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 《神明2011》是川上弘美2011年在《神明》基礎上改寫的一部短篇小說。 小說以311東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泄漏事件為背景，通過加入放射能污染土地污染防護服體表放射線量等字眼，整篇小說充滿了強烈的恐懼氣氛和不安情緒，虛構的小說情節便擁有了一定的現實意義。
【摘要】 《神明2011》是川上弘美2011年在《神明》基礎上改寫的一部短篇小說。 小說以“3·11”東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泄漏事件為背景，通過加入“放射能污染”“土地污染”“防護服”“體表放射線量”等字眼，整篇小說充滿了強烈的恐懼氣氛和不安情緒，虛構的小說情節便擁有了一定的現實意義。 小說中對“處所”的依賴和恐懼以及人類與“熊”之間的主體間性交流無一不體現了對生態和社會問題的思考以及作者的家園共同體意識和生態責任感。 從生態批評的視角分析文學作品《神明2011》對于日本生態文學和正處于后疫情時代的整個人類來說都具備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神明2011》; 川上弘美; 生態批評; “3·11”
一、引言
川上弘美是日本頗具名氣的當代女作家，1994年以短篇小說《神明》獲得帕斯卡短篇文學新人獎，并于2011年發表了在舊作《神明》的基礎上改寫的小說《神明2011》。 這兩篇小說都以物語小說的形式描寫了“我”被闖入人類社會的“熊”邀請去河邊散步的出游經歷。 兩篇小說的結構、人物、故事情節基本相同，但《神靈2011》以誰都不愿提及的現實背景“那件事情”——福島核泄漏事件為背景，通過加入“放射性污染”“土地污染”“防護服”等字眼，小說便具備了生態文學的特征。
整體來看，在國內外關于《神明2011》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探究《神明》與《神明2011》作為當代小說的教材價值; 二是從小說的登場人物“熊”進入人類社會與“我”出游的故事情節出發，分析作者的創作意圖; 三是從作品中出現的異化生物著手，運用擬人、夸張等文學手法，虛擬和現實結合的文體手段來分析川上弘美的文學作品特色和魅力; 四是通過比較的方法研究《神明》和《神明2011》兩部作品，剖析“神明”的真正含義; 五是從原發文學視角、后福島時代以及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出發對作品《神明2011》進行分析。 從目前來看，從生態批評視角下對《神明2011》進行研究，仍然具有較大空間。
二、關于生態批評與“核”文學
眾所周知，“3·11”福島核泄漏事件使人們意識到了“放射能”的恐怖，同時核輻射以及核電站問題在文壇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高度關心。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大江健三郎、池澤夏樹、川上弘美、高橋源一郎、彩瀨丸、多和田葉子等。 這些作家開始關心人類生存和自然、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3·11”之后關于“核”的作品常被稱為“核”文學。
國內學者王諾指出：“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考察和表現人與自然之關系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傳播生態思想，并從事和表現獨特的生態審美的文學。 生態責任、文化批判、生態理想、生態預警和生態審美是其突出特點。 ”[1]也就是說生態文學應是反映人與大自然關系文學作品，其文學內核應以探討生態危機和其背后的社會文化根源、探討物質文明社會背后人類所面臨的生態、精神、思想危機為主，但也不能缺乏自然生態之審美。
《神明2011》作為一篇典型的“核”文學作品，其中不乏“河流”“鷸”“魚”“熊”“稻田”“水聲”“樹影”等自然景物的描寫，而且涉及核輻射對環境的污染和對人類的摧殘，深刻地挖掘了導致大自然、土地污染、放射污染背后的社會原因，并呈現出人類在災后的無助弱小和精神焦慮以及人類的不安情緒。 因此，《神明2011》可納入生態文學研究的范疇，成為生態批評的對象。
三、《神明2011》中的“處所意識”
西方生態文學家和生態批評家常探討“處所”。 “處所，簡而言之，是指人所依附的特定自然區域，它決定、影響和標記著人的生存特征、生態思想和人的生態身份，同時這個自然區域也受到其中生存的人的影響和呵護。 ”[2]《神明2011》作品中的“處所”位于日本福島核泄漏的事故發生地，因核能污染，作品中的“我”和長期生活在該自然區域的人們變得無比恐懼。 人與人之間再無以前的親密接觸與交流，他們看到穿著防護服的“我”與“熊”走在火辣辣的柏油路上，會投來嫌棄和害怕的目光。 從“我”和“熊”身邊路過的車輛避之不及。 這個被曝的區域看不見任何小孩的身影。 對于從河里撈起的小魚，人們因懼怕體表殘留物，不斷地清洗小魚。 這些細節都顯示了生活在這片區域的人們生存方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另一方面，雖處于危險的區域，但對于生活在這里的人來說，很難選擇離開。 “我”沒有離開，沒有選擇搬家，而是選擇接受“熊”的邀請，穿著防護服去看看“我”生活的地方，去感受被曝的大自然，“我”和“熊”散步結束后，回到自己的住處時，“熊”不好意思地向“我”索要擁抱時，“我”應允了，雖然“熊”沒有洗澡，身上的放射線量比較高，但是“我”選擇了繼續生活在這里，所以一開始就沒有太在意。 當看到文中“我”的獨白時，就能明白作品中的“我”對自己所處的生存空間或家鄉的依附之愛。
