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程中，瀾滄縣各民族拜年儀式被激發出全新的時代生命力，與時俱進圈層化迭代共生為各民族共同的給政府拜年與各民族互相拜年的公共節慶活動，生動詮釋著一個千年跨越，鮮活完整地展現了一個從知寨不知國到一心向黨、團結到底的歷史性轉變。
摘要：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程中，瀾滄縣各民族拜年儀式被激發出全新的時代生命力，與時俱進圈層化迭代“共生”為各民族共同的給政府拜年與各民族互相拜年的公共節慶活動，生動詮釋著一個“千年跨越”，鮮活完整地展現了一個從“知寨不知國”到“一心向黨、團結到底”的歷史性轉變。追根溯源，拜年儀式的現代轉化，乃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雙重進路的產物，印刻了“國民身份建設”與“民族團結建設”雙重進路在西南邊疆的實踐過程，彰顯了“國家在場”的深刻內涵。而中華民族的建設實踐又不斷推動著各民族從民族認同走向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的認同轉換與重構。正是“國家在場”與“認同轉換”的共同推動下，實現現代性轉化的拜年儀式，被賦予豐富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涵。
關鍵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拜年儀式;現代轉化;國家在場;認同轉換
一、問題的提出：政治人類學的視角
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①、越來越剛性化的國際競爭，將承載著偉大夢想的中華民族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因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便成為歷史性選擇，具有特殊緊迫性與極端重要性。如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已有研究中，政治學傾向于建構論視角，強調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如族際政治整合、同質性的公民身份建構等，來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人類學側重于從文化本體的視域，即從尊重文化的多元化、包容差異性的和合思想，來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歷史學傾向于從歷史文化源流的角度，探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孕育、發展與演進邏輯。
其中，政治學傾向于“一體”，人類學傾向于“多元”。而政治人類學，則試圖將政治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的視角有機融合起來，立足于“多元”文化底色以及文化的現代轉化來實現“一體”建構。也就是，在自上而下建構的同時，要充分結合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元文化底色。
多元文化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可替代的內生資源，有助于將抽象的國家符號與中華文化符號經傳統文化的紐帶變得更具象化、更形象化、更生活化，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文化浸潤，從而使中華民族的認知、理念、意識、情感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多民族國情與多元文化底色下，能否將自上而下的一體化建構與自下而上的內生文化資源這兩種路徑有機結合起來，將“傳統媒體與現代媒體相結合”②，關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成效。儀式，作為一種古老普遍的文化現象，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個重要文化資源。其主要通過“體現社會規范的、重復性的象征行為”③，實現價值的灌輸、延續與整合。關于儀式研究，至少有以 下三種視角：
一是人類學的視角。19世紀末至今，人類學關于儀式的研究浩如煙海。往往以傳統的儀式類型學分析為基礎，側重儀式的文化象征，以及儀式對地方性秩序的生成作用，并形成了以特納(VictorTurner)、格爾茲(Geertz)等為代表的象征學派，以愛彌爾·涂爾干(EmileDurkheim)、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eiliffe-Brown)等為代表的結構-功能學派等理論流派。國內儀式研究多從具體儀式的案例研究著手，探討儀式的象征、地方性秩序生成、民族國家產生發展進程中儀式的社會變遷等問題。
二是政治學的視角。與人類學偏好傳統儀式研究相比，政治學側重關注現代社會的象征行為，且將政治儀式獨立出來進行專門研究，側重研究政治儀式的“政治”性。最早可追溯到亞伯納·柯恩(AbnerCohen)，他在20世紀70年代著重分析了象征行為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系;①之后的大衛·科澤(DavidKertzer)將政治儀式作為政治過程分析的重要視角。
