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本的時間變構與時間規訓及其異化后果

　　摘 要：數字技術的勃興催生了數字與資本聯盟以追求最大化價值增殖的數字資本的最新資本形態。時間是資本的內核和根基，與傳統資本對時間的支配控制以及價值增殖對時間壓縮的內在訴求一致，數 字 資 本也將時間原子納入自身運動和增殖積累的系統圖式之內，引致了時間商 品 化、勞動溢時化和產消即時化的時間變構，時間變構和時間規訓構成了數字資本價值增殖的動能機制，彰顯了數字資本價值增殖的數字效率和時間邏輯，同時也帶來了隱而不顯的時間異化后果。

　　關鍵詞：時間變構;時間規訓;數字資本;價值增殖;異化后果

　　“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時間。”[1](P122)時 間既 是我 們 的生 存和 生 產方 式，也 是我 們的生 活和 發展空間，更是我們的思維和行為導向模式�，F時代，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革命的孕育和勃興，打破和解構了傳統社會的時間量表、時間模型和時間觀念，將人們普遍置于瞬息萬變的虛擬化、數字化和即時化時間緊迫的境地，時間成為數字技術社會中數字資本運動和價值增殖的內核和關鍵。在數字技術變革的影響下，時間的社會關系結構是如何變化的?數字資本是如何在數字技術背景下實現時間確權和實行時間規訓的?數字資本作為新的資本樣態有哪些新的時間特征?在新的時間特征和時間構境下，數字資本運動和積累增殖的后果有哪些?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既關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經典理論在場，也 關 涉 數 字資 本主 義 批判 向何 處去的 重大 實踐方向。本文在理論和現實的巨大張力中厘定時間變構與數字資本的內在關聯，以求探明數字資本的時間面向和數字資本增殖的時間異化后果。

　　一、數字資本的時間確權“時間就是權力，這對于一切文化形態的時間觀而言都是正確的。誰控制了時間體系、時間的象征和對時間的解釋，誰就控制了社會生活。”[1](P120)時間的權力特質和邏輯指向使得資本意欲確立自身的全面統治，就必須將時間納入自身體系之中并對其進行支配和操控。反過來，聚焦時間結構和透視時間體系，才能在動態化的技術變革和時間演化中，洞明資本運動過程的邏輯和通達資本權力運作的本質。

　　(一)資本對時間的支配和確權

　　對資本與時間關聯的研究探討，是以商品、技術、機器、分工等為關聯變量，并伴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布展和整體性社會變革而開展的。在人們普遍感到數字化革命所帶來的數字化加速體驗時，加拿大左翼加速主義的代表威廉姆斯和斯爾尼塞克首先重釋了馬克思主義加速主義概念，提出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加速主義策略。德國社會學家羅薩率先對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引致的社會時間結構的變構和加速邏輯進行了解碼，對時間加速導致的新異化后果進行了批判性分析。國內學者吳國盛較早地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時間架構和時間表征，對資本與時間的分配計算和壟斷權進行了鞭辟入里的診斷和剖析。仰海峰指認了資本主義時代資本邏輯與時間規劃的同構化。白剛從時間維度指出數字資本邏輯最大化和最極端操控時間的可能性。藍江從數據、時間、交往、治理等多角度解析了數字資本的增殖邏輯和數字異化后果。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

　　第一，資本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社會中先驗的時間結構和時間循環模式，使時間成為由資本規劃、計算、轉譯和操控的原子要素。

　　第二，數字資本是數字技術和 “一般數據”的資本化和價值增殖化，它的前提是數字技術和 “一般數據”的資本獨占，它的增殖邏輯是資本通過數字技術和數據化處理系統，無償攫取和占據普通數字用戶和數字勞動者產生的 “一般數據”，即在數字資本關系的統攝下無償地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即吞噬剩余勞動時間，從而實現數字資本的擴大增殖。數據要素是數字資本的具體物化樣態，而數字資本本質上是一種借助數字技術進行價值增殖的剝削性關系和社會權力結構。

　　第三，數字資本主義階段，勞動時間 依 然是 “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2](P101)，數字資 本要實現價值增殖依然要靠隱匿地 “盜竊他人 的 勞動 時間”[2](P101)，因 此，對 數字 資本 至關重 要的 時間邏輯和時間趨勢是 “縮減必要勞動時間形式的勞動時間，以便增加剩余勞動形式的勞動時間;因此，越來越使剩余勞動時間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條件———生死攸關的問題”[2](P101)。理解數字資本的時間邏輯，首先要厘清作為一般形態的資本與時間的關系。資本的出現開啟了生產過程的嶄新時代，與農業時期散漫化和自由化的生產相比，工業文明時期的工業生產和工廠制度是紀律嚴明且分秒必爭的，工廠生產對時間的精確化量度和精準性計算將人們帶入由時鐘監督和鞭策的計算化的時間情景之中，這種情景的前奏是商品的普遍化。

