分還在持續討論，鄉村價值的定義尚未得到學界公認。同時，鄉村價值的與功能之間的關系與鄉村各功能之間的相互影響研究尚未深入進行，鄉村價值理論研究有待系統性的展開。而鄉村價值的評估方式尚處于探索階段，評估方法受外部性影響較強，評估方法研究有待進一步拓展。[結論]鄉村價值起步較晚，研究內容豐富，但缺乏系統性，暫時未能形成完善的鄉村價值理論。鄉村價值評估方法略顯單一，以主觀評價法為主，客觀的評估與核算方法研究研究稍顯欠缺。

　　關鍵詞：鄉村價值鄉村功能鄉村振興多功能鄉村評價方法

　　0.引言

　　自2017年黨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如何振興與建設鄉村成為了當下最受關注的話題，而有效的鄉村建設離不開對鄉村的深入理解與認知，朱啟臻教授(2020)曾提出“對鄉村價值的系統認識是制定鄉村振興促進法的前提。[1]”中國鄉村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擔任過不同角色，由早期封建王朝時的只是生產到民國時期的工業原材料與生產力供給者，再到新中國成立后在面臨社會動蕩時發揮出的強大腹地功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與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鄉村價值發生了巨大改變。

　　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將鄉村定義為“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明確了鄉村具備以上多種功能，由此可以得出，新時代的鄉村價值再次發生了巨大改變，對鄉村價值的研究也受到了多方關注。

　　與此同時，國內對于鄉村價值的相關研究開展較晚，研究內容龐雜而缺乏深度與系統性，鄉村價值研究發展至今還未得到系統性的整理與歸納，因此，本文將梳理并總結現有的鄉村價值研究以及鄉村價值的評估方法，在此基礎上總結鄉村價值研究的發展規律，并對今后應深化研究的前沿領域進行探討，通過歸納現有研究為鄉村價值研究的下一步發展提供方向，為鄉村價值研究的實用性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發展提供思路，促進解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需求的鄉村價值系統研究。

　　1鄉村價值理論研究進展

　　1.1鄉村價值的定義

　　國內關于鄉村價值定義的研究開展較晚，并且由于中國鄉村經歷了封建社會時期、民國時期、解放后至改革開放前、改革開發后至城鄉統籌及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提出前、城鄉統籌及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提出的新時期等五個階段，且每個階段所呈現的功能與價值有巨大區別[2]，中國的鄉村價值定義亦會隨之改變。在2014年，朱啟臻等通過實地調研和訪談的方式，提出了村落具備不可代替的生產、生態、生活、文化、社會與教化價值[3]，隨后，章先愛和朱啟臻(2019)基于鄉村的六個價值表現提出了鄉村價值理論，他們認為鄉村振興就是鄉村綜合價值實現的過程，并從鄉村價值理論的角度提出了鄉村振興實現路徑[4]。

　　申明銳和張京翔(2014)通過對日韓和拉美國家鄉村轉型經驗的借鑒，結合中國傳統鄉村特色，從鄉村規劃的角度出發，將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中國鄉村價值歸結為農業價值、腹地價值與家園價值[5]。魯克榮和胡鳳嬌(2016)分析了傳統村落在“美麗鄉村”建設中所凸顯的四種價值：農業生產價值、生態價值、生活價值及教化價值，并討論了如何有效的傳承與發展傳統村落的多元價值，使其得到保護的同時適應現代社會發展和滿足村民需求[6]。

　　2018年，吳紅學者將鄉村價值歸納為生產、生態、生活、文化與教化價值[7]，2019年，劉國利將鄉村價值歸納為生產與經濟、生態和特色文化價值[8]。錢超燁和帥凱(2019)通過梳理中國鄉村價值的演化過程，得出新時代鄉村價值需被重塑以發揮當代社會背景下鄉村應有的功能，并基于后生產主義提出鄉村價值應包括生態價值、生產價值、社會價值與文化價值四個方面，探討了塑造這四種價值的路徑[9]。

　　還有學者針對鄉村的某個價值進行了深入研究，2016年朱啟臻教授從生態文明的視角出發論述了鄉村價值[10]，薛天晶(2016)通過對村落價值和老年人養老需求的詳細分析推論村落具有充分的養老價值[11]，任超和何仁偉(2016)論述了鄉村文化的獨特性并討論了鄉村文化在當代社會的發展方向，并根據其特性指出了鄉村文化具備獨特的生態教育、道德教育與倫理價值[12]，吳義曲(2015)論述了鄉村景觀的特色與其價值[13]。

