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文章梳理總結了近十年情報學理論的發展歷程，從情報學基本概念、情報學哲學基
摘要：文章梳理總結了近十年情報學理論的發展歷程，從情報學基本概念、情報學哲學基礎、情報學原理、情報學學科建設、情報學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的情報學研究六大方面展開論述，明確情報學要在堅實自身理論內核的基礎上不斷尋求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
關鍵詞：情報學;情報概念;情報哲學;基本原理;學科建設;學科融合;情報學理論
隨著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移動互聯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情報學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如何在數字化時代背景下抓住機遇實現學科的可持續性發展成為當前學術界的重要議題。一門學科越是行穩致遠，越需要夯實理論基礎，越需要鞏固和深化理論內核。本文旨在評述近年來國內外情報學理論的研究成果，為新信息基礎環境下情報學的學科發展與轉型提供參考。
1情報學基本概念的研究
中文“情報”是一個泊來詞，最初由留日學生引入我國。日文“情報”兼具“intelligence”與“information“兩種含義，也就是說，日文中的“情報”兼具中文“情報”和“信息”兩種含義。我國“情報”概念與“intelligence”、“information”對應問題上的諸多爭議或來源于此�？傮w上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情報”概念具有不同內涵，其與當時的社會需求、社會語境和認知水平相適應[1]。學科基本概念是整個學科的發展基礎。術語翻譯的視角有助于我們辨明“情報”概念的來龍去脈。文獻[2]從情報學著述的翻譯工作入手，指出“情報”一詞出現語義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文“情報”與英文“intelligence”語義內涵與外延不同。
文獻[3]從術語學視角出發，歸納了導致情報術語使用混亂的三方面原因：第一，不同術語語境中對“情報”的認識不同，如國防軍事情報、競爭情報、信息理論三種語境下對“情報”的認識是各不相同的;第二，不同概念層次下的“情報”理解不同，例如思想單元、知識單元、認知單元層次的理解就存在差異;第三，對組合術語的不當拆分。在“情報”這一術語的翻譯問題上，柯平認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1993)與《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名詞》(2019)均將情報學與“informationscience”對應，沒有必要再將“情報”與非情報學領域的“intelligence”對應起來，情報學的發展務必從堅守術語開始[4]。術語之爭、概念之爭背后是內涵、研究對象之爭。“情報”概念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信息(文獻)背景、改革開放以后的知識服務背景和信息化網絡化快速發展的智能服務背景三個階段,可分別稱為情報1.0、情報2.0和情報3.0[5]。步入情報2.0時代以來，基本概念研究圍繞“情報”與“信息”“intelligence”與“information”的對應紛爭不斷。
爭論初期，學者們抱著二元對立的態度討論此問題。文獻[6]認為我國情報學教學內容已擴大到信息領域，信息構建、信息污染、信息鴻溝等被學界關注，基于對我國歷史、國情和學科建設的考慮，應承認informationscience的真情報學地位。而文獻[7]提出“intelligence”才是真情報科學，真情報科學應與信息科學劃清界限。經過一段時間對情報概念嬗變的討論，研究者逐漸認識到對“情報”概念的認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現實條件下是存在差別的。我國科技情報工作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文獻信息的采集、組織與傳遞是這一時期的核心，“情報”被界定為“消息”“報告”“成果”等[8]。20世紀90年代國家科委將“科技情報”更名為“科技信息”。
這一時期，“情報”與“information”的含義產生了對應[8]，“情報”的外延擴大，文獻[9]認為應將情報研究從科技情報領域擴大到所有情報領域，而對“intelligence”的研究不足以及對其功能的認識不足影響了我國情報學研究的健康發展[10]，但“情報”的外延不應無限制擴大，重視“intelligence”的研究有助于在兼顧廣度的基礎上深化情報內涵。