　　進言之，是以 “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2](P101)為必要前提的。在以交換價值為目 的 的 普 遍化 的 商 品 交易中，具 有不同質的 使 用價值的商品要能夠相互比較即轉化為量的關系和比例，就必須撇開使用價值和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等一切可以感知到的不同質的有用性和特殊性，經由商品交換的工序和蒸餾器， “各種勞動不再有什么差別，全都化為相同 的 人 類 勞動，抽象 人 類 勞 動”[3](P51)。抽象人類勞動構成了商品的價值實體，成為商品去質性化的量化尺度，它由 “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3](P51)。

　　因此， “時間被賦予價值”[1](P123)， “商品交換的普遍化使物化時間的意義得以呈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4]。在物化時間的嶄新地平上，“一切向錢看”和 “時間就是金錢”成為新的商品化世界最精準的縮略語，因為 “確實，時間已經成了經濟運作中精心安排和精密計算的對象，它是一種貨幣形式。……所有的人都是通過出賣自己的時間而獲取報酬，所有的報酬都標明時間量，一小時、一天、一周或一個月、一年”[1](P124)。因此，對于資本和資本增殖而言，所有異質性的要素都被換算為平均化的時間，時間就是一切，“而贏得時間，就是贏得一切”[5](P187)。馬克思以時間為切入點，揭示了資本或剩余價值生產的時間隱秘。首先，資本和資本增殖的前提和基礎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的形成是由于勞動者失去了開展勞動所依賴的一切生產資料，資本的先占和獨有優勢劫奪了雇傭勞動者真正自由勞動的時間，對自由的雇傭勞動者和當事人而言， “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 被 迫出賣勞 動 力的 時 間”[3](P349)。

　　其 次，資 本的價值增 殖 “來 源于同一個勞動過程……的持續時間的延長”[3](P230)。因 此，價 值增 殖必 須 超過 補償 勞動力 付出 的時間節點并延長一定的勞動時間。在延長的勞 動 時 間 里，資本實現扣除補償勞動力成本之外的價值增殖。任何勞動當然首先是特殊形式的勞動，勞動固然有其特殊的規定性和有用性，但是在價值形成和價值增殖過程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并不是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而是勞動作為 “一般的抽象的社會勞動”，是勞動的單純的量在時間上的持續。再 次， “時間的原子就是利潤的要素”[3](P281)，因 此，時間就是利潤的空間，為了爭取最大限度的利潤，無論是絕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還是相對增大剩余勞動時間對必要勞動時間的配比關系，最后都落腳于對時間的榨取和爭奪。最后，在資本的循環流通中 G—W…P…W′—G′，時空分異本質上是確立了時間對空間的優先性，質言之，空間只是作為時間的變量條件，時間是資本循環流通的首要考慮選項。

　　(二)數字資本的本質及其時間訴求

　　數字資本是網絡信息技術條件下資本發展的重大變革和最新樣態，數字資本的形成和運轉以私有制為前提，其所追求的目的仍然是無止境的價值增殖。因此，與傳統的資本形式相比，數字資本之為資本的支配地位和宰制權力沒有變，數字資本之為資本的關系本質和增殖內芯沒有變。雖然數字技術與資本的共謀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實現了 “從物質性的生產的支配地位到非物質性的生產的技術 (數字)霸權的轉變”[6]，但是，這種生產和支配方式的轉變不僅沒有根本改變資本與時間的關系，相反，由于數字技術、網絡平臺和數字勞動等新的勞動方式和媒介作用，時間在數字化網絡信息時代對于數字資本的作用和意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明白和顯著。

　　第一，時間價值在數字資本時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一方面，與傳統社會一樣，數字資本時代商品交換依然遵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裁定的價值標準，節約或節省生產時間就能直接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和利潤。因此，在數字資本家眼中，時間就是數字資本利潤的原子或利潤本身，是數字資本價值增殖的首要原因。數字資本經濟本質上是時間經濟，誰壟斷和占有更多的時間，誰就占有和壟斷更多的剩余價值和利潤。隨著商品生產的非物質化和商品消費的符碼化，時間作為崇高價值標準的作用更加凸顯。數字資本家甚至認為，他們 “從他們的雇員那里買下的是 ‘時間’本身，而不再是他們的勞動所生產的產品”[7](P191)。時間成為旋轉軸和指揮棒，成了監督 和驅使 人們 不 斷填 充 時 間和 運用時 間的 無形皮鞭，驅使人們調整自己的時間安排和改變自己的時間策略，以便利和服務于數字資本增殖。