正如“在生態文學中建構處所意識，審視人與自然的整體性、和諧性，有助于人類對所處地域表現出關懷與親近，把處所地域看作靈性的存在，進而產生責任感”[3]所說，《神明2011》中的“處所之愛”和“處所恐懼”，是由該區域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融合在一起共同構成的，其共同形成了生活在這片區域的人與人之間的“羈絆”，作品中對自然景觀、鄰里關系、“我”與“熊”的朋友關系、氣味、測試儀的聲響、“那件事情”、從日常到非日常再到日常的敘事都透露著強烈的“處所意識”。
四、與異界動物的“主體間性”交流
川上弘美之所以被稱為“東方卡夫卡”，是因為其非常擅于描寫異界動物，這也許與其主修生物學專業有著較大的關系。
在《神明2011》中，不論是與異界動物“熊”的相遇，還是柏油公路的小河里游著成群結隊的小魚，這部作品都不乏自然景色的描繪，但另一方面，呈現出來的還有穿著防護服、戴著護目鏡，努力去除放射污染的場景以及不斷響起的核輻射被曝量測試儀“滴滴滴”的聲音。 優美舒心的自然景色和沉重的現實災害的“二元對立”，帶來強烈視覺沖擊的同時，也是對精神世界的顛覆。
在作品《神明》中，“我”始終對“熊”保有一種拒絕的態度，但《神明2011》中“我”答應了“熊”的擁抱要求，主動和“熊”搭話，在“我”看到河中小魚游來游去好不愜意時，“熊”也一動不動地看向水中央，“我”想到的是“熊”和人類看到的會是同樣的東西嗎? 實際上作品中作者將“熊”視為一個與“我”同質化的存在，使“我”與“熊”能在虛擬與現實相結合的故事情節里平等交流，保持著朋友式的關系。
此外，《神明》中的小孩們總是欺負“熊”,對“熊”拳打腳踢，《神明2011》里，因“那件事情”，沒有小孩的身影，但是在河邊的大人們變得對“熊”撫摸示好。 《神明》中，當“熊”出現時，小孩說“くまだよ”[4]，更多的是感到驚訝和新奇，而《神明2011》中大人對“熊”的出現反復說了四次“くまだから”[5]，似乎對“熊”有一定的認知和親切感。
總之，在《神明2011》中，“熊”不再是異類般的存在，各路動物和人類好似因一個“事故”串聯在一起，似乎在訴說著人的內心行為和自然共同存在，抑或是人的內心世界對自然共同體的無限向往。 他們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 而將自然之物當作與人平等、友好的朋友對待，正是生態文學的主導傾向，也符合生態文學審美中的主體間性原則。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 外國文學動態研究社科類期刊投稿
五、結語
本文從生態批評視角研究了川上弘美的作品《神明2011》，該作品兼具“科學性”與“文學性”，既表現出了福島核輻射災難后，人類與大自然真正親密邂逅的不可能性，也構建了一個自然與文化相沖突的矛盾現場。 作者通過“我”與闖入人類世界的“熊”之間平等的交流，將“他者”同化的表現手法，表達了世間萬物共生平等的生態思想。 作品中對“處所”的愛與懼，構筑了“我”的家園情懷和精神世界，表現了作者川上弘美的生態創作意圖和生態責任。
大自然的靜美和核能污染下的災難現場的二元對立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這種沖擊給讀者帶來的是對生態的思考。 無論是作品中對“處所意識”的建構，還是人類與動物之間平等友好的主體間性關系，都顯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絕望的連帶”[6]關系以及生態整體主義思想。 從生態批評的視角研究文學作品，對增強生態意識、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王諾.生態批評和生態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0.
[2]王諾.生態批評和生態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2.
[3]陳多友，楊曉輝.日本生態文學前沿理論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6.
[4]彭廣陸,(日)守屋三千代，應杰，秦剛，(日)百留康晴.高年級綜合日語(上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69.
[5]彭廣陸,(日)守屋三千代，應杰，秦剛，(日)百留康晴.高年級綜合日語(上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52.
[6]時渝軒.日本震災后文學中的“3·11”書寫:川上弘美《神明2011》中的新“日常”[J].外國文學,2020,(05):158.
作者簡介：吳漪，女，漢族，研究生，湖北大學知行學院外國語學院，助教，日語語言文學專業，研究方向：日本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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