�、趪鴥日蝺x式研究起步較晚，代表人物如王海洲，他系統探討了政治儀式中的權力生產與再生產問題;③此外，也有關注政治儀式的功能變遷、政治儀式與國家認同的建構④等問題。三是政治人類學的視角�，F代國家治理既要維護好由國家意識形態所運用的政治儀式，也不要忽視歷史上傳承至今、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民族民間傳統儀式。我國有著豐富的傳統儀式資源，雖然現代化進程中一些傳統儀式已消弭于歷史塵埃之中，但還有大量傳統儀式依然得到有效傳承，甚至經久不衰、歷久彌新。不僅是凝聚社會團結與維持地方性秩序的重要文化紐帶，也是現代國家治理十分難得的象征性資源。
而人類學受文化研究路徑的依賴常拘囿于一個狹小空間，多關注其生成性，而對現代國家建設進程中這些儀式被賦予的新的時代屬性與國家治理的內涵關注不夠。欲深化這些問題的研究，須從一個更宏大的視野，將政治學與人類學有機融合起來，由此形成的范式，也就是政治人類學研究范式。這一范式側重：一是關注傳統儀式的現代轉化問題，即如何在揚棄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二是從現代國家建設整體進程這一宏大政治環境與過程中去揭示傳統儀式的現代轉化機理;三是從國家治理的視角挖掘傳統儀式的功能及其創造性利用。本文正是從政治人類學這一視角所作的研究嘗試。
選取了云南省瀾滄縣拜年儀式為個案。之所以選取這一儀式，是因其現代轉化極具典型，實現了“再生”“互融”與“共生”三重維度的現代轉化。瀾滄拉祜族自治縣位于祖國西南邊陲、中緬邊境沿線，行政隸屬于普洱市———“新中國民族團結第一碑”的誕生地，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少數民族占全縣總人口的79%，其中拉祜族占總人口的435%”⑤;也是典型的“直過民族”地區，是“全國‘直過民族’區域最大、人口最多縣”⑥，諸如拉祜族、佤族、布朗族、景頗族等民族均是“直過民族”;此外，還生活著漢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民族。各民族在“誓詞碑精神”感召下，一心一德，團結到底，自覺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二、田野中的儀式與分析框架
(一)拜年儀式現代轉化的場景呈現：“再生”“互融”與“共生”結構“再生”，即在承續傳統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再生”出敬拜國家儀式;文化“互融”與“共生”，即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礎上，拜年儀式又從族內互動圈層化迭代“共生”為各民族共同的給政府拜年與各民族互相拜年的公共節慶活動。
1在承續中“再生”：由民族認同走向國家認同拜年是我國各民族辭舊迎新傳統節日的重要習俗。歷史上，瀾滄各民族拜年習俗在體現共同性的同時，也呈現文化的多樣性，諸如拉祜族、佤族、布朗族等“直過民族”中，除各民族共同的給父母長者拜年之外，還要向家族頭人、村寨頭人或是寨際間相互拜年。盡管習俗多樣，但都反映著共同的長幼有序、孝老愛親、團結和諧等倫理共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拜年儀式在傳承傳統習俗的同時也與時俱進地“再生”出全新的敬拜國家儀式，并率先發起于拉祜族等“直過民族”中，其拜年對象同時向“村兩委”、駐地部隊、學校等作為國家象征的組織體系延伸。常以村委會為單位，由拉祜族等“直過民族”的各族各寨群眾自發組成上百人的拜年隊伍，通過敬年禮、民族傳統禮節、大聯歡等形式，向“村兩委”、部隊、學校等拜年。
2在再生中“互融”：由族內互動走向族際交融
一是各民族共同參與。向村干部等拜年率先興起于拉祜族等“直過民族”當中，由于拉祜族在瀾滄縣人口最多，“直過民族”人口眾多，“直過民族”文化又對其他民族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間又互融共鑒，因此，在多民族組成的村委會，漢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民族也一起參與到拜年隊伍當中。不同民族用各具特色的多樣化傳統歌舞共同表達拜年儀式的國家認同內涵共性。
二是元素互融互鑒。瀾滄縣各族群眾在嵌入式生活、經濟上互幫互助、血脈相連相通的環境下，在文化上也相互影響與互鑒，共同分享著諸多價值共性。其中，民族歌舞是各民族試圖用傳統文化符號表達熱情致敬的重要載體與方式。諸如跳蘆笙舞與神鼓舞，不僅是拉祜族表達吉祥幸福的重要習俗，在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環境下，這一習俗也成為佤、布朗等民族的共同習俗。
3在互融中“共生”：由地域文化走向各民族大拜年的文化共生
除村一級之外，拜年儀式還進一步從鄉以及縣的層面進行圈層化拓展迭代，“共生”為各民族共同的給政府拜年與各民族互相拜年的公共節慶活動。一是各民族共同給鄉委鄉政府、縣委縣政府拜年。其中，鄉一級拜年由全鄉各民族共同參與，常于大年初二舉行，主要環節由“迎接、聚合、敬貢品、鄉領導致辭、跳蘆笙舞、分貢品、討福、分神谷等活動組成”①。