大數據理念與技術的迅速發展推動情報研究從以知識情報為特色的情報2.0時代進入以智能情報為特色的情報3.0時代[11]，“intelligence”再一次受到學界重視，學界對情報的研究在以“information”為主的基礎上引入intelligencestudy的研究內容。在信息鏈上，知識位于“information”的上游，而“intelligence”又是激活了的知識[12]�？梢哉f，知識是“information”與“intelligence”的中介和樞紐[13]。文獻[14]認為“情報”的對應概念應沿用“information”，但有必要更加關注“intelligence”。
總的來說，學界關于情報學基本概念的爭鳴在于術語的對應和術語背后的內涵。在術語應用上，應沿襲傳統，將情報學與“informationscience”對應，無須再開辟“intelligencestudy”或“intelligencescience”。在內涵上，“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從初期的對立走向整合，這意味著隨著歷史的發展，情報學中情報概念的內涵逐漸從信息鏈的信息向上延伸到智能，其涵蓋的范圍不斷擴大，內涵更加豐富，不斷適應著日益復雜的信息環境。不同于國內學者聚焦“情報”與“信息”的辨析，國外情報學基本概念研究側重于“information”的哲學內涵和其概念的層次性。以貝茨的信息哲學研究為例，從主客觀統一的角度來看，信息可以有如下定義——信息1：物質和能量的組織模式;信息2：被主體賦予意義的一些物質和能量組織的模式[15]。
上述概念表達了“information”的哲學內涵[6]，而在具體領域“information”概念又有不同的解釋，例如信息科學關注記錄信息、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關注表示型信息[16]。具體領域中的“information”概念并非是對概念的分類，而是映射了概念的不同側面。文獻[17]認為貝茨的信息定義存在概念誤區，其觀點是不徹底的自然主義，貝茨的觀點陷入對意義自然化研究的哲學困境，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信息科學的統一發展，是造成當前信息科學學科分離的原因之一。此外，國外研究注重辨析概念之間的關系，如“information”與知識、認知的關系。
貝茨認為知識是具有特定含義的、經個體經驗和理解整合加工后的信息[16]。信息概念具有不同的內涵，其理論基礎取決于不同的視角。文獻[18]介紹了三種有代表性的視角：面向系統的視角、面向用戶的視角和面向領域的視角。B.Hjørland，K.Herold，M.Buckland和B.Dervin對面向用戶和面向領域的視角較為關注。從歷史上看，LIS是從面向系統的視角(Systems-orientedView)發展起來的，再從面向用戶的視角(User-orientedView)發展到面向領域(Domain-orientedPerspective)的視角。
面向系統的視角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建立在數據記錄框架背景下，主張信息和相關性判斷是客觀的;面向用戶的視角強調對用戶的關注，例如用戶的認知狀態以及信息搜索的動機。在這一視角下，信息仍是客觀的，但相關性判斷是主觀的，并且與特定的任務相關。面向領域的視角與前兩個視角不同，在這一視角下，信息不能被歸結為客觀的表征和數據結構，也不能被歸結為主觀的或個人的信息需求，而必須以實用主義來界定，涉及由一個話語社區所構筑的情境、語境和知識等方面。在這種情況下，信息和相關性判斷都不是客觀的[18]。
2情報學哲學基礎
哲學被稱為“科學之科學”，是為具體科學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的科學。在新技術和新思想層出不窮的今天，情報學發展亟需哲學的指導和引領。近年來，社會認識論、信息哲學、元理論等哲學思想在情報學界得到了較高程度的關注。
2.1社會認識論
情報學是研究從產生知識到利用的學科，它與哲學上的認識論是緊密相連的，所以研究情報學哲學必然涉及哲學認識論觀點。社會認識論最早由美國圖書館學家謝拉和伊根在1952年創立，由謝拉發揚光大，得到了包括哲學界在內學術界的廣泛重視。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和發展，現代社會認識論突破了近代認識論認識主體只能是單個人的局限，將整個社會作為認識的主體，探索認識的社會性問題。社會認識論研究組織和社會是如何形成知識的[19]。
情報學基本概念與知識緊密相關，因此，社會認識論這一哲學思想對情報學學科研究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更有學者認為社會認識論是圖書情報學的最優理論基礎[20]。文獻[21]認為情報學應在從信息收集到信息分析的各個環節中引入社會因素，將社會認識論中的求真認識論引入情報學的知識評價體系。王知津等基于社會認識論的視角分析了信息傳播交流、分類、中介服務和質量評價的過程，提出應把信息和知識概念、知識傳輸與獲取、認知行為放在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背景下進行再認識，而不局限于研究個人認知行為;論證了情報學與社會認識論在信息交流與知識獲取上有內在的關聯，社會認識論為情報學提供方法論上的指導，情報學則為社會認識論提供展示的平臺[22]。