　　李雅琪(2017)從鄉村美學的角度出發，討論了鄉村獨特的景觀、生態與人文環境價值[14]。由以上研究可見，過去的鄉村價值主要體現在較為單一的生產與生活價值，而隨著研究的進展，鄉村的生態、文化與社會價值逐漸得到了重視，鄉村價值的類別逐漸多樣化，關于鄉村價值的研究角度也逐漸豐富，但鄉村價值的劃分還在持續討論，鄉村價值的定義尚未得到學界公認。

　　1.2鄉村價值的內涵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中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又稱為產品價值，同時，產品價值分為使用價值(usevalue)和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使用價值是指某物品具有的使用價值，是為物品購買者提供的價值;交換價值是某物品可用來交換其他物品的價值，是為生產者提供的價值。

　　鄉村作為被研究的對象，鄉村價值的使用價值就是鄉村為鄉村以外的人提供的價值，交換價值則是鄉村為鄉村內部的人提供的價值。但同時，馬克思也曾提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的源泉。”因此，雖然鄉村不能作為產品被直接交易，但鄉村價值體現在鄉村的功能和鄉村所擁有的自然資源上，兩者共同構成了經濟學意義上的鄉村價值。國際學術界對鄉村功能的認知經歷了由生產主義到后生產主義，再到多功能鄉村的轉變。生產主義下的鄉村形成了以農業為中心的觀念，認為鄉村即主事生產的空間，而后生產主義則認為應當將農業與鄉村分開，農業生產作為鄉村核心功能的地位逐漸喪失[15]。

　　許多學者認為，生產主義與后生產主義是并存關系，后生產主義并沒有取代生產主義，而是對生產主義做出的調節。為解決這兩種主義都無法完美地解釋鄉村的發展，鄉村多功能理論被提出以解釋鄉村的多元化發展[15]。鄉村多功能理論中的鄉村除發展生產功能外，還應拓展其他非生產功能，只要不是極端的生產主義和后生產主義，都可以從多功能的視角來看待鄉村[16]。“多功能”概念最早被運用于農業，多功能農業(MultifunctionalAgricultural，MFA)的概念起源于日本，而后引起了韓國、歐盟等地的重視，其研究本質是為了利用該理論支持本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和爭取國際談判的優勢[17]。

　　多功能鄉村則源于伴隨著農業多功能的發展，更多非農部門牽涉其中，于是在歐洲共同農業政策(TheCommonAgriculturePolicy,CAP)的框架下，鄉村發展逐漸需要跨地域和跨部門，因此催生了多功能鄉村的概念(MultifunctionalRural，MFR)[16]。多功能鄉村研究是針對在特定社會發展階段內，某個鄉村系統在更大的地域空間中與其他系統共同作用下對人類或自然產生的影響研究[18]。多功能農業意味著鄉村不僅從事農業生產，還可以發展其他產業，而多功能鄉村則意味著鄉村不僅具備生產功能，還具備環境治理、生態保育和居住等功能。

　　因此，可以說多功能鄉村是源于多功能農業的，多功能農業是多功能鄉村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有學者對農業多功能性研究進行了總結與梳理，將農業多功能性研究歸納為二功能論、三功能論、四功能論、五功能論與六功能論[19]，從基礎的物質產品功能和非物質產品功能[20]，逐漸增加到經濟功能、社會保障功能、生態功能與文化功能等[21-24]。鄉村多功能理論認為鄉村地域的主要功能為提供農產品資源的生產功能、容納循環廢物和污染的生態功能以及提供棲息地和人類聚落的生活功能[25]，學者大多在“生產-生態-生活”的大框架下進行了鄉村多功能性的細化分類研究[26-27]。

　　隨著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逐漸得到認識，文化傳承與保護功能也被列入鄉村功能的研究范圍內[28]。也有學者對國內外鄉村多功能研究歸納為五個方面：經濟功能評價與區分，農產品供給功能的評價區分、社會功能評價、生態功能評價與旅游休閑功能的評價研究[29]。2006年，外國學者提出多功能鄉村轉型理論，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人們對鄉村的需求逐漸多樣化而驅使了鄉村轉型演化[30]。

