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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歷程中，國家職能最初是在自由放任思想下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隨著壟斷經濟發展以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干預經濟思想，這一職能最終在經過應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國家干預經濟實踐后，完成了向“干預者”的轉變。這種轉變不但建立在相關理論基礎上，更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矛盾及國家干預經濟的實踐模式存在密切關聯。論文據此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職能的嬗變作再探討。
關鍵詞：資本主義經濟 國家職能 自由放任
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和恩格斯又認為：“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為了使這些對立面以及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序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之內，這種在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的力量就是‘國家’”(馬克思、恩格斯，1995)。由此，可以了解到國家的職能主要是調和或緩和社會內部在階級、經濟利益等方面的沖突和對抗，以保證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正常運行。為達成上述效果，國家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而且這種強制性會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而不斷增加。具體到本文所要論述的“國家職能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歷程中的嬗變”，實際上就是考察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強制性職能，如何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不同矛盾的出現所表現出的存在形式與強弱的變化。與之前部分學者對資本主義國家職能的考察不同，本文不但承認這種國家職能經歷了長期的歷史嬗變，更強調這一職能的變遷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矛盾，以及與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和實踐模式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這一影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重要問題作進一步的論述。
早期資本主義經濟階段對“國家職能”的定位
資本主義漫長的早期發展階段，尤其是在原始積累和殖民主義時期，國家職能主要表現為，資產階級通過政治力量和駭人聽聞的暴力手段打擊封建勢力。但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據統治地位后，這種職能則有所減弱，并逐步向維持資本主義自身機制運轉的方向轉變。對此，恩格斯曾指出：“現代國家都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馬克思、恩格斯，1995)。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國家職能形象比喻為“守夜人”的角色。以上所指的“外部條件”和“守夜人”的職責，主要是保證資本主義國家安全不受侵犯，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不遭到擾亂，以及創造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良好外部環境。
其實，對于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來說，不論是在自由競爭階段還是在壟斷開始、形成和發展的時期，都一直存在著對社會狀況的上述要求。而在資本主義早期經濟發展階段，國家之所以要以“守夜人”的角色出現，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從開始一直到20世紀初基本上是遵循“市場自發調節”的思想理念。這一理論體系將資本主義比作是一部結構精良的、能自我調節的機器，資本主義內在和自發形成的市場機制能自動調節一切經濟行為，經濟運行完全由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縱。資本主義生產會自行創造出相應的社會需求，國家經濟不會出現因生產過剩而引發的危機，更不會出現因危機而帶來的大規模失業現象。由此，當時的學者和政府官員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甚至是有悖于客觀經濟規律的，市場應是社會經濟運行的唯一調節機制。持上述觀點的亞當•斯密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依賴自由市場，而自由市場是政府不加干預，市場按照自身的規律運行和發展;自由市場是競爭的，政府的作用僅僅是保證競爭的公平進行�？傊�，在亞當•斯密完整闡述的上述自由競爭和自由市場的理論中，核心思想是強調資本主義建立在競爭的基礎上，是“自由放任”的社會。其倡導的自由放任是政府不干預經濟發展，不設規章制度不對經濟發展進行調控，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價格等由市場情況決定。以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說，是16世紀到19世紀末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經濟領域的主導理論，正是上述思想造就了該階段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與經濟發展之間較為松散的關系以及對國家“守夜人”的職能定位。
壟斷經濟發展誘發的矛盾與對“國家職能”的新認識
隨著資本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大規模生產的壟斷經濟時代，以市場調控、自由競爭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經濟逐漸暴露出自身的機制性弊端，出現了所謂的“市場失靈”問題。這一問題和一系列矛盾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社會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外部化”問題、市場壟斷與有效資源配置之間的矛盾、失業問題、公共性消費品供給的困難、消費者獲取消費信息的困難、市場自我調整成本過大、國際收支難以平衡(武克全，1999)。“市場失靈”問題及相關矛盾貫穿了20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及矛盾的有效措施就是改變原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守夜人”式的經濟職能，加強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盡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主要交戰國采取諸如設置機構等措施對國民經濟實行全面管制，并通過對部分企業實行國有化等辦法加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徐崇溫，2000)。但這一時期國家干預經濟的職能，不但在舉措上缺乏系統性和有序性，更在理論上缺乏有效支撐，因此很多國家具體的做法帶有較強的盲目性。但這些問題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相關學說的問世而出現了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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