2.2信息哲學
西方信息哲學研究始于2002年牛津大學哲學家L.Floridi發表于《元哲學》上的“WhatisthePhilosophyofInformation?”。Floridi認為人并非獨立的實體，而是相互聯系的信息有機體，與其他機構、中介共享并生產實體，最終形成了一個由信息構成的全球環境[23]，并提出信息哲學會在未來成為“第一哲學”。盡管信息哲學還未如Floridi預測的那樣成為“第一哲學”，但其一經提出即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近幾年，信息哲學的分支信息倫理(InformationEthics)受到學界矚目，信息倫理是信息哲學區別于其他情報學哲學基礎的顯著特征，研究者討論信息轉向對社會動態的影響，涉及隱私、知識產權、信息獲取和信息提供者的倫理責任等問題[24-25]。我國的信息哲學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鄔焜教授的《思維是物質信息活動的高級形式》，鄔焜認為信息是描述物質到精神，精神到物質的中介環節，是“物質存在方式和狀態的顯示”，并區分了信息活動的三種基本形態——自在信息、自為信息和再生信息。2004年，其專著《信息哲學：理論、體系、方法》出版，標志著信息哲學思想走向成熟[26]。
3情報學基本原理的研究
基本原理的確立，可以提升一個學科的嚴謹性和科學性。馬費成提出的六大基本原理在情報學領域影響深遠。他在文獻[32]中闡釋了科學情報的三個本質屬性——離散分布性、有序性和相關性，指出在深入研究這三個本質屬性的基礎上，可以形成情報學的基本原理。隨后又在文獻[33]中系統介紹了情報學六大基本原理，即離散分布原理、有序性原理、相關性原理、最小省力原理、小世界原理和對數透視原理。其中，省力原理來自語言應用領域的齊夫(Zipf's)定律，小世界原理是相關性原理的具體表現，對數透視原理為情報學定量化提供了可能性，又側面印證了省力原理。
可以說，情報學六大基本原理是一個相互聯系、有其內在邏輯的整體。文獻[34]以競爭情報領域為例驗證了網絡環境中信息量的增長與其所具有的知識量之間存在對數關系，即傳統文獻計量研究中的對數透視原理依然適用于網絡新環境。曹樹金在運用對數透視理論和文獻計量法分析2005—2015年國內網絡輿情研究文獻后發現，盡管我國網絡輿情研究蓬勃發展，研究成果與報告激增，但其知識含量依然是線性增長[35]。
結語
當前人類社會正經歷著一場快速發展的技術變革與社會變革,情報學要想在這樣的變革中乘勢而上，就需要有堅實的學科理論內核，在明確自身理論核心的基礎上，與其他學科尤其是新興學科相融合相交叉，發現新的知識增長點，實現自身學科地位的鞏固與提高。
本文梳理總結了近十年情報學理論的發展歷程，從情報學基本概念、情報學哲學基礎、情報學原理、情報學學科建設、情報學理論體系、中國特色情報學研究六大方面進行了論述，并總結情報學理論研究體現出如下動向：①情報學基本概念研究從“information”與“intelligence”的二元對立走向將“intelligence”融入“information”;②元理論研究受到重視，情報學哲學基礎在經過多元化發展階段后走向整合;③情報學原理研究的主要陣地從文獻環境轉向網絡環境。
圖書檔案論文投稿刊物：《圖書情報工作》(半月刊)1980年創刊，始終恪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弘揚學術精神、推動事業發展的辦刊宗旨，形成了面向實踐、注重新技術、追求理論精品的特色，鑄就了求實創新的風格，成為中國大陸本學科領域具有權威性與指導性的刊物，而且在海外圖書情報界也享有相當的聲譽。
�、芮閳髮W作為“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的二級學科的學科地位逐漸明晰，在此前提下樹立新大情報觀;⑤情報學社會性凸顯，與計算機科學、圖書館學等其他學科交叉融合愈發廣泛而深入;⑥情報學理論體系面向數字化網絡化環境進行重塑;⑦以錢學森情報學思想為代表的中國特色情報學煥發生機，中國特色情報學將“情報”與“知識”概念緊密聯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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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雅婧1，王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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