　　最近的研究中，有學者通過對鄉村多功能演化和鄉村聚落轉型的梳理，得出了鄉村多功能演化與鄉村聚落轉型的互動機理，并提出其二者具有一定的同步性[31]�？梢�，鄉村功能是從主事生產的單一功能逐漸發展出交叉和復合功能的，而伴隨著鄉村功能的演化，鄉村價值也逐漸發生改變。鄉村功能決定鄉村價值，而鄉村價值體現鄉村功能�，F有研究對鄉村功能與價值進行了分類，但鄉村價值的內涵尚未達到一致認可，各功能與價值之間的關系與相互影響研究尚待深入開啟，鄉村價值理論研究有待系統性的展開。

　　1.3鄉村價值研究進展

　　鄉村價值研究在我國近20年內逐步展開，隨著時代背景和鄉村功能的演化，每個時期的研究重點呈現多元化。最早的鄉村價值研究聚焦于城鎮化快速發展下的鄉村價值，2012年，劉奇探討了在城鎮化進展過快的背景下，對鄉村的正確定位和對鄉村價值的正確認識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環節[32]。2013年，賀小慧從城鎮化發展的角度提出復歸鄉村價值、實現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的二元發展才是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核心所在[33]。

　　龔春明和饒國賓(2015)通過對城鎮化對鄉村的影響和農民生活方式的改變論述了鄉村所具備的情感價值[34]。蔡建明等(2019)則認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發展鄉村價值，關鍵在于促進城鄉融合[35]。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資本下鄉的作用巨大，但同時鄉村的主體也容易被混淆，申端鋒與王孝琦(2018)討論了鄉村建設中資本與消費的作用，并提出應謹慎依靠消費主義振興鄉村，鄉村價值的實現應當以農民為主體[36]。城鄉融合應當致力于幫助鄉村建設，將鄉村當作營造主體，而不是“消滅鄉村”，將鄉村當作城市的附屬，朱力和張嘉欣(2019)基于城鄉之間的倫理關系討論了鄉村營造的困境源于鄉村價值被貶低，而成功的鄉村營造應促進鄉村價值回歸，使城鄉之間的關系走向平等的“他者性”倫理關系[37]。

　　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影響不止于經濟上的差別，鄉村文化也受到了城市文明的沖擊。關于鄉村本性價值的研究也同樣在這一時期展開，研究集中在城鎮化進程過快的背景下，農民價值觀受到沖擊而鄉村文化失落的問題。趙霞和楊曉柏(2011)討論了關于鄉村價值觀轉型期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并提出樹立鄉村新文化的價值批判體系和價值導向是解決鄉村文化危機的關鍵[38]。

　　賀雪峰于2014年發表了關于農民對本體性價值追求喪失轉而追求社會價值而引發的農村價值觀淪喪問題。他認為，農民產生對中產階級價值觀的追求但缺乏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會造成過度攀比、鋪張浪費、信仰缺失等道德問題，因而新農村建設的成功離不開對本體性價值的重塑[39]。朱霞等(2015)梳理了我國鄉村“非農化”的演化邏輯，并指出要使鄉村回歸本位并實現轉型和復興難以離開對鄉村本性價值的發揮[40]。林莉(2019)通過對鄉村本性價值的梳理，論述了鄉村社區治理失序的困境并提出鄉村社區協同治理的關鍵在于鄉村價值的重塑[41]。

　　毛安然(2019)論述了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通過政策、市場與社會的充分賦權，可以激發農民對身份的認同和主體性，從而主動實現鄉村價值的回歸[42]。城鄉關系視角下的鄉村價值研究本質是為了解決在鄉村發展遠遠落后于城市時鄉村存在的意義，此階段的研究論證了即便在鄉村發展落后于城市的情況下，城市仍然無法取代鄉村，反映了鄉村具備城市無法替代的功能，鄉村建設需要將鄉村獨特的功能充分發揮，而不是讓鄉村承擔和城市相同的功能。這種功能可歸結為鄉村的基礎功能，鄉村功能的獨特之處就是鄉村存在的意義，以城鄉融合的視角看待鄉村價值，證實了鄉村不應被消滅，鄉村具有存在價值。