較之于村、鄉一級，縣一級的圈層化迭代場面更為隆重壯觀。常于大年初三這一天，屆時全縣各民族紛紛組成拜年團，相約來到葫蘆廣場，各民族相聚“在一起”向縣委縣政府拜年。不僅帶來各地的土特產等年禮，而且以民族傳統禮節、以盛大隆重的各民族大聯歡的形式向政府拜年。二是各民族互相拜年。在給政府拜年之際各族群眾也彼此祝福。人們手牽手，圍成數個同心圓，唱團結歌、跳團結舞;而且，各民族也會跳其他民族的舞蹈、會唱其他民族的歌曲，大家一起“共樂共舞”，其樂融融。葫蘆廣場一片歡騰，已然成了歌舞的海洋、民族文化交融的盛宴。
(二)分析框架
拜年儀式何以會從族內互動走向族際交融與文化共生?又何以會在文化內涵上自發地超越民族認同走向國家認同?從政治人類學的視角看，被賦予新時代內涵的拜年儀式既是歷史延續的結果，但更是現代民族國家構建與發展進程的產物。從本質上說，拜年儀式的現代轉化乃是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這個根本問題緊緊關聯在一起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同性現代轉化的直接產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中華現代國家的構建和中華民族的現代構建同時完成”②，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便從根本上支撐著民族國家的制度體系，同時，也需依照國族的內涵與時俱進地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使國族建設與國族構建前后相續”③，特別是要加強整體性與一體化程度，以凝聚國家力量，支撐現代國家建設。“建立一個強大的國族……這既是能否把國家建成真正民族國家的關鍵，也是國家統一和穩定的根本所在。”④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接續國族構建的基礎上，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工程也隨之展開�；谥腥A民族所具有的民族聚合體與國民共同體這二重屬性，①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事實上蘊涵著雙重邏輯：一是基于“國民身份”②的國民整合，一是基于“民族身份”的族際整合。如果說國民整合的重點是同質性的“國民身份建設”，那么，族際整合的重點則是兼顧和保障以民族身份為基礎的集體權利維護，以此促進和鞏固“民族團結建設”。由此共同推動構成了“國民身份建設”與“民族團結建設”的雙重路徑。而拜年儀式的現代轉化鮮明印刻了中華民族雙重建設路徑在西南邊疆的實踐過程，生動彰顯了“國家在場”的深刻內涵。
根據政治文化基本理論，“國家在場”的中華民族現代建設實踐，又不斷推動著政治文化的“去地域化”與“去依附化”，并在潛移默化之中形塑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心理與政治態度，使“國”的觀念深入人心，使“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嵌入心田。這種政治心理上的“認同轉換”，構成拜年儀式現代轉化的根本心理邏輯支撐。“態度類型影響政治生活的正在進行中的活動，構成這些活動的基礎，同時也被這些活動所影響。”③正是在“國家在場”與“認同轉換”的共同推動下，實現現代性轉化的拜年儀式，被賦予豐富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涵。下文將從“國家在場”“認同轉換”“象征性資源”，分別論述拜年儀式現代轉化的三重維度。
三、國家在場：拜年儀式現代轉化的關系維度
(一)國民身份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國民整合維度
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性建設的加強，首先就要求一種全新的政治身份也就是國民身份作支撐。基于同質性國民身份的“全民一體”④，這是中華現代民族國家人口整合的根本要求。“對于每個人來說，現代國家認同是從其所擁有的公民身份出發的。”⑤在我國，歷史上對包括瀾滄縣各族群眾在內的社會人口的傳統“臣民”身份的改造，與當代全新的“享有國家保障權利的自主的社會行動者”⑥的“國民”身份的塑造，伴隨著我國現代國家的構建與發展而不斷推進。
第一，現代國家構建進程中瀾滄各族群眾國民意識的塑造。歷史上，在“守中治邊”觀念與“以夷制夷”“因俗而治”方略的王朝族際整合方式下，瀾滄各民族常常有寨民意識而無國民意識，知“部落”而不知“政權”，有邊陲觀念而無邊界意識，“腦中既無所謂家，更無所謂國”⑦。明永樂四年，瀾滄縣境屬孟璉長官司管轄;1662年，孟璉土官歸附清朝，置孟連長官司;1709年，孟連長官司升為孟連宣撫司。在被納入土司統治范圍后，政治關系上的變化也更多僅體現在：土司加封各部落首領與村寨首領，各部落與村寨首領向土司交納貢賦并承擔勞役地租;至于村寨內部管理，傣族等大小土司并不介入，村寨日常秩序仍由頭人維系。直至近代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開展的政治建設與救亡圖存斗爭的內外推動下，才逐漸促進了各族群眾國民意識的覺醒。