　　另一方面，與傳統社會相異，萬物互聯時代的高度信息化、智能化和平臺化建構了同步化勞動和即時化生產，“催生出了基于網絡化大協作、智能化大匹配、平臺化大集成的新的數字化社會大生產形式，極大地提升了數字社會生產效率，為數字資本以更大規模、更高效率攫取剩余價值提供了更發達的生產力手段”[8]。

　　第二，數字 資本比 以 往任 何時 候 都加 強了 對 時間 的 控 制。在數字資本的支配下，“幾乎所有的技術發現和裝置都與獲取或節約時間有關，它 們的 目的 都 是 為 了克 服慢，提高速度。家庭日用器械、通信工具、交通運輸工具如此，那些能夠在小數秒的時間內完成用人工幾代人才能完成的運算的計算機也是如此，能量產出裝置和軍事裝備無不如此。速度是到處受到尊崇的新的上帝”[1](P123-124)。數字資本對時間的精準化控制是借助于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平臺實現的。

　　一 方 面，網絡通訊工具相比一般的交通運輸工具，更能克服時空的分離和實現時間對空間的消滅，在即時性的網絡視訊和網絡化的虛擬空間中，不僅能夠實現非接觸的、實時的、面對面的勞動分配和任務分解，從而減輕和消除地域分隔給數字資本帶來的時間損耗和效率損失，而且它還能夠通過創造多個平行時空進行社會場所重組，從而加速數字資本循環周轉。

　　另一方面，大數據平臺使人們被數據刺穿并淪為一連串的數據代碼和符號，在表面上游離的、碎片化和自由化的網絡時間里，平臺運用算法治理技術實時地、精準地、分毫不差地記錄、采集和監控每個數據人的瀏覽痕跡、行為特征和選擇偏好，以此剖繪數據人的用戶畫像，并據此進行信息推送和商品推介。這一開敞式的全景治理隱匿地實現了數字資本治理和增殖的多重目的。第三，時間提升加速成為數字資本價值增殖最重要的要素。數字資本是一種自行增殖的價值，而且是通過生產運動和流通運動的雙重形式實現價值增殖的運動價值。資本要在運動中增殖，就必須保持周而復始的不斷循環周轉和再生產。同樣地，數字資本要實現價值增殖，也必須保持反復不斷的周轉。對于同一數量的數字資本而言，如果每次數字資本周轉帶來的剩余價值是一定的，那么數字資本周轉的速度越快，在一定時間內帶來的剩余價值總量也就越多。

　　可見，時間和速度是影響數字資本周轉和剩余價值的關鍵因素。此外，數字生產資本的數字固定資本和數字流動資本的構成也是影響周轉和價值增殖的另一關鍵因素。數字生產資本具有高資本有機構成和技術資本的高壟斷門檻，因而使 其 能 夠 在本 領 域內 制訂 “偽-普遍 性的標準”[9](P14)，從而獲取數字化租金和高額壟斷利潤。而對于數字資本的兩部分構成而言，數字固定資本作為沉沒成本，只在數字生產開展前作為重要的考量價值，數字生產一經展開，作為 “已然”和不可更改事實的數字固定資本便不在考慮范圍，而數字流動資本則是影響邊際生產成本和數字資本未來收益的關鍵變量。已經產出的數字商品具有海量全體性、開放共享性和重復利用性等特征，數字商品可以實現交換流通的同時性和經營售賣的重復性，因而能夠實現價值和價值增殖的雙倍增和雙加速，合流創造和實現更多的價值和剩余價值。

　　二、數字資本的時間變構

　　由于社會時間遵循資本邏輯，因此資本的出場和形態變化必然要求重新定義時間觀念和規劃時間圖景，數字資本也不例外，要根據自身價值增殖的內在訴求改變時間的社會結構，重新設計時間安排和進行時間規訓。

　　(一)時間商品化數字資本時代時間商品化的條件和表征在于：

　　第一，時間具有商品的二因素，并且在時間的商品體中，使用價值服從于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具有凌駕于使用價值之上的優先性和絕對性。在商品化和數字資本的�？叵拢瑫r間 “和這一生產系統范圍中一切被生產出來或可資利用的財富一樣隸屬于同一法則：私有或公共財產的法則，占有的法則，被擁有且可讓與的、異化了的或自由的客體的法則，而這種客體和根據這一系統模式生產出來的一切物品一樣 從屬于交換價值的物化抽象”[10](P147)。時間商品化的實質是時間的客體凝固化或時間的物態抽象化。