　　鄉村的衰落是由于生產功能的落后導致的，下一階段的鄉村價值研究也聚焦于鄉村的經濟發展，即如何發揮鄉村的生產功能價值。2016年，朱啟臻和梁棟認為精準扶貧的頻頻失利是由于不能與當地鄉村價值系統融合導致的，而幫助貧困人口脫貧的關鍵在于對鄉村價值的再認知和對鄉村價值的整合，從鄉村價值理論的角度出發論述了精準扶貧應如何開展與落實[43]。趙淑玲和王峰玉(2016)從鄉村價值出發，分析了河南信陽郝堂村的村莊建設路徑，總結其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并提出鄉村的復興應該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系統性改造過程[44]。

　　魯克榮(2017)從民族地區扶貧的角度討論了對鄉村價值的發掘與傳承[45]。2017年，朱啟臻從鄉村價值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柔性扶貧”的概念，將鄉村看作一個有機的價值體系，在鄉村價值得到充分探索、鄉村資源得到充分利用、鄉村要素合理搭配的情況下，貧困才能被消除[46]。同年，朱啟臻和胡芳萌(2017)以案例的形式講述了柔性扶貧是如何在鄉村價值的基礎上帶領何斯路村走出貧困[46]。

　　此外，還有學者對旅游扶貧脫嵌于鄉村進行了反思，并指出只有將鄉村價值嵌入鄉村旅游精準扶貧才能實現鄉村的“自復興”[47]，并有學者以安徽泗縣為例，講述了泗縣如何通過探索與發揮鄉村價值成功實現脫貧攻堅，并探討了基于鄉村價值的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路徑[48]。在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前，便有學者通過對西方鄉村認知轉型的梳理，構建了鄉村認知的基本框架，結合政策總結了中國對鄉村認知的演變，基于多元價值提出過“鄉村復興”概念[49]。而鄉村振興戰略后，各界對鄉村價值的關注達到了歷年最高，并有社論認為鄉村振興的核心在于重樹鄉村價值[50]，也有研究論述了鄉村振興是鄉村價值從被認知到實現的過程[51]。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近幾年的研究中，基于鄉村價值理論和發展經濟學對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探討與規劃編制是鄉村價值研究中的主流[52-55]，但有學者指出，鄉村振興不是單一發展農業，而應促使鄉村價值得到全面實現[56]，為達到這個目標，對鄉村價值的理解更是重中之重，系統認識鄉村價值才能避免對鄉村的建設性破壞[1]。2019年，李偉紅與魯克榮基于鄉村價值理論，通過梳理現存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的成效與問題，比較分析了價值傳承和創新實踐如何應用于不同類型的傳統村落[57]。左靖(2019)以安徽、貴州和云南的鄉村建設為例，闡述了在面對不同鄉村時如何傳播與保護鄉村文化，輸出鄉村價值[58]。肖靖紅(2019)闡述了浙江省對鄉村的保護與建設措施，并以P村為例展示了如何通過深挖鄉村價值以達到保護與發展鄉村的目的[59]。

　　同時，也有學者關注了鄉村振興中某種鄉村價值的具體體現，陳雅靜(2018)基于鄉村價值的經濟學理論，從鄉村振興的視角出發討論了鄉村的文化價值與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梢钥闯觯�鄉村價值的研究從討論鄉村存在的意義逐步開展，在鄉村存在價值被證實后，首要發展的功能就是鄉村的生產功能，在鄉村的生產價值達到一定基礎后，對鄉村多元價值的討論隨即展開，鄉村除生產價值外的功能得到重視，生活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等也被納入鄉村價值的研究范疇。

　　脫貧攻堅時期的鄉村價值討論集中于提升鄉村的生產價值，值得注意的是，此處鄉村的生產功能并不局限于農業生產，各位學者紛紛提出應整合鄉村資源，尋找適合鄉村發展的產業幫助鄉村脫貧，這也反映了鄉村多功能理論的發展理論。這一發展契合中國鄉村發展的規律，自2015年脫貧攻堅政策提出，幫助鄉村脫離貧困是鄉村發展的首要目的，而在鄉村實現脫貧、具有一定經濟基礎后，鄉村的各方面價值才得以實現。由此也可以看出，鄉村價值的發展，就是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有機連接。鄉村振興二十字方針中將“產業興旺”放于首位，將“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至于其后，也符合了鄉村價值的發展規律。

　　1.4小結

　　鄉村價值研究開展較晚，鄉村價值這一概念尚未被清晰界定，學界關于鄉村價值的定義還未達到統一。我國關于鄉村價值的研究起始于城鎮化快速發展下的城鄉差異，具有較明顯的階段性。本文認為鄉村價值是鄉村功能的體現，人們對鄉村功能的多樣化需求驅動了鄉村價值的改變，因此，鄉村價值的評估方法即對鄉村功能所進行的量化研究。