一是，各民族的主權意識在西方列強瓜分掠奪我國領土與邊界勘界等外部刺激下被迅速催生。諸如班洪抗英事件，當時瀾滄各族人民配合“西南民眾義勇軍”，與班洪、班老等阿佤山人民并肩抗英;再如勐梭抗英斗爭，“1936年，中英第二次會勘中緬邊界，……1937年春，拉祜、佤、傣、漢等族人民一萬余人，舉著旗，敲著鑼鼓，到中英勘界會議所在地勐梭武裝示威。”⑧二是，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使瀾滄各族群眾和全體國民在“中華民族”的族稱下加快了內部凝聚。“1943年，……瀾滄、滄源、雙江一帶拉祜族與佤、傣、景頗和漢族人民一起組成抗日游擊隊，奮起保衛祖國邊疆。”①而國民意識的覺醒，也由此拉開了拜年儀式文化內涵逐漸“去地域化”的序幕。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瀾滄各族群眾國民身份的確立。一是，通過國家政權的一體化建設，國家權力全面深入邊疆地區，從而建立起“民”與“國”之間直接的、本質性的聯系;二是，通過民主改革，廢除瀾滄地區的領主制、土司制、奴隸制與山官制等。這對于瀾滄各民族來說，具有全新的平等公民身份建構的歷史性意義，此外對于人口眾多的“直過民族”來說，還具有“一步跨千年”的意義;三是，1960年10月1日我國與緬甸聯邦政府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政府邊界條約》。由于國家界限的清晰化，以及在邊疆地區深入開展政權建設，共同推動了瀾滄各族群眾國民身份的確立與邊界領土意識的重構。而國民身份的塑造與持續建設，由此鋪敘了拜年儀式“去地域化”的同時也與時俱進再生出鮮明的“國”的內涵的基石。
(二)民族團結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族際整合維度
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性建設的加強，同時蘊涵了“全民一體”與“多元一體”二重進路的有機結合。作為“全民一體”的補充，“多元一體”強調對以民族身份為基礎的集體權利保障，以此促進中華民族大團結。這一民族團結進路在瀾滄有著鮮明的注腳，并成為激發和賦予拜年儀式全新時代生命力的重要邏輯。
第一，在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時期，國家通過政治制度、民族政策與民族工作等機制，實現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扶持民族地區發展，推動瀾滄各民族對國家政權的認同。一是，開啟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民族關系歷史的新紀元。
一方面，設立民族事務機構、民族工作隊及調解委員會等，通過耐心細致的民族工作，逐步消除因歷史原因所造成的民族隔閡，疏通民族關系，促進民族團結;另一方面，還通過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方式，邀請少數民族代表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等方式，從而更加堅定了少數民族跟著中國共產黨走的信心，而且他們還將這種信心以盟誓立碑等形式表達出來，最典型的就是1951年普洱所立的民族團結誓詞碑。二是，通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推動各民族對新生政權的認同。1953年4月，②拉祜族人口分布最為集中的縣———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正式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將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相結合，使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了主人。
三是，通過民族政策，扶持幫助民族地區發展。新中國成立時因多種社會形態并存，其中，對于仍處于原始社會末期的拉祜族、③佤族、布朗族等，采取“直接過渡”方法。通過派駐工作隊，傳授新的生產技術，改變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無償提供農具、種子、糧食等基本生產生活用品，鼓勵群眾接受國民教育等，幫助“直過民族”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此外，還通過點、線、面相結合的民族扶持政策，推動少數民族經濟社會事業發展。
正是因為國家的大力幫扶，正是因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對家庭成員的全面呵護，這些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般地激發出拜年儀式全新的時代生命力，它開始超越以往一切對“部落”“民族”的傳統依附與認同局限，與時俱進地綻放出動人心魄的國家認同之花。人們相約把蘆笙吹到了村委會、吹到了部隊、吹到了學校，用寓意吉祥幸福的蘆笙歌舞、用虔誠的“洗手禮”，架起了軍民團結、干群和諧的一座座“連心橋”。
第二，在中華民族富起來的時期，國家通過精準扶貧等政策，幫助民族地區加快發展，鞏固瀾滄各民族團結融合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通過系列民生工程，諸如“興邊富民工程”、邊疆“解五難”等，持續改善各民族的生產生活水平。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后，精準脫貧政策的全面實施，使作為云南省27個深度貧困縣之一的瀾滄縣在社會形態上“一步跨千年”之后，又進一步從物質層面也實現了“千年跨越”。