　　第二，在數字資本的秩序和計算程式中，時間和金錢一樣，“都是交換價值體系的同一種表達方式”[10](P151)。而且，時間還具有了一般等價物的某種特征，表現為 “作為 時 間計算 的物 品，它 能 夠而 且應 該與任 何其 他商品(尤其是金錢)進行交換”[10](P149)。因此，時間商品化之 “時間就是金錢” “時間就是生命”的類比是數字資本最深刻、最全面的現實描繪和真實寫照，也是置身于數字社會對時間進行分析的基礎。時間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使得數字資本對時間財富的需求成為最大的需求。讓·鮑德里 亞認 為“僅僅對這種財富的需求就幾乎相當于對其他任何財富需求之總和”[10](P146)。

　　因而，數字資本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價值增殖也必然要緊緊抓住時間這一最有潛力的生金因子。達拉斯·斯麥茲[11](P17-40)提出的 “受眾商品”即從時間商品化的角度揭示了數字資本增殖的隱秘，他指出壟斷資本主義實現了對稀缺時間的最大化侵占，睡眠時間以外都是工作時間， “無休閑”成為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常態。即便是工作之余的休閑娛樂時間實質也是為廣告商無償生產和貢獻的 “受 眾 時 間” (即 “工 作 時間”)。“受眾時間”履行為商品進行營銷和加速交換消費流通過程的職能，因而為數字資本增殖提供了時間源泉。蘇特·加利等[12]對達拉斯·斯麥茲的 “受眾 商 品 論”進 行了 修正 和補充。他 們在價值形成和價值增殖的過程中，發現了 “受眾勞動”必然被裹挾進數字資本積累和增殖邏輯之中的奧秘，并指出媒體與受 眾 之 間 是雇 傭 關 系。

　　受眾 出 賣給 媒體 的 是他 的 “觀看 力”，這種 “觀 看 力”就是數字資本時代的 “勞動力”，“勞動時間”即為 “觀看時間”，媒體售賣給廣告商的就是受眾的“觀看時間”。“觀看時間”分為觀看電視節目的 “必要觀看時間”和觀看廣告的 “剩余觀看時間”，數字資本要追逐和實現利潤勢必要最小化 “必要觀看時間”和最大化 “剩余觀看時間”。為此，絕對延長總觀看時間或在總觀看時間不變的前提下縮小 “必要觀看時間”/ “剩余觀看時間”的比率就成為數字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兩種方案。可見， “可切分的、抽象的、被計時的時間”與交換價值系統是同質的，“其中不僅包括它們商業價值計算中的勞動時間，而且包括休閑時間”[10](P149)，全部都是數字資本增殖的源泉。因而，將所有人都打造成為為數字資本增殖貢獻力量的數字勞工，并吸納數字勞工的全部時間就成為數字資本變構時間結構的必然邏輯，勞動溢時化應運而生。

　　(二)勞動溢時化

　　勞動溢時化是指在勞動體制的靈活化、勞動布局的分散化、勞動過程的彈性化、勞動模式的多元化、勞動力市場的擴大化以及勞動力控制的合理化等多維合力的助推下所形成的自由時間缺乏和勞動時間漫溢。勞動時間漫溢是保障數字資本靈活積累的又一關鍵。相對于數字資本價值增殖而言，勞動力數量總是表現得供過于求，相對過剩的勞動人口因此成為造成勞動時間通脹和過度勞動的因素。

　　第一，勞 動體 制的 靈 活性 充 溢了 勞動力市場。后 福 特 時期，資本增殖受限引來了勞動體制的重構，形成了從中心到外圍的勞動力市場結構。處于勞動力市場核心的勞動者是具有 “全日工作時間”和 “永久身份”的穩定群體，享有良好的晉級升職機會、隨時隨地的技能培訓、全面周到的養老保險和其他附加的權益保障。這個穩定的群體由于不能滿足數字資本的靈活積累而在不斷減少收縮。處于勞動力市場外圍的勞動者是不具有 “全日工作時間”和 “永久身份”的邊緣群體，包括 “辦事員、秘書、日常的和次要的熟練手工工作”等高周轉勞動力和 “非全日的、不定期的、固定條件的合同工作人員，臨時的、轉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貼資助的受訓人員”[13](P196)等很快能夠交 易 得 到 并隨時可 以 不花 任何 成 本代 價而 解 雇的高 流 動 勞 動 力。