　　2鄉村價值評估方法研究進展

　　鄉村價值的評估方法研究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基于鄉村多功能或農業多功能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另一類是針對鄉村某種功能的定量研究。

　　2.1評價指標體系研究

　　有學者針對傳統聚落進行了評價指標構建，而傳統聚落與普通鄉村最大的區別在于其獨特的農業文化遺產，劉啟振等(2015)探討了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類型，并總結出其具有歷史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科技價值。審美價值、精神價值和生態價值等8個大類，又將這8大類價值歸納出30個價值指標，并采用層級結構模型和德爾菲法構建了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評價指標體系[60]。

　　張瑩(2016)則將傳統聚落的農業文化遺產歸納為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科技價值、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綜合評價聚落類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并以蘇州陸巷古村為例進行了綜合價值評價[61]，另外，張瑩和李明(2016)還在梳理和分析了聚落類農業文化遺產的概念和價值的基礎上，對聚落類農業文化遺產價值的評價方式、評價原則和評價內容進行了比較和探討[62]。

　　李平星等(2014)以江蘇省為例，計算了江蘇省縣域單位內生態保育、農業生產、工業發展、社會保障等四種功能的價值，并用基尼系數分析了其價值演變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演變特征以及影響因素。該研究的獨特之處在于對每種功能采取了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以當量因子法計算了生態保育功能的價值，以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和平均出售價格計算了農業生產功能的價值，以鄉辦企業、村及村以下工業總產值為單位計算工業發展價值，并以鄉村人口數量和鄉村人均家庭經營性純收入的乘積來計算社會保障價值[63]。

　　也有學者基于農業多功能和鄉村多功能進行了評價指標構建，劉彥隨等(2011)以熵權法作為確定指標權重的一種客觀方法，創立了經濟發展功能、糧食生產功能、社會保障功能和生態保育功能等四大功能的評價指標體系[18]。YetingFan等(2018)將中國東部根據土地功能類型進行了區分，將土地功能歸為農業用地、城市用地和生態保育用地三大功能，并進一步將農業用地功能細分為作物供應、牲畜供應、林產品供應、水產品供應功能，將生態保育用地細分為水調節、土壤保持、調節氣候、保持物種多樣性等功能[64]。

　　魯莎莎等(2019)以環渤海地區為例，將農業地域功能分為農產品供給、就業與社會保障、生態保育、文化傳承與休閑4類，構建了環渤海地區農業地域功能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加權主成分距離的聚類分析方法分析了空間功能分類，采用基尼系數測量了空間集中度，分析了環渤海區域各功能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演變特征和影響因素[65]。

　　王光耀等(2019)運用熵值法計算權重，構建評價模型并用GIS對長江經濟帶鄉村功能做出評價，引用泰爾指數對鄉村功能地區差異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鄉村功能進行類型劃分[66]。卓蓉蓉等(2020)以熵權法計算了江漢平原鄉村地域生產、生活和生態功能指數的演變，分析了其演變規律和影響機制[67]。有學者將中國農業多功能劃分為四個大功能和十二個二級功能區，為每個功能指定了指標并以湖南省為例進行了評價[68]。也有學者構建了農業多功能性多維評價模型[69]，并有學者針對東北農業多功能的功能價值進行了實證分析[70]。

　　2.2單一功能研究

　　2.2.1生態價值核算在針對鄉村功能進行定量研究中，生態價值及生態功能分區下屬的景觀與旅游價值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其中，生態功能價值核算方法主要分為三類，主觀評價法、能值分析法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法。主觀評價法最常見的方法是調查人們的支付意愿，適用于許多無法用市場價值來估量的功能，比如，Jean-Baptiste等(2015)采用了選擇實驗法來調查人們對保護新克里多尼亞珊瑚生態系統的支付意愿[71]。

　　Dias和Belcher(2015)使用選擇實驗法測試了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草原濕地的生態服務價值[72]。Shoyama等(2013)通過選擇實驗法調查了日本群眾對日本釧路水域的氣候調節和物種多樣性的支付意愿[73]。除選擇實驗法之外，CVM也得到了廣泛應用，如Chen(2015)使用了該方法測算了比利時河岸草甸的生態服務價值[74]，Bergstrom等(2008)使用CVM法測算了農田舒適度價值[75]。