2019年末，瀾滄縣“提前一年達到整縣‘脫貧摘帽’標準”，其中，拉祜族、佤族、布朗族等“直過民族”于2020年4月“實現整族脫貧，真正實現了全國‘直過民族’區域最大、人口最多縣‘一步千年’的歷史性跨越，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瀾滄奇跡”④。僅僅用了70年的時間，這些“直過民族”就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刀耕火種、居山巖中、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原始生活發展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在黨的光輝照耀下，各族人民都過上了屋舍井然、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這些幸福感與獲得感，更是空前強化了各族群眾對國家的熱愛、自豪、效忠與擁護。“黨的光輝照邊疆，邊疆人民心向黨”。正是人們內心空前高漲的國家認同感，進一步推動了拜年儀式的圈層化迭代。不同村委會、不同鄉鎮的各族群眾紛紛相聚在一起，相約把蘆笙一起吹到了鄉政府、一起吹到了縣政府，用純樸的民族禮節，唱響了中緬邊境沿線“一心向黨”的動人時代樂章。
第三，在中華民族走向強起來的現階段，在瀾滄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傳統上，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普洱自古以來就有各民族共生共融的傳統;新中國成立以后，嵌入心田的“民族團結誓詞碑”精神感召、蔚然成風的“賓弄賽嗨”互助傳統等，這些又進一步促進各民族的共同體意識走實走深;而脫貧攻堅的偉大勝利又進一步夯實了民族團結進步的堅實物質基礎。
在這些積淀上，普洱在加強興邊富民的同時，注重堅持中華紅色基因的傳承發展，“成立云南省第一所民族團結進步干部教育學院”①，在2018年12月29日被國家民委命名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示范市”之后，不斷創新載體與方式，全方位打牢各民族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持續增強各民族的凝聚力與向心力。正是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整體推進中，與時俱進地激發出拜年儀式的時代生命力，不僅從族內走向族際，而且盛開出璀璨奪目的民族團結之花。不同的民族服飾交相輝映、不同的文化元素互融互鑒，不同的民族歌舞百花齊放、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生動詮釋著對偉大祖國的認同與中華民族一家親內涵。
四、認同轉換：拜年儀式現代轉化的心理維度
(一)從傳統的村寨頭人認同到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
第一，歷史上對村寨頭人的認同。新中國成立前，無論是作為代理人的土司的權力，還是國家的直接管轄權，都未曾進入寨子內部。村寨頭人是村寨最主要的管理者。因頭人具有較高的個人聲望，深諳本族群文化傳統，或因其原始民主制的管理方式，從而深受人們認同。
第二，新中國成立以后，瀾滄各族群眾對黨和國家的深厚認同。其中，掩映在深山峽谷的一面面五星紅旗，這些都是各族群眾內心深處家國情懷的深情告白;不僅如此，各族群眾還紛紛把這種認同感轉化為守土固邊管邊護邊的情懷與實際行動;此外，人們也用歌曲如《拉祜人民心向黨》《阿佤人民唱新歌》等來感黨恩頌黨情。這些都是瀾滄各族人民對黨和國家認同空前高漲的生動詮釋。從根本上說，正是對偉大祖國與中國共產黨的深厚認同，成為拜年儀式綻放全新時代內涵的根本心理邏輯支撐。特別是當各族群眾敲起鑼打起鼓、載歌載舞、歡天喜地、其樂融融、而且自發自覺地向政府、部隊、學校等拜年的時候，這不僅詮釋著一種無比自豪的國家共同體意識、也歌頌著一種黨與各族人民心連心的命運共同體意識。
(二)從民族認同到中華民族認同
第一，抗日戰爭以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自在走向自覺。歷史上，瀾滄各民族與中華大地上的其他民族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逐漸凝聚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但是這種認知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更多表現為一種自在狀態，直至近代救亡圖存特別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瀾滄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從自在走向自覺。第二，新中國成立以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覺醒走向牢固。