　　第 二，勞動布局的分散化拓展了勞動力市場。在數字信息技術和網絡平臺的助力下，勞動任務的即時性分解和同步化完工無形中增加了不同區域、國家以及全球范圍勞動力競爭的數量，大量底層勞動者之間出現了內卷化競爭，反噬和消解了勞動者日益改善的勞動條件、勞動環境和勞動待遇。第三，勞動過程的彈性化延異了勞動力市場。對傳統資本形式而言，輪班制即 “把工作日延長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長到夜間，只是 一種緩和 的 辦法，只能大致滿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勞動鮮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晝夜24小時內都占有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要求”[3](P297)。這種對最大化膨脹時間的嗜欲和最大化占有時間的內在驅動在數字時代成為現實。數字網絡技術的興起消解了傳統固定化的 “生產時 間” 與 “消 費 時 間” 的 邊 界， “觀 看 即 勞 動” 表 明 “消費的時間即是生產的時間”[10](P151)。

　　除此之外，數字資本最大化增殖還消弭了死板機械化的 “工作時間”與 “非工作時間”的界限，打造了數字資本新的時間模態。新的時間模態不僅打通了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而且把人們用來審美和休閑的閑暇時間全部置換為工作時間。這種置換不是赤裸的、暴力的強制置換，而是隱匿的、以機動性和靈動性之名實現的置換。初衷顯現了結果，最終 “工作時間”相較于 “非工作時間”大幅度增加了。在數字資本的規約和導引下，“‘自由’時間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著受制約的時間”[10](P151)�；蛘哒f自由時間和受束縛的時間在結構和邏輯上都是一致的。自由時間的意義僅僅在于為數字資本工作的 “時間恢復”和最大化延長， “時間只有作為物品、作為每個人都能 ‘隨心所欲地’用于 ‘投資’的由年、時、日、周構成的計時資本才能得到 ‘解放’。既然它的計時要受到總體性抽象即生產系統的抽象的支配，因此事實上它已經不再 ‘自由’了”[10](P147)。

　　三、數字資本的時間規訓及其異化表征

　　數字資本以先進的數字技術和便捷的時間效率極大地推動了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實現了生產方式的革命性變革，創造了大量的 “自由時間”，但同時，數字資本依然建立在 “舊的生產關系”之上，因而其生產仍立基在資本與勞動時間分立和時間落差的基礎上。 “自由時間”并不是全體的“自由時間”，而是數字資本和數字資本家的 “自由時間”，時間剝奪和時間侵占在更廣泛的范圍以更大的強度推延開來，形成了時間集成、時間加速和時間馴化的時間特征，造成了數字資本價值獨攬、風險加碼和意識屈從的消極異化后果。

　　資本論文范例：環境不確定性、產融結合與資本結構動態調整

　　四、余 論

　　資本是時間集約型經濟，時間是資本價值增殖的要素源泉，節約工人的自由時間以便延長為資本增殖進行生產的勞動時間是資本本質的內在訴求。在機器大工業時期，由于機器體系的應用不僅對人們進行了嚴格的時間規定和紀律養成，而且由于機器相比工人在時間上的節省性、精準性和連續性，使得資本借機器生產之力達到了對工人勞動時間的逼迫和控制，以及對勞動以外的時間的無償剝奪和占有。資本 “不僅奪去了兒童游戲的時間，而且奪去了家庭本身慣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圍內從事的自由勞動的時間”[3](P454)。資本對勞動時間的依賴，使任何縮短勞動時間的工具和手段，最終都轉化為 “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3](P469)。

　　延長勞動時間限度、增加勞動耗能強度和提升勞動時間 密度，正體現 了資本對勞動時間的節奏改寫和重新劃定。技術是時間的自變量，時間是技術的因變量，技術向數字技術的躍遷和進階必然引發時間結構和時間量度的變動。數字資本借數字技術的東風實現了更加高級、更加全面和更無法抗拒的時間支配、時間控制和時間規訓。時間商品化、勞動溢時化和生產即時化的時間變構使數字資本最大化自身的時間版圖，同時也深化了對勞動者的時間剝奪。數字資本為自我增殖最大化地節約了時間，卻為一種最根本的固定資本即人自身最大化地浪費了自由時間。因此，從長遠而根本的立場出發，要改變時間規劃和實現新的時間變構，就需要放大數字資本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正向功能，打造包容型的數字生產模型，同時規約和消除數字資本宰制生命時間的消極異化后果，從而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和自由時間，促進和釋放人的解放的自由時間和自由潛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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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姜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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