　　能值分析法是將生態系統中的能量統一轉化為太陽能(焦耳)來衡量和評價生態系統的功能和生態效益，例如，Uematsua等(2013)使用能值分析了美國農田舒適度與農田價值的關系[76]。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法分為兩類，一類是由Costanza和謝高地為代表的當量因子法，Costanza等(1997)將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歸結為17種，并根據當時生態學研究者的意見確定1個生態服務價值當量因子的經濟價值是同年全國平均糧食市場價的1/7[77]。

　　謝高地等(2003)在Costanza(1997)對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的部分成果為參考，同時綜合了對我國專業人士進行的生態問卷調查結果，建立了中國陸地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價值表[78]。另一類是功能量評估法，通過市場價值法或成本替代法等方法核算生態系統服務在氣候調節、大氣凈化、水土保持、凈化環境等功能的價值[79-80]。除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外，許多學者進行了旅游和景觀功能核算研究。

　　MarinaGarcı´aLlorente等(2012)從生態系統服務的角度出發研究了地中海景觀的多功能性，通過意愿調查價值評估法和專家評審法得出了當地景觀具有生態保育功能與文化傳承功能，并測算了當地景觀的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81]。比利時學者曾使用資產內涵法(HPM)來估算農業活動對當地旅游價格的影響[82]。Torquati等(2017)使用了選擇實驗法來調查意大利人民對農業景觀旅游的偏好[83]。

　　2.2.2生產價值核算生產價值的核算通常通過測算土地的價值進行，較常見的方法有收益還原法和土壤潛力估價法。李恒哲(2015)通過收益還原法計算了黃驊市2004到2012年的土地生產價值，并提出耕地的生產價值是耕地經濟收益的提前支付[84]。土壤潛力法在國內應用不多，俄羅斯學者曾用該模型建立了全國農地價格評價體系[85]，而國內學者大多是基于耕地等級與市場價格之間的關系來判斷農地價值。

　　2.2.3社會價值核算鄉村的社會價值是主要指鄉村的社會穩定和生活保障價值，現有的鄉村社會價值研究主要集中于耕地的社會價值，更完善的社會價值核算有待進一步開展，可在現有方法的基礎上將耕地以外的其他資源納入核算體系。學者多由耕地帶來的收益與農民生活所需基本支出的比例來評價耕地的社會價值，沈娜等(2008)用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大小來評價鄉村的社會穩定價值[86]，鄒秀清(2012)通過農地的年純收入與農戶年總凈收入的收入比和農地年純收入和農戶基本生活支出的支出比構建了農地對于農民生活保障的指標，并分析了農地保障功能的區域差異，對農地的社會保障價值進行了評價[87]，胡蓉等(2013)采用了市場替代法來評估耕地的社會穩定價值[88]。

　　3鄉村價值研究展望

　　鄉村價值研究的時代特點鮮明，其研究內容演化符合不同時代的鄉村發展進程。鄉村價值研究是具有我國特色的鄉村研究，通過整理相關文獻可以看出，雖然鄉村價值研究起步較晚，但研究內容豐富，研究角度也各有不同。鄉村價值研究的發展受政策與時代背景影響較強，在2010年代初期的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鄉村價值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鄉融合后的鄉村價值何去何從。

　　而后，又有學者開始關注受到城市文明沖擊后的鄉村文化與本性價值問題，著力于研究農民在鄉村快速發展、鄉村功能多樣化后的身份認同問題。2010年代中期，基于鄉村價值的傳統聚落保護研究逐步發展，其中，對傳統聚落的價值評價研究與價值體系構建進一步豐富了鄉村價值研究的內容。隨后，隨著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鄉村價值研究集中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路徑探索，也有學者基于鄉村價值探討了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合理性。

　　可以看出，鄉村價值研究的開展是符合鄉村發展規律的，隨著鄉村功能的多元化，鄉村價值也從較為單一的經濟價值逐步擴大到生態、社會、文化與生活價值。 鄉村價值研究內容豐富但研究體系尚不健全，導致其研究內容龐雜卻缺乏系統性。要推動鄉村價值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需系統性構建鄉村價值研究，明確其研究內容與框架。鄉村價值研究起步較晚，但國內外學者針對農業多功能性的研究和鄉村多功能的研究卻可以一定程度上為鄉村價值理論建設提供思路與方法的借鑒。