新中國成立以后，瀾滄各民族在黨的領導下高舉民族大團結旗幟。最典型的象征符號就是民族團結誓詞碑。1951年1月1日，普洱專區的少數民族代表人士組成的觀禮團返回云南后，便一同歃血盟誓：“我們二十六種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區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舉行了剽牛，喝了咒水，從此我們一心一德，團結到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誓為建設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奮斗!”②
民族團結誓詞碑，不僅是國家認同的標志性象征符號，也是云南民族關系翻開歷史新篇章的重要標志。在民族團結誓詞碑精神感召下以及民族團結進步持續建設下，各民族自覺為“我們”的“共同體”意識得到持續強化。而“共同體”意識正是拜年儀式得以“互融”與“共生”的重要心理邏輯。當各族人民手牽手，圍成數個同心圓，“和著蘆笙、嗩吶、象腳鼓和三弦等樂器載歌載舞，彼此祝福新的一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人畜興旺，家和事興”①的時候，不僅展示了各民族血脈相連、和諧共生的生動景象，也展現了中華民族一家親的濃濃氛圍。
五、象征性資源：拜年儀式現代轉化的功能維度
在中華民族走向強起來的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歷史必然性與極端重要性。各族群眾越是能“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②，就越能為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保駕護航，也越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聚磅礴力量。那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何鑄牢?民間儀式即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紐帶與內生機制。經“再生”“互融”與“共生”的瀾滄各民族大拜年儀式，不僅是“直過民族”歷史性跨越的一面鏡子，是國家認同與民族團結的一面鏡子，而且，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地方文化資源。
六、結語
本文試圖從政治人類學的視角豐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路徑，選取云南省普洱市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拜年儀式為個案，從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這一進程深入分析了其現代轉化的機理及其功能。從案例分析可見：
第一，拜年儀式的“再生”“互融”與“共生”，是在國家治理實踐與族裔群體文化自覺的交互中實現的。其在現代轉化中所呈現出來的這種時代生命力、生機與活力，強勁、閃爍，令人震撼!它用中華民族一家親的濃濃氛圍，用民族文化交融的盛宴，默默訴說著一個偉大飛躍，一個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并生動詮釋著一個千年跨越，一個從“知寨不知國”到“一心向黨、團結到底”的歷史性跨越。追根溯源，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雙重進路在西南邊疆的推進正是其現代轉化的根源所在，而中華民族的建設實踐又進一步推動著各民族在政治心理上從民族認同走向中華民族認同的認同轉換。經由現代轉化，拜年儀式被賦予豐富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涵，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粘合劑與催化劑，具有春風化雨般的文化浸潤意義。
第二，這個案例啟示我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創造性地利用好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有助于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內生文化資源。諸如，70年來云南邊疆各族人民一直弘揚的“民族團結誓詞碑精神”、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自發生成的“賓弄賽嗨”民族互助機制，等等，這些都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寶貴文化遺產。
第三，這個案例也啟發我們，內生文化資源作用發揮的關鍵就是要進行現代轉化。也就是不斷注入新的時代內涵與現代表現形式，特別是要“推動各民族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創新交融”①，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用喜聞樂見的方式，以人文化、大眾化的形式，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嵌入心田、鑄入靈魂。
作者：廖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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