　　首先，鄉村價值的定義需要進行統一，目前鄉村價值的相關研究雖然豐富，但存在內容過于龐雜混亂的問題，未構建完整的研究體系，以至于不同學者對鄉村價值的理解不同，視角多變的同時也導致了鄉村價值理論研究停滯不前。在對現有研究進行梳理歸納后，未來鄉村價值的發展方向與研究范疇應更加明確。其次，鄉村功能并非獨立存在，各功能往往互相交織、互相影響，因此，如何對鄉村價值進行歸類與定義應是下一步研究重點，在將各類價值的內涵與相互作用闡明歸納后，應著手建立鄉村價值的價值評價體系，明確鄉村價值的一級價值類別，二級價值類別，以及每種價值下所涵蓋的價值因子。

　　鄉村價值無法脫離鄉村功能，因此，鄉村價值研究是對農業多功能性和鄉村地域多功能的整合與再認知。通過對新時代鄉村功能的梳理與歸納，完善鄉村價值的評價方法。最后，鄉村價值理論的建設必須擁有合理且可實行的定量方法，不然很難被稱為完整的理論研究。

　　鄉村價值不同于鄉村功能評價，評價方法應體現鄉村每種功能所帶來的真實價值，如此才能為鄉村振興的實現與鄉村規劃的落實提供更明確的思路。未來學者應在理解農業多功能性研究方法與鄉村地域多功能評價方法的基礎上，根據對鄉村價值的研究與了解，對鄉村價值的定量研究進行深入探索。鄉村價值研究未來發展的難點與關鍵在于學科理論的構建。理論的形成需要拋出用以解釋鄉村發展現象的原理、提出假說并驗證假說，且在探尋過程中需要找到可靠的數據與科學的方法。

　　因此，鄉村價值理論研究的下一步應嘗試解釋鄉村發展呈現其特征的原因，提出鄉村價值的發展規律并尋找方法驗證其規律。并且，鄉村價值理論可以進一步拓展，與眾多學科結合，例如，鄉村價值可以為鄉村規劃提供理論支持，為鄉村分類提供科學依據，并且，鄉村價值研究也能為鄉村振興提供學術支持。在鄉村價值的定量研究成熟后，鄉村價值可以有效評估鄉村振興的政策實施效果，為后續政策的規劃提供依據與建議。鄉村價值理論建設尚待完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并因此導致鄉村價值研究的方法有限，定義與定量研究都有待進一步開展，伴隨鄉村價值研究的深入，鄉村價值的理論與評價方法研究亟待開展。

　　已有學者嘗試創建過鄉村多功能或農業文化遺產的評價體系，但現有的評價體系著重于鄉村功能評價，對鄉村價值的體現有所欠缺。鄉村功能的評價往往通過得分體現，無法直接核算具體價值。而李平星等學者的研究雖然直接反應了價值，研究重點偏向鄉村的生產價值，未將鄉村的社會與文化價值納入評價體系[63,70]。在針對具體功能的定量研究中，生態功能受到了廣大學者的重視，研究方法豐富，主觀與客觀的研究方法皆有應用。

　　除此之外，生產與社會功能的核算也有學者進行過嘗試，但生產功能與社會功能的核算主要基于土壤或耕地資源開展，并未將鄉村這個整體作為研究對象，但其研究方法在后續針對鄉村價值的核算中具有借鑒價值。通過對現有的功能核算方法研究可以發現，鄉村價值的數據獲取難度較大，且受外部性影響較強，或是鄉村價值評價開展的難點。因此，可以選擇應用范圍廣、適用場景多且數據獲取相對容易的方法作為開展鄉村價值核算的嘗試，如條件價值評估法(CVM)、支付意愿法和成本收益法(CBM)。

　　鄉村振興論文范例： 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電商扶貧的困境與路徑

　　隨著鄉村價值理論構建的逐步完善，定量研究的方法也應加快開發，定量研究的發展可以幫助鄉村價值被更加客觀公正的評價，應作為下一步研究的重點內容�？傮w來說，鄉村價值研究內容豐富，視角多變，但鄉村價值的定義與內涵存在混亂，研究方法有限，定量研究開展不足，需進一步深入研究以構建完整的鄉村價值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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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瞿若頻1，吳永常1*，陳靜1，陳學淵1，張琳1，韋文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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